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人故事

——我们的家族史

内容说明

一九八四年，父亲的同学好友王少庭老师和我在同一个办公室，他常与我聊起他少时在咱家书塾跟二祖父读书的情景。他几次对我说过：“你们家过去在高密城里是一个正统的四世同堂之家，大家庭生活中积淀着丰富的内容，礼教之家许多的故事和规则应该让后人了解铭记，会代代受益的。

当时对王老师的建议我没有足够的认识，即时文革结束不久，家庭血统论，阶级斗争带来的那些灾难还是心有余悸，不敢提及过去。人不到一定年龄难以理解许多事物的本质，也想不到历史信息背后的价值。那时祖父还健在，且耳聪目明，记忆不衰。现在想来，如果能够遵从王老师的建议，用心地将一些细节询问保存下来，也是弥足珍贵的。祖父前后连接了七代人，他出生时，他的曾祖才六十一岁，一九八六年他九十岁寿终，他最小的曾孙李超、宝君已经出生，他是时代变迁、家庭盛衰的亲历者。我在祖父身边生活了36年，他不刻意讲过往，但有时因事或阅历感悟，也对我们说起一些大家庭的事情，这些都沉淀在我的记忆里。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时常忆起祖父母、父母亲的言传身教，想起家中的亲朋好友、老街坊邻居说过的我们家的事，我才开始对特有的家庭基因多方面思考，将我听说过的，我经历过的在脑海中串连，里面的确深藏着那么多的生活精髓。我小时候在家门外玩，有位老年人问：“你们家是祥泰吗？祥泰好人家。”那时什么也不懂，心里只是浮起茫然的问号。长大才明白了，他所指的好人家是指家人的人品和家风吧。我中年时候，还有许多人记得祥泰，记得树梓堂，每每说起来，都给予肯定的评说。

祥泰是咱家的商号，树梓堂是咱家的堂号，一个普通人家，可与更多的普通人家相比，有着诸多的不寻常经历，颇有些代表性、传奇性。仔细想想，现在我们每一个人不仅是血脉，就连同命运都还与那个大家庭有关。家庭的兴衰变化是时代变迁的缩影，我们各自的生活，也是由它的解散而发生变化的。七十多年前家园被战火焚毁，家人被迫离散，背井离乡，到异地艰难生存，一代一代至今天。在这渐行渐远的岁月，回望先辈的祖迹，他们的家国情怀，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乐善好施的品质，忠厚善良的本性，持续久远的家训家风，是留给我们后人的宝贵财富，是子孙后代形成特有感染力量的教科书。

我们的祖辈父辈是从家庭的盛景跌入低谷的承受者。他们历经战乱逃亡、贫穷饥寒、歧视折磨，曾经在流离颠沛的岁月中，在人世间的夹缝中求生存。尽管如此，始终恪守着本真，追求着人性的品格，抚养教育我们长大成人，把人性的最真实、最美好的东西传递给我们，我们感念感恩。常言说“根正苗正”，曾祖直系五代子孙中（我无法统计有多少人）,无论身居何处，无论从事什么职业，没有一个迷失自我误入歧途的，包括李家的女儿适异性所繁衍的子女。这就是家风伦理所滋养的结果。咱们的祖辈，身处富裕时，不骄奢、不霸气、不低俗；我们的父辈身处艰难时，不贫贱、不沉沦、不失望。这就是家庭精神的特质。世上没有无源之水，没有无根之木，咱们都要感谢生命的源头，生命的根本，愿每个人做家风的坚守者和传承者。“忠厚传家，勤俭继世”的家训家风，“奉公守法、心正意诚”的行辈准绳，永不过时，都不会因其久远而失去所存在的力量。

这次九叔回高密，嘱我把所了解的家庭事略待他下次回来时向他叙说。我所知道的只是从祖父、姑妈、父亲生前所述点滴。为能稍微条理向九叔汇报，我认真地顺理成书面。同时也能让我众多的兄弟姊妹侄儿侄女，还有异姓的外甥们了解，以继续生命的正向能量。如今李家人在不同的地方生存发展，分别居于中国大陆、台湾、香港和美国、智利、巴拉圭、法国、新加坡，但万溯归源，我向九叔所汇报的内容是咱们共同的资源。

我的所述源于亲人生前所讲、表叔的帮助，也有我在祖父身边的亲历及亲朋邻里之谈，不用描绘虚构，不敢讹语妄言。自家人说自家事让自家人了解，想必能够求得亲人心灵的相遇相通吧。感悟家族故事，有助于感染陶冶后人，有助于家庭、家族发展，有助于民族和社会发展。

李菊芳

2016.12.30

家传的故事

在高密，李姓是五大姓氏（张、王、李、单、傅）之一。城里的李姓有三：分别是老木田李、景芝李、皂户李。咱们为皂户李，现在那份简易家谱手册所记，明洪武二年，始祖李璋自山西洪洞移民至高密落户。史料记载，元末明初，中原及半岛地区连年发生洪旱蝗蚁等自然灾害，出现那种“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悲惨景象，几乎断绝人烟。明朝建立后，朱元璋实行大规模的移民调配人口政策，李璋便是东来的一员，此后在高密繁衍生息。

在落后的农耕时代，先祖也就是过那种“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简单生活，不知至哪代先祖，（祖父说过，我已忘记）以教书为生，那时的教书先生，收入微薄，因而常常举家粥食。某年除夕之夜，先祖母包好素饺子，准备下饺子摆供敬天祭祖，用尽家中柴草，不足以煮熟这顿饺子，先祖母无奈，她便趁着夜色，跑到街上，找点能够填入锅底的燃料，幸好发现一堆别人丢弃的破草鞋，她捡回来，帮助煮熟了这顿饺子，摆供过年。

在爆竹声中，辞旧迎新的阖家欢乐时刻，这一家人是如何咀嚼那种贫寒酸辛的味道的并不难想象。这件事深触了先祖父的心灵。他说，不能再这样穷下去了，决心改变生活状况，这个年夜，是李家人从贫寒逐步步入富裕的转折点。至于通过哪种劳动的途径来渐而改变的窘迫，不十分清楚。但在故事背后，一定有着万千的艰辛曲折，延续到十世祖，便有了开始购置土地的能力。

二OO四年中秋节前，姑妈住在小表姑家，我去看姑妈，她告诉我，小表姑的住处及周围就是十一世祖最早买的一块地。当时叫做“桃花地”，约20亩，位于西关路与创业街交汇处西面。之后家里不断发展，渐而购地多了，将桃花地作为老茔地。土地改革时，归属南关村。改革开放之后，南关村在此建设民宅，因此处地势平坦，交通方便，多为有头有脸的村民在此建房，有高密“小香港”之称。

自十一世祖至我们的曾祖，六代皆为单传。中国传统，五代为一服，旧时婚嫁的年龄小，以男方直系主线的四代人一起生活是常见现象。期间，几代先祖代代四世同堂，但人力单薄，前期的发展自然缓慢，始终过着那种勤苦劳作，节省俭约的日子。

自十一世祖到今天李守霖辈，李家又延续了十一代人，近三百年的悠悠岁月已过。“拾草鞋煮饺子”的故事离现在已经非常遥远，有的孩子根本不认识什么是草鞋。如今，李家的后代没有谁再过贫困的日子了，但故事精神静水深流，它仍让我们懂得：人生中最好的出路，便是积极的思路，继而躬行。困则求变能够产生走向未来的力量，在困境中能有大胆的想法，心怀希望，为之付出努力，会有与已往不同的结果。

李家的创业人

祖父曾对我们说过李家始初的创业者是哪位先祖，我没留心，只记得说是最早在旧居西南门外花园街开一间小卖铺，祥泰号，经营油盐酱醋之类调味品，逐步地扩大，至烶庆祖，将店铺迁移到南门外商业繁华地段。后来土改中，西南门外旧居归属了当时看门的齐家，2000年左右，此地段改造拆迁，齐家后人换取了几套门头房。我小时候，祖母常去齐家串门，有时带着我，我见那些房舍很低矮，那时是草盖顶，青砖基、土打的墙，东西有20米左右，南北院落能大一些，朝东门一条胡同通南面的小康河。此后多少年，我经常过往这里，对这个地方很熟悉。

烶庆高祖之前，家里就已经购买了城里西南门里房宅，房宅后邻三街。三街是城内最佳的居住地段，凡能在这里居住的都是诗书之家和商富人家。从城外花园街到城里，一道城墙之隔，城外的居住条件无法与城里相比，最主要的是能够解除土匪绑票的忧患。晚上关上城门，乱人无法进城，住在城里的人有安全感。

高祖烶庆是成功的创业者，是我祖父每每思念提及的人。他经营祥泰号期间，家业渐成规模，日益走向兴隆，祖父成人之后，高祖还健在。他勤劳持家，事必躬亲，带领儿孙悉心创业，祖孙三代共同经营，共谋家业发展，当时在高密成为美谈。

高祖与生俱来腿部残疾，走起路来跛跌不便，但自幼聪明，读完私塾,为清授宣德郎，（文职散官六品）他有志经商，没有出去担任职事。任何时期，经商都十分辛苦，也具有风险，高祖生活时期，还是农耕为主，民生凋敝，但是“祥泰号”，能够得以迅速发展，这不但要具备行业天赋，更需要有魄力和超凡的勤勉。他经营业务，徒步四乡，从不坐车子，往往披星戴月，日夜兼程，他将经营专销别人的产品变为自己制造加工。在花园街旧居开设了作坊，生产豆油、花生油、香油、酱醋，渐而扩大，边专卖边批发。生产经营做到仁爱和气，诚信尚义，重视义利共生，赢得客户的信任，不断增加客源。生意一直平稳上升。

他掌管翻新扩建了城里的住宅，扩建中，先后协商购置近邻四家的房舍。给予人家高于市场几倍价格的赔偿，使宅院达到较为方正的规模。在南门外购置了两处商铺，原先家中是从城律（李家营）一带置买土地，自他开始，便在大周阳后和城西地段购买上好土地，他经营的时期，积累了丰厚的基业。

曾祖鸿翥是幸运的，享了一辈子福，他是承业者，不用饱尝创业的艰辛。相对来说，他生活的大部分时期，社会比较安定，无战乱纷忧，读完书塾，轻轻松松从业，上有高祖指导安排，下有我祖父（業铭,字，子祯）的帮助，祥泰号生意更上一层楼。

高祖离世时，曾祖尚处治商经验丰富之时，人在中年，精力旺盛体力健壮，这时我祖父已经能够完全胜任商务。民国初年至抗战爆发，二十多年间，祖父正是年富力强时段，他担起了长子责任，经营管理祥泰号，继续创业，二祖父忠厚老实，掌管财务，商业田地严格把关，家庭开支精打细算，父子两代齐心协力，家中呈现出兴旺发达的殷盛景象。

我祖父是个精明强干。他进一步扩大经营范围，创办了民国时期高密第一家也是唯一一家贸易公司——惠发栈。经营粮油贩运批发。在高密火车站设总点，在站前街租赁货场，从当地和诸城、安丘、昌邑收购粮油，火车装运，在连云港、海洲等地设批发点。惠发栈依然秉承祥泰号商道，生日蒸蒸日上，利润颇好。那时的小商人受条件所限，不能经营远途贩运，惠发栈经营空间比较宽阔，钱赚得比较顺利。曾祖相貌端祥，举止言谈不俗，外人称之为“员外”，此间人又赠一号“老八万”，祖父是“小八万”。这说明父子俩能赚钱。惠发栈的会计范子桥 能双手打算盘，在当时是业务能力强的会计。他和祖父一直保持联系，相互来往，直到祖父去世。有一次祖父让我去给范子桥送东西，他说：“嫚，你不知道，好时侯惠发栈收粮的场面，大车小辆排号过磅，真是一眼望不到南头”。那时的生意应是空前的兴隆。前些年，县文史部门征集惠发栈史料，我们听说的只是星星点点，史料必须翔实，我们无法提供材料，因而不能满足文史部门的要求。

