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丽瑛：爱母亲，我更爱祖国
发布时间：2010-02-08 11:2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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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y3yqh6k
1937年“八一三”事变发生后，上海在日本大规模军事进攻下沦为孤岛。在全国风起云涌的抗日救亡运动高潮中，上海海关一部分进步青年毅然辞职、不惜舍弃“金饭碗”，参加救亡长征团，准备沿粤汉铁路南下，去华南各地海关宣传抗日，以推动海关同仁奋起抗战，而后奔赴革命圣地----延安。当时，作为上海海关华员战时服务团重要组织者和对外联络负责人之一的茅丽瑛，早已满腔热忱地投入了抗日救亡的运动之中，然而她却迟迟没有报名参加救亡长征团。同事们都知道她家中困难，理解她、宽慰她。而她心中却无法平静，思想斗争十分激烈。对于辞去月薪65元（不包括各种津贴）的海关英文打字员一职，她并不感到可惜，尽管这在当时的上海滩是个谋之不易的令人羡慕的职业，是茅丽瑛经过刻苦努力、而且以不结婚为代价换来的，况且再工作两个月，茅丽瑛还可以从海关获得相当于本人一年工资总数约上千元的奖金，亲友们无不劝她慎重行事。茅丽瑛对此态度非常坚决，她沉痛地说：“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国家已经成为一头任人宰割的羔羊了，中华民族已经到了十分危急的时候，大家都应该起来，担负起国家的兴亡。”为了不做亡国奴而丢弃金饭碗----值得。使她痛苦犹豫、难以割舍的是风烛残年、疾病缠身，孤苦无依的老母。老母亲离不开她。一要靠她养活，二是靠她侍奉照料。穷人家出身的茅丽瑛自小与母亲相依为命，她6岁那年，父亲迫于生计无力还债而跳湖自尽，母亲拖着三个儿女求亲告友艰难地挣扎着。不久，大丽瑛两岁的哥哥因长期营养不良而患病夭折，比丽瑛小两年的妹妹也因无法养活而送人。家贫、父死、兄夭、妹离，茅丽瑛小小年纪就经历了人世间一次又一次的生离死别，这一切，在她幼小的心灵里留下了难以弥合的感情创伤。女儿最懂得母亲的心，望着饱经沧桑、一生苦难、含辛茹苦把她拉扯大，节衣缩食供她读书、把她培育成才的母亲，茅丽瑛左右为难。但是，强烈的抗日救国的爱国情感使她战胜了自我，她鼓起勇气向母亲倾吐了自己的心声。
老人听说女儿要远离她去，禁不住老泪纵横、泣不成声。最不堪忍受的是母亲的泪水，茅丽瑛抑制不住自己的感情，泪水夺眶而出，她哽咽道：“妈妈，我爱你，但我更爱祖国。”
深明大义、通情达理的母亲被女儿的爱国热忱深深打动。她理解女儿，含着热泪，目送自己唯一的亲人踏上抗日救亡的征途。当茅丽瑛背着行装急急匆匆赶到码头时，载着救亡长征团成员的船正在徐徐起锚，她终于赶上了救亡长征团的行列。在船上，茅丽瑛和同事促膝谈心，她无限深情十分坦诚地说：“我母亲老了，她又只有我一个女儿，她爱我，我爱她，我们本来是相依为命的，但这时不同了，我要为祖国尽更大的力，就得离开她，否则就不可能投身祖国的怀抱，我为这矛盾难过，但终于决定挑选了前一条路。我母亲的哭声几乎动摇了我的决定，但我终于重新坚定了下来。我爱我的母亲，但我更爱我的祖国。”
后来，组织上安排她回沪。上海海关同意她复职，其他几个大公司也以厚薪争聘她，她再度放弃了。她首先考虑的不是薪水的厚薄，而是必须有足够的时间从事爱国救亡的工作，从事党的革命工作。
