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国林回忆录《回眸》之“我的母亲”
发布时间：2016-03-03 09:16: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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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振波
我在母亲身边的日子，太少了。从记事起，那是1950年春由太原返回寿阳的五年半和1962年6月至9月的三个半月，共五年九个月。在之前，是记忆模糊的童年，在之后，是星期假日可数的追忆。
1962年秋，匆匆别离慈颜，榆次赴考，集中培训，是年12月1日，正式参加工作，计算工龄。从起步的城关乡“白矾岭完校”，继而就职于“城关完校”、“实验小学”、“尹灵芝小学”、“东关小学”。从事教育的短短两年半的时光，屈指可数的探母天数。1965年6月18日（农历五月十九）母亲仙逝。竟是我最后一次见到母亲，那是在无力回天的无奈中守在母亲的身边，在渐次渐弱的慈母的呼吸声里，成为镌刻于心田母亲的祭日。
从此，梦境中的慈颜，以及清醒时的回忆成了我和母亲一个在里边，一个在外边遥不可及的如面倏忽。
1962年返乡支援农业的日日夜夜，那是感受母爱最多的时日。母亲看到我重返农村，一种“书是白念了”的苦涩，明里暗里不知流了多少泪，人前背后不知唉声叹气了多少回。母亲深知，我对农业一窍不通，总在不断提醒：“小心点，别磕碰着”。每天晚上，看到儿子满手的水泡和红肿的双肩，总埋怨“太不会照顾自己”。每逢此景，我总微笑着告诉老母：妈，不算什么，比我读书的苦，差远了！我明知母亲不可能完全相信。可怜天下父母心啊！
上班后，在白矾岭的八个月，几乎每个周日都徒步回家。八个月后，调往“城关完校”，路宽了却更远了，往返一次30公里。徒步探母的次数明显减少了。直到1964年10名教师集资，每月扣20元，十月份我终于购买了一辆12型永久牌自行车后才从艰难的徒步中“解放”出来。
在县城上班的优势是可以给母亲的和弟弟、子侄买些本县产的糕点和饼干面包。糕点的“强度”很高，但面包的质量却货真价实。五分钱一个，面粉、白糖、鸡蛋，无一丝儿的添加剂。遗憾的是，这等水平的食物，母亲也无缘多享受一点。前后不过两年半的时间。
1965年暑假，领导派我去城关孙家庄村调研筹办农业中学。原定一周，因故多延了三天，孰料这多延的三天，竟成了我今生的遗憾和无法排解的痛楚。
6月17（农历五月十八）中午，家里着人赶到孙家庄告知母亲病危的消息。急切之际只好让房东转告村支书一个口信便飞车直奔羊头寨。盛夏中午，不过用了半个多小时便踏进家门。
我傻了眼。正房东间，母亲安详平卧于炕，面庞潮红，鼾声大作，双目微闭，完全不醒人事。仿佛告诉家人，我好累呀，该好好睡上一觉了！
任我如何呼叫，母亲依然睡得那么“香甜”。
如五雷轰顶，无名的火大发，为什么让我妈一个人顶烈日间苗？满屋子人无言以答，让我由着性子哭闹。
现场有乡村医生郝世威，正用大针头向“患者”的静脉推葡萄糖（50%）直到针管破裂。