祖父常说，咱家毁于日本侵华战争，否则，祥泰号与惠发栈同时经营，本大利高，再有几年的发展，高密城财主中的资产，咱家应该较为可观。商业迅速发展，赚得了利润，先是加入了高密几家信誉商号股份：永和糕点、玉祥斋糕点、鹤峰茶庄，还在神仙巷东北自建一栋商业二层小楼。一九八六年秋，二伯父回家给祖父上百日祭奠，还特去寻看小楼旧址。商业小楼没来得及投入使用，“七七事变”爆发，此后它和家园一样毁于高密解放战争炮火之下 。此位置紧靠南门，解放战争第一次是从南门发起进攻的。除商业投资，家中也不断添置土地，田地在高密城的几大家中，咱家的土地不算多，总共千亩左右。表叔听姑妈说这是个保守的数字。

几代先祖呕心沥血，不懈努力，创业有成，他们希望子孙后代生生不息，永享富足，他们恐怕没有想到历史会发生变故。因为人们往往都 满怀有良好的愿望。祖父一代，改变了六代单传的状况，他们兄弟四人，因此家业发展壮大。              1934年，大伯（兆淇）县立中学毕业，他读书用功，学习     志趣强烈，想到济南继续读书，但大家庭长子长孙的角色和子承父业的观念在祖父心中不可动摇，这毁掉了大伯的前程，酿成了悲剧。祖父命他到鹤峰茶庄做实习生学买卖，学会计工作。当时家中已占鹤峰茶庄近半数股份，大伯才十七岁，心思在念书上，不去茶庄，唯命是从的大家庭家长制岂能违抗？祖父异常愤怒，对大伯施暴，父子终成对峙，祖父不准大伯出门。一年之后，他抑郁成疾，患神经病。继而，二伯父（兆浚）县中毕业，祖父又命他去茶庄学买卖，做会计，二伯父顺从听话，到茶庄做活，直至大家庭离散去了青岛。二伯父2008年去世，享年八十九岁，他是大家庭中最后一位参与学习经商的人。

祖父从未提到过大伯的病因。他说一切都是命运的安排，这许是他心间一辈子的痛。姑妈和傅少梅表祖母多次和我说过大伯的学识天赋优秀，我纳闷，祖父做人决不糊涂，为什么在儿子身上犯愚呢？一次我斗胆问过祖父，为什么不满足大伯的心愿，让他读书，非学做买卖不成呢？祖父道出了苦衷：多少辈子人创出的基业，要有人承守，家庭人口众多，须有谷防饥，再图发展，要有人手承担，这种传统观念在祖父头脑中根深蒂固，遮住了望眼。他认为大伯是长房长孙，天经地义承担继业责任。祖父说再一个原因是当时外面不安宁，恐怕他出去见了世面，接触了外界，没深没浅地参与一些学生运动，招惹事非。这个家庭自来就是安分守已过日子的人家保持者本分。祖父怎么也想不到，多少代人的血汗结晶，随着日本侵华、解放战争的烽烟，海市蜃楼般地消失了。如果大伯外出求学，他会得到应有的发展，很可能成为一个人才。即使他参加学生运动，不管是加入共产党还是国民党，他都会找到自己的信仰和出路，然而，他却成了一个可怜的饿死鬼。1958年，大伯43岁，死于饥饿。我清楚地记得，他生前不发病时，安然地呆坐着，时而诵吟古诗词、经文，发病时白天黑夜地背诵古书，重复一些他往年的陈事。他最后的日子，紧闭着嘴，不吃从人民公社食堂领回的糠菜窝头。去世后，祖父托人用一扇门把他抬出去。一周年祭日，祖母挪动着小脚，拎一罐粥带着我到他的坟头，祖母大哭一场，吓得我也哭。大伯母早亡，她是东关财主梁家的女儿，大伯父母没有儿女，至今大哥（奉棠）和弟弟（奉梓）为他们摆供纪念，大伯是被逼创业的牺牲品。

创业艰难败业易。先后二百多年，上下几代人，李家的血汗积累随着历史的变革划上了破碎的句号。祖父彻悟的一句话是：“这不是出了败家子挥霍殆尽，是气数的必然，这样我们上对得起祖宗，下对后人有法交待。”是的，家庭的创业史结束已七十多年，我们现在的这些后人除了五叔、六叔还 能沾点边，其余没有人享受过先人的财富之奢，但祖代用正道的劳动手段获得财富和艰苦努力的精神，让我们更贴近地懂得进取有为和奋斗的意义。至于说到剥削，那是不公正的。辛勤劳动获得的财富是光荣的。中国有“穷不过三代，富不过三代”的说法，我们应该理解为不仅仅指浮面的财富，也是指精神底蕴。近半个多世纪以来，李家人经历了坎坷多难，沧海桑田，各自并没有多少财富，但家传的道德规范，良好的风气，在代代延续，愿永不衰竭，子孙传承。

乐善好施，仗义疏财

乐善好施是一种人生态度，仗义疏财是一种人生境界，也是咱们家的处事方式，几代先祖以勤劳发家，以节俭持家，在积累了财富，有了能力之后，没有迷失钱财的方向，坚持“钱该花时一定花，不该用时分文不动”的原则，做了许多与民族、社会和他人有益的事情。

民国建立之前，曾祖的同窗好友刘冠三（康庄人）追随孙中山先生，进行宣传同盟会，反对帝制。回到高密，他经常出入咱家，拿些银两，曾祖尽最大可能帮助他。辛亥革命后，刘冠三在济南创办山左公学，在青岛创办震旦公学，曾祖也添补支持过他，曾祖对祖父说，刘冠三干的是正经事，应予以帮忙。

刘冠三少时在咱家书塾同曾祖一起读书。咱家请嵊县李先生教他俩读经书，去年见县里文史报载，说刘冠三幼时在城里大户李家陪读，陪读对象是李子祯（祖父业铭）这是误传，我们没听祖父说过有陪读之词。刘冠三和祖父是两代人，根本不可能同窗共读。他同曾祖究竟是否是陪读关系，现在也无法弄清。解放后，李先生之子李少棠在青岛铁路医院工作，住青岛湖北路，他生前一直和祖父有书信来往，祖父称李少堂为大叔。

辛亥革命时期，刘冠三被选为同盟会员负责人，国会议员，他每逢回高密，必到西南门里咱家中去。始初，他动员曾祖加入同盟会，曾祖喜欢过安稳的日子，不愿担额外风险。后来，刘冠三看好祖父，他聪明机灵，要带祖父到外面去。资助点钱是可以的，往外带儿子，曾祖无论如何也不答应，他以祖父是长子，需承担家务之由，婉言谢绝。刘冠三说一个有为的人才，放在家里，阻碍了前途。看来曾祖是个保守的人。祖父说，当时他也想出去见见世面，但父命难违，不敢发表自己的意见。之后不久，刘夫人病逝，祖父作媒，将祖母的大姐王惠菁嫁给刘冠三。曹锟贿选时，刘冠三生病住院，这位夫人不知深浅，接受了曹锟使人贿赂议员的五千块大洋，这给刘冠三抹上很不光彩的一笔。祖父每每说起此事，就批评大姐见钱眼开的糊涂妇人之见。

一九三六年，曾祖主持办两件重要事情。一是重修家谱；二是在西门外风筝地，打算盖几间房子建一所简易的平民小学。为上不起学的穷家孩子提供读书识字的机会。家谱资料收集工作由祖父负责，始祖李璋自明洪武二年来到高密，子孙繁衍近六百年，各支人员定居于不同地域，要逐一调查核对，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资料征集由祖父负责，历时近两年，接下来由二祖父起草校对完备，准备印刷，平民学堂征地亦付款交接，准备次年动工。不料抗战爆发，两件事均成泡影。

紧接着外出逃难，再之后曾祖中风，卧床不起。此后上述事情不再有条件研议。

日本人进驻了城里，打破了生活的宁静，有识之士，有钱人家纷纷四处逃难，城里多剩下些男人和老年人。那些大户，只留下守家的人。曾祖命家中停止商业活动，免收佃租，他指示 祖父守家，二祖父、三祖父带领全家老小去胶县郐家沟本族那里避难，家人在异乡呆了一年多。期间二祖父顺口占句，表述战乱离家伤感。姑妈记在心里，背给表叔听，表叔抄写下来：“崎岖不平至山庄，背井离乡来隐藏，春光秋色无心赏，何日才能归故乡？”那是家人第一次逃难，郐家沟的李姓是十世祖之前的分支，一直延续至今，人口兴旺，始终和咱家友好往来，至现在奉字这辈的奉梓和他们那边的奉进还互相走动，这缘于咱们的家人三次到这个小村庄避过难。第二次是内战时期。一九四六年，高密第一次攻城之前，全家人到郐家沟住了一段时间，部分人由那里先去了青岛，部分人回到了高密再去的青岛。第三次是文革期间，我的祖父又去那里避过难。前后四十年，本族人几代对咱们的家人去避难时，都给予了极好的照顾。对人家帮助是永远不能相忘的。在危难时候，他们之所以帮咱，也是曾经得到过咱们的帮助，这还原了帮别人就是帮自己善行。                                                    

咱们家里曾是四祖父和他的同学们抗日活动的联络点。那可是担着舍家性命的风险。四祖父回家问祖父要钱帮助救亡。祖父辗转向曾祖汇报，曾祖慷慨答应。四祖父往返于青岛高密之间。他住在城外祥泰商铺里，不到万不得一不回家。因为城门由日本人站岗，出入要鞠躬，他宁愿不回家也不向日本人低头。

地方陷入了混乱状态。高密伪政府成立地方治安维持会，有人推荐祖父参与，祖父坚决拒绝，不当汉奸。这时四祖父也让祖父到南乡十区帮他做些事情。有人举报祖父有反日嫌疑。商会会长梁仁甫（大伯母三叔）透露消息，让祖父出去躲避，祖父不怕，也不能弃家，结果被日本人捉进狱所，幸而地方士绅和商会力保，还有傅省三表祖（二伯母父亲）与一日本翻译官大刘相识，大刘是个有正义感 的学生，他从中周旋说祥泰是财主，李子祯是绅士，不会作乱，是有人故意中伤，家里出了钱赎回了祖父，保全了性命。

之后，傅省三表祖的干儿子孙超在街上为口角冒犯了日本人，被捉去说要喂狼狗。人命关天，表祖托大刘要人，但必须用钱，表祖和孙超家里拿不出这笔钱。孙超命悬一线，咱家又出钱救回了孙超，此人后来随国民政府去了台湾。抗战胜利后，咱家受到了国民政府的嘉奖，是抗日有功的家庭，颁发了证书，因这一背景，在文革中，祖父又遭受了不堪言状的灾难，被关押四个月，直到他的交待材料报到省里，上面毕竟有明白是非的人，才将祖父放回。在历史的紧要关头，在动荡不安的乱世中，不违背良心做事，为民族大义做出有益的事情，对普通平民百姓家庭来说，这是难能可贵的。

穿越了时间和空间，一路走来，乐善好施的家风，仍然没有改变。改革开放后，九叔回到上海，艰辛创业有成。自2004年，每年以十万元人民币资助高密部分贫困学生完成学业，至今已连续十五年。受益学生2000多人。高密在外的成功人士，发财人士也真不少，论及财富或许九叔比不上他们，但没有人回乡做什么善举。2008年，教育局想专门成立一个活动宣传室，宣传九叔的善行，九叔不同意，他说只想做点好事，这也没有什么了不起，不想为人所知。

