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大学的校园深处，在未名湖畔的苍松翠柏之间，矗立着原北大校长——我国著名的民主主义革命家、教育家、思想家蔡元培先生的半身铜像。当21世纪的曙光即将来临之际，这位曾给北京大学带来盎燃生机，使北大成为享誉中外的中国最高学府的老校长，正以他深遣的目光、博大的胸怀、卓越的思想，注视着、期待着、启迪着这所对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作出过重大贡献的百年学府，在新的世纪里创造出新的辉煌。

　　翻开北京大学百年奋进的光辉史册，人们就会发现，没有谁能比蔡元培同北大的关系更为密切的了。完全可以这样说：没有蔡元培，北大就不成其为北大;没有北大，蔡元培也不成其为蔡元培。蔡元培与北大，是名人与名校相得益彰、相辅相成的完美结合。在庆祝北京大学建校100周年的时候，人们首先想到要纪念的自然是这位与北大同在的、被毛泽东誉为“学界泰斗、人世楷模”的老校长蔡元培。

　　一、应邀长校 学府新风

　　1916年9月1日，已近知天命之年仍在法国“勤于工作，俭以求学”的蔡元培收到了一封电报。电报是当时的教育部总长范源濂发来的。电文云：“国事渐平，教育宜急。现以首都最高学府，尤赖大贤主宰，师表群伦。海内人士，咸探景仰。用特专电敦请我公担任北京大学校长一席.务祈鉴允。早日回国，以慰瞻望。启行在即，先祈电告。”收到这封恳请自己回国出任北大校长的电报以后，蔡元培思忖良久，心潮起伏，一时难以平静下来。

　　清季翰林出身、后为忠诚的革命党人的蔡元培，早在15年前就走上了民主革命、教育救国的道路。他以年近5旬之身去国远游，留学法国，其目的就是要融合中酉文化，培养硕学闳材，以教育救国强国。在法国，他和吴玉章等发起勤工俭学会和华法教育会，努力为中国有志青年赴法勤工俭学创造条件。留法勤工俭学在当时国内进步知识分子中产生很大影响，不少人积极参加到这一行列中来，其中一些入在法国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教育，逐步成长为马克思主义者和中国共产党的优秀领导人。虽然留法勤工俭学取得了进展，但蔡元培并不满意。他总觉得“在国外经营之教育，又似不及在同内之切实”。现在机会来了，擅权专制的袁世凯倒台了，共和国出现了新的转机和希望。尽管当时北京大学的风气口碑不好，但它毕竟是由中央政府举办的中国第一所国立大学，是对全国教育有举足轻重影响的最高学府，他可以把北大作为基地，施展自己的抱负，实现自己的夙愿。经过一番考虑，蔡元培初步打算接受范源濂的邀请，回国出任北大校长。

　　1916年10月2日，蔡元培同吴玉章一道由马赛乘船回国，11月8日抵达上海。对于蔡元培是否出任北大校长一事，在他的友人中有不同看法，在一些革命党人中也有异议。不少人劝他不要进北大这个是非之地，弄不好反倒会坏了自己的名声。对蔡元培深有所知的孙中山却主张他去，认为像蔡元培这样的老同志应当去那历代帝王和官僚气氛笼罩下的北京，主持全国性教育;传播革命思想。孙中山的支持和嘱托坚定了蔡元培任职北大、改造北大的决心。他当时曾说：“觉北京大学虽声名狼藉，然改良之策，亦未尝不可一试，故允为担任。”后来还用“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这句话表示自己毅然决然的态度。1916年12月22日，蔡元培抱着整顿、改革北大的宗旨和决心，迎难而上，赴京就任北大校长的职务。

　　1916年12月26日，蔡元培正式被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1917年1月4日，蔡元培到北大就职视事，从此开始了他一生中最有成就也最为人所景仰的一段辉煌历程。

　　既有革新精神又有民主作风的蔡元培，从踏进北大校门的那一刻起就与他的前任截然不同。他到校的第一天，校工们排队在校门口恭恭敬敬地向他行礼。他—反以前历任校长目中无人、不予理睬的惯例，脱下礼帽郑重其事地向校工们鞠躬回礼。此后，他每天出入校门，校警向他致敬，他都脱帽还礼。这一件令校工和学生感到惊讶的新鲜事，不啻是给封建积习严重的北人吹进一股强劲的平等民主之风，预示着这所学校将在改革中走上新的途程。

　　1917年1月9日，北京大学举行开学典礼，蔡元培发表了就任校长的演说。针对当时北大存在的不良风气，他着重提出“拍定宗旨”、“砥砺德行”、“敬爱师友”三项要求，并阐明大学的性质：“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指出“大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突出强调学生要把“抱定宗旨，为求学而来”放在首要位置。这个演说在师生中引起了强烈反响。