痛哭之后的第一反应是请名医救治，飞车直奔宗艾医院找闫庆璋大夫。闫大夫去桑窊出诊，又飞车奔桑窊将大夫请上又原路回家，时已夜幕沉沉。闫庆璋本是老熟人，与父亲交情甚厚，仔细诊断后只见其头摇得更厉害了（看病落得毛病，此时更甚）。示意让家人作后事安排。
我一直守在母亲身边，听着渐次渐弱的鼾声慢慢趋于平静。父亲哽咽着：玉林，给你妈安顿吧。
悲声压住了苦暑。抽泣的泪滴串成了兄弟和姐姐、嫂嫂之间七凑八拼的动作：为母亲临时急制的妆殓衣服，将母亲的遗体安放于门板之上。
母亲，完全恢复了往常的安祥。
我突然发现母亲的口角有一丝的抽动。仿佛慈母最后对孩子的呼唤：我真该歇了。珍重吧，我的孩子！
时钟，1965年6月18日，农历五月十九日，凌晨，一时三十六分。
放假前的星期日，6月6日，我刚探望过母亲，说好一周后回来，却成了我与母亲永诀的伤心之日。
苍天无眼，何以对一个年仅五十三岁的贤妻良母如此地冷酷无情！
思念母亲成了我一生的痛楚。进入老年期，思念之情更加浓郁，竟成不能释然的心结。
记忆里的母亲，从不与人争执，不论面对怎样的委曲，都隐忍不发，微笑以对，乃相夫教子的贤妻良母。
父母三十八年的相濡以沫，互相之间相敬如宾。在我的记忆里，不曾听到见过父母之间的争吵，而更多的是彼此的眷顾。‘
为了养家，为了脱贫，父亲离乡背井远在晋南“谦德亨”烟厂。一年四季与母亲聚少离多，最多在家的日子不过三个月左右（企业的非生产季）。父长母十岁故而多数在照顾母亲，母亲体谅父亲常年累月在外的艰辛故对父亲的照顾更为细致入微。
父在家的日子，母亲必定一日三餐以父亲的饮食喜好为准，变着样儿让父亲吃得舒心。当然，也是我等兄弟获得改善的时日。每餐花色品种以父亲开心作为前提。看着自己丈夫津津有味的样子，母亲总会心的微笑。
父亲喜食柿子，只要在食季，家里总有柿子，有一年冬，全家居府西街15号院，母亲放的柿子找不到便一个劲儿逼我是问，最后动了家法打得我只好满口承认：别打了，我在圪角角里吃了。隔数日，柿子找到时母亲连说带笑“奖”我两个：妈忘记了。
1953年冬，父在家里患了重感冒起不了床。母亲煎药、喂药、漱口、倒水，那种耐心细致至今我都历历在目。晚饭后要给父亲吃个梨：削皮、刮浆、滗汁，待父喝了梨汁，我兄弟四个便可分得一人一口“美食”——梨渣。
1950年春，太原解放一年，全家本可定居太原，父亲坚持返回羊头寨并否决了母亲留太原、留寿阳县城、留宗艾的所有提议。从此，柔弱的母亲带一群不懂事的孩子，耕种十余亩农田，顶着一个徒有虚名的“大家”，打里照外，开始了艰辛的旅程。
繁重的家务，田间的劳作，烦人的村杂摊派，以及一群不谙世事的管教之务，一古脑儿统统压在了母亲的身上。一日三餐倒也简单，早晚几乎都是撒面粥、糊糊饭、和子饭（寿阳北乡叫“各付饭”）。一口大锅，母亲端不动，往往先给孩子们先各盛一碗方可端到灶台。常常是母亲尚未端碗饭已见锅底，母亲总重复着同一句话：我也不饿，正好。夜晚，灯下，忽跳忽跳的煤油灯芯闪着昏暗的光，母亲两只与她年龄不相符合长满茧的手，正飞针走钱。缝啊、补啊，几乎天天如此，年年如此。那个贫穷物稀的年代，和母亲一样的人都成了某种意义上的“永动机”。全家人的衣着，背心、单衣、夹衣、棉衣、单鞋、暖鞋、袜子，都是母亲一人一针一线密密麻麻的针线缝制。即使到后来，市场上有现成的衣物，又因没钱而仍然以针线手工缝制为主。我第一次穿球衣是母亲小住太原时给我买的。时，我已18岁。第一次穿绒衣是15岁时在太原读书哥哥给买的。每年春节，我们兄弟四人（我、玉珍、元生、元明）都里外一簇新，除棉帽是父亲从太原买现成的，都是母亲在隆冬数九的油灯下一针一线缝到半夜。睡个囫囵觉，凌晨接着缝。故而，我们睡时和天明醒来，总见母亲在昏暗的灯光里的重复动作。
