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大爷：我记忆中的一个抗战老兵

1.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暨父亲诞辰90周年

       周妮儿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也是父亲诞辰90周年。清明节小长假期间我随意在网上浏览，无意间看到了《117师师史》。117师是父亲的老部队，师史上网是一定要看的。快速浏览了几页后，突然父亲的名字跳入了我的眼帘，接下来师史中不长的段落中就至少有三处都出现了父亲的名字，尽管我对父亲的历史知之甚少，但是我知道师史中的伍绪彬绝不是和父亲同名同姓另有他人，而就是父亲本人！接下来的几天里我又反反复复把师史看了几遍，尤其是有描写父亲的那些片段，每看一遍，我都会泪流满面......。一种使命感，使我下定决心准备追寻父亲的足迹，把父亲和他的战友们的历史记录整理下来。

三个多月来，在我努力寻找父亲和他战友们历史足迹的过程中，一个人的形象在我的脑海里不断的出现，随着9.3阅兵日的临近，我脑海里的这个人的形象越来越清晰。他和父亲的历史没有任何关系，但是他也是一名抗战老兵，今天，在即将到来纪念胜利的日子里，在纪念父亲的同时，也送上我对他的纪念。

1939年12月刚满14岁的父亲就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队伍，经历了无数次打鬼子，灭伪军的战斗，身上留下了多处大大小小的伤疤。1945年9月父亲随新四军三师独立旅，徒步从苏北来到东北战场，1948年1月在全歼国民党新编第五军血战王道屯的战斗中，时任东北民主联军二纵六师十七团一营一连指导员的父亲，在组织指挥带领全连冲锋时被子弹打穿了右胳膊，造成了右手的小指、无名指和中指不能屈伸，右臂肌肉严重萎缩，落下了终身残疾，成为一名三等甲级残废军人。后来，转业留在了东北。

文革前，我们居住的那个城市都是用煤火炉烧水、做饭，冬天几乎家家户户都要靠烧炕取暖，所以劈材和煤是每个家庭的必备。生火炉的劈材必须要小于火炉，而一般买回来的劈材大多数都是成段的树木，需要进行二次甚至三次加工，可以说那时候加工劈材算得上是比较累的体力劳动。由于父亲右臂的伤残，根本干不了加工劈材的劳动，所以父亲的单位每个周日都会派人来帮助加工。

在我的记忆中经常来的这个人大概有50来岁，个子不高，长得比较清瘦，少言寡语。父亲让我称他为郑大爷（在东北，一般称呼父辈的年长者为大爷、年少者为叔叔）。

郑大爷每次来我家干活从来不进屋，也没见他主动说过什么话。每次在他来之前，父亲总是要我搬把椅子搭上一条毛巾放在院子里，在他来之后，父亲也总是让我沏壶茶、拿个杯子放在院子里的一个柜子上。只要周日父亲在家，郑大爷来时父亲都会从屋里出来笑呵呵地打个招呼“来啦，老郑？”而郑大爷每次都是面无表情地回一声“嗯”。然后郑大爷轻车熟路地从我家仓房拿出工具开始干活，父亲也会去忙他自己的事情。就这样过了一阵子，父亲会叫一声“老郑，来歇歇”，多数情况下郑大爷都会嗯一声停下来休息，极个别情况下郑大爷会说“等一会儿”。在郑大爷答应休息时，父亲会把毛巾递给郑大爷，请郑大爷坐到椅子上，再给郑大爷倒上一杯茶；（郑大爷不吸烟）最后，父亲为自己点上一颗烟。然后两个人就一个人站着、一个人坐着；一个人默默地吸着烟，一个人默默地喝着茶，偶尔或是轻声细语地聊上几句也是今天天气如何如何。当父亲的一颗烟吸完，郑大爷的汗也干了，茶也喝完了，起身接着干活。活干完后郑大爷会把院子打扫得干干净净，这时，父亲就会让我去打一盆水，让郑大爷洗脸洗手。之后，郑大爷说“回去了”，父亲说“慢走”。

