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思会上，黄素珍悄悄地坐在后排。她是个身材小巧、戴着眼镜的姑娘，也是让马小平最感骄傲的学生之一。尽管她其实并不曾在马老师的班里上过课。

    电视讲座过后一年，黄素珍进入高二。马小平又到各班轮流进行研究性学习讲座。下课后，女生暗暗下了决心，“我一定要认识你，让你知道这个班里有这样一个学生。”

    她只能写信，两封长信。信里写了对苏轼的思考，以及“一些少年的困惑和不合宜的修饰词”。随后，这个总是细声细语的女孩子用塑料袋将信裹起来，放在了马老师那辆早已过时的女式摩托车后座上。

    十几天后，她被同学叫进语文组。马小平将自己的回信，郑重地交在她手里。他在信里剖白自己：“我上课时，只是坦诚地向你们倾诉我的思想，但是，我知道，能够理解我的人不多……我没有把自己打扮成一个精神斗士的想法，我实实在在的是一个平凡的人，但因为有了你这样的学生，才使我觉得这种坚持是必要的。”

    这个安静、内向、刚刚从乡镇初中考入莞中的女学生突然发现，在学生们看来很强大的老师，“其实心里藏着一种孤独”。

    这并非仅是黄素珍的发现。2002年时，张庆威是莞中初中部的学生，那时他开始读村上春树的《且听风吟》和李敖的《快意恩仇录》，有时也在学校论坛上发表些“小感悟和小感想”。一天，他在家突然接到当时兼任教导处副主任的马小平的电话。

    “我犯了什么错误？怎么有当官的老师找我？”张庆威记得自己当时满心警惕。

    可电话那端的老师开口却说：“你的文章写得太好了！我想跟你见一面！”

    当他们在办公室见面后，这位老师几乎顾不上和陌生的学生客套一番。他先是夸奖了张庆威关于刘邦、项羽的一篇文章，向他指出一些细节可以更完善。随后又引入历史，双手比划着，滔滔不绝地讲起来。

    15岁的男孩有些傻眼，看着眼前表情认真、中气十足的老师。马小平每讲完一个“大话题”时，总会抽几口烟，皱着眉头，“陷入一种无能为力似的沉默”。但张庆威无法打破这种沉默，因为他几乎答不上话来。

    直到整个下午的“谈话”结束，张庆威走出教学楼，晒在太阳下，却突然深吸了一口气，脑子里蹦出一句话，“日光其实很强，一种万物生长的鞭子和血！”

    “我马上就想读书。”他回忆。在听马小平聊天的日子里，他密集地读到了罗素和爱因斯坦，读到了张中晓和穆旦，读到了王小波和林达，读到了林贤治和王开岭，读到了《火与冰》和《不死的火焰》。总之，“他讲过的那些书，都要找来读一遍”。

    对年轻的张庆威来说，“再也没有那样担当启蒙者角色的老师”。可回忆过往，他也发现，那时的自己与老师其实是种“互相陪伴”。

    学生王翔是个少年诗人。他敏感地觉察到，马小平在与学生交流时并非刻意营造一种平等的氛围，“他就是想聊聊，想找个人，把话说出来。他在寻找一种精神上的同道”。

    在外人看来，许多同代人都无法跟上这位老师的脚步。他总是认为，教育正在变成“吞噬学生天真和童趣的怪兽”，“课堂里弥漫着空虚和无意义的气氛”，经济高速发展、对竞争的膜拜，都可能造成教育危机、道德危机。

    他引述英国学者汤因比的理论：赶在灾难尚未毁灭人类以前，把能够应对这种灾难的新一代人培养出来。他还常常引用另一位教育家的话：“我们留什么样的世界，关键取决于我们留什么样的后代给世界。”

    他曾经向王翔抱怨，自己周围充斥着大量平庸的、没有创造性的语言。“他既有那样的气质和追求，但升学压力、同事评估、官僚体制又困扰着他。”王翔说，“那时，我感到他就像个困兽一样。”

