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我国著名经济学家、新中国财政金融学科的重要奠基人、中国金融学科终身成就奖获得者、中国人民大学荣誉一级教授王传纶先生因病于9月13日14时40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1岁。他去世后，沉浸在悲痛之中的受他教诲的学生用感人至深的文字追溯往事、缅怀恩师。本刊特发表部分文章，以纪念这位大师。

逝者如斯 智者千古— 怀念恩师王传纶教授

贝多广 

王传纶老师是我在人民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时期的指导老师。在校期间，王老师对我的指导帮助使我终身受益。毕业离校之后，我和王老师依然保持密切关系，成为莫逆之交。王老师离开我们已经整整一个月了，但他的音容笑貌还经常浮现在我的眼前。我在这里回顾最近一年时间里我所亲历的与王老师有关的几个重要的日子，是以追思，以志纪念。

2011年12月30日。这一天是2011年的最后一个工作日。人民大学的礼堂里群贤毕至，老少咸集。大家都为庆贺王传纶老师荣获刘鸿儒教育基金会授予的中国金融学科终身成就奖而来。这是继黄达老师之后中国金融学界获此殊荣的第二位。王老师90年的人生，历经1949年之前的旧中国社会、新中国建立之后的计划体制、近三十年改革开放的年代，特别是近一二十年市场经济蓬勃发展的历史阶段，中间还穿插了对二战后英国经济的亲身体会，以及对上世纪八十年代美国经济的实地考察。我想那一天，王老师站在了人生和学术的巅峰。我作为他的开门弟子也感到无上的荣耀。在颁奖仪式上，王老师发表了深情而又充满智慧的演讲。印象最深的是，王老师精辟地分析了“有形之手”与“无形之手”的关系，也就是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他认为，有形的手和无形的手都要起作用，要同时、配合着起作用。这种模式，在我们中国13亿人口这么一个大的经济体中，不是10年、20年，应该是半个世纪，甚至是更长时间应该采用的。与其说这是一位经济学教授的看法，不如说这是一位历经风雨见过世面的9旬智者对后人的忠告。说实在的，像王老师那样学贯中西，横跨财政、金融、国际金融乃至宏观经济诸领域，并做出重要贡献的经济学家，在国内并不多见。黄达老师作为与王老师相处数十年的老同事加老朋友，在颁奖仪式上对他做出了高度概括而又颇有意味的评价。他说王老师这个人是“真有学问，有真学问”。

2012年4月22日。按照往年的惯例，每年给王老师过生日。但今年比较特别，因为今年是王老师的九十大寿。王老师诞生于1922年4月，历经人生磨练，经历过无数风雨，对于我们这些弟子来说，当是“国宝”。自从成为王老师的弟子，他既是知识的教授，又是人生的导师。我们就随时有什么问题，都能从王老师那里得到满意的解答。之前我与王老师商量怎么过今年的生日会，王老师说，九十生日，人生难得，可以组织一下，但范围要小。王老师的人生风格就是这样，低调、淡泊，谦谦君子，温润如玉。我们几个弟子按照隆重、热烈、朴实的要求进行了准备。京城最好的人像摄影师为王老师拍出了反映王老师仙风道骨气质的照片，装裱在精美的大型画框里。王老师和师母都非常喜欢。而我们每一位参会者则获得一幅小型复制品，以资纪念，大家如获至宝。一位有名的书法家在红纸上题写一个大大的“寿”字，而所有参会者在红纸上签名留念，每个人感觉像经历着历史时刻。祝寿宴席安排得中西合璧，御茶膳房的红男绿女送来了老北京传统的寿桃寿面，而在“祝你生日快乐”的歌声中大家又分享了西式的奶油蛋糕。这多少也反映一点王老师作为一位学贯中西、包容宽厚学者的特质。王老师还是一如往常的亲切和蔼，并且坚持要站起来致辞。出乎意料的是，他深情回忆起他与他的老师陈岱孙先生的交往。他讲到，陈岱老一生致学，膝下无子，晚年只有少数几位学生偶尔一聚，不免感到冷清。今天其乐融融的生日聚会让他颇感满意，算是人生一大幸事。当时，我回味王老师这段话的意思，突然对老师与学生的关系有了更深刻的领悟。原来老师与学生之间的关系远远不止于知识交流，更可以是心灵之间的相互依赖。润物细无声。王老师就是这样，在平和的言谈举止中就对我们产生不少的启迪和影响。