　　就在蔡元培就任校长的这一年，北大进行了一次纪念校庆20周年的活动。校庆纪念歌词写道，“棫朴乐英材，试语同侪：追想逊清时创立此堂斋，景山丽日开，旧家主第门桯改，春明起讲台，春风尽异材。沧海动风雷，弦诵无妨碍。到如今费多少，桃李栽培;喜此时幸遇先生蔡。从头细揣算，匆匆岁月，已是廿年来。”“喜此时幸遇先生蔡”，反映了北大师生对蔡元靖的由衷欢迎和热切期盼。

　　此后，蔡元培在北大兴利除弊，祛旧布新，使陈腐的北大一变而为鲜活的北大，名副其实的北大。有人评论说“蔡学界泰斗，哲理名家，就职后励行改革，大加扩充，本其历年之蕴蓄，乐育国内之英才，使数年来无声无臭生机殆尽之北京大学校，挺然特出，褒然独立，……学风丕振，声誉日隆。各省士子莫不闻风兴起，担簦负笈，相属于道，二十二行省，皆有来学者。”在蔡元培长校期间，北京大学的新风气、新局面终于出现了。

　　二 延聘名师 改革旧制

　　蔡元培接手的北大无异于新瓶旧酒：辛亥革命后校名虽然由京师大学堂改成北京大学校，但本质并无多大变化，封建主义仍然占统治地位。学校像个衙门，没有多少学术气氛;有的教师不学无术，一心只想当官，有的顽固守旧，不容许有新思想进来。学生则多是官僚和大地主子弟，有的一年要花几千银元，带听差、打麻将、吃花酒、捧名角、逛妓院，对读书毫无兴趣，对当官之路却千方百计地去钻营。面对被搞得乌烟瘴气的北京大学，蔡元培首先从两个方面着手进行改革：一是延聘积学与热心的教员，引起学生研究学问的兴趣;二是改革学校的领导管理体制、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注入民主与科学的精神。

　　积多年办学之经验，蔡元培深知要办好北大最重要的是要有一大批有真才实学而又热心教育的教员。他认为“学课之凌杂”和“风纪之败坏”是北大的两大弊端。“救第一弊，在延聘纯粹之学问家，一面教授，一面与学生共同研究，以改造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救第二弊，在延聘学生模范人物，以整饬学风。”为此，他人尚未走进北大校门，就开始了延聘名师、罗致英才的不懈努力，并留下了“三顾茅庐”聘请陈独秀任北大文科学长以及不拘一格聘任没有大学学历的梁漱溟到北大任教等佳话。

　　1916年12月26日.正是教育部正式下文任命蔡元培为北大校长的那一天.他一大早就急匆匆地来到北京前门外大街的一家旅馆，造访因创办《新青年》、宣传民主科学思想而声名愈来愈大的陈独秀。对陈独秀，蔡元培早有所识，认为他足自己从整顿文科入手进而整顿北大的最理想的助手。他把陈独秀列为自己延揽人才的首选对象，不辞辛苦，亲自登门拜会。蔡元墙求贤若渴，陈独秀却因办《新青年》等原因推辞。于是，蔡元培仿效刘备“三顾茅庐”，几乎天天都来探望陈独秀。有时来得早，陈独秀尚未起床，他就招呼茶房不要叫醒陈，自己坐着板凳在门口等侯。精诚所至，金石为开。由于蔡元培诚心纳贤，加上他应允陈独秀把(新青年)带到北大来办等实际问题的解决，陈独秀遂同意到北大任职，并于1917年1月13日获教育部批准，担任北大文科学长。蔡元培请来的这位文科学长，两年后成了“五四运动的总司令”。

　　此后，蔡元培又相继聘请了胡适、李大钊、钱玄同、刘半农、吴虞、鲁迅、周作人等具有革新思想和丰博学识的新派人物到北大文科任教。此外，马叙伦、沈尹默、陈垣、陈大齐、萧友梅、沈兼士、徐悲鸿、熊十力、马寅初、陶孟和、王世杰、周鲠生、陈启修、高一涵等国内知名专家学者，也被聘为北大文科、法科教授、导师。在理工科方面.蔡元培聘请当时国内第一个介绍爱因斯坦相对论的物理学家夏元瑮担任理科学长，还聘请知名学者李四光、丁燮林、颜任光、何杰、翁文灏、王星拱、李书华、丁文江、俞同奎、朱家骅、冯祖苟、秦汾以及外籍专家葛利普等为教授。一时间，北大名师荟萃，人才济济，学术空气浓厚活跃，教学科研盛况空前。据1918年初的统计，全校共有教授90名，从其中76名的年龄来看，35岁以下者43名，占56.6%;50岁以上者仅6名，占7.9%。最年轻的教授徐宝璜只有21岁，胡适、刘半农也只有二十七八岁。陈独秀也才38岁。这样年轻而富于活力的教师队伍，一扫北大过去的陈腐之气，使北大成为鲁迅所说的“常为新的.改进的运动的先锋”。