从百年前支持民主革命同盟会员，到七十多年前支持抗日学生到今天助学，可以称得上是小人物做的郑重的事情，还有许多身边的小事，按道义该做的，咱们的先祖也做到了。帮弱济困，帮人创业，给人谋生活门路，给佣人的亲人丧葬，在咱们家是惯常。家中账上就连付讨饭的费用都有专项计划开支。

咱家有学舍，二祖父教自家的孩子，也顺便教街坊邻居上不起学的孩子，不收学资。四祖父、大伯、二伯在县中上学时，有几位乡间同学，休息日，他们多不回家，那时交通不便。凡能考进县立中学的，都是些品学兼优的孩子。这些农村学生，逢休息日就到咱们家里玩耍。像任达芝、任赞亭、任雨亭、侯竹坡、孙孝玉等。每逢到时家里来，咱家就招待这些同学吃顿饭，改善一下生活，变变伙食。姑妈说也没有什么太好的饭，也就是吃小米面饼子，炒个大锅菜。吃饱了，他们回学校。有时，也帮助他们解决一些暂时的书本费之类的小困难。这样常来常往，这些青年觉得咱家 里人值得交往。他们与咱家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他们顺着四祖父称祖父们为大哥、二哥、三哥，称姑妈为小妹。我们的父辈顺着四祖父称任达芝等为叔。任赞亭的女儿李玉清（随母姓）小姑至今告诉我们说任李两家不分家。后来，这些学生，虽然信仰不同，走的道路不一样，但都是些有血有肉的人。

咱家的规矩是如遇灾荒年岁，不收佃户田租，有的人家在这种年景是减租。打井修坝，有利于自己，也方便别人，在自家的田地附近打的井，周边的乡亲可以随便打水浇田，涝旱之年 ，出资赈灾，兴修水利，排涝除旱，现在城西卞家庄还有咱家修建的水坝遗迹。这个水坝，本应该早修，早在高祖时期，他认为桃花地的老茔地不宽阔，想另辟墓田，请南方风水邢建龄寻址，先生看好城西卞家庄后双沟南崖的一片田地，高祖同原主协商，高价买下，风水先生建议在茔地西南方修一水坝，“水贮财”，有利于子孙后代发展。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风调雨顺，高祖没有为自家“贮财”而立即修坝，直到1930年代，值干旱之年，曾祖才命祖父负责在此修起一较大水坝。征地、人工、费用自负，一方面为周边人带来方便，也圆了风水先生之说。前些年，给祖父祭扫，我都走过去看看那个水坝，水势很旺。（那片茔地里，长眠着高祖父母、曾祖父母、祖母、二祖父、大伯母。1960年初，茔地虽早已归公成为耕地，二祖父、祖母、大伯去世后，祖父找到卞家庄的书记，他们听说过咱家的为人，人家还允许几位先人下葬，至文革坟墓夷平。1986年，祖父去世。之前，他自己托人交涉，要茔地后面的双沟北涯向阳坡上的寸土，嘱我们以后把他葬在那里，能在亲人身边。他选择的地方村民已种着庄稼。他生前嘱我们定要赔偿破坏的东西，祖父过世下葬后，我们找到了庄稼的主人，人家不收一分钱，咱只好负一份人 情。我们不懂风水，可是看上去前后两条沟环绕，南面的沟离茔地约五百米，背面的沟紧贴茔地，原先是个十分开阔的地方，1992年茔地全被盖上民房，北双沟成了垃圾堆，2003年，我们将祖父的骨灰迁出，进入了公墓。

抗战期间，曾祖父等人外出逃难，祖父在家带领长工为因战争逃落到高密的难民设饭，对门的清立堂也为难民设饭，西南门里这两家人的善行,当时城里关外人所共知。

在积弱积穷的年代，高密有的穷苦人家将女儿卖到妓院，高密首席绅士李仞仟说这是给地方蒙耻，便召集绅士们商议，每家出钱合力赎出青岛平康里的高密藉女子，祖父率先支持，当时赎一个女孩子价格也并不低，祖父回家和曾祖商量，曾祖毫不犹豫，出资帮助，从平康里赎出女孩子数人。

故献人王福全，原先是祥泰的客户，小本经营油坊，咱家见他为人忠厚诚实，就帮他扩大经营，出资帮他建作坊，赊大豆让他加工豆油，使他的生意日渐兴隆，终于创办了福太和油坊，后来到青岛逃难，他全家也跟着咱在一起。

张华三是惠发栈的伙计，祖父见他有经商头脑，怕给咱工作耽误了他的发展前程，趁他年轻，祖父便引导他创办了商铺，也给予一定的帮助。

内战期间，自家已是岌岌可危。咱还出资给家里的理发师傅迟明斋置几亩薄田糊口。本想帮助人，却帮了倒忙，土改运动中，给人家理 了一辈子发的迟明斋因有了几亩地被划为地主。

祖父对我们说过，有些事情，之所以去做，不是有什么目的，只是求得一份心安。先祖们做到的许许多多善事。不是因为能力，也不是偶然，是因为有世代传承的精神坐标。先人积德，为后人赔福，古人所说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果，在祖父身上，得以证实，他九十多的高龄，就是因行善而延续下来的。虽然当初是处于人心的本能去做的。怎么也不会想到点滴善行能够和挽救自己的生命联系在一起。

大家庭的时候，家里每天早上有五六位长工去花园街西头大井挑水。有一年冬天下了大雪，挑水工回来说城门外有一个卖豆腐的中年人被冰雪滑倒，推豆腐的车子倒翻在地，豆腐瘫散在地上，卖人痛苦流涕，许多人围着看。在那个贫穷的年代，两板豆腐很可能是这个贫困家庭的老小生活的依托，今日卖出去豆腐，换来钱买上大豆腐，磨制豆腐，第二天赶卖。穷苦人只能如此转换着小本经营。此时豆腐翻倒散落地上，中年人除大哭一场还有什么办法呢？

祖父听说后，立刻从家里出去，到了城门外，见此状便问及了豆腐的成本，让众人帮忙，把能收起的豆腐收起来，将中年人领到家里，让人从粮囤装上豆腐相应成本的大豆。让祖母们将带泥的豆腐用刀刮掉，削出干净的让自己家人吃。这位卖豆腐人姓仪，城西卞家庄人，两板豆腐，充其量值百斤大豆，对咱家来说算不了什么，可对这位穷苦人来说，却是养活一家老小的血脉。当时祖父怎么也不会想到，这举手之劳在多少年以后，救了他的命，让他的生命延续到一九八六年，整整三十五个春秋。

新中国成立的第二个年头，中国农村实行土地改革。在这场空前的运动中，祖父是一个鲜明的人物。斗地主分田地，许多人不分是非，没有理性，没有法制，家里土地越多，罪恶就越大，四祖父已南迁，二祖父、三祖父在青岛，只有祖父在高密。土改工作组把祖父关押在初家村，准备送往南乡，和其他人一起，开棍棒会惩办（用棍棒活活打死）。这位仪姓人听说后，急忙联络解放前咱们家的佃户、工友、杂工，多人到工作组保人，准备将祖父等押往南乡的前一夜，这些人在押房门前蹲到了第二天，专人去开门时，工友等一齐涌进去，紧紧将祖父围住，做饭师傅李福德喊：“要抓要杀，我们来替，你们知道，祥泰养活了多少人吗？”

祸害这样的好人，不伤天害理吗？”翻身群众这么说，这么做，定不上什么罪，但对祖父来说，是救命的绳索。这些人的愤怒义举，工作组只好放回祖父，这场劫难过去，祖父又活了35年。

如果把祖父九十岁的人生旅程比作一场接力赛，那么他生命的接力棒又经李金亭传到李兆斌手中，又让祖父的生命从1971年延续了15年，使他又一次经大难不死而幸存。

李金亭，城南梨园人。他的父亲李德三出身贫苦，少年时玩土炮，炸掉右臂，他比祖父大十几岁。祖父少年时，每逢春季，就与城里的一些公子哥去梨园看花，认识了李德三，他一直杀牛煮老汤为生。后来祖父长大，依然去赏花，去喝牛肉老汤，见他为人实在，肯卖力气，作为一只胳膊的人做此活非常吃力。祖父建议他开一家旅店，为南北推车贩运的人提供方便，李德三苦于无本，祖父回家征得曾祖同意，给他四斗大豆（200市斤）作本开起了旅店，自此家景日趋好转，成家育子。一九五九年，李德三临终前嘱托祖父为他料理后事，嘱咐孩子们不能忘恩，说没有祥泰李家，就没有他们这个李家。文革时，李金亭在梨园任党支部书记。

李兆斌是胶县郐家沟人。先前说过，郐家沟李姓人是咱们的同族。分支至咱们祖辈也有十代以上吧。李兆斌同属我们的父辈，他们这一支是穷苦人，和咱这一支关系一直密切。那边家里人多给人家扛活，咱们家不断接济他们。他们的祖辈也嘱咐后人，无论什么时候，都不能忘记高密城里的本家。李兆斌叔很尊敬祖父，三年困难时期，他闯东北谋生，在黑龙江省尚志县做了教师。

一九七一年秋，文革运动变本加厉。祖父是“高密城里最大最坏的地主”，他弟弟“是国民党反动分子”，他被打成历史反革命，数罪并罚，成了众所之的。所在的高密西乡那个偏远的地方，对我们过去的家庭，对祖父个人的经历根本不了解，无知无识地对乡间绝无仅有的这样一位七十六岁的老人惨无人道的折磨。他们丧尽了天良。祖父白天牵牲口犁地，和青壮年一起翻土改岭，晚上加班开批斗会，初冬一个漆黑的夜晚，祖父从西乡逃跑出来，那时我已经结婚，住在城里，祖父先来到我家里。他说：“士可杀，不可辱，我不能死在那些无知手中，我想去东北找李兆斌，到那里躲避一下，他敢收留我，或许能保命，如不敢收留，在深山老林找棵树挂上，也不是少亡，比叫那些人打死还值得。”四十多年已过去，祖父那番话在我心头，无法挥去，那种锥心的痛，难以忘却。我知道祖父的性格，宁死不辱。他说的出，很可能做得到。他敢逃出来，就是不想死在西乡那个地方。祖父要去东北的无奈选择，或许是生死离别，不用说是我敬重、最亲爱的爷爷，就是一位素不相识的陌生老人，无辜遭此劫难，要闯关东求生，人心该是何种感受，祖父儿孙成群，谁家是他的立足之地呢？我家也不敢久呆，第二天一早，祖父到了李金亭家。果然，九点多钟，村里就找到我家。

李金亭听此遭遇说：“大叔，别急，先暂藏在我家，让我媳妇做饭你吃着，关好大门，你在院里活动活动，有人叫门，你就到里间去，我家里没有人怀疑。”祖父在给李兆斌写信联系等候回信期间，就躲藏在李金亭家中。时而趁夜色出去，步行七十多里地，到郐家沟本家那边（李兆斌的父亲和叔叔们家）住些日子。两个地方打着游击躲藏着住。我去李金亭家看祖父，李金亭的母亲说：“你爷爷是天底下难找的好人。”老太太难过地流泪。

两个多月后，李兆斌从黑龙江省尚志县亚布里来信了。他让祖父快过去，说他住的地方是黑龙江林深人稀的地带，他是贫农成分，对外称祖父是他的亲伯父，从老家过去的，没在人会怀疑什么。寒冬腊月，年关将至，七十六岁的祖父背着一床被子，带着几个干火烧。我丈夫和弟弟（奉梓）将他送上去东北的硬座火车。车上挤得缝隙不透，他俩把祖父推上了火车。祖父是怎样经过五天六夜的颠簸，中途转火车、转汽车、爬山路、跋涉过深林雪岭，才到达兆斌所住的村寨的，我从来没敢问过。