2012年9月9日。每逢9月教师节，按惯例我们还是与王老师一起相聚。最近几年，我们把王老师和黄达老师聚在一起过节，两门弟子欢聚一堂。现在学生们经过多年磨练，多少都成为一个个“人物”，碰在一起，自然海阔天空，谈笑风生。两位老先生倾听多于叙谈，对学生们的各抒己见，晚辈们的成熟历练，不时流露出欣慰之色，投来慈祥的目光。今年得知王老师身体状况不佳，可能不便外出聚会。我们几个学生在聚会开始前去府上探望王老师。师母接待我们，向我们介绍了王老师的身体状况。虽得知我们到来，但王老师表示不起床了，我们顿感问题的严重性，决定劝说王老师尽快住医院检查治疗。我们站在王老师的床边，他宽慰地露出一丝笑容，像是两片乌云中间出现的阳光。尽管这样，王老师还是说，我头脑很清楚。临别，王老师似乎预感到什么，有点艰难地举起手，跟我们几个分别拉了拉手。我当时鼻子有点发酸。我从来没有见过王老师如此虚弱的情形。我是1985年认识王老师的，当时王老师已有六十开外，但精神极佳，风度袭人。即使在十几年前，我偶然发现王老师在大冬天也只穿一件单裤，我问他怎么不冷，他告诉我他从来没有穿过什么秋裤或绒裤之类，从来就是单裤过冬。我惊讶之余，自叹不如。王老师一表人材，气度非凡。我一直想象王老师年轻的时候是何种风度呀。最近几年，王老师明显苍老许多，首先他的腿脚走路有点不太利落了，后来耳朵也有点背了，但总体来看精神还是相当不错的，尤其是他的头脑思维，仍然相当清晰敏捷。

2012年9月13日。我们谁也没有想到王老师离我们而去会走得如此之快，如此平静。真是驾鹤仙逝。教师节之后，王老师就入住了医院，虽然比预料晚了一两天，但总算是离家还近的大医院。入院当天，师母专门给我打来电话，告知这一进展，我的心里踏实了许多。我想下班后去看望一下王老师。到了下午，当时我正在公司主持一个内部会议，一则短信给我带来了震惊，我胸中一阵空虚，禁不住失声。会议结束，我回到自己办公室，忍不住内心的一层层哀伤，泪水夺眶而出。我的感觉是一座精神支柱的坍塌。我感叹前几天与王老师的见面竟然成为了我们最后一面。

    2012年9月17日。这一天，数百人去向王老师作最后的告别。王老师是新中国财政金融学科的奠基人之一，他在有生之年为国家为后人留下了丰富的研究成果。在这特别的时刻，黄达老师严肃地向我们提到了王老师对中国经济界的两大独特贡献。第一，他是第一位将增值税概念引入中国的经济学家。这一点现在财政界所知者不多。黄老师特别对前来参加告别仪式的国税总局副局长解学智说了这件事。第二，他是第一位将资金流量分析方法引入中国的人。对于资金流量分析这件事，我是比较清楚的。正巧在这之前不久,中央电视台的《大家》栏目准备为王老师制作一个专题节目。这个节目主要是介绍国内著名经济学家的学术思想和人生历程。他们也找了我作为采访对象之一。为此，我特意从家中书库找出了几份老资料。一份是黄达老师翻译王传纶老师校对的，英格兰银行出版的《资金流量核算入门》，时间是上世纪的1981年，油印稿，纸张已经完全发黄，但很有历史的沉淀感。另一份是当年王老师给我的美联储出版的《资金流量导论》英文版。还有就是王老师在人民银行作有关资金流量分析问题的演讲稿，此文已被收入《王传纶自选集》之中。我还准备了我对资金流量分析的一些研究成果，以便说明学术研究中的传承和发展。9月11日，原定电视台的人会过来采访。可是接到了短信，因王老师病重，这个节目推迟进行。我感到无比的惋惜。