同现在相比，解放初期的农村，从单干、互助组、初级合作社、高级合作社，田间的春种、秋收，大多类似我家的无劳力家庭，都是采用互助、变工的形式来完成的。其余的田间劳作除我节假日可帮助外，母亲的付出何等艰辛。
在故乡的五年里，我一个十二、三岁的孩子，每当“起山药”（收土豆），摘南瓜的时节，我竟成了一个“主力”。“东湾”（一个地域的名字，沿寨坡一直下坡到河畔。崖侧的十亩红土质的河地）的瓜地（大约2～3分）用一担箩筐一次一次上肩，爬坡回到东街宅院。那时的农作物没化肥，没良种，总产量也不多，而我每次只能最多挑4-6个。所以，年年担瓜总是双肩压得红肿。冬三月，放学后和晚饭后的时间，是定额任务——一大簸箩玉米棒子，我和母亲用传统的手工以针锥捅开一行玉米再依次剥离，什么时候完成什么时候可以睡觉，以今日对时间的概念，可以推断大约在子时方可完成定额。
每年冬季总要到屠宰猪的人家索要“猪胰子”。此时，母亲的双手满是裂口，睡前先用猪胰子以热水洗了再用胶布粘好，天天如此。
儿时，母亲常告诫我们：做人要当君子，处事懂得容人，不怕吃亏，吃亏是相应（寿阳话相应如同福），不怕吃苦，吃苦是“本钱”。
母亲的言传身教为我们做了表率。
在家，尊重兄嫂，尊重家人，和睦相处。在外，助人帮人，从不厌烦，或则为村邻裁剪衣服，或则左邻右舍借用物品，从不让使尴尬。故而，家中有事总是乡邻热情相帮。母亲一生从未与人争执，遇事总让人三分。
思念慈母，犹要提及母亲为我们在节假日做的几样“美食”。
中秋月饼：中秋节，父亲总要带回从太原买的“郭杜林”、“细月饼”、“提江月饼”、“笨月饼”。数量有限，母亲总一切几半平均分配。我们当然又紧看其“库”生怕“丢失”。因此，年年过中秋总要有母亲的“专利”产品——高氏玫瑰月饼。后院一大丛玫瑰花，每年自产玫瑰酱几罐，母亲以白面发酵后的剂子，包上玫瑰酱、红糖、白糖、芝麻、核桃仁的自制馅料，用一个月饼模子压制成月饼在鏊子上温火勤翻成品，我们每个人可分好几个。中秋日晚，院里摆上香案，摆上各种水果、月饼、酒类、上香，开始祭拜月亮，等到仪式结束，方可就餐享用美食。而今，月饼花色太多让人眼花潦乱，但总有点不忘“高氏月饼”的特别香甜令我回味无穷。
腊八糜：每年的腊八，母亲便会自制腊八粥。母亲自己命名“腊八糜”。一口大铁锅，小黄米、红芸豆、甜南瓜、大红枣、临时加上红糖、玫瑰酱。文火熬煮，不停翻搅，约四十分钟，“糜”成。每人一大碗，香极了！
坝堰儿的“柳弟弟”：羊头寨的西崖下，河水流经的弯地上，早年当是一大片杨柳林。河水的冲刷，崖土的坍塌，柳木的砍伐，原先的坝体消失，整个的一个大弯处剩下许许多多的柳墩子。久之，菌类丛生，其中的一种菇村人命名“枊弟弟”，即凡是柳树墩子的四周在农历七八月总会生长一簇一簇的“柳弟弟”菇。儿时的五年多，每到此菇破土的时节我都和母亲去采摘。最多时可摘得一大簸箕。天然的菇类，洗净、淖水、爆炒，加胡椒粉、盐，大火速成，清香美味！