时间一长，母亲很是过意不去。有几次，母亲特意在郑大爷干完活之前把饭做好，意在留郑大爷吃饭，可是都被郑大爷坚决地拒绝了。而一贯待人热情的父亲在留郑大爷吃饭的问题上却流露出少有的不经意。有一天，母亲在郑大爷扫院子时煮好了饺子，又装好了一饭盒，在留郑大爷吃饭未果的情况下，让我把饭盒给郑大爷带上，郑大爷坚决不带。当时，我用求助的眼神看着父亲，希望父亲能劝郑大爷把饭盒拿着。在这种情况下，父亲对郑大爷说，孩子让你拿着，你就拿着吧。可是郑大爷还是没拿。不过，吃饭时父亲没让我们动那盒饺子。晚上，我看见父亲拿他平时上班拿的那个手提包装上那盒饺子，告诉母亲说要去单位值班。当晚些时候父亲回来时，我闻到了父亲身上有股淡淡酒气……。从那以后，母亲也就不再提留郑大爷吃饭了。不过，我却发现，每隔一段时间的周日，家里只要做好吃的，晚上父亲都要带点说是去单位值班，可是说是值班，去的时间又不长，偶尔出去的时间稍长些，回来的时候身上又带有那股淡淡的酒气了。有一天，我实在忍不住了，把我的发现告诉了母亲，母亲听了之后却皱了皱眉头说“你爸爸胃不好，值班时怕饿”。我说“那也不能去那么一小会儿啊，”母亲说“可能有时接班的人去的早呗”。末了，母亲又来一句“小孩子家，少管闲事！”母亲最后的这句话，使我那种小孩子的好奇心大增，总是觉得父母有什么事情瞒着我，甚至瞒着周围的人。我闲着没事的时候总是在脑子里设计出种种方案，什么跟踪追击、突然袭击等等，等等......。但是，我怕惹恼了父亲，我设计的方案一个都没敢实施。不过在我的潜意识里，我觉得父亲一定是见郑大爷去了。

直到有一个周日，我从外面回来，发现在院子里干活的是一个年轻陌生的面孔，父亲让我叫他小王叔叔。小王叔叔走后，我问父亲，郑大爷怎么没来？父亲说郑大爷病了，我说，那我们是不是去看看他啊，父亲说，晚上我去。到了晚上，我看见父亲从柜子里拿出两瓶罐头装进手提包里，然后告诉母亲“我值班去了。”父亲这次去“值班”，比平时“值班”回来稍晚些，而且情绪很低落，只听他低声告诉母亲“老郑的腰伤犯了，很重。”母亲也低声问道“重到什么程度？”父亲说“我去看他的时候还趴在炕上，不敢动。”母亲说，“那怎么办啊？”父亲说“我已经告诉办公室主任安排了，办公室主任说，这几天安排食堂大师傅每天给他送送饭，照顾一下。”这时就听母亲轻轻地叹了口气说“可怜”。这一晚上母亲的一句“可怜”，弄得我翻来覆去好长时间都没睡着觉。我在想，郑大爷的家在哪里？，他的老婆孩子是不是都在乡下？父亲给他送点吃的为什么还要“偷偷摸摸”的？同样是来我家帮忙干活，郑大爷为什么不像其它叔叔大爷那样和父亲谈笑风生地进屋休息？母亲为什么要说“可怜”......。我百思不得其解。

以后连着三个周日，来我家帮忙干活的都是新面孔。看不见郑大爷的日子里，我心中莫名其妙涌现出一种失落感。有一天，在第四个周日快到的时候，我趁父亲高兴时问他“郑大爷怎么不来干活了？”父亲说“郑大爷病了”我说 “那他以后还来不来了？”父亲说，“来，这个星期天就来。”我告诉父亲，那天你和妈妈说的话我都听见了，父亲问，哪些话？我说，就是你说郑大爷腰伤犯了，妈妈说他可怜的那些话，父亲听了只是“哦”了一声，没再说话。我看母亲不在，就大着胆子把以前心中的疑问全部说了出来。听完我的话，父亲沉默了一会儿说，“命运捉弄人啊”，然后又是一阵沉默......。我实在等不及了，就问，命运怎么捉弄人了？父亲说，你郑大爷是历史反革命。听了父亲的话我着实吓了一跳，我还没来得及往下想就听父亲说，你郑大爷老家是关里农村的，他还有个哥哥，抗日战争爆发时，他哥哥在家乡跟随北上抗日的红军队伍打小鬼子去了，（只要提到日本人，父亲从来都是一脸蔑视地称为小鬼子）而正在上海上学的你郑大爷却参加了国民党军队，开赴了抗战前线。他参加过几次大、小战役，在战场上和小鬼子真刀真枪地干过，他的腰伤就是打小鬼子是落下的。因为有文化加上打仗不怕死，抗战胜利时你郑大爷已经当上国民党军队的团长了。后来，蒋介石派他们到东北战场打共产党，据老郑说，他还没来得及放枪，就稀里胡涂地当了解放军的俘虏。解放后，因为他当过国民党军队的团长，被人民政府判了10年有期徒刑、定为历史反革命。出狱后，来我们单位打更，平时就住单位宿舍，自己生火做饭，他没有老婆，没有孩子，为了不连累家人，他和他所有的亲人都断绝了来往。他的那个当红军的哥哥，东北解放时也当了团长，现在在北京也是一位高级领导干部了。几年前，他哥哥派他侄儿找到了他，他硬是不见，怕给他哥哥一家带来麻烦。我说，那他有朋友吗？父亲说，没有。他和谁都不来往，别人也不敢和他来往，怕说和历史反革命划不清界限。我说，那你和他来往就不怕别人说吗？父亲说，也怕，但是我多注意就是了。然后对我说，能从战场上活下来的人都不容易，你郑大爷苦啊，主要苦在这里，父亲指着自己的心说。最后父亲嘱咐我，以后不要因为郑大爷是“历史反革命”就歧视他，这些事情也不要拿出去说，自己知道就行了。

