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是从打破大锅饭开始的，而这一改革是从生产力最落后、生产关系相对简单的农村开始的。没有什么理论家、经济学家的参与策划，安徽凤阳小岗村的几十个农户的当家人，在一张写了不到一千字的"共同承担选择包产到户责任"的协议上按下手指印，就把"多劳多得、多收多得"这个符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分配问题搞定了，一场涉及几亿农民的经济改革就突破了。

    然而，当这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分配原则拿到城市来推广时情况就复杂多了。搞活、承包、转制、上市，直到如今也很难说已经完全解决了。原因说来也简单，因为生产力水平越高，合作生产水平越高，生产关系就越复杂，调整和激活系统的难度就越大。难怪当年我们的老祖宗马克思在《资本论》里，破解资本家发财的秘密时只写了一卷书，并在他不到49岁就出版了这一卷。但是系统分析资本的流通过程和资本的社会生产的总过程，却几乎用尽了他毕生的心血，写了两大卷，直到他逝世后才由他的亲密战友恩格斯整理出版。

    邮电是最典型的社会化大生产行业。从社会使用的角度看，寄信付邮资，打电话交话费，邮电经济和其他经济组织没有太大区别，但是走到邮电内部一看，情况就复杂了。邮电通信具有全程全网联合作业的特点，几乎任何一个完整的通信服务，一般要由两个或者两个以上不同地区的多个环节通过随时随地的联合作业才能完成。部、省、地、市、县的哪一级电信机构都算不上独立的企业。上上下下、左左右右，甚至远隔千山万水的两个支局间的业务收入，都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要算清不同地方的各个环节的经营成果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

    因此，世界各国的邮电通信企业内部都是采取收支两条线、统收统支的经营模式。即使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的通信企业，其内部的经营管理都具有很强的"计划经济"色彩。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通信业的经营管理，绝大部分都是实行中央为主的统一经营管理，人、财、物都是全行业一本大账，统一经营管理。只有两次短暂的下放，并且很快就被纠正了。一是1958年7月，邮电部迫于中央国有企业纷纷下放的形势，不顾通信组织和管理具有全程全网不可分割的特点，将省级邮电管理局下放给地方政府，市县邮电局成为各级地方政府的组成部门。结果建设无计划、通信无秩序，地区之间网络协调困难，全网指挥调度失灵，通信质量下降，重大事故不断。1962年1月，经中央批准恢复实行以中央为主的部省双重领导体制，才又恢复了正常的通信秩序。二是文化大革命开始后，1969年6月，中央决定撤销邮电部，对邮电实行分别管理，邮政由交通部领导；电信由军队领导，各省区市邮电部门下放地方。结果把原来统一的通信组织管理、规章制度、指挥调度等全部打乱，长途电信的组织与调度十分困难，造成电信行业连年亏损。1973年5月，中央又决定恢复邮电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为了有利于国家通信网的统一规划和建设，有利于通信的统一指挥调度和经营，决定恢复邮电部为主的全国统一经营管理。

    管理体制调整后，全国邮电系统一方面加强了统一管理，一方面也根据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精神进行了一些改革，对各省、区、市邮电管理局实行"收支挂钩、差额包干、超额分成"的财务包干办法，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企业发展的积极性。1979年后，全行业初步实现了扭亏微利。

    但是"收支挂钩、差额包干、超额分成"的财务包干办法，不能完全作为衡量各企业经营成果的尺度，既不能解决全行业吃大锅饭的问题，还暴露出"鞭打快牛"的新问题。

    那时，通信是全行业吃大锅饭，工资一样低、奖金全国统一按工资总额提。国家组织"文革"后的第一次大规模工资调整，为了体现拉开差距，明确规定首批按照总人数的40%调升；而且还订了许多宣讲条条，什么"同等工龄比学历、同等学历比贡献"。但就是这样的方案也贯彻不了，北京长话大楼、电报大楼和部机关都在长安街上，很快意见就以各种方式反映到部里了。听听似乎都有理，没办法，最后搞了个每人长半级工资才算息事宁人。

    在国民经济各行业中，邮电通信有着独特而鲜明的行业特点，单个企业的业务收入，包含了全程全网的劳动成果。简单举例，从北京打一个长途电话到上海，钱自然是北京收了，但这钱还包含了上海和沿途经转各局所付出的劳动。因此，原有的财务包干分配办法，不能客观地反映企业经营成果和劳动消耗，造成企业对完成通信中不同环节的任务积极性不一样，重出口、轻转口和进口，影响了全程全网的通信质量和服务水平，阻碍了邮电通信生产力的发展。

