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海涛

　　2003年10月7日，我们敬重的父亲田云樵，一位曾经在党的隐蔽战线上出生入死的忠诚战士，走完了人生最后一步。他没有为我们子女留下什么家产，但是，他以一个共产党人的光明磊落、高风亮节的品德以及对信仰的执著和追求，给我们后代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为子女树立了很好的榜样。

　　青年时代的父亲，怀着救国的理想参加了革命。1931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以后，一直在中央机关从事秘密工作。抗日战争中，他经过延安抗大的锤炼;在抗日战场上，他参加过八路军115师与日寇的浴血奋战。多年的革命生涯，磨炼了他不畏艰难、不怕牺牲的优秀品质。

　　1946年初，父亲接受了新四军华中分局城工部部长张登(沙文汉)的指派，奉命潜入上海，联系上海地下党，发展组织，搜集情报。白色恐怖笼罩下的上海是没有硝烟的战场，在这几年中，他用他的智慧团结爱国民主人士开展进步事业，甚至周旋于上海的帮会之中，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爱国人士，为党的统一战线作出了一份贡献。

　　1948年秋冬之际，国内革命战争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尤其是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胜利，国民党军队的主力已丧失殆尽，完全处于劣势。国民党中的许多军政大员感到大势已去，不得不为自身的前途考虑，其中一些有识之士知道只有跟着共产党走，才是唯一的出路。根据当时形势急剧变化所需，中共上海局专门设立了策反工作委员会。我父亲作为策反委员会主要成员之一，在张执一、沙文汉的领导下，为配合上海的解放，出生入死从事国民党高级将领的策反工作，收集重大军事情报。其间，父亲策反过国民党精锐部队伞兵三团、交警第十八总队和宪兵第二团。

　　父亲在相继完成组织交与的联系段伯宇、段仲宇兄弟以及贾亦斌、刘农峻等人，策反国民党军队起义的工作后，又投入了紧张的上海解放策反工作中。

　　父亲作为策反淞沪警备司令部司令刘昌义的亲历者，感触特别多。由于父亲受潘汉年、扬帆冤案株连被审查，影片《战上海》中策反刘昌义的情节被改成了解放军指挥员在电话中劝降了这位敌军司令刘义(刘昌义)。

　　听父亲的叙述，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

　　1949年5月25日，人民解放军已经打到苏州河以南，而国民党有好几万的军队，在苏州河以北，从外白渡桥一直到造币厂桥，占据了制高点，以那些仓库、大楼以及比较坚固的建筑作为他们阻挡解放军的屏障。

　　5月25日的清晨，当时还兼任了沪西护厂大队大队长的父亲一夜未睡，一早就骑自行车到了设在苏州河边小沙渡路(现西康路)第二劳工医院里的护厂部。枪声激烈，战事正酣，他希望能为部队做些什么。他离开劳工医院，顺着小沙渡路朝枪声激烈处走去，见到在路边休息、满脸疲惫的解放军战士，他立刻上前问：“同志，你们的司令部在哪里?我要见你们的首长。”

　　接待我父亲的是解放军27军81师的师政委罗维道。罗政委听说有上海地下党的同志来接头，非常高兴，但一看到我父亲西装革履的样子又露出怀疑的神色。父亲通过自我介绍，尤其讲到曾和温逢山(时任华东军区第五分区司令员)共过事，罗政委的疑虑打消了。罗政委把当时军队遇到的困境告诉了我父亲：“敌人现在依仗那些高楼、仓库用火力封锁桥面，而我们又不能用重型武器。解放上海是有时间的，不能与敌人那么耗着，必须要打。但是，打起来，战士的伤亡又太大。不知地下党在河那边有无可利用的关系?”

　　“知道对方国民党守军部队的番号吗?”我父亲马上问道。

　　“国民党第51军。”

　　我父亲一听51军，马上想起来51军的军长叫王秉钺，他对共产党有一定的认识。因为在1949年的2月份，王秉钺驻守在镇江时，我父亲派了一个叫王仲民的去策反过他。

　　王仲民，东北人，毕业于东北讲武堂，曾经在国民党的西北军担任过职务，后来又到了国民党的国防部任少将部员。王仲民有爱国心，反对蒋介石投靠美国，也反对打内战。1948年受排挤退役，来上海担任海关税警大队大队长。王仲民由东北军元老宁武的介绍，和中共地下党取得了联系，积极地为共产党开展策反国民党部队的工作。王秉钺就是他曾经策反的一个对象。