祖父在兆斌家住了一段时间，实在是想我们，春天回来，在我家藏了十多天，没和家里其它人见面，又匆匆回到东北。

一九七二年夏天，我从广播里听到，不准继续搞揪斗，要刹住批判风，便写信让祖父回来。祖父回来后，在亲朋好友处辗转了一些日子，冬天又无奈地回到西乡那个村庄。这样，他又算逃过了一劫，又煎熬了七八年，终于迎来了历史的变革。文革结束后，他得到了政府和人们应有的评价，度过了最后一段无忧的岁月。

在畸形的年代，在强加于人的灾难中，祖父能够活下来，我们承受了人家的救命之恩。李金亭的母亲100岁辞世。父亲生前一直去看望他，父亲去世后，我年年去看她两次。金亭叔前年去世，我现在还去看他的妹妹李桂琴小姑。一九八三年，兆斌叔从东北回来到高密落户，后来得病，弟弟一年多次去看望他，他两个孙子上学期间，我加倍地照顾他们。兆斌叔前不久去世了。这些救命恩人，我们无力报答，只能欠着人家的一份情。但我们时刻感念，企愿生者平安，逝者安息。

家庭处于盛景时，为富施仁、乐善好施，是能力的允许，也是品质的体现。九叔曾经说，我们家是善霸。我觉得并不夸张。在政治运动连续不断地年代，说地主如何罪大恶极，一概而论是不公平的。当然也不否认确有一些无知卑劣之人。做出一些违背常理的事情。我们家不是。解放后，在我的记忆中，以前咱家的佣人、保姆、杂工、佃户、门房、伙计都不断地到家里来叙旧拉家常，相互来往，有事向祖父询问，祖父热情地帮他们，人家没有忘记李家的善行善为。1960年代，在三年困难时期，这个给点粮，那个给点菜，他们其中不少人给予过帮助，这些我都牢记心间。

乐善好施的人性光辉在极度艰难中同样能够展现，我亲眼见到了祖父在年过花甲，推着小车，四集遍赶，风里雨里，做小本买卖的时候，家中生活也是举步艰难，可他还是做到“能帮人处且帮人”，这也是他教育我们的口头禅。1957年冬，以前家中的杂工王相坤去世，他是村里的五包户，在那个贫穷年代，村里要用秫秸杖子将之尸体裹起掩埋，祖父不忍，老王一生给几家人为仆，没有成家，祖父还是给他买了一口薄棺材。而在1958年底，我的大伯饿死，没钱买棺材，祖父含泪找人用一扇门将他抬出去入土。

咱们家虽是普通人家，乐善好施，仗义疏财的家事值得后代珍藏承传。如果有能力，咱就去做些自己该做的事，感润他人提升自己，来教育我们的后人。

最后的四世同堂

三街西南门里以城内西南门定称谓。高密城有东门(广德门)、西门(通德门)、南门(永安门)、西南门(保宁门）。一九五零、六零年代西南门还有城墙根，断壁残垣的门口痕迹，西南门向北是一条直通大街的南北路。中间穿过三街、二街西端，路宽十多米，西南门里至三街两侧路段。解放前属两家住宅，路东是咱家，（树梓堂）路西是清立堂（单姓）两家是百多年的芳邻，至今我与单家在高密的后人也还有来往，两户人家都是忠厚善良的四世同堂之家 。

咱家自曾祖之前已几代四世同堂，不过由于几代单传，达不到那种蓬勃热闹的气氛。四世同堂是中国最幸福美好、安居乐业的象征，家庭内部生活以伦理道德所维系，子孙满堂，团结和睦，文明守分，生活富足......一般人家受条件的限制，很难达到这种生活方式，曾祖生活时期的四世同堂，也是最后的四世同堂生活，是李家人口众多，生意蒸蒸日上，物质充裕，和乐美满的时段。

曾祖管理着家庭，率领子孙过日子。四代人分别为鸿业兆奉（基）行辈。奉棠、奉棣哥出生时，曾祖依然健在，家庭成员为曾祖父母、四位祖父、四位祖母、两位姑妈（大姑妈嫁南关康庐中医，早逝）。父辈多人，老少三四十人之家。加之佣人杂工，各房保姆，常年专有的工匠师傅，进进出击，人多事繁，生活坦然有序，各司其职，各负其责，保持着一个大家庭应有的生活状态。

这是一个和睦之家，也是一个勤劳之家。旧时堂号，代表着一定的意义。“树梓”为号，不知从哪代先祖开始，也没听祖父解释过它的含义。高密城里有几家堂号意思从字面可以理解。诸如“和贵堂 ”、“慎俭堂”、“同堂”等。“树梓”从字面上是否可以这样理解：树，在古汉语中有种树之意，梓，源出《诗经》中的桑梓，桑树可以喂蚕抽丝，是穿衣的依靠，梓树可以用来榨油，供生活之需，是先祖希冀子孙热爱劳动，种树造林，有生存的保障，这一朴素而持久的堂号时刻给后人以鞭策。再仔细想想，它现在的说法还有环保的意义，树梓成林，青葱碧绿的色彩，充满生机，给人以希望。那时的树梓堂院内，各做各的一份事，劳作的劳作，读书的读书，大人有大人样，孩子有孩子相，整个家庭洋溢着进取向上的活力。

尽管家大业大，但有着严格的治家标准，家里成人，有饭吃，也得干活，勤俭持家，不能忘记。除了老小，其它人通常吃粗粮、大锅菜，一天一顿菜，早晚吃咸菜，和杂工人员吃一样的饭，十分公正、公平，只有到逢年过节才改善生活。例如说，吃元荽（香菜）不准扔掉根，将此洗净，腌成咸菜。春季吃甜晒虾皮和柳叶鱼，按人均分，不能随便放开吃，米面饼子和粗面饼吃俗了，吃够了，即使谁不爱吃，也不能另做他样的饭来破坏了规矩。省下钱来，有了积余就购置田亩。这种过日子的方式，也真让我们现代人弄不懂。可也正是这种省吃俭用的传统方式，才积累了财富。

家中有一个人可以受到优待，那就是姑妈。曾祖唯一的小女儿自然受到宠爱。姑妈的饮食做得讲究，做出来有与众不同的风味，她的针线活，缝制得细致美观，她说就是吃出来的，穿出来的，姑妈就连腌出的咸菜，状态味道了也比别人做出来的好。现在吃表叔做出来的饭菜，就能吃出李家的饭菜味道。姑妈说，她注重穿戴，大家庭时期，她的旗袍多时达18件。她的丫环衣着也比嫂子们的衣着阔气，她结婚时陪送家俱，高密最好的木匠孙氏兄弟俩人在家里整整做了三年。嫁衣的丝绸面料，祖父、四祖父二人两次专程去杭州挑选。出嫁时，嫁妆从三街西南门里摆放，越过二街，排到大街，再进寿星街婆家。仅砸核桃的小锤就装上六把。当时高密城有是”三大“的说法：同堂的院子大，谦益堂的殡大，树梓堂 的嫁妆大，从姑妈出嫁的排场可以看出当时家景的殷实。

树梓堂 的横匾高高地挂在大门上方，黑漆大门两边石狮守护，气派得让许多人心生羡慕，但推开大门，苦衷只有自己人知道。

祖父曾多次对我们说：“记住，有一线生路不要做买卖。”他道出了经商的艰辛。做不好的时候，担心、忧虑、着急。做好了，各种人物都会重视，皇粮国税要准时缴纳，这不敢违抗，没有怨言，那些敲诈勒索没完没了。地方杂牌队伍混战，这帮那帮，隔三岔五到门上来要捐。还有官府小人，土匪丐帮，甚至道士和尚都是家里的常客。谁也不敢得罪，整日小心翼翼，提心吊胆。家里的孩子不敢随便出城玩耍，怕被绑架。奉棠大哥三岁的时候去乡下姥姥家，这个村子在城西，离县城八华里路，到姥姥家的当天晚上，土匪立马跟上，幸亏姨母抱着他藏在一个放破烂屋子里。躲在烂木头间，没被发现。绑匪顺手将外祖父绑走，祖父找到土匪头目赎人，他明目张胆地告诉祖父，不是想绑一个乡间的财主，就是想绑祥泰的孩子。最后姥姥家用祥泰孩子的高价赎出了外祖父。在那个没在任何法律无孔不入混乱年代，维护大家庭的生存发展，同外界周旋，谈何容易。谁要找点麻烦，大人孩子就过不安稳。所幸家中老小皆以仁厚为本，做事对人不离正道，对扰乱的人群巧妙应对。家中一直平安如恒。用祖父的话说是上天护佑，先人积德，老小平安，谢天谢地。

尽管经营商业很艰辛。大家庭日子还是过得有条不紊，想步步朝着更高的目标发展。家国的命运紧密相连。“七七事变”抗战暴发，曾祖命惠发栈停止经营，不发国难之财，由此家中开始走下坡路。依靠祥泰商铺和田租生活一家人相助相携，内外应酬，度过了动荡不安的八年岁月，日本投降后，随之即来的三年解放战争，又把千千万万的家庭卷入其中。一九四六年，曾祖辞世，他逝前多次叮嘱，不准分家，传统观念，将分家视作败家之耻。

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人不想分家，天要将家拆散，谁也无力挽救。曾祖离世不久，解放军第一次攻城战役打响。那次主要火力点在南门，从南门进攻，家中院落还没被危及 到。一九四七年十一月，解放军第二次攻城。之前几天，一位以前曾常到咱家求施的僧人又来到家中，关上大门，脱下僧装，显示出内里八路军的服装，窃声告诉家人，马上要攻城，要家中人员立刻撤离。一九四六年，第一次攻城后，家里部分人员已去了青岛。祖家里至此明白了僧人的身份，他是共产党方面担任疏散民众的工作人员。第二天晚上，这个人将全家人从东门送出，东奔青岛。

那场战役打得极为惨烈。国共两军阵亡三千人，县城不大，但城墙坚固，城池陡深，城内国军，枪弹实足，防守森严，共军还是先从南门进攻，实在困难，无法突破，又从西南门和西门攻打，仍然无济于事，最后实施了“地下开花”的绝招战斗方案。从西南门外，咱家花园街旧居的东侧，暗中挖好地下坑道，用几个大棺材装好炸药，棺材底部按上滑轮，送至西南门下，拉响导火索，炸开西南门，解放军冲进城内，火光连天，炮弹密集，越过城墙，飞向咱家院落和对面清立棠大院，清立棠门房于姓老人，当时躲在二街，在街筒观望，咱们家是集中的火力点，屋舍全部焚烧，仅剩下两间厢房。对面清立棠的房屋损毁三分之一。解放后，祖父和姑妈从青岛回到高密，我们两家同住在清立堂残损的一个四合院中，我们两家合住北屋，于姓老人家住南屋，他常给姑妈、祖母讲攻城的场面，亲眼看见咱家中房屋焚毁的过程。我在那个院里度过了童年。于老人家的房子外墙的青砖全被枪子迸击得密密麻麻的小窟窿。那个院落墙也被炮火轰倒，站在院中，一眼望到路东一大片废墟上，上堆着连绵不断的碎砖瓦砾，拳头一样大小，两间厢房外墙满是被枪弹穿凿的洞孔，里面住 着一户沈姓人家 ，周围杂草丛生，一对石狮卧倒在路边。我和许多孩子趴在上面玩耍，一个外号叫“綦在头”的人说：“这是您家的狮子。”我不知道石狮子曾是大门的卫士，只常见祖母常去沈老太太家，直到1970年代，才有人陆续到这片废墟上盖房建设。

于福欣三姨也几次和我说过那场惨景。解放军夺下城里一天之后，满城烟火还在弥漫，傅家奶奶（奉樟的外祖母）打发三姨到咱家看看，她一到西南门外，见城门炸毁，城墙沟里的尸体横七竖八，进到城门里，咱家的院子已面目全非，地上的火还在燃烧，院内国共两军的尸体积压在一起，堆满了院子，惨不忍睹。她说，那个场景一想起就打颤。