终于要向王老师作最后的告别了，所有弟子都泪流满面。我知道，这是发自内心的敬爱之情，同时也是发自内心的沉重的失落感。这时我又记起王老师提示我们的老师和学生之间的心灵依赖。真的，此时此刻，我才知道我的内心是多么地依赖着我的恩师。我心里默默地说着，王老师，你没有离开我们，王老师，我不相信你已经离开我们。我的眼睛里全是泪水，终于喊了出来，“王老师，您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逝者如斯，智者千古。

写于2012年10月17日

(作者系一创摩根首席执行官)

追忆王传纶先生

周慕冰

惊悉传纶先生仙逝，我正在先生故里苏州出差。真是天人感应，当时天光昏霭，阴雨迷蒙，仿佛上天在为人间痛失一位德高望重和学贯中西的经济学大家而呜咽啜泣。一颗高尚的心脏停止了跳动，悲痛与怀念涌上我的心头，二十多年前追随传纶先生求学的往事，不由得从尘封已久的记忆深处走出，桩桩件件，历历在目??

传纶先生一生求索经邦济世之道。早年就立志于读书救国，先后就读于中外名校，数十年不懈研习，著作等身，成就斐然。在我国经济学界，他首创西方财政理论研究体系，首倡资金流量分析研究，首编财政金融思想史，首译一系列国外财政金融名著。传纶先生与黄达先生宛如泰山北斗，是我国财政和金融学科的奠基人之一。

传纶先生既是学术大家，也是仁厚名师。学成归国60余载，一直不离三尺讲台，春风化雨，教书育人。年逾古稀以后，仍坚持每周给学生开课。由于家住校外，又不想麻烦学校，多数时候都是自己骑单车往来课堂。一位鹤发老人，一辆老旧单车，穿行于人大校园，彼情那景，曾感动并感召了一批又一批莘莘学子。

传纶先生虽是大家名师，但却淡泊名利，生活极为简朴。很长一段时间，都居住在北京电视台西门的厂洼小区内。一套50平米左右的住房，客厅和书房相连，总共也就15平米左右，采光也不大好。室内满是层层叠叠垒起来的书籍，供人活动的空间并不大。正是在这间简陋的斗室中，传纶先生度过了他最重要的学术生涯，接待和指导了一批又一批的学生。在弟子们的记忆中，那拥挤的书房，那昏暗的灯光，总是散发着温暖的力量，让人淡定，催人前行。

往事如烟, 翰墨书香, 清风明月, 师范永驻。点滴片段追忆，难表传纶先生对我的授业之恩；区区千字文章，难达我对传纶先生的敬仰之情。抬头仰望那浩瀚的星空，俯身脚踏这坚实的大地，面对这身心之外变幻莫测和诱惑无穷的大千世界，把持住自己的身，安放好自己的心，始终如一地听从内心的召唤，在造福社会和报效国家中绽放生命存在的价值和意义，这正是传纶先生留给我们这些后学的宝贵财富。我们将会以传纶先生的道德文章为榜样，让生命的存在充满价值和富有意义。我坚信，传纶先生身上所体现的中国知识分子那种宽厚仁爱，上下求索，悲天悯人的精神气象，定能代代薪火相传，一直绵延不绝。

(作者系中国银监会副主席)

一代宗师 几多亲切

邓乐平

2012年10月13日，今天是王传纶老师仙去一个月的忌日了。早想写点什么纪念恩师，也说说当年我们一些难得的际遇，今天写或者正好可以向老师表达一种发自内心的感恩情怀，当作学生献与老师的一束真诚的小花。

