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韬奋-人物轶事
发布时间：2011-02-25 12:0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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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后工作
1921年7月，邹韬奋在圣约翰大学毕业，获得文学学士学位。他想进入新闻界，但一时得不到机会。恰逢上海厚生纱布交易所需要英文秘书，邹韬奋走马上任，成为工商界的一名职员。这以后，邹韬奋又在上海职业教育机关兼职，做些写作、翻译之类的事情。
1922年，邹韬奋担任中华职业教育社编辑部主任，主编《教育与职业》月刊。他参与该社发起的职业指导运动，曾和同事一起先后去宁波、南京、武汉、济南等地考察。这是邹韬奋第一次深入社会进行调查研究。亲身的实践和感受，加深了他对于社会和现实的了解与认识，逐渐窥探到中国政治的腐败和社会的黑暗。担任生活主编
1926年10月，原《生活》周刊主编转入银行界任事，《生活》周刊改由邹韬奋担负编辑责任。邹韬奋如愿以偿，得以从事自己梦寐以求的新闻出版工作了。从此，他全力以赴，投入到工作中去。邹韬奋决定根据社会和读者需要，从内容到形式，对《生活》周刊进行一次大幅度的革新。他确定该刊的宗旨为“暗示人生修养，唤起服务精神，力谋社会改造”①。随着时间的流逝，《生活》周刊从单纯讨论“职业教育”和“青年修养”转而讨论社会问题。重视读者
邹韬奋在办刊物的过程中，十分注重联系群众。他总是抽出时间，仔细阅读、答复读者的每一封来信，认真倾听读者呼声，反馈读者信息。由于《生活》周刊文字朴实、亲切自然、贴近生活，又敢于面对现实、伸张正义，成为群众倾诉衷肠的热心伙伴，很快，它就赢得了广大读者的信任和热爱。在邹韬奋
主
九一八事变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国难当头，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充满一腔爱国热情的邹韬奋，按捺不住心中的忿懑和悲痛，接连在《生活》杂志上发表文章，痛陈国事，号召全国未死尽人心的人“组织起来，扩充起来，共同奋斗，共同制裁已死尽人心的人之行为”①。他积极支持各地的爱国运动，并以实际行动为十九路军等爱国志士筹集资金，奔走呼喊。此外，他还以犀厉的笔锋，对国民党当局的妥协退让政策及其卖国行径进行猛烈抨击。《生活》周刊高举“抗日救国”的旗帜，成为以宣传团结抗战、谴责投降卖国为中心内容的舆论阵地。1933年初，邹韬奋加入宋庆龄、蔡元培等发起组织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被选为执委，之后，他便积极投入到争取民众自由权利的民主运动中。国民党的迫害
邹韬奋的爱国民主言行，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仇视和忌恨，邹韬奋及《生活》周刊遭遇的迫害接踵而至。1933年6月18日，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卓越的领导人之一杨杏佛，被国民党蓝衣社特务暗杀，邹韬奋也名列黑名单，不得不于7月流亡出国。是年底，《生活》周刊被国民党政府查封。1933年7月14日，邹韬奋乘坐意大利油轮“佛尔第号”离开上海，前往欧洲，开始了他的第一次流亡生活。此次出国，他自谓目的在于考察“世界的大势怎样？”“中华民族的出路怎样？”为此，他一路奔波，不辞辛劳，先后考察了意大利、瑞士、法国、英国、德国、苏联和美国，搜集了大量宝贵材料，并就
时
邹
对抗国民党