那场战争，家园的结局如此。几代先祖血汗堆砌的居所化为灰烬。一个大家庭就这样逃亡离散。紧接解放，商铺公有土地归公，所有的财产一无所有，时而想来，当初我们祖辈作出舍弃家园，抛掉财产，空手离乡，逃命求生的痛苦抉择时，不难想象到那种肠寸结断的滋味。所幸那场战火也使人另有选择，惨痛的骊歌孕育了希望的新阕。如果后人依然留守高密，不走出家门，后来的环境和条件变化，根本不能象今天这样美好。

李家这棵大树，历经了风霜雨雪的侵袭，依然枝繁叶茂，新生了一个一个的小家庭。现在，大家幸运地赶上了一个好时代。政治清明，国泰民安，咱每个人都要倍加珍惜，教育好孩子，成就他们美好的品行，努力地创造美好的未来，走向属于自己的人生道路。

亲人别离

祖父说，全家人去青岛后，再也没有办法能够生活在一起。幸而投亲靠友算是找到了落脚之地。这一家人，没有流浪街头，也没有着去难民院，还是想方设法勉强维持。尽管曾祖生前嘱咐祖父不准分家，可历史风云变换不可阻挡，就这样，这个团结和睦的大家庭无奈解体了。

祖父一家借住在掖县路，生活所依是二伯父在裕华橡胶厂做会计的收入。二祖父一家到了沧口，他平时给人家写写字。一位姑姑在纱厂做工维持着生活。三祖父一家在东镇 。幸好他有一手好厨艺，帮人烹饪支撑一家人生活。

青岛这个最后的国统区，国民政府以败退台湾而告终。这造成一大部分人大迁徙，许多政务官员跟随南去。四祖父是其中一员。一九四九年五月，青岛解放前几天，四祖父对祖父说，他要离开青岛去韩国，到了那里后开一家华侨书店。祖父说，家园被炮火摧毁，家人赤手空拳逃到青岛，那是失去财产的伤痛，那种伤痛动心但不滴血，而四祖父离开，那番情景，母子相别，兄弟相离的痛楚，只能用肝肠痛断来概括。

始初，四祖父想带祖父同往，恐共产党对祖父有所不测，但又理性分析，祖父没做什么与共产党相对的事，毕竟是一个对社会对他人有益的人。相信共产党也会公正地对待（尽管在文革中事与愿违）。又想带二伯父同去祖父不同意，他有家室之责，无法离开，最后四祖父决定独自走，准备上船的前两天，祖父问四祖父，根据他的估计能否回来，四祖父说：“国民党气数已尽，恐难有归来之日。”祖父坚决地说：“既然如此，要带着你全家，生死不能分离。”四祖父拜别了年迈的曾祖母，辞别了兄长，带着四祖母及三个幼年的叔叔投奔了异地。将命运寄托到哪里。他自己心里有数，但当时他没对任何人说，几位祖父始终认为他去了韩国。

四祖父是迁徙人员中最后离开的。当时解放军已经包围了青岛。那天是端午节，对亲人来说，那是个刻骨铭心的日子。晚上，祖父送四祖父一家到小港码头，要离开的人，拥挤在海岸边，人潮恐慌，拼命地攒动，泪洒岸边，相互难舍难离。大船无法靠岸，在外海等候。当时军方劫持了许多小渔船，将迁徙人员送到大船上。四祖父随带的一个皮箱无空间搁放，想让祖父带回，四祖父同祖父握别：“大哥，我走了。”这是祖父最后听到的四祖父的声音。四祖母泪流满面。船开了，她从窗户探出头来，伸手道别。祖父站在海边，直到小船从视线中消失。前面是惊涛骇浪，暗礁阶滩，留下的是兄弟间难舍难离的亲情，是亲人间深不见底的牵挂。四祖父的离别是亲人间的永别！

祖父在码头上久久没有返回，巧遇高密人单既博也要南下匆忙上船，他涕泪同祖父道别，祖父托他将四祖父的皮箱带走。此去三十多年后，祖父和七叔通信，问及此事，七叔说单先生如诺送到，其内物件俱全。去年，我去黄岛看大哥（奉棠）他说记得四祖父一家上船之后，有一条南迁的大船在前海栈桥远处停泊了一个星期，祖父说可能是四祖父他们乘坐的那条，祖父每天带着大哥到栈桥上远望，最后船开走了，祖父对着大海叹气。

四祖父临行前交待了祖父两件事。第一件事是家中有一张奖状，在祖父手中保存，这是在战火中向青岛逃奔时带去的。四祖父让祖父立刻毁掉，恐日后对家人有麻烦。抗战时期，四祖父投身抗日救亡，家中是他们县中几位同学的联络点。家里捐输不计，支持这些热血青年。四祖父让祖父到十区（李家营）帮他们做事，祖父被推选为区长。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颁发奖状，嘉奖抗日有功人员，奖状上有蒋中正的印章。幸亏此奖状被祖父烧毁，否则，如被抄去，会给祖父带来更大灾难。

第二件事，咱家有一个长工，谭上人，贫穷无力养活几个孩子。他便把最大的儿子赵修德交给四祖父，让孩子出去跟着混碗饭吃。他说跟着四祖父这样的人，他放心。 当时赵修德15岁，四祖父将之带到青岛，在那个混乱的时代，能给孩子找个什么活儿呢？就让他在家里学着干点零活，等待时局好转再给孩子找个事做。没想到，他要远行，不能把这个孩子带走，四祖父便把赵修德交待给祖父，如以后有可能帮他谋个出路。一九五零年，祖父带着曾祖母、祖母、大伯、父母等回到高密，把赵修德也带回来。那时，适逢土地改革，他们家分到了房子、田地，生活有了保障。赵修德始终没忘记李家的厚待，-时常到家里看祖父，后来公安局多次找他了解四祖父的情况，他一直说，我只知道那是个好人，他待我和他自己的孩子一样，吃点心的时候，我们分得一样多。他的确也不明白四祖父的职业。文革后期，赵修德病故。一九八五年，七叔八叔第一次归来，专门寻访赵修德，当时他早已去世，两叔叔特请他的弟弟共聚，互叙过往。

听祖父和姑妈说，四祖父是家里在最优秀的人才。用祖父的话说是有胆、有识、有血，德才兼备。假若身处一个和平时代，他会潜心地做学问。读大学时，日军侵华，国难当头之际，他积极参加救亡运动，后值三年国内战争，他坚持自己的信仰，被卷到国民党败退的潮流之中。内战时，他为国民政府服务时，祖父曾问他：“你究竟是干什么的？”四祖父回答：“大哥是个明白人，不要问我干什么，大哥尽管放心，我所做的不是卖祖宗的事情。”祖父也似乎明白他在国民党内的政务职业。

肃反时期和文革时期，公安局有关人员经常到家里找祖父了解四祖父的情况，有的人有知识、有修养，说话很客气，那大概是从省里来的人。但多是那些扛枪打仗的转业干部，没有文化水准，不具专业知识水平，不懂理性，和祖父谈话像是审问罪犯一样。祖父始终坦然处之。将四祖父回答他那句话照搬给那些屡次上门了解情况的人。一九六八年秋，一工作人员说是从青岛公安局来的，要祖父如实说出四祖父的“罪行”，祖父无法回答，便要将祖父带到公安局押起来。祖父面不改色，当时只有母亲和我在家，祖父嘱咐我们几句，要简单收拾几件衣服跟他走。那人却无知地问祖父：“你为什么不害怕？”祖父说：“我从未昧着良心做过事，所以我不害怕。”后来，他又自找台阶，自圆其说，说是看在祖父年龄大的面上，暂不把他带走，让他在村里好好表现，如果自己所知道的事不说，只要调查出来，罪加一等。当时，我和母亲很害怕，真怕他将祖父带走关起来，那个公安人员走后，祖父说，自己这个年纪了，死了也够本了，要杀要剐都无所谓，无论如何都命该如此。祖父的命运，就这样在历史的漩涡里翻滚。

四祖父一家离开青岛，之后中三十年漫长岁月，杳无消息，亲人间只能相思不能相闻，音容渺茫，两不相知。有一次，祖父带我去姑妈家，兄妹说起往事，说起四祖父，姑妈说：“盼着做个梦见见，怎么也梦不着。”道不尽的相思之苦“唯有泪千行”，那真是亘古未有的亲人分离不能相知相见的悲剧。

时光倒流到一九七九年，初夏的一天，父亲突然从西乡来到我家，说公安局安全科叫他去一趟。他生性胆小，听公安局传他，害怕得要命，猜测种种，魂不守舍的样子。我给他壮胆，说文革已经结束了，咱也没犯法，不会再发生一些荒唐的事了，他们不会把你怎样的。话是这么说，可父亲去公安局之后，我也是忐忑不安地等待。

不到一小时父亲回来了，他小声说：“是个好消息，你四爷爷那边有消息了，你七叔李兆洛通过中国驻巴西大使馆寻查西南门里和家里的人。他们现在在哪里还不知道，大使馆传信，通过公安部门转达，要家里人给李兆洛写封信，也没有地址，说是信写好后不准封口，需要检查。”父亲立即返回西乡，把这个天大的喜讯带回去。祖父喜出望外，八十多岁的老人，步行十多里到了姑妈家所住的村子，告诉了姑妈。当晚，祖父在煤油灯下，给七叔写了一封回信，小楷的毛笔字，整齐端正，言简意赅，主要询问了四祖父一家及任达芝等人的情况。告诉了七叔曾祖母、各位祖父和姑妈的情况。

第二天上午，父亲从西乡返回，拿着这封“抵万金”的家书，又让我和他逐字再检查一遍，看看是否有文词不当，还怕惹出麻烦被公安局扣留。父亲的胆子被那个年代吓坏了。其实祖父的言词极有分寸。确保无误后，父亲让我把信送到公安局安全科，他不愿去那个地方，怕见那位负责转信的李科长。我体谅到父亲的心情，也并非是害怕，实在是不愿见到这个人，是他当初一手制造了一起政治冤案，父亲无辜牵连其中，改变了父亲和我们一家的命运。此时，我们正在奔波申诉。就是在状告这位李科长，他还在从中作祟，不肯否定自己。此前，我为父亲申诉也和这位科长打过多次交道，我也不愿见他，但这封信不同寻常，必须去送，谅他也不敢刁难。我刚要往外走，我的朋友陈铿去找我玩，她和我作伴，我们到了公安局。

我把祖父的信交给李科长，他戴上眼镜，先仔细地浏览了一遍，他大字识不了几个，祖父写的是繁体字，有的他还不认识，让我给他解释，最后封好口。冷冷地说：“看来李兆洛是个能人。”我不明白他的意思，他又问我：“他是李志坚的什么人？”我说我不知道。我祖父只是叫我来送信，我也没和他说正经的。这个人对我们家的背景是了如指掌的。在公安局的档案中，四祖父的名字是李志坚。

事情往往有许多巧合。当时七叔来寻找家人，没想到其中的一位帮忙人竟是扭曲我们命运的人。祖父也十分担心这一线索在他手中中断。祖父做好准备，如果不见七叔来信，就托在北京的陈孝先之孙到外交部顺藤查寻。在新的形势下，李科长当了特使，将祖父的信如期转出。不久，祖父收到了七叔自巴拉圭的来信。

收到七叔的信，祖父放声恸哭。他日夜思念的弟弟不幸早逝已多年。祖父召姑妈到家中，我母亲做了几个菜，祖父写了祭文，在西乡的土炕上，摆上七叔寄来的四祖父的遗照，兄妹三人以这种方式相聚。第二天，祖父带上四祖父的照片和七叔的信去了青岛，将此消息告诉了三祖父。自此，分散多年的家人跨越了海洋，穿越了障碍，取得了联系。