　　蔡元培除了积极延揽积学与热心的教员以外，还借鉴西方大学的模式，对北大的领导体制、系科设置、教学制度、课程内容、招生制度等进行厂一系列改革。

　　在学校领导体制方面，按照教授治校的原则，设立由校长、各科学长以及教授代表组成的评议会，作为全校的最高立法机构和权力机构，改变了过去一切校务都由校长与学监主任、庶务主任等少数人总理，连各科学长也没有权力过问的状况。教授代表经选举产生，校长为评议会的当然议长。此后，在评议会以外，还设立行政会议，作为全校的行政机构和执行机关，校长兼行政会议议长;设立教务会议和教务处，由各学系主任组成，并从中推选教务长一人，统一领导全校教学工作;设立总务处及总务长一人，主管全校的人事和事务工作。

　　在系科设置方面，扩充文、理两科，调整法科，归并商科和工科，改革预科，并且废门改系，融通文理，创办研究所，确立预科、本科、研究所三级学制。至1919年，全校有数学、物理、化学、地质;哲学、中国文学、英国文学、法国文学、德国文学、俄国文学、文学、经济、法律共13个系和文科、理科、法科3个研究所。

　　在教学制度方面，改年级制为选科制，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以利于因材施教。当时规定预科学生学满40个单位(即后来的学分)、本科学生学满80个单位就可毕业。关于选科的确定，分别由本科和预科教授会负责，对于一年级新生，专门设立新生指导委员会作为其入学选课的顾问。选科制于1919年在北大首先实行，1922年起全国其他大学也陆续采用。

　　在教育内容和课程设置方面，重视基本理论和基础知识救育，强谓加强学理研究;沟通文理两科的教学内容，让学生掌握比较全面、宽厚的知识;重视学生美育，提出以美育代宗教;重槐学生体育，首创学生军;提倡融合中西文化，对世界科学取最新学说;主张吸收外国优秀文化，但反对简单模仿，重在掌握先进的科学方法;重视学生的外语学习，开设世界语课程;改革史学课程，重视科学方法和考古工作;积极聘请外籍专家来校讲学，注意派遣师生出国留学等。

　　在招生制度方面，提倡男女平等，从1920年春天开始招收女生入学，开创了我国大学教育男女生同校之先河。这一年春天，北大先后招收了王兰等9名女生来校旁听，从秋季起，正式招收女生，有9名女生被录取为本科生;倡导平民教育，从1917年暑假开始，改变招生中的重资格、看出身的旧办法，坚持通过考试和以考生考试成绩的优劣作为是否录取的标准，使许多有真才实学的平民子弟能够入学。为了培养更多的人才，除招收正式入学的学生以外，还招收一定数量的旁听生、选科生。1918年4月14日，在蔡元培的积极倡议下，北大校役夜班正式开办。为全校工友办夜校，这是在北大历史上，也是在中国高等学校的历史上没有先例的创举。后来，经由蔡元培积极赞助，北大学生会教育股还办起了平民夜校，招收学校附近的平民子弟入学。这些都体现了蔡元培平民教育的思想和主张。

　　蔡元培不拘——格罗致人才，并借鉴西方大学的模式对北大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使北大发生了巨大的质的变化。诚如冯友兰所说：“从1917年到1919年仅仅两年多时间;蔡先生放把北大从一个官僚养成所变为名副其实的最高学府，把死气沉沉的北大变成一个生动活泼的战斗堡垒。流风所及，使中国出现了包括毛泽东同志在内的一代英才。”

　　三、思想自由 兼容并包

　　蔡元培认为大学是研究高深学问的机关，必须实行“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方针，才能促进学术的繁荣和发展。他一再申明：“对于学说，仿世界各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无论为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运命者，虽彼此相反，而悉听其自由发展。”

　　这一方针突出地体现在延聘教员方面。作为民主主义思想家，蔡元培首先聘请陈独秀、胡适、李大钊等新派人物担任北大教授，这是很自然的事。但除此以外，他对确有真才实学的旧派人物，包括曾经拥护袁世凯复辟帝制的刘师培、顽固守旧的黄侃、反对共和的辜鸿铭以及尊孔为教的梁漱溟等人也予以聘任甚至破格聘任。蔡元培认为：“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礼记·中庸》曰;‘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足以形容之。如人身然，官体之有左右也，呼吸之有出入也，骨肉之有刚柔也，若相反而实相成。各国大学，哲学之唯心论与唯物论，文学、美术之理想派与写实派，计学之干涉论与放任沦，伦理学之动机论与功利论，宇宙沦之乐天魂与厌世观，常樊然并峙于其中，此思想自由之通则，而大学之所以为大也。”“这段文字生动具体地概括了蔡元培的大学观和学术现：思想自由，有容乃大。这是蔡元培教育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正是在这样的大学观和学术观的指导下.北京大学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学术自由、各派并存、百家争鸣的活跃局面。