邹韬奋及《大众生活》的正义言行，再度激起国民党政府的惶恐。他们又使出种种计谋，扼杀《大众生活》。一方面，对邹韬奋本人进行人身攻击，四处散布谣言，诬陷、诽谤邹韬奋；另一方面，严格限制《大众生活》，禁止它在各地发售及从邮局邮寄。国民党政府还接连派出政坛说客，拉拢、利诱邹韬奋屈从就范。对于这些软硬相施的卑劣行径，邹韬奋义正辞严，予以了无情反击。他明确表示：“不参加救亡运动则已，既参加救亡运动，必尽力站在最前线，个人生死早置度外。”①1936年2月29日，《大众生活》出至第16期，被国民党政府查封。邹韬奋决定暂避锋芒，于1936年2月出走上海，前往香港。 邹韬奋一生最大的愿望，就是创办一份人民的报纸。为了能够公开发表抗战救国主张，传播各地信息，他到香港后不久，就开始和好友金仲华一起，着手筹办《生活日报》。经过几个月的日夜苦干，邹韬奋终于克服人力、财力等种种困难，于6月7日出版了《生活日报》。在发刊词中，邹韬奋明确提出：“本报的两大目的是努力促进民族解放，积极推广大众文化”，力求“从民众的立场，反映全国民众在现阶段内最迫切的要求”②。该报问世后，积极宣传抗战救亡思想。《生活日报》发行后不到两月，影响所及甚远，有力地推动了西南的爱国救亡运动。但鉴于香港偏安一隅，地利不便，信息闭塞，邹韬奋遂根据读者要求，宣告从8月1日起移至上海出版。联合抗日的呼吁
1936年7月31日，邹韬奋和沈钧儒、陶行知、章乃器等四人联名发表《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的公开信，进一步阐发了救国会的抗敌救国主张。文中分析了国内形势，指出国难当头之际，全国各党派各方面，应该停止纷争，“共同联合起来抗日救国”。他们特别对共产党提出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表示赞同和支持，呼吁蒋介石及国民党政府，“应该赶快起来促成救亡联合阵线的建立，应该赶快消灭过去的成见，联合各党各派，为抗日救国而共同奋斗①。”该信对抗日救亡联合战线的建立起了重要的宣传和推动作用。8月份，移至上海的《生活日报》，因国民党政府的种种干涉而未能复刊。邹韬奋便根据实际情况，将该刊副刊“星期增刊”复刊，并加以扩充，更名为《生活星期刊》，继续在上海高举抗日救亡的大旗，支持各地的抗日爱国运动。七君子事件
1936年11月22日深夜，国民党政府以“危害民国”罪，逮捕了邹韬奋和救国会的
救
出狱后的爱国活动
邹韬奋出狱后的爱国活动，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惶恐和恼怒，从1939年4月起，国民党特务陆续对生活书店分店进行封闭或迫令停业；所出图书，一律禁止或没收，甚至连经过审查及在内政部注册的，也无一例外。到1941年2月，除重庆分店外，生活书店在国统区内的50余家分店，全部被国民党当局封闭，所有职工均被逮捕或遣散。邹韬奋对此怒不可遏。他接连向国民党政府提出强烈抗议。1941年2月23日，在第二届国民参政会第一次会议行将开幕之际，邹韬奋愤然辞去国民参政员之职，只身一人，离渝赴港，决心“愿以光明磊落的辞职行动，唤起国人对于政治改革的深刻注意与推进”①邹韬奋到达香港后，更积极致力于政治活动，为实现民主政治奔走呼喊，他对于阴谋出卖国家，破坏抗战之恶势力，“则一息尚存，誓当与之奋斗到底”②，表现了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和誓与恶势力斗争到底的决心。5月17日，邹韬奋在香港重办《大众生活》。在复刊词中，他大声疾呼：“摆在全国人民面前的紧急问题，就是如何使分裂的危机根本消灭，巩固团结统一，建立民主政治，由而使抗战坚持到底，以达到最后的胜利。”③6月7日，邹韬奋与救国会留港代表茅盾、长江、金仲华等9人联合发表了《我们对于国事的态度和主张》一文，进一步表达了要求进行民主政治改革的强烈愿望。该刊发行后，受到海内外读者的热烈欢迎，销数很快达到10万份。除主持《大众生活》外，邹韬奋还经常以撰稿人身份，在《保卫中国大同盟》英文半月刊和救国会同仁所办的《救国丛书》上发表文章，陈述自己的政治观点。此外，他还根据亲身的经历和感受，撰写出长篇史料《抗战以来》，意在以光明磊落的公开言行，为着中国政治的光明前途，为着中国抗战建国的光明前途，“唤起国人对于政治改革的认识和努力”④。邹韬奋在香港期间发表的言论，“是他在抗战时期言论的精华。他把国民党反动派从1937年七七事变以来因为被迫抗日所积蓄起来一些欺骗人民的政治资本，彻底加以清算，还它一个法西斯的本来面目”①。 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日本帝国主义加紧推进“南进”政策。1941年12月25日，香港沦陷，邹韬奋无
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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