    那么通信行业能不能搞经济核算呢？早在20世纪60年代，在借鉴当时苏联部分经验的基础上，辽宁省邮电管理局在部里的帮助下，进行了经济核算的探索。1979年改革开放为我国的邮电经济管理体制改革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契机。邮电部开始在辽宁和湖北两省邮电部门进行经济责任制的改革试点。

    在邮电部的帮助下，试点单位开始试行企业通信总量核算办法。其简单原理就是把一个企业所管理的通信生产过程划为一段（如一个长途电话，分为进、转、出三段），从全程全网中切出来，称为"产品"，再逐项算出单位产品价格，各企业统一使用这个产品单价，计算出企业的通信总量，用规定的办法算出企业的自由收入，以货币的形式，综合反映企业的生产成果，核算企业的盈亏，考核企业的经营业绩。

    1981年7月16日，文敏生部长轻车简从，来到沈阳，就经济核算问题进行调研。

    辽宁省局的经济管理体制改革始于1979年，在邮电部工作组的帮助下，辽宁省邮电部门按照市场经济的价值规律，制定了企业通信总量核算办法，建立了产品成本管理制度，实行了企业内部的二级核算，建立了经济责任制，并进行了相应的管理体制配套改革。

    改革一年多来成果显现。多少年来，邮电部门第一次对各通信企业的经营管理状况有了一个较为客观的考核标准。沈阳市邮局反映，原来吃"大锅饭"，分不清谁好谁差，一核算劳动量，不仅可以分得清了，而且管理部门也明确了工作的重点方向。由于自上而下均实行了经济核算，建立了经济责任制，明确了责、权、利，打破了"大锅饭"，调动了企业自主经营以及职工努力工作的积极性，企业生产经营管理和职工的精神面貌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鞍山市铁东区邮电局实行了业务总量核算办法后，人人有产量，事事有考核，项项有加减分的标准，经济责任制落实到人头，每个人都关心自己作业量的完成情况，职工的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全局上下呈现出"三多三少"的可喜现象：服从安排调动的人多了，挑肥拣瘦的少了；出满勤的多了，缺勤的少了；找活干抢活干的多了，喊忙叫累的少了。过去有的单位是往里要人，往外推工作；现在是往里要工作，能少要人尽量少要。沈阳市话局苏家屯分局线路班定员17人，实有12人，搞了核算，建立了经济责任制以后，不但不要人，在完成本职线路维护工作的前提下，还超额完成苏家屯至林盛堡的电缆架设任务，超额250个工日。

    实行通信总量核算办法，由于进、转口业务的工作量都有了价值量，使得企业多年来重出口、轻转口和进口的痼疾得以有效解决，极大地促进了全程全网通信的畅通，保证了通信质量和服务水平。辽宁省锦州市邮电局经转该市七个县局通往吉林、黑龙江和河北三个省的长途电话，转话量占整个长话业务量的1/4。过去因转接电话没有收入，故没有积极性。自实行通信总量核算办法以来，他们努力克服人员、设备紧张等困难，积极主动找措施、想办法，加强转话台的技术力量，开展转话攻关和个人"小指标竞赛"，使转接业务量显著增加，由原来的每天700张话单，增加至每天1100张，保证了全程全网的畅通。

    文敏生除了听汇报，便是在省局领导的陪同下，带着问题下基层了解情况。

    经实地调研后，文敏生的思路逐渐清晰和成熟了，他在笔记本上写下了这样一段话："辽宁试行的通信总量核算是个好办法。方向正确，路子对头，效果很好，符合中央、国务院指示精神，应加快改革步伐，在各地普遍试点。"

    恰巧这两天邮电部电信总局在大连举办全国电信处长、局长全面质量管理学习班，文敏生当即决定利用这次全国会议的机会，尽快把这项事关全局的改革措施在全国邮电系统部署落实。他把自己的想法通报给在京的领导班子成员征求意见，得到了大家的拥护。于是，文敏生来到了大连。

    原计划7月28日结束的学习班没有如期结束。在接下来的时间里，会议安排辽宁省邮电管理局和大连市邮电局分别介绍了经济核算改革试点的情况和经验，最后，文敏生在会上讲了话。他说，邮电部门同样要像农业实行联产责任制那样实行经济责任制，从根本上解决"吃大锅饭"的问题，全国邮电部门要尽快实行经济责任制。总的原则是：责任越明确越好，方法越简单越好，利益越直接越好。

    8月7日，文敏生回到北京的当天就召开了部务会，会上文敏生作了关于辽宁调研情况的报告。8月10日，邮电部向省、市、自治区邮电管理局和部直属单位印发了文敏生的讲话报告。自此，以经济核算为核心内容的邮电经营管理体制改革迅即在全国推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