   追思会上，黄素珍悄悄地坐在后排。她是个身材小巧、戴着眼镜的姑娘，也是让马小平最感骄傲的学生之一。尽管她其实并不曾在马老师的班里上过课。

    电视讲座过后一年，黄素珍进入高二。马小平又到各班轮流进行研究性学习讲座。下课后，女生暗暗下了决心，“我一定要认识你，让你知道这个班里有这样一个学生。”

    她只能写信，两封长信。信里写了对苏轼的思考，以及“一些少年的困惑和不合宜的修饰词”。随后，这个总是细声细语的女孩子用塑料袋将信裹起来，放在了马老师那辆早已过时的女式摩托车后座上。

    十几天后，她被同学叫进语文组。马小平将自己的回信，郑重地交在她手里。他在信里剖白自己：“我上课时，只是坦诚地向你们倾诉我的思想，但是，我知道，能够理解我的人不多……我没有把自己打扮成一个精神斗士的想法，我实实在在的是一个平凡的人，但因为有了你这样的学生，才使我觉得这种坚持是必要的。”

    这个安静、内向、刚刚从乡镇初中考入莞中的女学生突然发现，在学生们看来很强大的老师，“其实心里藏着一种孤独”。

    这并非仅是黄素珍的发现。2002年时，张庆威是莞中初中部的学生，那时他开始读村上春树的《且听风吟》和李敖的《快意恩仇录》，有时也在学校论坛上发表些“小感悟和小感想”。一天，他在家突然接到当时兼任教导处副主任的马小平的电话。

    “我犯了什么错误？怎么有当官的老师找我？”张庆威记得自己当时满心警惕。

    可电话那端的老师开口却说：“你的文章写得太好了！我想跟你见一面！”

    当他们在办公室见面后，这位老师几乎顾不上和陌生的学生客套一番。他先是夸奖了张庆威关于刘邦、项羽的一篇文章，向他指出一些细节可以更完善。随后又引入历史，双手比划着，滔滔不绝地讲起来。

    15岁的男孩有些傻眼，看着眼前表情认真、中气十足的老师。马小平每讲完一个“大话题”时，总会抽几口烟，皱着眉头，“陷入一种无能为力似的沉默”。但张庆威无法打破这种沉默，因为他几乎答不上话来。

    直到整个下午的“谈话”结束，张庆威走出教学楼，晒在太阳下，却突然深吸了一口气，脑子里蹦出一句话，“日光其实很强，一种万物生长的鞭子和血！”

    “我马上就想读书。”他回忆。在听马小平聊天的日子里，他密集地读到了罗素和爱因斯坦，读到了张中晓和穆旦，读到了王小波和林达，读到了林贤治和王开岭，读到了《火与冰》和《不死的火焰》。总之，“他讲过的那些书，都要找来读一遍”。

    对年轻的张庆威来说，“再也没有那样担当启蒙者角色的老师”。可回忆过往，他也发现，那时的自己与老师其实是种“互相陪伴”。

    学生王翔是个少年诗人。他敏感地觉察到，马小平在与学生交流时并非刻意营造一种平等的氛围，“他就是想聊聊，想找个人，把话说出来。他在寻找一种精神上的同道”。

    在外人看来，许多同代人都无法跟上这位老师的脚步。他总是认为，教育正在变成“吞噬学生天真和童趣的怪兽”，“课堂里弥漫着空虚和无意义的气氛”，经济高速发展、对竞争的膜拜，都可能造成教育危机、道德危机。

    他引述英国学者汤因比的理论：赶在灾难尚未毁灭人类以前，把能够应对这种灾难的新一代人培养出来。他还常常引用另一位教育家的话：“我们留什么样的世界，关键取决于我们留什么样的后代给世界。”

    他曾经向王翔抱怨，自己周围充斥着大量平庸的、没有创造性的语言。“他既有那样的气质和追求，但升学压力、同事评估、官僚体制又困扰着他。”王翔说，“那时，我感到他就像个困兽一样。”