1985年秋，我们几个来自东北、上海和四川的学子，怀着兴奋而又有些忐忑的心情，来到北京人大读博。或许是因为被称为建国后第一批财政金融博士的原因吧，我们当时对怎样读博几乎是盲然无知的，于是，大家很自然地把全部仰望都寄托在导师身上，那种无助真有点像现在的90后那些迷茫而又无辜的眼睛。我们这几个学生分别报的是黄达和王传纶为导师，记得黄老师在入校后第一次召见我们的时候，就说了这样一些话，大意是：欢迎你们，读博对于你们是挑战，对于我们也需要摸索。在人大，财政金融从来是不分家的，因此，从现在开始，我和王老师和你们共同组成一个学习小组，教学相长，共同研讨。于是，在大约一年左右的时间里，大体上采取每周聚一次的学习方式。有时是两位老师和我们共聚一堂，就某一主题自由发言讨论；有时是其中一位老师给我们授课或讨论及答疑，由于黄老师当时还担任人大校长，行政事务较多，记忆中授课多数是由王老师承担的。

在一年的近距离接触中，我对于王老师的学问和人品有了切身的认识，这样一些印象是终生难忘的：王老师主讲西方经济学，那时西方经济学在国内还并不深入，有些东西也许还是犯忌的。王老师讲的那些财政金融专题，有些内容是不好懂的，但王老师深入浅出、不厌其烦地用多种方法反复讲解和演示，引导我们去理解和消化。王老师并没用教材，也没有规定我们这样那样，整个授课和学习都是顺其自然的。我们在不知不觉中，原来那些忐忑和不自信消失了，渐渐地，我们在王老师那里，在黄老师那里，同时也在整个人大校园里找回了更多的自信。在我后来的学习和工作中，王老师所讲内容的核心部分，尤其是他教给我们的学术思考方法，令我受益无穷。这样的教育和受益是潜移默化的，是在不知不觉中进行和完成的，正所谓：“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这种愉悦的学习方式至今想起来还是那么温暖和令人感动。

在整个三年的学习过程中，王老师始终和我们在一起，指导和鼓励我们最终完成了学业。尽管王老师是德高望重的一代宗师，但他始终默默地做人做事，认真地教书育人，行事低调，绝不张扬，和他相处三年从没感受到一点来自于大人物的架子和压力，也就是一个和蔼可亲的普通老师而已。在我亲身接触过的老师中，如刘敖老师、陈观烈老师等等，都是这样的大师，我为有机会受教于这样一些大师而倍感荣幸。

在众多的对王老师的评价中，我最欣赏黄达老师的那八个字：“真有学问，有真学问”。敬爱的王传纶老师，你确实是受学生景仰的有真学问的好老师，你的学生永远怀念你！

写于2012年10月13日

(作者系西南财经大学教授)

儒风敦厚 学贯中西

— 怀念王传纶老师

王松奇

9月13日，传纶老师突然辞世，让人痛悼不已。9月9日中午在“江南赋”餐厅过教师节，贝多广是召集人，主题是请黄达王传纶两位先生吃饭，小范围主力是传纶老师的学生李扬、高培勇、瞿强、王军等，黄达老师的学生只有我和陈雨露参加。那天中午，黄达老师早早就到了，贝多广最后到场的，他脸色沉重地说：“王老师便秘几天了，一直躺在床上，今天实在来不了了。”于是我们在开席的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在讨论王传纶老师的病情及如何送院医治的问题。我记得大家一致的分析结论是：小病，需要的只是立即选一家医院送过去。雨露当即表态：哪家医院好就送哪家医院，不要考虑费用问题。那天，我给黄达老师带了一瓶红酒和几盒茶叶，亦给王传纶老师带了一纸兜崂山茶，这是每次见面他都跟我要的绿茶。那天饭后，把茶叶交给瞿强转交时，我特别强调“这是王老师点名要的绿茶，你哪天去王老师家时给他送过去。”当时高培勇感慨：“王老师点名要的？他怎么从来不朝我要东西？”瞿强也附和说“是啊，从来不跟我们要东西”，高和瞿几乎是异口同声地说：“看来老师和第一代学生感情就是不一样！”