1938年5月，经过革命斗争考验的茅丽瑛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她为了革命事业，冲锋陷阵，勇猛无比，凡是接触过她的人都有这样的感觉：茅丽瑛像团火，为了革命、为了别人，她可以忘我地燃烧。1939年春，上级党组织指示她以上海职业妇女俱乐部（简称“职妇”）的名义，为浴血奋战、抗击日本侵略军的新四军战士募集一批棉衣，同时为难民募集救济款。作为“职妇”主席的茅丽瑛，决定发动会员向社会广泛募捐物品，然后进行义卖。她在发动会上激奋地说；“救国如救火，马上行动支援新四军，变敌人的后方为前线。”为了扩大义卖活动的影响，获得社会上广泛的支持，茅丽瑛领导“职妇”会员借用大陆电台和新新电台连续举办三次宣传活动和“义卖代价券推销会”。由于她和会员们的努力，社会上掀起了捐物捐款的热潮，数天内募到款项2000余元。就在茅丽瑛废寝忘食全身心投入义卖活动期间，她的母亲病危住院，她身负重任，无暇顾及，只得托付别人照料护理。她曾几次三番想抽空到母亲跟前侍奉一次汤药，然而募捐工作千头万绪，往往事到临头又脱不开身，只得硬着心肠不回去。母亲临终时，她还在为募捐奔走，以至于最后一面也没见上。噩耗传来，一向孝顺的茅丽瑛悲痛难抑，她扑在母亲的遗体上哀哀地哭道：“妈妈，请宽恕我吧！我没来得及侍候你的病，也没有来得及送你的终。但是女儿是为了祖国，为了人民的利益，您一定能够原谅我的。”后来，她在和几个朋友谈心时剖白了自己的内心：“我曾经有个梦，现在破碎了。我父亲在我6岁那年死去，没有给我们留下什么。母亲靠亲戚帮忙到一个中学做职工。后来我上学读书，每接受一次妈妈省吃俭用节省下来的一点钱作为每学期学费时，我总涌起一个念头——将来长大了，一定要做个孝顺女儿，让妈妈好安度晚年。日本军国主义的入侵，粉碎了我这个梦，国亡了，家在哪里？”她说得很轻很慢，眼眶里噙满了泪，“我怎能只顾母亲而不顾国家的安危呢？”
这一席话，使在座的人无不为之感动。
茅丽瑛领导的抗日爱国募捐活动取得很大成功，捐款如数送到了新四军和难民救济会。于是，茅丽瑛也成了敌人的心腹之患。义卖活动举行期间，茅丽瑛收到了附有子弹的恐吓信，信中说：“立即停止，否则请饮此弹！”大家都为她的安全担心，但她毫不畏惧，更没有退缩。她沉着、果断地说：“我们是为英勇杀敌的新四军募款，环境越限险，越动摇不得。除了革命工作，我生命中没有更可留恋的东西。我已下了决心，为义卖而生，为义卖而死！”
党组织考虑到茅丽瑛的身份已经暴露，做出要她撤离上海去新四军的决定，朋友亦已为她办好离沪赴港暂避的一切手续。但她却坚持要把“职妇”积极分子工作做好，群众情绪稳定后再离开。
为抗日忘我工作，为革命冲锋陷阵的茅丽瑛，被敌人列为共产党激烈分子。敌人必欲置于死地而后快，经过密谋策划，终于对她下了毒手。1939年12月12日晚7时半．当茅丽瑛开完“职妇”理事会下楼，早已伏候在楼梯旁的汪伪特务朝她连连射出了罪恶的子弹。身受重伤倒在血泊中的茅丽瑛双手下意识地紧紧抱住藏有会员名册的手提包不放，一直到“职妇”负责人赶来才松手交出。护送她到医院抢救的“职妇”姐妹们为茅丽瑛的被刺而悲忿难过，茅丽瑛非常平静地说：“我死而无怨，你们绝对不能因为我死而害怕，希望你们继续努力，加倍努力。”
生命垂危中的茅丽瑛一连三次对看护她的护士（“职妇”会员）说：“告诉妈妈（指党组织），我死了不要为我悲伤，我是时刻准备牺牲的，希望大家继续努力，加倍努力。”
老人听说女儿要远离她去，禁不住老泪纵横、泣不成声。最不堪忍受的是母亲的泪水，茅丽瑛抑制不住自己的感情，泪水夺眶而出，她哽咽道：“妈妈，我爱你，但我更爱祖国。”
深明大义、通情达理的母亲被女儿的爱国热忱深深打动。她理解女儿，含着热泪，目送自己唯一的亲人踏上抗日救亡的征途。当茅丽瑛背着行装急急匆匆赶到码头时，载着救亡长征团成员的船正在徐徐起锚，她终于赶上了救亡长征团的行列。在船上，茅丽瑛和同事促膝谈心，她无限深情十分坦诚地说：“我母亲老了，她又只有我一个女儿，她爱我，我爱她，我们本来是相依为命的，但这时不同了，我要为祖国尽更大的力，就得离开她，否则就不可能投身祖国的怀抱，我为这矛盾难过，但终于决定挑选了前一条路。我母亲的哭声几乎动摇了我的决定，但我终于重新坚定了下来。我爱我的母亲，但我更爱我的祖国。”