自此叔叔们不断书信来往，还有四祖母的亲笔信，四祖母每年春节都给祖父、三祖父、姑妈寄些钱来，那时寄一封信到台湾，要先寄到由七叔所在的国家巴拉圭，再由七叔转往台湾，七叔是高密人最早寻家的，城里有几户人家还有祖父的莫逆之交陈孝先老先生，都是通过七叔到台湾帮助寻查到亲人的。我对此记忆犹新是因为当时叔叔们的信是从国外转来，地址是外文，我会写外文字母，祖父生怕写错地址，每次回信都让我写信封他才放心。

一九八四年春天，八叔从智利回到青岛。那时高密还受限制，海外的人不能回来。八叔通过青岛侨办转高密市政府通知祖父和姑妈。祖父已经88岁，终于等来了和亲人见面的机会以。祖父让我陪着他，还有小李鹏在家住了些日子，顺便把他送回青岛，表叔陪着姑妈，我们到了汇泉宾馆。八叔同祖父和姑妈见面的那一刻，叫了声大爷、姑，一下子跪了下来，三人抱头痛苦。我和表叔站在一边，看见这一幕，真是文学的词汇里难以找到合适的词汇来形容这个悲喜交集的场面和他们彼此的心情。三祖父和伯父叔叔们也过来了，亲人们在一起吃了一顿饭。

那些过往听起来像故事。故事中的情节是我们亲人的真实经历。那场内战，兄弟间的兵刃相见，仇杀对抗，英雄也好，败将也罢，本不该是这样的。多少仁人志士，无辜良民成了悲剧人物，愿后来人永享和平安宁，不像我们的祖辈父辈饱尝战争灾难和分离的痛苦，永远不再在自己的土地上以炮相轰，以刺刀相搏。不给人们留下深深的痛。

人间真情

任达芝是四祖父的最好同学，他们一起南去。任达芝是高密南乡梁尹人。在县中读书时，结识了四祖父、二伯父，节假日、休息日他便带着本族的几个学生来咱家书屋相聚，家里人喜欢这些有才华的青年，他们也把李家当成自己的家。他们和四祖父一样称祖父们为大哥、二哥、三个，十分敬重咱们的家人。后来，他和祖父成为换帖兄弟。去台之前，在青岛市政府任职，他的夫人姜瑞兰是烟台人，是国民政府在阜阳培养的青年学生。当时共产党在延安培养青年人。在青岛时，我父亲跟她学英语。

国民政府败退之时，任达芝夫妇选择了迁徙。临走时，将自己的老母和两个妹妹托付给祖父。请求祖父能够在他离开之后经常照料老母弱妹。祖父接受了这一生死别离的拜托。以后长达三十多年中，在极度的困境中恪守着当初的承诺。祖父说：“我没有辜负达芝的委托，一辈子保住了心安。”青岛解放以后，家中陷入了困境，勉强在青岛维持了一段时间，祖父想方设法维持一家人的生活。那时家里有曾祖母、祖父母、大伯、大姑、二伯父母、我的父母和大哥二哥大姐三个孩子，生活依靠是二伯父做事。祖父对家人说，只要有曾祖母吃的，就要有任老太太吃的。祖父不断去看望这位可怜的老人。儿子南去一年多之后，任老太太过世，祖父求友人张寿山借钱为她买了一口薄棺材，将老人葬于湛山公墓。任达芝的两个妹妹一个哑人，嫁于青岛的一个穷人，一个嫁在高密，丈夫早亡，无儿无女，给丈夫的弟弟看孩子。祖父从青岛回到高密后，如有机会去青岛必去看哑妹，政治运动连年的时期，祖父不得自由，不能随便外出，出去就是联络着搞破坏活动，也顾不去看这位哑妹了，后来她去世了。在高密的这位妹妹，祖父时常去看看他，并嘱咐父亲：“哪一天我死了，你要经常去看看二姑娘。”自祖父去世后，逢年过节，父亲都去看望这位二姑。

七叔和家中联系上之后，任达芝、姜瑞兰就通过七叔给祖父和他的二妹寄点钱来。他信中说：“大哥的恩情，恐今世难报，等来世再还吧。”祖父一九八六年秋去世，任达芝于冬天去世。他们夫妇没有子女。九十年代末，两岸往来，姜瑞兰回到烟台，住在养老院，二伯父大概去看过她。2001底，我父亲去青岛看二伯父，他们与约定，来年春天去烟台看姜瑞兰，没想到正月间，我父亲突发心肌梗塞离世。

祖父常和我们说起和任达芝分别时刻骨铭心的情景。这唯一的儿子辞别古稀的老母，此去天涯，何时相见未知，怎能不令人心碎?在危难中，他对祖父相托是对祖父的信任，而祖父没有违背自己的承诺。这才是人间真情。任赞亭的女儿李玉清小姑说，任李两姓不分家，现在回忆起听说过的故事，这无价的真情，温润着我们的心间。因此，我补叙了这个情节。祖父和任达芝，没有血缘关系，却胜似亲人。   

后来的变迁

在青岛，各房各自谋生，后来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祖父这房，于1950年祖父带着曾祖母、祖母、大伯（神经病人）、姑母、父母回到高密。二伯父母留在了青岛，这又自然地分了家。二祖父这房的三伯父母和我祖父母同一年回到高密，二祖父母于1957年回到高密，五叔留在了青岛。三祖父全家留在了青岛。姑妈一家原住四祖父家。四祖父离开青岛，即刻青岛解放，姑妈一家紧接回到高密。这样，李家人留在青岛的成了青岛人，到海外的成了海外人，回到高密的依然是高密人。七十年过去，不管在哪里李家人，相聚后还是那样亲热，仍然是一家人。

祖父带领一大家子人回到高密后，无处存身，只好借住在城西刘戈庄我外祖母家。这年冬天，农村进行土地改革，原先大家庭的土地全部充公，南门外的商铺没收，花园街的祖屋归属了门房齐家。祖父说，家园被毁又成了好事。否则，翻身农民分享胜利的时候，他还要跪在会场上接受批斗。按当时的政策和家里人口，祖父分到了两处房子，一是咱故居炮口下余存的两间厢房，被炮火催得伤痕累累。少门无窗，只有彻底修理才能居住，根本也住不开。祖父不想去立足，看到曾经的家园沦为残迹，昔日的盛景不再，触目伤怀。因此决定住在刘戈庄分到的三间房子里。老少四代挤在一起，奉棠大哥还在家。又是四世同堂。但祖父认为住在这里不踏实，不劳而所得的房子，象是别人的肉割下来贴在自己身上，心里不好受。不想要人家的这所房子。这所房子的原主人是我母亲没出五服的祖辈家的。因此全家于1951年回到城里，住在姑妈家里。这年腊月，我出生。

姑妈家原先也是城里大户，住寿星街。家园做了县政府，姑妈家被安排在西南门里路西清立堂大院里暂住。我们家和清立堂单家是几辈子的芳邻。解放攻城时，清立堂一部分房屋被炮火摧坏，大四合院中幸存下两个半小四合院。有的房屋分给了翻身人民，有的属于村代管房，而清立堂的人被扫地出门了。姑妈家暂住的房子很好，三明两暗的青砖瓦房，前出厦檐，带有柱子，柱座为大理石，柱身杉木材料。五间房子，姑妈腾出西两间给祖父家住，她家住东两间，中间堂屋出入做饭，在这里住时还是四世同堂。我三岁，曾祖母去世， 我们两家在这个大院里住了七年。相对来说，又是一段比较安宁的时光。尽管生活艰难一些，那时祖父六十多岁，还能推着独轮小车买卖化妆品，赚得微薄利润，加之父亲做教师的工资，维持着八口之家。最辛苦的是祖父，他推着车子，四集遍赶，风里雨里，一天也不停闲。那些年天冷雪大，祖父下乡卖货，一早出去，天黑归来，有时衣裳落满积雪，额前光秃，鬓下头发冻得成缕。下雪的时候路也滑，十分难走，我母亲捎着绳子走出几里路，迎祖父帮他拉车。从雪中跋涉到家，即使艰苦劳作，穷日子也过得井井有条。和姑妈家住在一起，人多热闹，不分彼此。度过七年知足惜乐的日子。那段时间没有政治运动涉及到农村地主，三五反运动主要在城市掀起，在高密祖父仍然受到很多人的敬重。

一九五八年秋，人民公社成立，打破了生活的宁静。开始吃大锅饭。此后的十八年家中再无宁静之时。直到文革结束。吃大锅饭，家家户户的锅被砸碎，炼了钢铁，趁混乱时期，姑妈同院 的村长，看好姑妈所住的房子，婉言将姑妈家撵走，这之前，我们家就搬走了。这位村长还算是不错，同院 居住了七年，很尊重大人，也喜欢表姑、表叔和我。他家原是清立堂的门房。知道祥泰人的为人。他把姑妈家安排到东关瓦盆市的两间厢房里。姑妈原来的家那处房至今被村长后人使用，为他们所有。此后，随着政治运动的升级，家中的厄运接踵而至。

一九五八年冬，大伯死于饥饿。他是曾经的少爷，自幼无识饥寒，吃惯了好饭，即使祖父推车摆地摊的日子，他吃的也是正经饭吧。祖父有好饭先给老小吃。大伯是病人，也得到格外照顾。曾祖母在世时，她、大伯和我吃一样的饭，曾祖母去世后，大伯和我吃一样的饭。我们有时可以吃到白面，隔三天五日能吃肉包子，祖父母他们只吃玉米饼子、地瓜干之类，以咸菜为主菜。因此大伯是吃惯了好饭，人民公社化，家家不准动烟火，都吃食堂饭。从集体食堂领回的地瓜叶窝头，他闭着嘴不吃。祖母给他往嘴里填，他也不吃，吃食堂不到三个月，可怜的大伯活活饿死。

紧接着是三年困难时期”，全国人民都在挨饿，眼睁睁着许多人被饿死。祖父的小本生意也就此停止。一切食品凭票供应。自由市场完全取消。这时只靠父亲的工资支持。人民公社的食堂吃了半年多就解散了。不必说没有钱，即使有钱，也难以买到东西。一九六零年九月初七，姑母出嫁后三年饿死了。遗下一个两岁的女孩子，祖父母的悲痛还未消，九月初十日父亲因他的老师蔡堃的反革命特务案，无辜受到牵连，蒙受不白之冤，被开除公职，从此 ，家中断绝了经济来源。一家七口，衣食无着落。腊月初六，祖母死于饥饿。同年冬至月，二祖父死于饥饿。后来官方报道，三年困难时期，饿死的人口三千万，咱家占了四个数字。

在此困境中，祖父领着我们向前，一路苦撑着，但始终说，不怨天，不尤人，一切是命运的安排。咬得菜根，百事可做。但定要有冻死迎风站，饿死不低头的骨气。在祖父身边，从未感到没有希望，曾有过无米下锅的日子，但没觉得有那种愁苦不振的气氛。

父亲蒙冤由一介书生变成了劳动苦力。为了一天能挣两角钱，他去机床厂抬铁，被铁压住手，将左手拇指扎去一节。母亲拾草挖菜，也做小工，祖父种些菜。挑水浇园，极其艰难地生活。那时贫穷，吃不饱饭是普遍现象。只是贫穷也无所谓，像咱们这样的人家，那些人为的强加于人的精神折磨让人煎熬。这种苦日子熬了四年。一九六四年秋，政府号召城里人上山下乡，名义上说是下乡光荣，实际上为了完成数额，街道居委会强逼地主、富农、反革命、右派、坏分子下乡。在城里，也无生活依靠。祖父无奈，只能带着全家下乡，从城里来到距城七十多里的一个穷村庄当了农民。咱家这种下乡的还有姑妈一家，三伯父一家，各自去了不同的地方。