1985年，我和邓乐平、周慕冰、贝多广一起被中国人民大学录取攻读博士学位，贝多广师从王传纶老师，我和邓、周师从黄达老师。当年博士生很少，我们算是中国金融学专业和财政学专业的第一辈博士研究生（和贝多广同届的还有许毅名下的刘桂苏）。我们一入学，黄达老师就宣布：“我和王老师建个合作社，一起带你们，以后就一起上课，一起活动。”当年中国人民大学校长是袁宝华，黄老师是主持日常工作的常务副校长，所以上课座谈都要挤时间，我记得第一学期我们差不多每周都搞一次集体活动。到了第二学期，传纶老师除了为我们四人讲授《西方经济学》外，还请来了美国的金融学名教授约翰·格利给我们搞了一次讲座。之后就是论文开题忙活写论文这些事了。

传纶老师早年就读西南联大，后到英国留学，留学时间与钱荣堃老师大致前后，当年黄老师问王老师：“钱荣堃是庚款留学生，你是吗？”王老师当时答曰：“我和钱荣堃批次差不多，但人家是庚款，我不是，他们的条件要优厚得多。”传纶老师说话永远是轻声细语有如和煦春风，但学贯中西。前几年的某一天，我去黄达老师家串门，谈起传纶老师，黄老师评价说：“王老师直到现在还一直在跟踪国外研究进展，功底深厚，放眼人大全校，年轻人中没有一个人具备王老师这样的水平和功力。”2011年12月31日，金融教育基金会向王传纶老师颁发“中国金融学科终身成就奖”，传纶老师获奖，突出贡献人是王广谦，那是在2011年11月8日晚刘鸿儒老师请首都金融10名中青年专家吃饭时广谦首先发言强力推荐的结果，我当时在场，刘鸿儒老师听广谦发言后的第一反应是：“王传纶老师水平确实高！”遂果断拍板定下材料准备、发奖日期等事宜。

传纶老师不仅学问好，为人亦正直善良。2002年传纶老师80岁生日时，天津财大教授王亘坚在发言时讲了一件事：1957年，人大财金系搞反右把我抓成了右派，当时很多人大会小会批我，还有很多人保持沉默观望，只有王传纶老师写了一封大字报贴到墙上，标题是：“王亘坚是老实人”。我听王亘坚发言时心中的感慨难以名状，传纶老师风度翩翩和风细语的外表下藏着的是正直无畏侠肝义胆，在当年政治运动横扫一切的年代里，仅这一件事儿就足以把多少人盖了下去。

传纶老师也是我的恩人，我评正研究员和博导时传纶老师都是推荐人之一（另一位推荐人是周升业老师）。2012年4月22日，是王传纶老师的90大寿，周明德做东在燕西台搞了一次简朴紧凑的庆生活动，传纶老师的学生为主体，黄达老师亲自参加，我和周慕冰、陈雨露、洪崎作为旁系代表参加了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活动。宴会上，周明德搬来几纸箱用镀银镜框镶嵌好的传纶老师的标准照，照片中传纶老师目光慈祥沉静。我回到家中和老婆说：“这张照片我看了有一种不详的感觉。”老婆生气地说我“你乌鸦嘴。”那天的生日宴会上，传纶老师和我握手时笑呵呵地问：“又给我拿崂山茶了吗？”我说“拿了4包，够喝一阵子了”，随即把生日礼物裱好的两轴书法作品展示给他看，一轴为“儒风敦厚”，另一轴为“脚踏东西文化，手写中英文章”，传纶老师和黄达老师看着我写的这两幅字都非常高兴。