素臊子豆面条：后院西墙下，几十丛黄花菜自产自食。母亲的“拿手戏”即土豆丁、豆腐丁、鸡蛋块、黄花菜做成的臊子，小豆面擀成面条（那时羊头寨可种小麦因产量太小，家家的白面极少，市场上又买不到，故豆面面条成了主角），玉清色的豆面条浇上臊子十分爽口香美。可惜儿时对豆面的那种“豆腥味”的抵触每次食量很小。而今，那种健康美食已成奢求。市场上的豆面同当时的品质，已无法比美。经多年对豆面的选购无一可以做成的那种玉青色豆条。其中的一个指标——细度，已无当时的那种目数的豆面箩了。今天，我依稀记得我家的豆面加工的过程：小豆破碎去皮——加水粉湿——石碾成面——豆面专用箩过筛——容器中凉干——储于瓦合（土陶制品——底和口一个口径，肚鼓中容积大）。
玉米面烧饼：看似非常简单的粗粮制品，若不提及，那将是一件一生良心不安的隐痛。我和三个弟弟都曾在下州完校就读。我，4年，三个弟弟共6年，即母亲一连十年不停地为四个孩子准备上学的中餐——玉米面饼子——唯一可以消费得起的中餐。因为多次在灯下观察过母亲制作，粗略计算，一个饼子约5～6分钟，每年一个在下州就读的孩子以一天两个计，除去星期假日，大约需560个。十年时间，至少是母亲要烧制6000个左右的玉面饼子。谁人能不说，这叫伟大无私的母爱！
1952年秋，村小学换成了一名女老师。母亲当机立断让我跟二哥国昌去“下州完校”就读。1954年秋，二哥高小毕业。当我升入高小五年级时，竟然只剩下我一个，于是高小两年的时间成了我独往独来的“孤军作战”。恰恰正是这两年，寿阳地界闹狼害，村人叫做“黑脊背”的野狼，出没不定，多次伤及人畜，境内人心慌慌，谈狼色变。特别是1955年的两个学期。每日上学回家的路成了神经绷得紧紧、忐忑不安的恐惧行程。起初，母亲天天接送到下州村北口。无几，我猛然醒悟：假如真得碰到狼，柔弱的母亲除无力抗御却更会伤及自身，于是我断然不让母亲冒此大险而坚定了独往独来。与此同时我又有了新的招数：每天到时叫上隔壁赵汝受家的牧羊犬，喂牠一块干粮送我到下州村口。从此，变成了返程独行。母亲放心不下，傍晚，总在村东头等我。常言道：儿行千里母担忧，其实，这短短的千米之距（2里）母亲同样地担忧啊！
两年的高小阶段，就是在这样的处境中结束，成绩可想而知。
1953年农历六月初三日，母亲带我“开锁儿”的记忆也是终生难忘的日子。
按传统的做法，孩子到虚岁十二岁必须举行“开锁”。从此就长大了。
懂事以来的孩提时代，每年春节我等弟兄都戴两个锁儿。一是父亲母亲给的“长命百岁”的银制锁，一是用红头绳或红布条串起的“制钱（古币）锁”。
开锁的仪式并不太复杂：中午，母亲手编了一个用植物茎编的小花环先戴在我头上，然后将每年过年戴的两种锁也戴在脖颈上，带上供品、佛香来到村南的大庙。先告知看庙的“二娃老汉”（我不知其名）后入大雄宝殿。