　　那一次的策反没有成功，其原因是由于王秉钺是军长，当时重兵在手，而且那时候解放军还没有渡长江，所以犹豫不决。就在他犹豫的时候，部队又调防了，因此这件事情没办成。

　　如今整个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解放大军势如破竹，全国解放就在旦夕之间。虽然对王秉钺第一次没能策反成功，但如果王秉钺能审时度势的话，第二次策反还是有成功的可能。父亲愿意积极努力去做这件事情，马上提出了策反国民党51军的方案。方案提出，罗政委非常高兴，认为这是减少伤亡、突破苏州河北岸敌军防线的好办法，但他无法决定是否可以实施该方案，这毕竟是一件大事，因此，罗政委立即向27军的军长聂凤智请示。

　　聂凤智军长非常重视这个方案，很快，电话就打过来说同意这个方案，并把任务交给了我父亲，希望马上进行策反国民党51军阵前放下武器的工作。

　　接到任务，刻不容缓。父亲立刻打电话给王仲民。王仲民赶到劳工医院以后，我父亲就问：“还记得你的老朋友王秉钺吗?”

　　王仲民一听就问：“他在哪里?”

　　“就在对面。”我父亲说：“你对我说过，王秉钺对起义有想法，但也有顾虑。现在的形势不同了，大军压境，你是否可以过去一趟，劝他放下武器。”

　　此时，王仲民面露难色：“我去可以，但没有把握。一是王秉钺的副手是军统特务，我去了有可能被他搞掉，二是桥两头都在打枪，我没过桥可能就被打死。”

　　“这两个问题都不难，王秉钺现在深陷重围，你去帮他摆脱困境，他不会为难你的。至于打枪问题，我方可下令首先停止射击，为你过河创造条件。”我父亲严肃地分析当时的敌我形势，打消王仲民的思想顾虑。

　　王仲民深知如果答应了过河，可能就是赴一场生死约。他的思想激烈地斗争着：我死了，我的太太和孩子又如何生活?怎么办呢?

　　看着王仲民犹豫的样子，我父亲有点失望，说：“你过去做了那么多的错事，现在正是给你为人民立功的机会，如果你为人民立了功，人民会原谅你，你会有一个新生。现在既然你不愿去，你可以回去了，我另找别人。”

　　就这样，王仲民默默地走了，但父亲的话震撼了王仲民。不到半个小时，他又返了回来，说：“老田，我想明白了，我可以过去劝降王秉钺。但是，万一有个三长两短，我的孩子和我的太太将来就交给你们了，希望你们能照顾一下。”我父亲说，“你放心，如果真有万一，你的孩子你的家眷我们都会照顾的。”

　　父亲立刻带着王仲民来见罗政委，并和罗政委商量王仲民如何过桥。罗政委下令部队停止枪击，然后，派了两个参谋陪王仲民来到了前沿阵地造币厂桥(江宁路桥)。到了桥边上，解放军阵地的枪不打了，可对岸国民党阵地仍枪声不断，根本无法过桥。王仲民扯着嗓子大声叫：“别打了，别打了!”没有丝毫作用。

　　时间在飞逝，眼看快到中午了。这时，王仲民看见路边有一个烟纸店，就跑过去敲门。那时候店早已关掉了，枪声大作谁敢开店呢?“老板，快开门，我们要买张纸。”门被敲开后，他们买了一张大的白纸，然后跟店主借了笔和墨，写了“和平使者”四个字。

　　当王仲民把写着“和平使者”四个大字的白纸，慢慢举起时，对方看到了这四个大字，也停止了射击。王仲民举着这张白纸，一步一步地向桥上走去，这座桥似乎变得特别长，阵地两边都在注视着。

　　王仲民刚刚迈下北桥头，就被几个士兵扭住。“我有要事要见你们的军长，马上送我去军部!”他大声地说。

　　到了军部，进办公室一看，出来接待他的不是王秉钺，而是刘昌义。

　　刘昌义，河北人，具有标准军人豪爽的性格和体魄，跟电影里面刻画得完全不一样。他在西北军任过职，抗日战争时期，是个比较有名的抗日英雄。时任国民党中将，上海淞沪警备司令部副总司令(汤恩伯是淞沪警备司令部的总司令)、第51军代理军长。汤恩伯往台湾跑了，上海就交给他了，所以他是上海军界里面名义上的最高领导，掌握着整个上海的军权。