传纶老师除本人的学术贡献外，最重要的历史作用是他在成就人大财政金融专业学科霸主地位过程中的特殊作用。人大金融以黄达老师为首公认为中国第一，财政专业由陈共老师领头，主导地位亦不容置疑，传纶老师一直在与世界接轨方面起着后盾和保障作用——无论金融还是财政专业。这个从学科建设角度看传纶老师地位和作用的观点是我于10年前，即传纶老师80岁生日庆祝大会上说的，那天，我患重感冒参会，讲了约20分钟，我刚讲完，黄达老师就竖起大拇指说：“松奇讲得对！讲得好！人大金融为什么强，就是因为在我背后有王老师！”1988年教育部搞10本财经类核心教程，全国招标，人民大学通过体系设计投标争得了5本（货币银行学、财政学、会计学、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财政学由陈共老师牵头，陈共老师当然功推第一，写作出力较多的是李扬、解学智，体系设计修改意见提得最多的则是传纶老师，他对体系初稿的每一章内容都提出了精到的修改意见，这是1988年8月上旬在旅顺开会讨论确定最终体系时我在场看到的事实。王老师一生低调，不争名利，他总是把自己放在一个默默起支撑作用的角色上，在人大财政金融学科建设上，他的作用无可替代，这种人物，过去独一无二，将来后人们也难以企及。黄达老师对王老师的评价历来只有8个字：“真有学问，有真学问。”传纶老师在道德学问方面是我终生的榜样。

写于2012年10月3日晨

仁厚可以如海

王 军

我与导师相识二十余年，不能忘记的事不少。记得有很多年，已经古稀之年的他在北京的整个冬天只穿一条单裤。我那时已游过几年冬泳，仍挡不住要比他多穿些。最近听人说，他在英国时曾从格拉斯哥徒步走到伦敦，不由又想起他骑个单车的样子。在记忆中搜索到的，还有他对人对生活的态度，从没有过什么抱怨，一如他永远慈祥而温厚的眼神和面容。

然于我,最鲜明而不能忘怀的，还有他的手。记忆中第一次看到他的手，是他修改我暑期写的一篇论文。1990年我在国家外汇管理局实习，工作之余积累资料写了一篇有关我国外债的文章。他指导我理清思路、反复斟酌，最后亲笔把标题定为“我国对外债务问题的初步分析”，这是尚在入门的我发表在《国际金融研究》上的第一篇论文。再一次，是他为我写考取国外大学所必需的推荐信，那时我已报考了他的博士生，记得他稳稳地签完字说，“我签名只用中文”。再后来，是他为我出版的第一部个人专著《关贸总协定与中国经济》写序。他作序不长，但教我一条：不管多么精深而繁杂的学问，终究要浅显平实地说出来，这正如他的授课和解惑，很少语出惊人，但历久而弥新。

他这样待我，也同样待我引荐给他的学生。记得有次他半开玩笑地对我说，你给我推荐的博士生，好像都是安徽人，瞿强、费朝晖、吴涧生等。然后他归纳说，共同点是喜欢读书、踏实肯干勤奋。他一直自谦是教员，对读书人的喜爱和对学生的责任心在他70年的教学生涯中从未稍减。

我走上领导岗位后，他一再叮嘱我要谦虚谨慎。请教他的事情，他往往讲出让我意想不到的认识或判断来，而且提醒一些关键环节时，总能讲得十分透彻。他慈祥而温润的眼神，让你始终觉得，不管经历怎样的人和事，应该都能够化解或放下。这次回京任职前，我和他通了一个电话，他竟用了50多分钟，认真地给我讲家庭搬迁及此后要适应的许多问题，并引例分析，时间一长连我接电话的手也要不断换来换去，真不知一个90岁高龄的老人怎么长时间拿着电话而忘记疲累。不忍、心痛！

最后的握手，恍若来生。9月17日上午，行将与他最后的告别。我们留下的几个弟子下跪在他的灵前。我握住他的手，奢望还有些余温。泪眼朦胧中忆起9月13日上午差不多同一时间在空军总医院看他，他一只手吊着水但不愿躺在床上而是坐在沙发上，用另一只手握着我的手。他又用了很长时间讲了很多话，反复叮嘱我“你到北京来了，要把小漆（我妻子）和你母亲安排好，家庭幸福是人一生中最重要的幸福”。我告诉他，我带来了他90大寿时的合影，放在他能看到的桌子上，弟子们都已先后过来探望他，而且会在照片里一直陪着他。11点多了我不舍离去，他挥手安慰说，“放心吧，我还能活几年！”不意，这挥手竟成永别。此时再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握他的手，紧紧握住的，是他传给我们的无尽的、永恒的温暖。