摆好香案、供品、酒和盅，点燃三柱香，随着袅袅的青烟缭绕，我与母亲恭恭敬敬向神像行三鞠躬礼，又将三个锁儿依次取下摆在香案。母亲抚摸着我的头顶面对佛像：“玉林，今天你开锁了，长大了，佛会保佑你”。再次行三鞠躬礼并虔诚地再三叩首，仪式便结束。从此，我的锁儿再也没见到过。听母亲说一九五九年寿阳搞集资挖粮的运动，都“献”出去了。今日，当我撰写此文时，顿觉好笑：这些当时有一定价值的银制首饰品，到底“献”到哪里，当是都按规定上交到该交的地方了。能为国家做点贡献到也值得。每年的六月初三日，我总会想起这段美好的时刻，想到母亲一生的艰辛，感到我一直在慈颜的身边。这是我的幸福之日！
回忆母亲，就会记着母亲当“老师”的日子。新中国成立初期，全国性的扫除文盲如一股暖流流入了无数因贫穷而致的“文盲”心田。我的嫂子赵长凤正是在此运动中摘掉了文盲的“帽子”。教她脱盲的老师正是母亲高氏淑贞。扫除文盲，如不亲眼见以为很简单，然而每天晚上帮助母亲在家先剪好的正方形硬纸片上一笔一划的写上嫂子每天的“作业”，才觉得什么叫“睁眼瞎”。几乎在一年的时间，每天放学回家的第一件事就是用毛笔在方片上写十个汉字。嫂子“搬家”的难度可想而知。一年多时间，按当时的规定，嫂子毕业了。母亲与嫂子这一对特殊的“师生”关系一直多年都和睦如初。
母亲的一生是很苦的，苦命当从三岁丧母始，外祖父高凤桐当爹又当娘把母亲拉扯大，缺失母爱的童年是苦涩的童年。十五岁下嫁赵家，又是一个“苦”字成了双方相差十岁的牵手。（时，父亲二十五岁，祖父在父亲七岁时病故，只有祖母、伯父、伯母），母亲先后养育了五个儿子，只有吃苦的优先权，没有赏甜的一点缘。我的父亲常年奔波於“江湖”，在商海中疲於奔命。母亲独撑着个“榆木枷”（家的谐音），少了温暖，多了艰辛；少了欢笑，多了泪水；少了自在，多了强抑；少了心宽体胖，多了担惊受怕。父亲如何能干，不过买了几十亩土地与一处哥俩共置的宅院，未及家人享福便又复位到原点。主政的母亲，实实在在是破鼓担了个响名声。
1958年的“一大二公”和1959年的寿阳集资挖粮，我的母亲很“幸运”成了“宠儿”。羊头寨的妇女们在中秋之夜到距家十五里的任家店“深翻”土地。与其说翻地不如叫挖工事。三尺深的壕沟且将熟土层都搞乱了。羊头寨的一群妇女在撒满银光的田野度过了中秋之夜。玉盘当空，银色遍野，锹镐翻飞，笑语里回忆月饼何味？道是无情却有情。
“五九年事件”，在寿阳的历史上被称奇文一篇。挖粮集资本意想促进经济，结果却令人咋舌。我的母亲只为破鼓响名声被“帮助”的不堪忍受，几乎酿成悲剧。家里可献的物品如孩子们儿时的锁儿、手镯、门上柜上的金属饰件，统统都“献”了，运动的“积极分子”们不依不饶，结果将院内的小东房掘地三尺意在寻银子，答案是肯定的——一无所获。还算苍天开眼，就在母亲将一碗杏仁水服下的时候，国英、国昌兄洽好回到家总算避免了悲剧的发生。
母亲一生只穿过一身新毛衣。穿时少，藏时多，我参加工作后非要给我。拗不过只好请人帮忙拆了洗，重织成一件上衣。后又几次拆织变为一毛裤珍藏柜底。每年都要穿一个季，犹如母亲在身边。父亲给她的六尺黑灯芯绒也是六十年代时行的布料。母亲一直舍不得穿也一并成了我上班后的新装。那条黑灯芯裤连续穿了多年，直到1967年外出串联骑车连行几千公里，双膝部臀部摩成大洞方退出“现役”。
1960年冬月，母亲小住太原。一天正逢星期天，父母与我到钟楼街的开明照像馆照一个三人照。时，父59，母49，我19（均是虚岁）。这是我有别其他兄弟独享的“幸福”。这张珍贵的照片成了我与父母心灵沟通的心门，不仅珍藏于影集，更深深藏于我心灵。