我们一家在那个村子住了十八年。期间文革十年，祖父和父亲遭受了不可言及的摧残折磨，那段日子和苏武北海牧羊相比，某些方面好不了多少。有些地方有过之而无不及。幸而上天厚佑，一家老小安全无恙。由苦难支撑到文革结束，历史恢复了本来的面目，压在许多无辜的人头上无形的帽子彻底摘掉，真正的好人可以轻松地喘气了，也可以自由地行动了。祖父得到政府应有的评价。一九八三年，政府落实下乡人员回城政策，祖父已八十七岁。他欣逢改革开放，人人平等的盛世，有尊严的度过了最后四年无忧的岁月。那段日子，他精神健朗，身体健康，心情欢愉。一九八六年八月初二安然离世。

祖父这房，二伯父一直在青岛工作，他忠厚老实，努力工作，谨小慎微，还算是幸运吧。在那种年代，有咱这种家庭背景的人，没遇上什么不恻的事，实属是上天厚爱祖宗积德。二OO八年伯父去世，终年八十九岁，我父亲二OO二年去世，终年六十九岁。

我最早见到二祖父母是一九五八年秋，他们从青岛回到高密。那时，我们家住在二街。秋假中，父亲在教育局大院集训业务。记忆很深刻，那年，我上小学。一天父亲刚出门要去上班，参加集训活动，马上回来了，领着二祖父母一起进了门。二祖父身个和祖父一样高，脸型略瘦，一脸的憨厚老实，不笑不说话，笑起来耳边堆起褶皱。二祖母身材较高，圆胖的面庞，说话干脆直爽，他们回来在我们家里住了不几天，祖父便在辘辘把巷王家给二祖父母赁了房子居住下来。母亲、姑妈家大表姑给他们送过一些煤临时做饭。祖母让我拿着一个蒲团给二祖母，做着烧火拉风箱。姑妈家住在路南清立堂大院，隔一条窄巷，便是二祖父母的住处住。三家人相隔不远，进出来往，这是家人团聚的一段日子。大表姑特调皮，祖母和二祖母坐在炕上，她比二位妗子的脚大小，二位祖母都是小脚（包脚），二祖母的脚比祖母的脚大。二祖母做针线活很快，她常过来坐在母亲炕上帮母亲做针线，那时我们穿衣服穿鞋全凭手工做。

二祖父说话很风趣。一次祖母和我择菠菜，撕下的大菠菜根粗壮，二祖父说：“这是小水萝卜吗？”对二祖父印象最深的是一九五九年腊月底，祖父同他一起写过年对联，二祖父写，祖父帮手，我在边下看。两家都是赁着别人的房子（我们已搬到城外田家庄），没有大门，只有贴在房门上。二位祖父先写了一幅，上联为：竹报平安节，下联为：花开富贵春。他接着写另一幅，两联前各加一个词，上联为：琅玕竹报平安节，下联为锦绣花开富贵春。二祖父带走那幅五字联。把七字联留给祖父。接下来是一九六零年，挨饿最严重的一年。二祖母去了青岛给二姑看孩子，二祖父独自在家。祖母做了小豆腐就让母亲给二祖父送些去。二祖父夏天用梢瓜充饥。一个尺把长拳头般粗细的水梢瓜，二祖父将瓜分成几段计划着吃，以此充饥。二祖父日渐消瘦，冬至月间，死于饥饿，终年五十五岁。祖父电报五叔。五叔从青岛回家，将二祖父埋在双沟南崖茔中。

二祖父去世前不久，还坚持给别人写点字，有人托祖父再托二祖父写喜联，在我家写的，写后二祖父把一支毛笔放在了祖父的炕上，之后二祖父可能再没用这支笔。二祖父去世以后，祖父将笔精心保存着，说是永远的纪念。这支笔跟着祖父下乡劳改，辗转回城。祖父在去世前，将之交给表叔，因为表叔是个细心的人。表叔说后来他又将此笔交给奉顺弟。有关二祖父母的事情我就知道这些。

二祖父这房三伯父很早就从青岛回到高密与三伯母及奉棣哥和两个姐妹租赁房子，住在神仙巷路南。三伯父做点临时工作，日子过得艰难。我母亲时常去找三伯母说说话。一九六四年秋，三伯父李兆澜、我父亲李兆溱同时站在下乡大会前台上。第二天，我们家去了高密西南乡，三伯父家去了高密西北乡。一九八三年，弟弟在康庄工作，他过去看三伯父，那时他已有病，不能下床。奉棣哥嫂逢年过节过来看祖父，直到祖父去世。三伯父去世后，三伯母回到城里，住在素慧妹妹家，时而找我母亲玩玩，我母亲一九九九年去世，之后不久，三伯母去世。

三祖父一家一直住在青岛。在青岛的日子能比高密好过一些。那些年代，城乡生活差别很大。主要的是城市相对来说，还算讲政策，对地主出身的人还不至于像农村那样野蛮凶残。我最早见到三祖父是曾祖母九年祭日，三祖父和小叔回到高密祭拜曾祖母。

三祖父身材高大，大眼睛，眉毛很浓。一九六六年秋，祖父在西乡的地里割草，有一村民送给他一封信，从邮局递过来的。地址是高密赵戈庄。祖父立刻回家，拆开信一看风是三祖父亲笔。原来一个月之前，三祖父母还有小叔从青岛被遣送回乡。那时在农村经常看见有遣送回来的人，被剃着阴阳头，胸前挂着牌子，在田间地头干活，所谓改造。祖父也失去自由，不能外出，只好立即写信问明详细情况。住了不多日，三祖父来到祖父所在的村子，说请假就医，只准两天假，两人见面，失声大哭。下午让我带路，陪三祖父到姑妈家去。姑妈家离祖父家十几里，兄妹相见，又是大哭一场。第二天，三祖父一早回到赵戈庄。这年冬天，文革疯狂到极点，我们家里，除了孩子，谁也不准随便外出。祖父好长时间没有得到三祖父的消息，便让我步行去赵戈庄看看。五十多里路，我走了多半天，下午走到了赵戈庄，打听到三祖父的住处。住在一户村民的南屋里。一进屋，当面放着一口寿棺，我吓了一跳，三祖母从屋里出来，她说，我很小时，母亲抱着我的时候见过我，但我不记得，这是我第一次认识这位祖母，个子不高，身材瘦弱，抖动着小脚，领着一个小男孩（李克强）。三祖父请假回青岛，去弄点吃的。小叔下地干活了，屋里冷得站不住脚，也没有炉火。三祖母让我转告祖父，不要挂念着。

第二年春天，母亲去看望三祖父母。三祖父说有可能落实政策回青岛。因为三祖父没有什么罪恶，只是地主出身，一向过着少爷生活，这样的地主可能回去。小叔已经回青岛探听消息。祖父听到这个消息，合手对着天空说了声：“谢天谢地！”不久，三祖父母和小叔就回到了青岛。一九八零年代，历史发生了新的变化。祖父时常去青岛三祖父家。三祖父住在仲家洼，我去接过祖父，听到四祖母及叔叔们的信后，兄弟俩合照了一张照片，寄给四祖母和任达芝。对三祖父母的印象就这些吧。后来，六叔六婶回来看姑妈，父亲母亲就过去相聚，我们晚辈也去，亲人见面，从内心感到很亲近。

姑妈和祖父在一起生活时间最长。祖父从青岛回到高密就和姑妈住在同一处房子里。虽然是借住姑妈家，两家亲亲热热，盈满欢乐。那时姑爷教书，姑妈理家，日子尚称幸福。对于吃穿，姑妈十分讲究，她衣着和身，洁净，饭菜做得精致可口，就连熬出的 小米粥也比别人熬得到位。我和大表叔（一九七三年因病去世）同岁，一起玩耍，姑妈做了好的，先叫我俩吃，祖父看见，就逼着我俩先洗手再吃，我在姑妈家住，度过了最美好的童年时光。

一九五八年借吃大锅饭的混乱之际，村长将姑妈家撵走，说是村里要用房子，结果他家搬了进去，至今他的后人还住在那里。将旧房翻盖，成了他们的房产。不久，姑爷因所谓“倒算”罪名开除公职，所谓倒算，是因一九四八年在青岛逃难时，遵承母愿，卖掉家中一块地，那时，高密还未解放，更未土地改革，拥有土地 买卖的权力，而这也成了犯罪。姑爷失业后，全家无生活来源。一九六零年夏天，姑爷带一家五口闯关东求生，悲情的印痕那么深刻。祖父早和钟表铺联系好，摘下墙上的一个旧钟表，让我母亲送到钟表铺去卖掉。那是家里唯一能够多换钱的东西。祖父说：“卖了给您姑当路费逃命。”姑妈去东北那天，我在姑妈家和大表姑、大表叔玩了一上午，姑妈打包行李，泪水不停地流着。晚上爷爷去车站送姑妈上车，这又是一次亲人间的离别。

姑妈临走前，让祖父给她保存着一对瓷罐，很精致，图案有一对小金鱼。祖父将它们放在一个小木箱里，谁也不准用，也不准动。祖父对父母说，您姑这一家也不知在东北怎么样，姑爷来信说还算能过得下去。祖父常说，希望姑妈家能回来，把瓷罐还给她。后来，姑妈回来，物归原主。当时，祖父担心有见不到姑妈的可能。现在我说起这个过程，表叔说那是姑妈陪嫁的糖缸。至今表叔还保存着。

姑妈到东北后，姑爷在阜新煤矿下井挖煤，勉强应付生计。可是两年之后矿上又来函查出姑爷的“罪证”，又被开除。姑妈一家又到了辽宁北部一个蒙族农村务农度日。后来，姑妈跟我们说过那段日子，那么不堪回首。

一九六四年，祖父下乡后，见到姑爷来信在外的困境，想到即使在高密的乡间也比在异族群体中好。那时还没开始文革，百姓还不会整人，我们所在的村子只要勤恳劳动，粗饭可以吃饱。于是祖父写信将姑妈一家叫回，到原来所在居委会申请下乡到我们所在的地方，两家在一起，还有亲情，姑妈的申请，很快得到批准，但不能分配到祖父所在的村子，姑妈家被安置在同高密与诸城搭界的一个小村庄里。离祖父家相隔十多里，这样也好，亲人间可以不断往来。

在乡下十八年，姑妈所遭受的困难也是一言难尽。一九八三年回城后，表叔从事建筑行业，逢遇改革开放大潮，表叔吃苦耐劳，钻研技术，成为一名建筑带头人。表叔孝敬姑妈，照顾无微不至，姑爷的“罪证”也得到澄清，姑妈安享了她的晚年。我父母在世时，经常去看姑妈，我们小辈也去。到了她眼前，她就愿意讲过去 家里的人和事。讲起来滔滔不绝。还讲李家的传统饭菜制做方法。吃着姑妈做的菜，特别是祖父、父母去世以后，才能吃出家的味道。她说只要娘家人来了，就不愿意我们走，哪一个也亲。姑妈于二OO八年去世，终年八十八岁，比二伯父去世晚一天。

上述是我所知道的家人变迁情况，这就像奔腾的江河，在流淌中有时坦途，有时曲折不过，这曲折真是九曲十八弯哪。还是用祖父那句话：“一切都是历史的必然”来概括。咱们家自祖代分开后，已近七十年的时间，历史的变化使人的命运转折，过去的已成为记忆，能够留住的还是眼前的现实。现在都 在和平自然的状态中生活。生活也总会发生变化，不管咱们走到哪里，咱都 不能忘记自己是高密西南门里李家人。

家    谱

咱们现在手中的那份简易家谱，是八叔在海外印制的。二OOO年八叔回来分发，他说人手一册。

此本是二伯父、父亲根据祖父的口述抄录下来的底稿编写的。一九八零年，祖父已经八十四岁，是年秋天，他生了一场病，半个月卧床不起。他自己担心过不去那一关，怕李家的后人遗失了自己的生命根源，便口述李氏谱系，命父亲抄在一张稿纸上，嘱咐父亲将之保存好。

