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电波》、《暗算》、《风声》、《潜伏》……近年来，各种反映地下党电台情报工作的故事先后搬上银屏，电台情报工作对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对新中国的成立都发挥着重要作用。与党同龄的浙江农林大学（原浙江林学院）的第二任党委书记徐炳全，就曾长期从事新四军电台情报工作，并在浙南地区从事地下党工作多年，为党和人民的革命事业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看到浙江农林大学的师生代表前来探望时，现年90岁的新四军老党员徐炳全显得精神非常好：一边热情地招呼大家，一边嘱咐爱人倒水。徐炳全曾是浙江农林大学（原浙江林学院）第二任党委书记，当得知学校的师生代表是专程过来看望他，并学习聆听党史、中国革命史以及学校发展史后，他的话匣子一下子就打开了……

　　出生工人家庭，投身党的革命事业

　　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同样是在上海这个大都市，中国共产党诞生后不久，徐炳全也在一个普通的工人家庭出生了。谈起自己的出生，徐炳全觉得在那个特殊的时期、特殊的地点出生，也许就是一种缘分，注定了自己将用一生来奉献这个伟大的党。

　　徐炳全的童年，是伴随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上海工人运动成长的，再加上在工人家庭里的耳濡目染，青少年时期的徐炳全，亲眼目睹了中国共产党通过领导工人运动，改善了工人地位、帮助工人争取到了更多的权益，这使得他从小就对中国共产党有着特殊的感情。

　　在那个不断诞生新事物、新理念的大上海，徐炳全如饥似渴地接受和学习着来自各方的知识，对未来美好生活充满了向往和信心。为了积累更多的文化知识，1938年，他考取并进入上海英文专科学校学习，1940年又进入上海大众无线电夜校，学习并熟练掌握了无线电方面的技能。

　　然而，此时的上海已经沦陷。被侵华日军蹂躏下的上海，广大群众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眼看着自己的同胞遭受苦难，掌握一定文化知识的徐炳全，为自己的无能为力而痛苦万分。最后，受不了做亡国奴的徐炳全，决定加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要把日本人赶出中国的土地……

　　1940年，怀揣着驱逐日军、建立新中国的理想，徐炳全和4个好友结伴离家寻找新四军。最终，他们在江苏找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队伍，一起成为了新四军苏北指挥部的战士。掌握一定的文化知识的徐炳全，很快成为新四军重点培养对象，并被选派进入到苏北抗日军政大学学习。

　　成为新四军战士后，徐炳全跟随着大部队南征北战，参加了一系列大大小小的战斗，其中他记忆最深刻的，就是在1940年10月，跟随陈毅、粟裕等首长，参加了在新四军历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黄桥战役，亲身感受到新四军才是中国老百姓自己的军队，也更加坚定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建设新中国的信念。

　　1941年3月，经过多次申请和组织考验，徐炳全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于当年6月转为正式党员。随后，根据战争的形势需要，在党组织的安排下，徐炳全开始结合自己掌握的无线电技术，主动参与到新四军电台情报工作中去。

　　从事敌后工作，奉献党的电台事业

　　1941年12月，经党组织委派，徐炳全开始担任新四军第一师司令部电台主任，负责司令部电台情报的发送和收集工作。从翌年8月开始，他先后担任过苏中军区四分区司令部情报台台长、苏浙军区司令部电台台长、华中军区司令部第一电台等职，肩负起党和人民赋予的更大的责任，不仅为司令部及时准确发送了很多信息，也为我党、我军收集和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情报。

　　1945年，抗日战争终于取得胜利。为适应浙南斗争形势发展需要，解决信息主要靠人工传递带来的时间慢、危险性大等困难，1946年初，中共中央华中分局决定，选派徐炳全前往浙江南部从事地下工作，负责筹建浙南特委电台并担任台长。当时的中共浙南特委，处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后方，远离中央、消息闭塞，迫切需要电台接收来自延安的信息。

　　徐炳全到达设在温州的浙南特委时，电讯器材属军用物资，国民党当局控制很严，整个浙南地区不要说电台，就连一个收报机也没有。为了克服这一困难，他发挥自己的专业特长，成功组装出一部矿石收音机。随后，徐炳全依靠这部收音机，收听整理来自延安的新华电讯，并将相关的信息编辑出版成《时事周报》（1948年更改为《浙南周报》），送给进步青年和统战对象，向他们传播真理，让更多群众深信国民党必败，共产党必胜。