记忆中的两件事看母亲主家的难处，那叫难上加难。
1960年寒假，腊月廿六日，累了一天的母亲在处理了家务后很快睡熟了。我已满十八岁，肩上无形中担了许多的责任。躺下后思谋明天的事而无一丝睡意。纸糊的顶棚有几处小洞里忽闪着红光。我猛醒：着火了！五间木结构的过道是家里的灶房，一根烟囱可能与木柱的短距久之干燥引发火苗。我一边推醒母亲，一边叫起弟弟，六弟来不及穿衣服连被子一起抱到西房。又叫起睡在西间屋的嫂子和侄女。一连串的动作，不到10分钟。我在院中高声呐喊叫人帮助。很快便来了队长保儿哥、成义大爷及左右十多村邻。根据我的判断，上房的上房，挑水的挑水，找到火源迅速扑灭。正如我所料厨房中的那根立柱是根源。一、两个小时的救火总算避免了灾难。当时虽有惊无险，事后却不寒而栗。
“夜半抓贼”是另一件至今思之则笑的事。
1955年夏的一个夜晚，准确的时间虽记不清，那种恐惧之状却刻在心头。
中院通往后院的通道是一个约宽70cm 的木板门，门框不严实。有时风大都会有响声。那日夜半时分，母亲声轻而急促地叫醒我。瞬间，我已明白了原因。小角门咣当咣当响个不停。当夜并无风，到底什么情况，母亲断定有贼，于是声嘶力竭叫起来。向东一声“喜儿哥”，朝西再喊“敬才哥”。（东邻刘永庆，乳名喜儿，西邻贾敬才，我都称大爷）。我生性胆小，一个刚满13岁的孩子，不敢出门看究竟，也随着母亲的声调呐喊求助。夜深人静，自然这撕心裂肺的声音引来了“救兵”“：首先是外院成义大爷，接着东西两大爷及其它邻居七、八人，手提保险灯让我引着到后院“抓贼”。当时的后院除西北角一木栅大门，只有院中数十棵果木树以及散落地上的树叶小枝，那有什么“贼”。
邻居们都散了。后半夜我们自然也再无睡意，干脆坐到天明。次日天光大亮，我与母亲、嫂子、弟弟都到后院再度搜索，除发现小角门右下方有划痕，在后院的东墙一小豁口处明显的是“狗急跳墙”的痕迹。真相很明白：一条狗从正房后的窑头不小心掉落院里，别无出路只好在小角门大动“手脚”，故面发生了无大风而门咣当咣当的声响，等到人多势众开门进入又急急欲逃脱，最终以狗急跳墙“告破”。
早饭后，左邻右舍的叔叔大爷复来，观之，全院老老少少前呼后仰捧腹大笑。今日古稀之人写到此，都忍俊不禁。
回忆慈母，不得不言及随母到宗艾高氏祖茔祭扫。外祖父家的祖茔位于宗艾东阁外魁星阁正南约500m处。少年时在故乡的日子，多次陪母亲到高氏祖茔祭拜先人。清明、中元（农历七月十五）、十眼月（农历十月初一）都曾祭拜过。
静静的夜台前，每次都一个样：等不及我将祭品摆好，母亲已经泣不成声。儿时，懵懵懂懂并不知晓祭扫的内涵，仿佛先人真可以与后人交流。所以，我每次总想起外祖父在解放太原的突然离世的场面，心下亦十分悲伤，不免也在母亲如诉如泣的场景悲泪涌出。
母亲的一生是含辛茹苦的一生。言含辛，是母亲受多大的委曲也无处诉说，无处排泄，只能悲泪倒满於心；说茹苦，是母亲经年累月以一腔心血抚育一群儿子，千斤担子一肩挑，万般愁苦独人享。苦向谁人说，说与谁人听。因此，每到其祖茔，一腔委曲，两行悲泪，瞬间喷发，将所有的心语化作悲声诉与九泉的父母，乃唯一的可排解、释放的地方。
随母亲到宗艾赶集、探亲，是思念母亲无数美好追忆中的“小花”。