　　据资料记载，“五四”前后的北京人学，学术空气极其浓厚、热烈。各派专家学者或著文，或开设讲座，或登台授课，各抒己见，各显神通。在北大三院礼堂里留美博士胡适正在用资产阶级观点讲授《中国哲学史》，与此同时在北大二院礼堂里则有旧学功底深厚的孔教派教员梁漱溟在讲孔孟之道。这二人的课都排在星期六下午，各讲各的观点、体系，让学生自由选择。在文字学方面，旧国粹派的黄侃和新白话派的钱玄同，观点针锋相对，互不相让，大唱对台戏。有一次钱玄同在讲课，对面教室里黄侃也在讲课。黄侃大骂钱玄同的观点如何如何荒谬，不合古训;而钱玄同则毫不在乎这些，你讲你的“之乎者也”，我讲我的“的了吗呢”。北京大学当时的情况颇为世人所称道。有人写文章说：“我对北京大学的感情，近来极好.心目中总觉得这是现在中国唯一的曙光，其中容纳各派的学说和思想，空气新鲜得很。”

　　蔡元培主张“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是不是没有原则，没有标准.没有界限，良莠混杂，是非不分，—切都包容下来呢?不是。从延聘教员来看，蔡元培是坚持很高的标准的。一是要有很高的学术水平，“不但要求有学问的，还要求于学问上很有研究的兴趣，并能引起学生的研究兴趣的。不但世界的科学取最新的学说，就是我们本国故有的材料，也要用新方法来整理它”。就是说要有强烈的学术追求，要站在世界科学的前沿，即便对国故也要艇用新方法来整理。二是要热心教学，讲究教授法，能引导、启发学生研究，能完成规定的教学任务。三是要为人师表，有好的道德修养，能成为“学生之模范人物”。按照这个标准，他延揽了大批人才，也解聘了一些不学无术、不够资格，或者品行不端如人称“探艳团团长”之流的教员，也包括不符合要求的外籍教员。从学术方面来看，首先，蔡元培把“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范围限定在“与政治无涉”的学术领域，而在政治问题上他是个搞兼容并包的。正如当时北大学生所说，蔡先生请刘师培讲六朝文学但决不允许刘提倡帝制，请辜鸿铭讲英国文学但决不允许辜提倡复辟、反对共和。其次，兼容并包的各种学说必须“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运命”。否则是不会让其出现在北大讲堂上的。第三，蔡元培对各派学说并不是一概半斤八两，没有褒贬、扬抑的，相反是有所约束、有所提倡的。作为一个民主主义革命家，他在各种场合对民主科学的新思潮、新学说、新观点给予了热情的支持和大力的提倡。正因为如此，北大才能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五四反帝爱国运动的发祥地、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和民主科学思想的最初基地。对于蔡元培“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方针，陈独秀作了精当的诠释。他说：“北京大学教员中，像崔怀庆、辜汤生、刘中叔、黄季刚四位先生，思想虽说是旧一点，但是他们都有专门学问，和那班冒充古文家、剧评家的人不可同日而语。蔡先生对于新旧各派兼收并蓄，很有主义，很有分寸，是尊重讲学自由，是尊重新旧一切正当学术讨论的自由;并不是毫无分寸，将那些不正当的猥亵小说，捧角剧评和荒唐鬼怪的扶乩剑侠，毫无常识的丹田术数，都包含在内。……他是对于各种学说，无论新旧都有讨论的自由，不妨碍他们个性的发达;至于融合与否，乃听从客观的自然，并不是在主观上强求他们的融合。我想蔡先生的兼收并蓄的主义，大概总是如此。”当有的学对聘任留长辫、穿红马褂的辜鸿铭和“筹安会”罪人刘师培为北大教授想不通时，蔡元培对他们说：“我希望你们学辜先生的英文和刘先生的国学，并不要你们也去拥护复辟或君主立宪。”这说明蔡元培在实行兼容井包方针时确是“很有主义，徂有分寸”的。

