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同朱颖熟悉起来，自然在她和小许搬到使馆居住之后。她给我的印象如果用一个字概括，就是她的名字：颖，就是聪明伶俐。她明亮的眼睛闪着智慧的光辉。给我印象最深的是生活中一件小事。大约是1999年2月，阴历的春节，使馆举行春节联欢会，邀请所有驻南联盟的记者、留学生参加。1999年是兔年，朱颖在一张很大的白纸上画了一个玉兔，挂在墙上，让大家签名留念。那玉兔画得活泼传神，从那时起我才知道，来南斯拉夫之前，朱颖是《光明日报》的美术编辑，她设计的形象广告曾多次获奖。我当时想，大家凑在一起签名留念不容易，而且玉兔画得那样活泼可爱，我非常想拿回官邸挂起来作纪念。我猜想作者的本意是收集大家签名的，一定想自己收藏，我就打消了这个念头。后来我不知道谁收藏起来，是否保存到现在。如果迄今仍完好无缺的保存此件，还真有纪念意义呢!

　　在北约轰炸的日日夜夜，尤其在停电的夜晚，我在使馆半地下的俱乐部里经常见到朱颖。尤其是周末或者闲暇时，大家游戏休息，朱颖总是在一个厚厚的笔记本上写着什么。我曾听她讲过她同许杏虎去黑山的一段经历。在北约开始轰炸的那天晚上，他们正在黑山的首府波德戈里察，第二天冒着炮火返回贝尔格莱德。他们驱车近500公里，汽车没油了，跑了多少个加油站，却加不到油。后来，这段经历成了他们发表的“亲历炮火”日记的首篇。由此我心里推断，“亲历炮火”战地日记，是许杏虎写的，也是朱颖写的，可能大多篇幅出自朱颖的手笔。

　　北约开始轰炸前，使馆第一批人员撤退时，我也打算让朱颖和吕岩松的夫人小赵一起撤离。朱颖和小赵的回答是坚决留下。两位记者夫妇虽然住在使馆，但他们的业务和人事问题都由新华社和《光明日报》直接管理，我作为大使，也只有建议权。两位夫人留下，确实帮助他们的丈夫做了不少事情，有时我看见朱颖眼圈发黑，就知道她白天忙碌，晚上又睡不好觉，只有劝她注意休息。

　　在北约炸馆前，许杏虎刚满31岁，而朱颖还不到28岁，真是花样年华，有着多少憧憬和梦想。朱颖就有一个小小的梦。她对女友们说，等战争结束后，她和虎子回国休假，好好地排排毒(指在轰炸期吸进的有毒气体和有害物质)，准备生个孩子。多么普通的理想，多么圣洁的愿望。可是，这理想，这愿望都被打碎了，被毁灭了，连同他们的载体!

　　在“战地日记”5月6日那一篇，也就是许杏虎和朱颖最后一篇日记中写道，国际记者联合会秘书长艾登·怀特来贝尔格莱德访问。怀特在查看被炸的塞尔维亚电视台后，同南联盟新闻部副部长会谈时曾表示，“北约每一次对记者及新闻传播设施的轰炸都是对民主的践踏”，“全世界的记者和媒体有责任如实报道北约轰炸南联盟产生的严重后果”。怀特的话，是对正义和良知记者的支持，也成了许杏虎和朱颖二人不幸的谶语。这篇日记竟是他们的绝笔。

　　三位记者，就这样走了。他们满腔热血，洒在异国他乡的土地上。此时此景，使我想起孙中山祭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的几句话：碧血横飞，浩气四塞，草木为其含悲，风云因而变色……

　　三位记者就这样走了，如此突然，又如此悲壮。他们化作清风，吹拂着渗透着血泪的苦难的土地;他们化作云霞，荡漾在驱散阴霾的天际;他们化作细雨，滋润着人们干渴龟裂的心田;他们化作利剑，刺向逞凶一时的魑魅魍魉……

　　三位记者，就这样走了。他们把自己年轻的生命献给了正义与和平，献给了他们为之生，为之死，为之歌，为之哭的新闻事业。他们和他们为之献身的事业是永存的。

　　党和人民给予邵云环、许杏虎和朱颖崇高的荣誉，高度评价他们是“为和平、为正义、为祖国捐躯的”，授予他们“革命烈士”称号。

　　在三位烈士牺牲一周年前夕，我从报刊上读到这样一则消息：

　　由上海福寿园设计、加工的许杏虎、朱颖烈士纪念碑已于近日制作完成，将于2000年4月15日从上海启运北京，并于5月8日两位烈士周年祭日当天，在八宝山公墓落成。

　　据福寿园创作室王松引教授介绍，许杏虎、朱颖烈士纪念碑由碑体和基座两部分组成，深红色的碑体采用朱颖生前设计的“带血的和平鸽”的图案构思——鸽子展翅欲飞播撒和平的橄榄枝，岂料在战争的炮火中染上淋漓鲜血。鸽子下方是蜿蜒雄伟的长城;墓盖上，用汉白玉雕成的一叠《光明日报》被风吹拂起一角，报纸日期为1999年5月8日，记录着许杏虎为正义和人权发出的最后呼唤。

　　一位武汉的老知识分子为驻南斯拉夫使馆全体同志写了一首诗，我把它抄录于此，献给邵云环、许杏虎和朱颖三位烈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