宗艾镇的集市每逢农历的二、六、十日。而母亲赶集的选择往往是逢六日，购买的物品每次都因我而定——只要没了仿纸、墨锭，那是非赶不可。我写仿的纸，俗称“毛头纸”，大小与仿引一样，所以，首选的购物是毛头纸一摞，墨一锭，返家的时候，路过西阁处的烧饼铺再买上10个红烧饼。（5分钱1个）若巧逢中秋等日，必到南岭上大老爷家看望舅父、舅母。舅母系羊头寨荣氏家女，故而与母亲一直相处融洽。
有一年的农历八月十日，与母亲一早便取道河子里到宗艾赶集。原本只买毛头纸顺道看一下舅父、母。有意思的是在河子坡的半坡处拾到八角钱。母亲让快速向前向后大声呐喊，岂知路上此刻再无别人。钱自然无人领认。母亲笑了：老天爷赏你的，再碰不到失主就买点水果吧。当时的物价很低，八角钱竟然买了一竹篮的葡萄和梨。
每年的腊月十六都要随母亲再赶一次集市。原因有二，一是母亲年前一定去看望大、五、六三位外祖父。外祖父兄弟四人，高凤梧、高凤桐、高凤树、高凤乐。我的记忆里，外祖父一族非常淳朴，人如其面，慈眉善目，都很珍爱我的母亲。解放太原“缺”了一人，三位外祖父一直牵挂着他们的侄女。故有了年前一定买礼物看望三位外祖父的心境。物少钱缺不过每家二斤粗制的所谓点心。回家时又是老规矩，一摞毛头纸，一锭墨，10个红烧饼。放假了，但写仿却不能少一天，故这毛头纸是缺不得的。过年了，买上些调味品，一、二串小鞭炮，十根“二踢角”，一把佛香，三张五色纸，春节前的准备就算齐了。
冬三月，是母亲一年里最忙碌的时日，前两月的六十天，每日白天黑夜加起来，至少工作时间在十六小时。孩子们的过年衣着，秋收后的储藏，蔬菜入窖，酸菜入瓮，玉米脱粒，白面、豆面、糊糊面、黑豆面、玉米面、荞面、莜面、小米。将冬三月至明年二月二前的食用米面都需就绪。腊八以后，过年“大会战”拉开序幕。宗艾外祖父几家送羊肉，加紧赶制孩子们过年的衣服鞋袜。腊月廿三，打发灶王爷上天。以后，那叫日以继夜，脚后跟朝前。母亲晚上睡眠的时间更少了。这一切，都是缘于过年。儿时，对于过年，那叫神乎其神。腊月廿三始，神秘感与日俱浓。有关过年的“琐碎”任务是我的独活。
筛香炉、洗油灯盏、糊制纸灯（直径10～20cm的园木，厚2～3cm，用五色纸糊一圈，里放小灯油，除夕到元宵节每夜晚都点燃放置院里的窗台上照明），尤其是春节“接神”必定要点上照亮院子。
用细沙土蘸醋擦火锅，叫专利一份。两个黄铜制的火锅直擦到铮明发亮方可交差。
腊月廿六～廿八，年味更拌着蒸馒头、包子、糕卷儿、罐肠（荞面、猪血）的香味，拌着炸“三道子”、烤茶食、烤饽饽的香气四溢，将“年味”的浓烈依次“推”到“制高点”。
儿时在故乡的过年，及至古稀之年才觉得那种神乎兮兮的“年”，几乎都是母亲喧染而来。
除夕上午，清扫院内外及宅界临街。午饭前必须将对联贴好。下午，将接神用的“旺火”（谷草一捆）用红布条取中将其扎好，“旺火”四周再插上数量不定的柏树枝放好在院中央位。
晚饭后，弟弟们都入睡了。我仍需“加班”：正房通道的正中央摆好供桌，挂好“家谱”，放好供品（小碗、酒盅、筷子、糕点、小碟、香炉、灯）烧佛香三柱，行叩首礼。临了，母亲一而再，再而三叮嘱：明晨起床后，一定轻手轻脚，不准高声说话，以防惊扰神。我可以休息了。