　　应当指出，蔡元培提出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方针，对于封建文化专制主义来说是一个具有革命意义的方针。在新旧思想激烈冲突、社会发生急剧变化的20世纪初叶，他提出这个方针是适应了时代和历史的发展的，是有利于新思想、新观点的存在、发展和传播的。正是因为实行了这样的方针，民主科学思想乃至马克思主义才能出现在北京大学的学术舞台上，并以北大为基地迅速地传播开来。从学术发展的规律来看，没有思想的自由驰骋，没有不同学派和学术观点之间的比较和竞争，学术的发展就失去了活力，也就不可能有新生战胜腐朽，先进战胜落后，真理战胜谬误。因此，“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方针是比较符合学术发展规律的要求的。当然，这个方针，主要是“兼容并包”的提法.也有其不尽完善之处。这样提没有明确指出对立面的斗争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以及人们在新旧事物斗争中革故鼎新的责任，容易使人产生不分新旧、一概包容、任其发展的误解。然而，蔡元培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提出这个方针，并且在北京大学成功地进行了实践，使北大开辟了中国学术界之新纪元，这是十分了不起的，其历史功绩是昭然不灭的。

　　四 扶植社团 活跃学术

　　北大学生本来毫无组织，蔡元培任校长后，为了培养学生研究学问的兴趣，就把每班的班长找来。劝他们每一系成立一个学会，还答应活动经费由学校帮助解决。在他的倡导扶植下，北大校园内一批师生都有人参加的社团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地生长出来。不但每系有会，如国文学会、史学会、哲学会、地质学会、数学会、心理学会等，而且全校性或者跨系科性的社团也有很多，如北大学术研究会、教育研究会、新文学研究会、歌谣研究会、世界语研究会、书法研究会、画法研究会、音乐会、雄辩会、武术会、静坐会等等。同时还办起了一批很有影响的综合刊物和学术刊物。有些社团则由蔡元培亲自担任会长等职务。

　　当时在校内外影响较大的北大社团有新闻学研究会、进德会、哲学研究会、国民杜、新潮社、国故杜、平民教育演讲团、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画法研究会、音乐会、雄辩会以及与北大关系密切的“少年中国学会”等。

　　新闻学研究会。成立于1918年10月14日，蔡元培亲任会长，文科青年教授徐宝璜任主任，著名报人、(京报)社长邵飘萍任导师。该会以“研究新闻学理，增长新闻经验，以谋新闻事业之发展”为宗旨，积极开展活动，成为我国报业教育之发端”。李大钊、毛泽东、罗章龙、高君宇以及陈公博等都曾是这个学会的会员。

　　进德会。成立于1918年5月28日，蔡元培亲自任会长和评议员，李大钊任纠察员。该会以提倡养成个人高尚道德为宗旨，会员按其条件分为甲乙丙三种，符合不嫖、不赌、不娶妾这一基本条件的为甲种，在此基础上加不做官吏、不做议员的为乙种，再加不吸烟、不饮酒、不食肉的为丙种。该会成立时入会者近500人，其中教员76人，职员92人，学生300余人。当时北大各科学长和许多教授以及行政负责人都入了会。

　　哲学研究会。成立于1919年1月25口，由杨昌济、马叙伦、梁漱溟、胡适等人发起，以“研究东西诸家哲学，渝启新知”为宗旨，在介绍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各派学说方面起过一定作用，在校内外有较大影响，毛泽东也曾参加这个研究会。

　　“五四”前后的北大，除了如夜空繁星般的学术社团以外，还出现了—批有明显政治倾向的社团组织。其中影响较大的有以下几个：

　　国民社。成立于1918年12月20日，并于1919年1月1日出版《国民》杂志。其成员不限于北大师生，但以北大师生为主。邓中夏、黄日葵、高君宇、许德珩等都是该社成员，李大钊实际上起了该会顾问的作用。蔡元培对国民社给予了热情的支持，不但出席成立大会，而且为《国民》杂志创刊号写了序言，希望杂志“正确”、“纯洁”、“博大”。国民社以“增进国民人格，灌输国民常识，研究学术，提倡国货”为宗旨，许多成员在五四运动中起了骨干作用，其中一些人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党员。

　　新潮社。成立于1918年12月3日，并于1919年1月1日出版了《新潮》杂志。发起人为傅斯年、罗家伦、徐彦之等。蔡元培对该社的成立也给予了热情的支持，为《新潮)题写了刊名，还同意由学校每月拨付2000元资助刊物的出版。《新潮》反对封建文化的态度十分鲜明，在新文化运动中产生了很大影响，但由于其主要领导人选择了全盘西化之路，后来刊物的性质和作用发生了变化。

　　国故月刊社。成立于1919年1月26日，发起人为刘师培、黄侃、粱漱溟等，提出以“昌明中国固有之学术”为宗旨，所载文章均用文言、八股写成，也不用新式标点，内容则大多是攻击新文化运动的。蔡元墙本着学术自由的原则，也划拨经费给予支持，但一共只出了4期，因内容不受欢迎而于“五四”以后终刊。