　　随着形势不断变化，浙南特委急需更多掌握无线电知识的同志，从1947年开始，在徐炳全同志的指导下，浙南特委先后举办了多期电讯人员培训班，组织浙南特委机关和有关县委的青年，学习无线电基本知识、电台报务、机务知识和技能，以及电讯通报的英文用语。当时条件十分艰苦，但徐炳全和同志们还是克服了重重困难：没有课本，徐炳全就手把手传授；电讯器材也只有一只蜂鸣器和一个电键，大家轮流使用，白天晚上坚持练习发报。

　　从1946年到1949年，徐炳全先后培训了包括叶善龄、陈先觉、郑修良等在内的20多名电讯人员，这些电台通讯技术人员完成培训后，全部分配到浙南电台的下属分台工作。在总台长徐炳全领导下，他们分别负责通讯联络、接收新华电讯、装配维修工作，为浙南特委及时了解信息、顺利开展工作，为当地群众学习来自延安的消息、了解全国解放形势，发挥了积极作用。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终于成立。在敌后从事地下党工作三年的徐炳全，根据党组织的选派，开始担任温州专署民政科长，并先后调任浙江永嘉县县长、浙江瑞安县县长、浙江温州地委统战部副部长和浙江温州地委文教部宣传部部长。

　　担任大学书记，忠诚党的教育事业

　　1959年，徐炳全被任命为浙江温州林学院党委副书记。当年8月，温州林学院并入成立不到一年的天目林学院（浙江农林大学前身），徐炳全也调任天目林学院党委副书记，开始了在学校从事长达25年的教育管理工作经历。

　　徐炳全刚到天目林学院时，学校总共只有林学、木材采伐与运输机械化、木材机械加工和林产化学加工工艺等几个专业，再加上温州林学院的林化、林工和林学三个专业，在校生总数只有400多人。为了更好地整合资源，1960年，天目林学院、舟山水产学院和浙江农林学院，共同组成了浙江农业大学。

　　1962年，浙江省委决定，天目林学院从浙江农业大学划出，实行独立办学。对于当时的具体情况，徐炳全记忆十分深刻：“当时我是学院的副书记，教育部本来准备把林学院撤掉的，可是我们都不同意。我和耿启明（学校第一任党委书记）书记一起向上级要求，我们认为那么多房子、那么多学生，学校撤销后都难以解决。最终，上级同意学校继续办下去，我也留在学校继续工作。”

　　在坚持办学的过程中，徐炳全始终忠诚于党的教育事业，即使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曾多次遭遇不公。当时，因从事地下党电台工作的经历，他被走资派污蔑为“顽资派”、“叛徒”、“特嫌”，并被关进了“牛棚”，被挂牌、游街、批斗、拷打、罚跪、抄家，有一次被关进“暗室”长达8个月……在长达5年的时间里，徐炳全遭受了一系列残酷的迫害，无论是精神还是肉体上，都遭受了严重的摧残和折磨。1972年，徐炳全重新恢复工作后，对党组织始终毫无怨言，而且继续保持着对党的教育事业的无限忠诚，为学校的发展贡献着力量。此时，学校已经更名为浙江林学院，并再一次与浙江农业大学合并，成为浙江农业大学林学系。

　　1978年，浙江省革委会决定，浙江农业大学林学系改为浙江农业大学天目分校。徐炳全也被任命为浙江农业大学天目分校党委书记，1979年2月国务院批准同意恢复浙江林学院后，他继续担任浙江林学院党委书记，直到1984年因年龄问题离休。

　　当谈到今年是建党90周年，与他的年龄相同时，徐炳全十分激动。“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不容易啊。”徐炳全说，“当年和我一起参军的，一共有5个人。1人因受不了苦离开部队；1人在战争中去世，成了烈士；另外2人和我一样，参加了解放战争，并在新中国成立后继续参与祖国建设。现在他们都已去世了，就我一个人还活着。”

　　他多次提醒年轻人说：“现在的生活来之不易，要好好珍惜”。谈起当年自己从军的经历，已经恍然如隔世：“我年轻的时候，日本人占领了中国，街头看到日本人都要鞠躬，不鞠躬就给我们一巴掌，所以我加入新四军就是想把日本人赶出中国”。

　　徐炳全勉励大学生们要好好学习，报效国家。现在大学生学习条件比他那个时候不知要好多少倍。要好好珍惜、好好学习，以后更好地为祖国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