　　刘昌义出来接待王仲民，两个人一下子都很惊讶，没想到在这个地方碰到了，他们两个人是老相识，在西北军同事过。两人寒暄过后，王仲民就开门见山地说要找王秉钺军长。刘昌义说：“现在51军军长由我兼任了。”(其实，这时的王秉钺已成了解放军30军267团的俘虏。)

　　“既然如此，那我们也不必拐弯抹角了。我这次过来，是代表解放军来劝降的。现在形势已经很明确了，你们已经被包围了，再这么打下去，人民财产大量损失。你们这些部队尽管有几万人，总归是要打完的。难道你不为自己的前途考虑?我劝你还不如放下武器投诚。”

　　“不错，你讲的是事实。你是共产党派来的，但是你不能代表共产党，我要自己跟共产党说。”刘昌义深思熟虑后说道。

　　“没问题，我这就给你接通电话，你可以直接和他们通话。”说着，王仲民就在刘昌义的办公室把电话打到了江宁路劳工医院。这是他们的约定，王仲民顺利过桥以后，我父亲就一直守在电话机旁。

　　一接到电话，焦虑中的父亲顿时激动起来。这时已经是25日下午2时许。当时我父亲还以为是王秉钺的电话。

　　“我是刘昌义。”刘昌义自报家门。

　　“我是田云樵，是共产党的代表。王仲民是我们派出的劝降代表，是希望给你个出路。”

　　“我完全理解。”

　　父亲通过电话，跟刘昌义做了比较长的交谈，指出顽抗是徒劳的，投诚是唯一的出路。最终，刘昌义决定要跟解放军的高级指挥员谈判，谈放下武器的具体细节。

　　“我去还是你来?”我父亲问道。

　　“如果允许，还是我去。”为了表示他的诚意，刘昌义决定自己过来。

　　时间约定在下午4时，和王仲民一起通过造币厂桥过来。

　　接到消息，罗维道政委匆忙赶到劳工医院。父亲将电话递给罗政委，罗政委再次向刘昌义阐明了解放军的政策。

　　下午4时许，从造币厂桥北岸开来三辆吉普车，刘昌义带着副官以及王仲民来到解放军阵地。然后，我父亲和罗政委等人也乘车陪同他们的车一起到虹桥路27军前线指挥部。我父亲参与了当时谈判的整个过程，聂凤智军长把政治、军事大势跟他说了以后，刘昌义表示对蒋介石的统治是不满的，过去想投靠人民，苦于没有机会，今天当然要珍惜机会，愿意率部放下武器。但刘昌义也谈了很多条件和具体困难，有些条件当时解放军没能同意。谈判一直持续到25日的深夜十一二点钟，最终达成了一个初步协议，刘昌义部是放下武器投诚，刘昌义本人可以个别考虑;刘昌义指挥的51军和其他部队限时在指定地点集中，不听指挥的部队，由人民解放军解决。

　　随即，聂军长向三野陈毅司令员汇报。那时，专门负责上海接管工作的陈老总正乘火车从丹阳到苏州，得知此消息非常高兴，原定要住苏州的，后来就直接赶过来了。

　　5月26日凌晨1时许，陈老总回电来了，下达了四点指示：一是接受刘昌义的投诚;二是刘昌义的部队于26日集结到江湾地区;三是刘昌义的部队所撤出去的地区由解放军接防;最后，如果有部队不执行这个命令，由解放军解决。

　　聂军长宣读了陈毅司令员的指示，刘昌义又看了陈毅司令员指示的电报原文，立即表示接受。随即，刘昌义等人与聂军长告别，火速安排部队投诚事宜。我父亲等人送刘昌义仍由造币厂桥回到苏州河北岸。

　　5月26日上午8时许，刘昌义部队开始从苏州河北岸向东北方向撤走，人民解放军不费一枪一弹接管了这一防区，父亲田云樵随解放军81师大踏步地跨过了造币厂桥，上海的苏州河北岸终于完整地回到了人民的手中。

　　应该说，父亲田云樵的名字是与上海的解放连在一起的。他为上海苏州河以北的和平解放立下了功勋，他的名字将永远载入上海解放的史册，共和国不会忘记献身民族解放事业的先辈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