那天以后我又拿郑大爷的话题和父亲聊过几次，我问父亲，我问父亲，郑大爷的事和谁都不说那你怎么知道的呢？父亲说，那年他侄儿来找他他不见，最后找到了上级组织，上级组织安排我去接待他侄儿的，我找他做工作没做通。有些事我是听他侄儿说的，有些事后来慢慢听他自己说的。我还问过父亲，郑大爷为什么不去共产党的军队和他哥哥一样当红军呢？父亲说，那个时候年轻人都有一腔爱国热血，有的地方也分不清国民党、共产党，只要是打小鬼子的军队就跟着走。我说那你知道你参加的是共产党的军队吗？父亲说，我知道，因为我们那个地方是老区，都知道打小鬼子的是共产党的军队。听了父亲的话，我就想，还是爸爸的家乡好。

第四个周日到了，郑大爷还像往常一样准点到达，父亲从屋里出来问郑大爷“来啦老郑，好了吗？”郑大爷说，“好了”，父亲说“不行今天就再歇歇，反正烧的也够用”。郑大爷说，“不歇了，已经好了”，父亲说，“那你就自己掌握时间，别干时间长了，感觉累了就多歇一会儿”，郑大爷说“嗯”。说完，郑大爷还像以往那样自己去找工具，父亲也去忙自己的事情。不过，在我的记忆中，这是郑大爷到我家以来，他和父亲对话最多的一次。看见郑大爷开始干活了，我赶紧去沏茶，我把我认为是父亲最好的茶叶抓出了一大把，又偷偷翻出平时母亲舍不得拿出来吃的白糖放进茶壶（那个时代白糖要凭票供应，而且供应量很少），沏好放在院子里的柜子上，然后就像在学校做了好人好事受到老师表扬一样高高兴兴地找同学玩去了。

以后的日子一如既往，一切都在重复着过去......。可是我的脑袋里却增加了无数个“如果”。我总是想，如果郑大爷不去上学而留在家乡，会不会和他哥哥一样成为红军战士；如果郑大爷继续求学现在会不会是工程师（小时候我认为工程师是最了不起的人）；如果郑大爷在学校结识了地下党，会不会通过地下党参加八路军的队伍去打鬼子（看小说看的）；我甚至还想，如果郑大爷结了婚有了孩子现在会不会当上了爷爷.....，但是当我想到没有亲人、没有朋友，孤苦伶仃的郑大爷将来老了可怎么办时，我的心阵阵发紧，实在不敢继续想下去了......。

有时候，我也会想，身为共产党员的父亲为什么会冒险和“历史反革命”的郑大爷来往并对他加以关心；而早已把心灵封闭起来的郑大爷为什么会对父亲敞开心扉；郑大爷的苦为什么主要是苦在心里？......。随着年龄的增长和阅历的丰富，我逐渐懂得了父亲和郑大爷的交往已经完全超越了党派、超越了政治。父亲是站着民族的立场上把自己和郑大爷放在了平等的地位，是出于一个抗战老兵对另一个抗战老兵的尊敬！郑大爷心里的苦就是缺少一种精神上的认同感。

时间到了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当全国开始掀起揪斗、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时，作为单位的一把手，父亲自然首当其冲，先是被挂大牌子批斗游街，后是被关押、住“牛棚”。单位也不再派人来家帮忙干活了。估计挂大牌子挨批斗游街郑大爷也幸免不了。这以后，父亲被经过审查，成为“革命领导干部”，被“三结合”进了新的领导班子，然后“根据革命工作的需要”不断地调换岗位、调换工作，最后完全调离了原来的工作系统，从此我也就再也没有看见过郑大爷，没听见任何关于郑大爷的消息了。

今年，父亲离开我们已经整整41年了，估计郑大爷也早已作古。历史车轮已辗过往日的硝烟与尘埃，中国共产党以其博大胸襟，从历史唯物主义立场出发，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对国民党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作出了准确的界定。2005年胡锦涛在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讲话中，对以国民党军队为主体的正面战场给予了高度评价：“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队，分别担负着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的作战任务，形成了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略态势。” 2014年7月7日在全民族抗战爆发77周年纪念仪式上，习近平同新四军老战士、国民党抗战老兵一起，为“独立自由勋章”雕塑揭幕。民政部和各级政府也在不断地制定和落实对国民党抗战老兵的优抚政策，据说今年的9.3阅兵也可能有抗战老兵的方阵出现在天安门广场。我想，这些都可以告慰郑大爷的在天之灵，父亲也会为他在九泉含笑。而我，会在九月三日这天为父亲、为郑大爷、为千千万万为了中国人民抗战事业牺牲了生命和后来逝去的抗战老兵点上一棵烟、沏上一壶茶、斟上一杯酒，邀他们共庆中华民族的这个伟大日子！

“老兵永远不会死，他们只是在渐渐地消失。”抗战老兵，精神永存！

                                                                               2015年7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