其实，何止是温暖。他传给我们的，还有质朴而超然的修养和气质、大海一样的博大胸怀、星空般的高远情怀、儒雅而厚重的仁者风范。原来，仁厚可以如海，如浩瀚星空和日月，指引着我们，穿越内心的迷茫和浮乱，走好前方的路！

(作者系国家统计局数据管理中心副主任)

追忆我的恩师王传纶教授

杨 越

2012年9月10日教师节，本想和研究生室友王君一起看望已91岁高龄的导师王传纶教授，由于有些小事未去，我想中秋节前去看望也不晚。哪知，9月14日就收到王君短信，“恩师王老师昨天下午已仙逝”。当时，一股莫名的后悔、自责和悲伤涌向心头。

17日早，我正装，乘地铁赶到八宝山。在老先生灵柩前，望着他老人家安详的面容，怯怯地握着他冰凉的手。对人生的感悟又一次得以升华。过去的一些往事也渐渐清晰地展现于眼前。

记得，我是他指导的最后一个硕士研究生。1988年入学时，我之所以在指导老师一栏毫不犹豫填下他的名字，不仅因为他的声望，而是，在本科所修的各门课程中，多数成绩很一般，唯有他所授的《资本主义国家财政金融》课程，我在全班考分第一，这曾给过我自信。

王教授的课有特点，逻辑性强，深入浅出。那时的学生对西方经济学还很陌生，研究生时，他给我们上专题课，一个上午的课，为了说明一个经济原理，他从一个简单数学公式开始，不断推导，满黑板都是公式。期间，多数学生有点茫然，最后，经他结合现实一描述，得出结论，大家又都豁然。从此，我对西方经济理论有了认识。

从师王教授，更多的收获来自于他的为人处事。在校时，我不算个好学生。记得我硕士毕业前，无心学问，硕士论文答辩第一次竟然没通过，原因是有抄袭痕迹，按理说，这太对不起指导老师。我等待他的严厉指责。但他似乎看出我的悔意，没有斥责，而是耐心指导我重新修改，这比骂更深深地触动了我。此事对我的一生都产生了深刻影响，自那事后，诚实做人，决不做那种剽窃之内的事；同时，体会到批评在什么时候和对谁最有效。

毕业以后，为了生计，东奔西走，很多年没有看过导师，也没打过电话。工作稍稳定后，我才偶尔逢年过节去看他。他那么多学生，我又很平常，时隔多年，第一次看他，他还能认出我，并热情询问我的情况，真让人感动。他有着另一种“气场”，每次到他家，仿佛来到浮躁世界的一块净土，都能给我那颗经常躁动不安的心带来些许平静。这种“气场”大概来源于他那渊博学识和正真淡薄名利的境界。这么著名的教授，始终住在拥挤老式的小两居室住宅，后来年纪大了，爬不动楼，搬到曙光新村租住的一层小居室。家具简单显旧，但整洁干净。见面从不抱怨和羡慕什么，总是询问你家孩子怎样，工作如何。聊起时事，无事不晓，思路清晰，一点也不落伍。

其实王教授给我上课时有限，但却传授给我一生受用的知识；平时相处交谈时间更少，但却用其风范影响了我生活的态度。现在，恩师已离我们而去，但他慈祥和蔼的笑容，慢条斯理的南方语调，骑着小轮自行车穿行于校园的身影却永远留在我的脑海中。

(作者系中国民生银行金融市场部副总经理)

七律 怀念王传纶教授

张 杰

闻得谦呼曾诧然，

十年濡染有前缘。

英伦负笈传真脉，

淀畔枕肱诲后贤。

静水流深心似镜，

崇山抱远笔如椽。

从容浩海乘桴去，

无尽丹霞满天。

2012年9月17日，北京。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