　　平民教育讲演团。成立于1919年3月23日，发起人为邓中夏、廖书仓、许德珩、黄日葵、罗家伦等，毛泽东也是演团成员之一。蔡元培对这个社团非常重视，说“用讲演的形式与平民以知识，也是一件好事”。讲演团以蔡元培平民教育思想为指导，每周星期日下午到城内4个讲演所讲演。五四运动爆发底讲演活动更加热烈，后来深入到北京附近的工厂农村，开始了中国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历程。中国共产党成立后，讲演团中的共产党员还结合该团的活动开展党的宣传和组织工作。

　　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自1918年冬至1920年春，北大先后成立了3个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社团组织。一是1918年冬由李大钊发起成立的“马客士(即马克思)研究会”，为了迷惑警察，后改为”马尔克斯研究会”。二是1920年3月秘密成立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发起人有邓中夏、罗章龙、刘仁静、黄日葵、范鸿劼、朱务善等，1921年11月正式公开，得到蔡元培的支持。三是1920年12月由李大钊发起成立的社会主义研究会。这三个社团都是以研究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为宗旨，引导和组织青年学生参加实际的革命活动，对于培养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研究会的许多成员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党员。

　　少年中国学会。成立于1919年7月1日，李大钊是主要发起人之一。许多北大师生是它的成员。学会以“本科学的精神为社会的活动，以创造少年中国”为宗旨。蔡元培称赞它是“最有希望”的个团体，给予热情的支持和鼓励。但由于学会人数众多，成员思想信仰不—致，随着革命深入面发生分化，1925年7月以后停止了活动。

　　蔡元培在积极扶植社团的同时，还直接领导或支持创办了一些刊物，除下《新青年》杂志和上述社团办的刊物以外，在当时影响较大的刊物还有《北京大学日刊》、《北京人学月刊》、《每周评论》等。《北京大学日刊》创办于1917年11月，《北京大学月刊》创办于1918年9月。这两个刊物皆由蔡元培直接领导。前者相当于校刊，声明不登载讨论当前政治和宗教问题的稿件，但对新文化运动在北大的各方面情况报道很多，特别是对社团活动，包括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社会主义研究会的活动等都有详尽的报道。后者相当于学报，专门刊载师生的研究成果和论文。这两个刊物的创办对推动北大的改革和学术研究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每周评论》创刊于1918年冬天，由北大文科学长陈独秀、图书馆主任李大钊以及文科讲师张申府等发起创办。这是一个和《新青年》相配合的紧密联系实际、干预政治、针砭时弊的刊物。从创刊号到第20号，其内容以反帝反封建为主，同时也介绍俄国、东欧等国的社会主义革命。从第21号到第25号，集中详细地报道和评论了五四爱国运动，旗帜鲜明地站在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前列。从第25号以后，由于陈独秀被捕入狱，李大钊返家暂避，胡适接手，刊物方向发生了变化。

　　由于蔡元培的扶植、提倡以及他身体力行的带头作用，北大—扫过去的沉闷空气，学术活动十分活跃，占主流的学术思想十分新鲜。1943年3月5日周恩来领导的重庆《新华日报》发表了一篇《怀念蔡孑民先生》的社论，其中对”五四”前后北大生机勃勃的景象作了如下生动的描述：“沙滩文科大楼的第一院、马神庙公主府的第二院和骑河楼译学馆的第三院，办得各有特色，自成一格。踏进公主府，既富丽，又清幽，使人心旷神恰。跑到文科大楼(即沙滩红楼)，左一间政治学会研究室，右一间‘新湘杜’办公室，楼底下在赶印教授、学生们所办的各种定期刊物，楼上面是分门别类的各种图书阅览室，门房内则堆满着备种各样代售的杂志，使人应接不暇。译学馆里呢?那个顶大顶大的大礼堂上，不是今天有什么学术演讲，名人演说，就是明天有什么学生大会，纪念大会，使人兴奋，使人振发。蔡先生长校时的北大师生，真有如鸢飞戾天，鱼跃于渊.既活泼又愉快。这种气象，这种生活，那得不令人怀念无已。”

　　五、支持进步 爱护学生

　　蔡元培任北大校长之际;正是中国新文化运动蓬勃发展之时。他虽然有极好的旧学根底，还曾是清季著名翰林，但毫无泥古、守旧思想。对新文化运动中民主科学精神的传播弘扬，他不但热情支持，而且不顾个人安危得失地带头去做。他支持陈独秀以北大为依托办《新青年》并在上面发表文章，使刊物影响扩大，声誉大增;他反对以孔教为国教的主张，热心提倡近代科学;他赞同文学革命中发起的白话文运动，亲自撰文指出“白话派一定占优胜”。