后来，组织上安排她回沪。上海海关同意她复职，其他几个大公司也以厚薪争聘她，她再度放弃了。她首先考虑的不是薪水的厚薄，而是必须有足够的时间从事爱国救亡的工作，从事党的革命工作。
1938年5月，经过革命斗争考验的茅丽瑛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她为了革命事业，冲锋陷阵，勇猛无比，凡是接触过她的人都有这样的感觉：茅丽瑛像团火，为了革命、为了别人，她可以忘我地燃烧。1939年春，上级党组织指示她以上海职业妇女俱乐部（简称“职妇”）的名义，为浴血奋战、抗击日本侵略军的新四军战士募集一批棉衣，同时为难民募集救济款。作为“职妇”主席的茅丽瑛，决定发动会员向社会广泛募捐物品，然后进行义卖。她在发动会上激奋地说；“救国如救火，马上行动支援新四军，变敌人的后方为前线。”为了扩大义卖活动的影响，获得社会上广泛的支持，茅丽瑛领导“职妇”会员借用大陆电台和新新电台连续举办三次宣传活动和“义卖代价券推销会”。由于她和会员们的努力，社会上掀起了捐物捐款的热潮，数天内募到款项2000余元。就在茅丽瑛废寝忘食全身心投入义卖活动期间，她的母亲病危住院，她身负重任，无暇顾及，只得托付别人照料护理。她曾几次三番想抽空到母亲跟前侍奉一次汤药，然而募捐工作千头万绪，往往事到临头又脱不开身，只得硬着心肠不回去。母亲临终时，她还在为募捐奔走，以至于最后一面也没见上。噩耗传来，一向孝顺的茅丽瑛悲痛难抑，她扑在母亲的遗体上哀哀地哭道：“妈妈，请宽恕我吧！我没来得及侍候你的病，也没有来得及送你的终。但是女儿是为了祖国，为了人民的利益，您一定能够原谅我的。”后来，她在和几个朋友谈心时剖白了自己的内心：“我曾经有个梦，现在破碎了。我父亲在我6岁那年死去，没有给我们留下什么。母亲靠亲戚帮忙到一个中学做职工。后来我上学读书，每接受一次妈妈省吃俭用节省下来的一点钱作为每学期学费时，我总涌起一个念头——将来长大了，一定要做个孝顺女儿，让妈妈好安度晚年。日本军国主义的入侵，粉碎了我这个梦，国亡了，家在哪里？”她说得很轻很慢，眼眶里噙满了泪，“我怎能只顾母亲而不顾国家的安危呢？”
这一席话，使在座的人无不为之感动。
茅丽瑛领导的抗日爱国募捐活动取得很大成功，捐款如数送到了新四军和难民救济会。于是，茅丽瑛也成了敌人的心腹之患。义卖活动举行期间，茅丽瑛收到了附有子弹的恐吓信，信中说：“立即停止，否则请饮此弹！”大家都为她的安全担心，但她毫不畏惧，更没有退缩。她沉着、果断地说：“我们是为英勇杀敌的新四军募款，环境越限险，越动摇不得。除了革命工作，我生命中没有更可留恋的东西。我已下了决心，为义卖而生，为义卖而死！”
党组织考虑到茅丽瑛的身份已经暴露，做出要她撤离上海去新四军的决定，朋友亦已为她办好离沪赴港暂避的一切手续。但她却坚持要把“职妇”积极分子工作做好，群众情绪稳定后再离开。
为抗日忘我工作，为革命冲锋陷阵的茅丽瑛，被敌人列为共产党激烈分子。敌人必欲置于死地而后快，经过密谋策划，终于对她下了毒手。1939年12月12日晚7时半．当茅丽瑛开完“职妇”理事会下楼，早已伏候在楼梯旁的汪伪特务朝她连连射出了罪恶的子弹。身受重伤倒在血泊中的茅丽瑛双手下意识地紧紧抱住藏有会员名册的手提包不放，一直到“职妇”负责人赶来才松手交出。护送她到医院抢救的“职妇”姐妹们为茅丽瑛的被刺而悲忿难过，茅丽瑛非常平静地说：“我死而无怨，你们绝对不能因为我死而害怕，希望你们继续努力，加倍努力。”
生命垂危中的茅丽瑛一连三次对看护她的护士（“职妇”会员）说：“告诉妈妈（指党组织），我死了不要为我悲伤，我是时刻准备牺牲的，希望大家继续努力，加倍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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