   追思会上，黄素珍悄悄地坐在后排。她是个身材小巧、戴着眼镜的姑娘，也是让马小平最感骄傲的学生之一。尽管她其实并不曾在马老师的班里上过课。

    电视讲座过后一年，黄素珍进入高二。马小平又到各班轮流进行研究性学习讲座。下课后，女生暗暗下了决心，“我一定要认识你，让你知道这个班里有这样一个学生。”

    她只能写信，两封长信。信里写了对苏轼的思考，以及“一些少年的困惑和不合宜的修饰词”。随后，这个总是细声细语的女孩子用塑料袋将信裹起来，放在了马老师那辆早已过时的女式摩托车后座上。

    十几天后，她被同学叫进语文组。马小平将自己的回信，郑重地交在她手里。他在信里剖白自己：“我上课时，只是坦诚地向你们倾诉我的思想，但是，我知道，能够理解我的人不多……我没有把自己打扮成一个精神斗士的想法，我实实在在的是一个平凡的人，但因为有了你这样的学生，才使我觉得这种坚持是必要的。”

    这个安静、内向、刚刚从乡镇初中考入莞中的女学生突然发现，在学生们看来很强大的老师，“其实心里藏着一种孤独”。

    这并非仅是黄素珍的发现。2002年时，张庆威是莞中初中部的学生，那时他开始读村上春树的《且听风吟》和李敖的《快意恩仇录》，有时也在学校论坛上发表些“小感悟和小感想”。一天，他在家突然接到当时兼任教导处副主任的马小平的电话。

    “我犯了什么错误？怎么有当官的老师找我？”张庆威记得自己当时满心警惕。

    可电话那端的老师开口却说：“你的文章写得太好了！我想跟你见一面！”

    当他们在办公室见面后，这位老师几乎顾不上和陌生的学生客套一番。他先是夸奖了张庆威关于刘邦、项羽的一篇文章，向他指出一些细节可以更完善。随后又引入历史，双手比划着，滔滔不绝地讲起来。

    15岁的男孩有些傻眼，看着眼前表情认真、中气十足的老师。马小平每讲完一个“大话题”时，总会抽几口烟，皱着眉头，“陷入一种无能为力似的沉默”。但张庆威无法打破这种沉默，因为他几乎答不上话来。

    直到整个下午的“谈话”结束，张庆威走出教学楼，晒在太阳下，却突然深吸了一口气，脑子里蹦出一句话，“日光其实很强，一种万物生长的鞭子和血！”

    “我马上就想读书。”他回忆。在听马小平聊天的日子里，他密集地读到了罗素和爱因斯坦，读到了张中晓和穆旦，读到了王小波和林达，读到了林贤治和王开岭，读到了《火与冰》和《不死的火焰》。总之，“他讲过的那些书，都要找来读一遍”。

    对年轻的张庆威来说，“再也没有那样担当启蒙者角色的老师”。可回忆过往，他也发现，那时的自己与老师其实是种“互相陪伴”。

    学生王翔是个少年诗人。他敏感地觉察到，马小平在与学生交流时并非刻意营造一种平等的氛围，“他就是想聊聊，想找个人，把话说出来。他在寻找一种精神上的同道”。

    在外人看来，许多同代人都无法跟上这位老师的脚步。他总是认为，教育正在变成“吞噬学生天真和童趣的怪兽”，“课堂里弥漫着空虚和无意义的气氛”，经济高速发展、对竞争的膜拜，都可能造成教育危机、道德危机。

    他引述英国学者汤因比的理论：赶在灾难尚未毁灭人类以前，把能够应对这种灾难的新一代人培养出来。他还常常引用另一位教育家的话：“我们留什么样的世界，关键取决于我们留什么样的后代给世界。”

    他曾经向王翔抱怨，自己周围充斥着大量平庸的、没有创造性的语言。“他既有那样的气质和追求，但升学压力、同事评估、官僚体制又困扰着他。”王翔说，“那时，我感到他就像个困兽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