　　最能表现蔡元培对新文化运动积极倡导、大力支持的一件事，是发生在1919年3月间的“林蔡之争”。这一年2月，对新文化运动极端仇视的桐城派古文家林纾(字琴南)在上海《新申报》上发表了一篇文言小说《荆生》，对陈独秀、钱玄同、胡适等新文化运动中的领袖人物进行辱骂和攻击。3月18日，他又在《公言报》上发表了《致蔡鹤卿太史书》的公开信，对支持新文化运动的蔡元培和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北京大学发起了直接攻击。紧接着又在《新申报》上抛出了第二篇诽谤小说《妖梦》，以卑劣不堪的手法攻击北京大学，攻击陈独秀、胡适以及支持他们的蔡元培。除此之外，林纾还直接插手北大，利用他过去的一个门生和一个被北大辞退的不学无术、顽固守旧的教员造谣惑众，攻击北大，诋毁蔡元培等人。

　　面对封建卫道士的猖狂挑战，李大钊、陈独秀、鲁迅等先后著文进行反击，蔡元培在看到林纾公开信的当天就写了《致<公言报〉函并附答林琴南君函》，对林纾捏造的谣言和进行的攻击给予了有理有据、义正辞严的驳斥并在信中进一步申明了自己坚持“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主张和支持新文化运动的立场。蔡元培对林纾挑战的公开答复既是对旧派的沉重打击，又是对新派的极大鼓舞。此后，全国新派人士纷纷著文斥责旧派，进步舆论完全站在北大一边。在这种情况下。林纾迫于形势不得不给报馆写信承认自己骂人不对。这场“林蔡之争”，不是什么—般的笔墨官司，实质上是封建与民主，守旧与革新之争。在这插原则性的论争之中，作为民主主义思想家的蔡元培。以其坚定的立场、辩明的态度，保卫了新文化运动和作为这个运动的中心的北京大学。

　　作为一位大学校长，一位教育家，蔡元培认为学生在学校应以求学为最大目的，不大赞成学生成立政治组织和参加政治运动。但是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五四运动中，在事关国家安危存亡的关键时期，他并不拘守这一点，相反却以极大的同情与慈爱对学生的反帝爱国行动给予了坚决的支持和全力的保护。

　　1919年5月4日下午，以北大为主力的各校学生3000多人到天安门举行集会和示威游行，随后愤怒的学生火烧了卖国贼曹汝霖的住宅赵家楼。军阀政府派军警抓走了32名学生，其中北大学生20人。当天晚上，蔡元培就邀请与司法部关系密切的王宠惠—起到北大法科大礼堂和同学们共同商议营救之事。他一再抚慰学生说：“你们放心，被捕同学的安全，是我的事，一切由我负责。”夜里9时以后，他不顾劳累前去拜访曾帮助过他赴德国留学、现今受到段祺瑞敬重的孙宝琦，请求孙设法帮助解救被捕学生。孙宝琦表示为难，蔡元培则从晚9时到12时多一直呆坐在孙的会客室里。可以想见，为了解救学生，他当时的处境是多么尴尬和艰难。5月5日下午，14所学校的校长集中到北大开会，商讨如何营救被捕学生。蔡元培态度十分坚决地表示，为了保出学生，“愿以一人抵罪”。会上成立了以蔡元培为首的校长团会后即到教育部、总统府、国务院疏通，但徐世昌等拒不接见。5月6日，蔡元培又率校长团先后到教育部、警察厅交涉，并以自己的身家性命作保，要求尽快释放学生。经过蔡元培等人的努力解救，加之社会舆论的压力，反动势力终于答应释放学生。5月7日，被捕学生获释，蔡元培亲自率领北大全体教职员和学生在沙滩广场列队迎接。大家见面分外激动.彼此相对欲言无语，许多人竟致大哭起来。蔡元培劝慰大家应当高兴，不要哭，话未说完自己也禁不住流下了眼泪。北大被捕获释学生许德珩在回忆当时情景时说：“当我们出狱由同学伴同走进沙滩广场时.蔡先生是那样的沉毅而慈祥，他含着眼泪强作笑容，勉励我们，安慰我们，给我们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在五四运动中，蔡元培虽然没有直接走到游行队伍中，但却起到了别人所替代不了的爱国学生护卫者的巨大作用。为营救学生，保护学校，他不顾个人安危荣辱，日夜奔忙，费尽心力，不惜受慢待、坐冷板凳。当有人劝他“恐危及君身”时，他笑着回答说：“如危及身体，而保全大学，亦无所不可。”表现了他对祖国、对教育、对青年学生的深切热爱之情。