母亲最后的任务，将我们的旧衣服收起，新衣服上都再系一根红布条，每人的锁儿放在枕前。
凌晨，小山村的静谧被一声“二踢脚”的爆炸声打破。过年啦！随之而至的一阵此起彼伏的鞭炮、二踢脚的爆竹声，空气中飘来了淡淡的黑火药的“过年味”。伴着这爆竹声声的是过年的主角儿，家家户户的孩子们咚咚咚的脚步声和身上佩戴着银锁儿小铃的碰撞声。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孩子们之间的交流都在轻声轻气的近乎悄悄话中进行。旺火将各家院子照得通明，加上柏枝的叭叭声和阵阵淡淡的柏叶香气，为年味又增添了气氛。
五十年代（上世纪）的农村，人们燃放爆竹的场景简单。贫穷是首因，市场上的品种也十分清楚：小鞭炮叫做“草圪节”，“二踢脚”也只有2cm直径，10cm高，仅此而已，即使在城市也不过如此。与今日过节当是无法比拟。我要多写一句：今日的年味已淡到趋“零”的地步。再放的礼花多，再吃的五花八门，终究找不回当年的“年味”了。
春节的早饭是传统中的头脑、饺子。在食品匮乏的解放初期，那叫珍肴美味。头脑：土豆、豆腐丁，打入两个鸡蛋，点少许白酒，加红糖，打点粉面芡。饺子：羊肉，胡萝卜、白萝卜、大葱、生姜、花椒面、素油、盐。大部分家庭初一是白面饺子，初二是白面、荞面饺子，初三便成全荞面饺子。
我家在五十年代的午饭叫“四碗一火锅”：炸豆腐块、羊肉胡萝卜、炸丸子、酱梅肉。火锅内的食物白菜、海带、炸土豆、炸豆腐、丸子等。记忆犹新的是火锅中的海带的绿色，是那样的喜人。
故乡羊头寨，算个小有名气的村子，有点文化底子。一大早神棚玄天庙台上便锣鼓震天响，展示了农村过年的浓烈气氛。自幼喜鼓的我往往饭未饱而飞步到鼓场加入了热火朝天的行列，直到花甲之年都年年参与几次“滚大鼓”。
在母亲身边过年，那才叫过年！古稀之后，每当过年都联想到当时的场景，回忆起年的神秘，同样心花怒放，倍感幸福无比。
母亲生前身后的五十三年的岁月，可以这样地描述：酸、涩、苦、辣，唯独甜很少。
生亦苦，卒亦苦。
生前的最后时光：没吃上一口饭，只喝了一口水，就连二嫂送来的一碗荞面河捞都未能看上一眼。痛苦中顶着烈日，“一屈三圪节”（邑人描述间谷苗的苦）。回家路上独人一个，疲惫不堪，步履蹒跚。到家里，呻吟着“好难受”往炕上一躺，再没起来。鼾声里一脸无奈，一瞑不视。在渐次渐弱的鼾声中离了那座“安贞吉”三进大院。
身后的从简凄婉：一辆牛车，一口棺木，三二祭品，天愁地惨，唯一的花圈是城关完校自制所赠，点缀了那个场面。其余纸草乃家人自办简单几样，以慰藉亡灵。三年祭满的脱服，也正逢国家文革前后革命化形势正甚，家人自制的花圈，一群有心无奈的子侄，祖茔丘院前最简单的烧化祭祀，翻衣服绕丘一周结束了仪式。
母亲与“苦”相伴一生，苦命、苦楚、苦涩、苦水、苦土，时也、运也、命也。
转瞬间，母亲谢世已半个世纪。作为儿子，对母亲的缅怀与思念，已是一种无法自制的的惆怅，梦境中，孤独时，病痛折磨，思念之情更加浓烈。仿佛，母亲也正苦等，等待她这个命运多舛儿子的归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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