忆胞兄松林

三月十九日(农历二月初四)是吾兄周年之忌日。去年之今日吾兄溘然辞世，临行之时未能瞑目。一双毫无光泽的眼睛仍然望着这个世界，望着周围的亲人，望着自己未竟的事业。

兄一生命途多舛。自幼丧母，我兄八岁(我四岁)母亲就撒手离开了我们，兄就与父亲一起到父亲任教的学校读书，成绩优异，高分录取到县第一中学。初中毕业就考取了广州美术学院附属中学，适逢文化浩劫的灾难，忍受辍学的痛苦回乡务农。家中无有亲人，只能投靠伯父一家，寄人篱下，更遭受外人白眼。父亲是文化革命专政的对象，子女当然没有政治地位可言。“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也没有女子敢走进这个专政对象的家庭。姨母看在眼里，疼在心里，便与姨夫做工作，将大女儿许配给我兄为妻，这样我的表姐就成了我的嫂子。产一女一儿。嫂与后母不睦，1979年与母一次争吵后服毒自尽。其时兄不足30岁，其幼女不足7岁，幼子不足三岁，父亲的悲剧又一次在兄身上重演。兄那时是个“亦工亦农”的放映员-----即在农村吃粮，在城里工作。无力照顾年幼的儿女，父亲义无反顾的揽下了暂时抚养的义务。

兄一生勤学不辍。从中学毕业以后就没有真正的上过什么学校。但可以用博览群书来形容他。他没有过人的才智，但他有过人的毅力；他没有平常人的生活条件，但他有超过平常人的吃苦精神。下放回到农村的时候他从“破四旧”的书堆中偷回《说岳全集》、《封神榜》、《薛仁贵征东》、《芥子园画谱》等书，大热天在楼上躲着看，父亲吓得战战兢兢，怕人发现。身患癌症在医院就医时，他每天还是书不离手。连医生都为之感动。我在读书和工作时，他都总是写信告诫鼓励我:我们是文化革命被毁掉的一代，唯有多读书弥补自己，没有知识，就没有立足之地。读书也确实成就了他，他通过自学取得了大学学历。从农民到工人，从工人到干部岗位，并且成为武汉市作协委员。他有自己的写作计划，可老天不公，夺去了他的生命。

兄一生义重如山。兄在我家叔伯兄弟中排行老三。个子不高，黑黑的，犹如宋三郎。其个性也确实如宋江。他酷爱人才。河南有一个民工，在医院打工，此人爱书法，每当人们看球赛离去，他便去捡人家扔下的报纸，回家练字。兄爱他，总是接济他。此人终成大器，成为中国当代青年书法家。他就是李家原。兄在自己的两个孩子第二天过早只剩下1角六分钱的情况下，仍用自己刚发的工资招待来访的朋友。他的人缘好，在他重病期间，很多朋友自发的为他捐款。在广州治病时他对我说:朋友们这样对待我，我感到万分惭愧，我无以为报，你要替我感谢他们啊!他自知不行了，还交待我差一个朋友2000元钱，不想背来生账。叫我立即去还了，他才放心。文艺界的许多人都以老师或兄长称呼他。

兄一生秉性耿直。兄性格直爽，对人从不拐弯。上至领导，下至朋友，只要你有不对地方，他不管场合，不管你是否能接受，都一针见血指出了来。就此他得罪了许多领导，也得罪过有的朋友。他说:我生来不是当官的料，当官的喜欢听好话，我不会说，当官的要端架子，我不会做。不是文化大革命，我当一名大学教授，可能做得很好。兄也很乐观。他自知自己不会有更多的日子了，但很少悲戚，他说:“看看孙中山我也知足了，他那么大的伟人也就活了60岁。”

每每回想起兄长的一生，我就潸然泪下。他曾说:“我感谢上天给了我一个好弟弟。”我借用他的话说:“感谢上天给了我一个令我尊重的好兄长。”

安息吧，哥哥!如果有来世,我还要做你的兄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