　　蔡元培虽然只是一位革命民主主义者，但对社会主义理想和运动是取同情态度的，对马克思主义怀有敬意和好感。在俄国十月革命后，他带头喊出了“劳工神圣”的口号.并在演说中充满撒情地预言：“此后的世界，全是劳工的世界呵”他还主张“平民教育”，赞助学生走出校门为劳苦大众服务。在他的支持下，北大于1920年5月1日第一次举行了庆祝劳动节的活动，从1922年开始每年五—劳动节放假一日。他在《新青年》上著文对社会主义学说的传播作介绍。他对社会主义的苏联抱同情友好态度。最为难能可贵的是，他在“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旗帜下，以北大校长的身分和声望，允许、支持并保护李大钊、陈独秀等以北大为基地学习、研究和传播马克思主义。他允许图书馆购进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和介绍社会主义学说的书籍，同意在北大讲台上讲授唯物史观、工人的国际运动、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等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程，支持北大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公开成立。对此，作为当时研究会发起人之一的罗章龙回忆遭：“这个公开化是与蔡先生的大力支持分不开的，他从精神上、物质上对于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成立都给支持。我把启事写好后，与另一同学一起去找蔡先生，要求同意登在《北京大学日刊》上。他听了我们的汇报后，同意登载。”“尔后，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报在北大会议厅开成立大会，蔡先生又答应了我们的请求，同时还应邀出席了成立大会，并在会上讲了话。”“成立以后，需要活动场所，蔡先生义同意给两间房子，一间当办公室，一间当图书室。蔡先生顶着反对派的压力，从精神到物质上对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支持，使我们很激动。这在当时反动派到处防范、侦缉‘过激主义’、‘过激党’情况下，是很不容易的。要是没有蔡先生的支持，这个组织是不能公开活动的。他对待进步事业，就是这样全心全意地支持、扶植。，罗章龙还回忆了蔡元培救助进步学生的两件事：一是1922年冬，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成员去苏联列宁格勒出席东方民族大会，途中在黑龙江满洲里有五六个同学被当地军阀逮捕了。后经蔡元培打电报给东三省的地方行政长官，成功地营救了这些学生。二是1923年6月，罗章龙奉命出席共产国际第五次大会，当时正是参加毕业考试的时候，他写信给蔡元培说明这一情况，蔡元培同意他第二年补考，推迟一年毕业。这些事情说明，蔡元培虽然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但作为一位杰出的民主主义革命家、思想家、教育家，对师生研究马克思主义是采取支持和保护态度的。他曾说过：“共产主义为余素所服赝者。”正因为如此、在当时反动派到处防范、侦缉“过激主义”、“过激党”的社会条件下，北大才会吹拂起马克思主义的春风，成为孕育中国共产党的一个基地。

　　蔡元培自1917年入长北大至1927年底脱离北大，共有十年半的时间。他曾自谦地说：“综计我居北京大学校长的名义，十年有半，而实际在校办事，不过五年有半，一经回忆，不胜惭悼。”然而，事实已经证明，这10年是北大历史上生机勃勃、辉煌灿烂的10年，也是蔡元培生命历程中光彩夺目、建树最大的10年。这期间，北大完成了历史性的变革，成为国人瞩目、青年向往的新文化运动的中心，五四运动的发祥地，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和发展教育科学文化的基地，为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这一切都是同蔡元培的荜路蓝缕、革故鼎新分不开的。蔡元培的名字同北京大学紧紧她联系在一起。他的思想、精神和业绩已经深深地嵌入了北大的历史，一直传到今天，并且将传向永远。

　　1927年以后，蔡元培仍然时时关心着北大。1938年，他已届生命的晚年，还为北大40周年校庆题词，充满信心地祝愿因日寇侵略而被迫南迁的北大，“他日河山还我，重返故乡，再接再厉，一定有特殊之进步。”表达了老校长对他耕耘过的北大的一往深情。与此同时，北大师生也在时时关心着自己的老校长。1935年9月7日，蒋梦麟等联名给蔡元培祝寿.提出要为一生清廉直至晚年仍全家租赁房屋连归拢庋藏书籍的地方都没有的老校长造一所“可以住家藏书的屋”。后来这个计划虽然由于抗战全面爆发而未能付诸实现，但它反映了北大师生对蔡元培的深深敬爱之情。1940年3月5日，蔡元培在香港病逝。北大校友和中央研究院同仁决定每年在他诞辰那一天即1月11日举办一次以学术讲演为主要内容的纪念会。1947年北大进步师生在地下党的领导下，建立了一个公开的学习进步书刊的图书室，取名为孑民图书室，以对蔡元培表示纪念。1948年，北大师生又在校内建立了一个蔡孑民先生纪念堂。进入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时期以后，北大师生仍采取各种方式对老校长表示由衷的崇敬和深切的怀念。1982年，3000多名北大学生自愿捐资为蔡元培建立青铜塑像，将之矗立在未名湖畔的草坪上，以对这位与北大同在的老校长表示永久的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