祖父告诉过我们，始祖李璋自山西洪洞迁至高密，繁衍脉络有祖谱记载。随着后代继续分枝生叶，需再续家谱。因此在抗战前期，曾祖决定由咱们这支负责修续家谱，他命祖父和二祖父完成此项任务。祖父收集材料，二祖父起草整理，用了近两年时间，准备印刷，抗日战争爆发，继而三年内战，动荡战争年代，人慌马乱，无有宁日，谁也无暇无心顾及此事了。

抗战时期，家人去胶县郐家沟避难时，曾祖将二祖父起草的全族家谱底稿带到那里，认为偏僻的乡村还算安全，就留在郐家沟本家人的手中，等待时机再印刷，我们高密城里这一支，有一份自己的家谱，修订于1930年代，由二祖父撰写，自始祖李璋开始，后来的新增人员按出生次序填写，父辈填写到十叔的名字。我们这辈填写到三伯父系的李素慧，二祖父去世后，由我祖父继续填写，祖父只填写了几个名字：李奉梓、李奉森、李奉珍、李桂珍，再之后出生的人，祖父就不详了。这本家谱是毛兰布封皮，年久已褪色，封皮正面写有高密城里祥泰李氏家谱，内里竹纸张页，红线竖行排列，厚约二厘米，二祖父的小楷字，端正俊秀，祖父的字迹写得比不上二祖父，但明晰清楚。

这份家谱，跟随着我们的家庭几次逃难和政治运动中的磨难，最后毁于我的手中。这事在我心中，一辈子也难以忘却。

这份家谱先是跟着曾祖两次外出逃避日寇侵略时的战乱，又紧接着跟 全家人逃到青岛避战，家园财产焚毁，家人与家谱幸存下来。祖父从青岛回来，将家谱带回高密，一九六四年我们全家下乡，祖父又将之带到西乡。文革开始，破四旧、抄家、搜变天帐......祖父恐这家谱被抄走，便在房子的后墙上凿了一个半米高的窟窿，幸好是土打的墙壁。墙壁宽厚，凿开的空间，祖父打磨得平整方正，然后把盒装的高祖父母，曾祖父母的木制牌位和家谱放在里面，贴着墙壁放上一个箱子，平时看不到墙上的漏洞。这样暗藏到一九七一年秋，祖父忍受不了那种惨无人道的折磨。在一个漆黑 的夜晚，带着这份家谱逃走。这之前，祖父将先祖的牌位烧掉。自己在院子里磕了几个头。在抄家的时候，被抄去一副砚具和一张旧照，曾祖父母和姑妈、大伯父、二伯父、三伯父还有两个姑姑在家中院子里的合影。幸亏他们没有发现墙上的洞。

祖父逃出来后，先到了我家里，准备去东北逃生。他随带的东西只有几件衣服和这份家谱。祖父把家谱交给了我，并给我讲了它的经历，要我务必保存好。祖父说：“如果我能活着回来，你再给我，如果我在外面死了，等到世道平稳了，你就交给太平（奉梓)。”当时我心如刀绞，赶紧把这份家谱藏在小衣橱里。

祖父去了东北。一九七二年春，有一天，北屋的邻居匆匆忙忙跑到我家说：“你姨家被抄家了，抄出了不少东西，医院的人还没走，说是一会再到她外甥家去抄，肯定犀牛角藏在她外甥家......我刚才路过那里正听见。”我一听，简直吓得不知所措。

被抄家的是我七姨家，姨夫是小儿中医。他家是城里的中医世家，文革中揪斗七姨夫，说他盗窃医院的药材，他不堪忍受折磨，投井自杀。我七姨便成了反革命家属，无端的折磨没完没了。当时，我离七姨住得很近，租赁着七姨一位远房婆母的一间房子。医院的人多次质问我七姨他丈夫偷回家多少珍贵药材，其实七姨夫那样的人，不用说偷，就是别人给，他都 不会要的。家里有点药材，是公私合营之前开药铺剩下的，根本也没有犀牛角。那个年代，就可以这样望风捕影，随意抄家。

一听到要到我家里抄，我立刻反应到那份家谱。现在家谱是文化传承，而那时可以随便给一个罪名。我看过多遍，家里的人的名字都在上面。如果被那些不讲理的人弄走，最起码我父亲又要罪加一等，他们随便加个理由，就够受的。里外一间屋，能把家谱放到哪里呢？我当机立断，将之烧掉，我赶紧从橱底找出来将之放在灶底，擦了一根火柴......我的心暂时平静了。过后到七姨家抄家的人也没过来。

一九七二年底祖父从东北回来，他没有办法还要回到西乡，问起我家谱的事，我说被烧掉了。一向疼爱我的祖父跺着脚叫着我的小名大吼：“红霞呀红霞，你要叫后人姓什么？”祖父就吼了我这么一句。他涕泪满面，这时我才猛地意识到自己的无知和过错。我的心真的说不出是什么滋味，直到现在想起来，就觉得心痛，就后悔莫及。

后来我想，如果那时稍动脑筋，将家谱一包送到几步之遥的后边的沟崖上，找几捧土一盖，根本没人注意，或是放在孩子身上，抱紧孩子，即使他们去我家，我也没有罪，他们也不可能搜身的。再后来的那么些年，祖父再没提及过家谱，我也没敢再说过。我只是独自默默地无数次后悔。

十多年前，奉顺弟回来，我们在姑妈家相见，他问起有无二祖父的手迹，这又触动了我的心灵。二祖父手迹毁在了我的手中，我想起了祖父说过抗战时期那份家谱底稿是由二祖父起草完成的，有上中下好几本，留在郐家沟李家后人手中。于是我去找到李兆斌叔，请他帮助查询这份底稿。兆斌叔很肯帮忙，他回到老家，经查问说，底稿还有，但已经不全了，我说不全没关系，哪管有一页，只要能见到二祖父的字迹比什么都好。过了几个月的时间，兆斌叔把一本残缺不全的纸绳订本送给我，那时父亲已经去世，没人能够判断是否是二祖父的字迹。一个星期天，我去青岛，让二伯父鉴别，二伯父见后，很肯定地说是二祖父的手迹。后来，二伯父将此底稿交给了奉顺。

咱们手中的这份简易家谱，当年在姑妈家里。我从八叔手中接过来时，那种滋味又从心底涌起。那份家谱和它一连串的遭遇就是我们亲人的遭遇。我听说过的、我亲历过的，我把它毁掉的，一幕幕情景在眼前浮现，眼泪情不由衷地流淌，它跟随亲人东躲西藏，到处辗转，竞在我手中化为灰烬。幸而，它还是浴火重生了。这让我们都了解自己生命的根。重新编写印制家谱的二伯父、父亲、八叔也离我们远去了，我们对先人充满了感恩与感念。请每一位李家人珍藏好手中的家谱手册。也祝愿它们永远安宁静好，使这种传统文化得以传承。让子孙后代知道:我从哪里来。

家的传统特色食谱和菜谱

家庭殷实时期，生活富足，饮食方面十分讲究，祖父和姑妈说，几种传统饭食、菜肴，既注重味道，又要求美感。祖父、三祖父、姑妈都做得很好。三祖父做到极致，改革开放初期，刚解决温饱，食材不像今天这样宽满。但祖父在不同的季节就让母亲做些家传统的饭菜给我们吃，告诉我们制做的方法。他说要让孩子懂得怎么做。我们去姑妈家，她专做李家的传统饭菜。姑妈比祖父做得好吃、精致、吃起来有家的味道 。我只是能记住，但绝对做不出那种色、香、味来，甚至做得连自己也不喜欢吃。不过用什么材料我能说出来。夏友俊表叔 会做，他从姑妈那里完全 学到，我常见祖父、母亲做下面几样。

面食

1. 素饺子：过年必吃素饺子。也用于祭天供祖，冬天也常吃。

馅料：大白菜、菠菜、豆腐、粉条、豆油炒馅（花生油也可）面皮要薄，煮熟透亮，白绿分明。蘸醋泡芥茉味道好。

2. 烫面包：白面用沸水烫，半生半烫的面调合在一起。省润十五分钟再包。夏季吃。

馅料：嫩方瓜（花皮的）切丁，小葱、粉条切碎、虾米、木耳，用煮烧肉的油拌匀。

3. 蒸荷叶：新麦面粉用引子和好，面瓜硬实，揉三至四遍，放在刻有莲篷花纹的木制模具中印花，倒叩出来，发酵至松软程度，将锅里铺麦秸，放之蒸熟，端午节吃。

4. 香椿虾面

 春季香椿发芽二三寸时，瘦肉丁、虾去皮、香椿打卤、浇面条。

菜肴

1. 炒绿豆

   材料：猪蹄、瘦肉、公鸡脯、大绿豆、花生米、胡萝卜、山药、豆腐干、腌黄瓜、虾米、木耳、葱姜盐适量。

猪蹄炖烂拆肉切丁，瘦肉鸡脯肉切丁，大绿豆泡开膨胀至生芽、花生米用开水烫去皮，胡萝卜、白菜、山药、豆腐干、腌黄瓜切指尖大小的方块，虾米、木耳水发，木耳切碎。

过程：（1）将猪蹄汤煮沸（2）放绿豆煮沸（3)放花生米、虾米、豆腐开煮沸。（4）放山药、黄瓜、胡萝卜、白菜煮沸(5）放蹄肉、瘦肉、鸡肉、木耳煮沸（不加酱油）猪蹄汤稍多，以便凝固，这道菜可以凉吃，也可以热吃。冬季吃，过年吃。

酥鸡：

材料：公鸡一只、五花肉一斤、白菜一棵（去叶）、绍兴米酒、酱油、醋、花椒（缝袋装好）葱姜盐适量。

白菜切二寸宽窄方块，放锅底铺开，鸡剁成块，放白菜之上，顶部再放白菜，放作料烧开锅（醋、绍酒、酱油均等）文火炖一个小时。

章鱼炖肉烀蛋

材料：章鱼（蛸，连云港赣榆海域出产那种长腿的）、五花肉、熟鸡蛋、肉切块、蛸切段、鸡蛋去皮、并煮、葱姜八角酱油适量。煮开锅后，文火慢炖一个半小时。

菠菜饼

材料：小菠菜、肥肉、姜、粉团、鸡蛋

将菠菜放在沸水烫，一滚快涝出，漓静水，将肥肉和菠菜、生姜调和一起剁碎，搅粉团少许，拍成指厚的小圆饼，鸡蛋调面搅成面糊，圆饼蘸面糊煎，随煎随吃。

干豆豉

材料：黑豆一斤，花生米一斤，干茄子少许，核桃仁半斤，香油半斤，姜半斤，花椒二两，黄酒半斤，盐少量（冬季）。黑豆煮烂发酵二十天，花生米开水烫去皮，干茄子切成小块（花生米大小），姜切成条，合并一起，花椒烧水（一茶碗）倒进香油、黄酒，盛坛封口，一周可吃。

酱腌鱼

刀鱼、黄尖鱼、比目鱼（披毛、偏口、鼓眼、沙板均可）抹家制豆酱腌一天。鱼里不再用盐，晾干（不见日光），半干后可蒸可烘（不用油).

炸菊花叶

霜后菊花叶（白菊叶最佳）洗净晾干，放花生油炸，一滚捞出，保持绿色，放白糖吃。

千张肉：带皮的五花肉一块，切片至皮，肉皮不要切断，连接肉片成整体，将肉片顶部浇干豆鼓，放在铁盘或瓷盘里，上锅蒸，开锅后文火，约40分钟。

春卷：烙好鸡蛋饼，炒瘦肉丝，嫩香椿或地韭，将炒熟的肉丝卷在蛋饼内，放香椿或地韭（不切断）卷好，用粉团粘合，放热花生油里炸一个滚即捞出，切段放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