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国大典上的安保警卫工作
发布时间：2013-03-27 15:4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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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国大典上的安保警卫工作
——记义乌人骆骥
吕永良
【编者按】骆骥（1916- ），男，汉族。1916年3月出生，浙江义乌人。1938年1月入伍参加革命工作，1939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其事迹被收入2007年8月由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发行的《开国将士风云录》一书。他参加过百团大战。在开国大典上，担任警卫大队副大队长，成功完成了举世瞩目的警卫任务。曾任南京公安总队副政委、南京警备区政委、江苏省军区政治部顾问、南京市政协副主席等职。现为江苏省军区南京第二干休所离休老干部。
骆骥原名骆光海，1916年3月出于义乌尚经江村。1929年在义中就读，1931年在上海灯泡厂当工人。1938年1月奔赴延安参加革命，2月参加民族革命大学（党的外围组织）抓捕破坏抗日的“托派”头子张慕陶行动，6月进抗日军政大学学习，任抗大政治部宣传委员，毕业后到八路军晋察冀军区二分区四团任宣传股长。参加过晋察冀边区历次“反扫荡、反蚕食”和“百团大战”，保卫古北口、张家口战斗。历任分区政治部宣传科干事、科长，天津纠察总队政治部宣传科长、北京纠察总队一大队副政治委员。
1949年9月，在北平警卫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10月1日，在天安门指挥警卫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在北京饭店警卫第一个国庆宴会。
建国后，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停战回国后，任中国人民公安部队学院政治部主任、中国人民公安部队司令部边防处长、政治部秘书长、江苏省公安总队副政治委员。“文革”时期及“文革”后，历任南京工学院革委会主任、《新华日报》革委会主任，江苏省革委会常委、政工组副组长，江苏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江苏省人大代表，南京市政协常委、副主席，南京警备区政治委员、顾问组长，江苏省军区政治部正军职顾问等职。1957年被授予上校军衔，获得中华人民共和国三级独立自由勋章、三级解放勋章。1985年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独立功勋荣誉勋章。
——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胜利完成了警卫开国大典任务的骆骥怀中抱着女儿，因工作繁忙而略显憔悴的脸上，掩饰不住完成党和国家赋予重任后心中无比的喜悦和一个父亲对子女的柔情。
从这张照片中，我们可以解读到的信息：①时间范围是1949年8月至1949年12月，自1949年8月1日天津纠总开完立功颁奖大会后，骆骥调往北京。②地点是北京纠察总队一大队队部的院内（今北京东四史家胡同），骆骥任大队副政委。③我们可以看到1951年以前我军团级干部的装束，已经配发只有上两个衣兜的粗呢料制服，不如1955年授衔时校官所发的进口澳毛呢料细腻。1951年以前，营级干部是不能结婚的（除非是在老家就结婚了），骆骥至少于1948年左右，已是团级干部了。这大概是当年的“红色宪兵”纠察总队特有的制式，领章是左“纠”右“察”。④胡子已经几天没刮了，面容清癯，应该是在紧张工作之后，才有闲空抱孩子。⑤孩子的帽子材料杂间，估计是孩子母亲用军装旧布料手工制作的。
在接受《南京日报》2004年国庆节特别报道记者采访时，已经89岁高龄、满头银发的骆老说：“开国大典时，我是负责警卫工作的副指挥，不仅亲眼目睹了开国大典的盛况，而且还了解许多大典前后鲜为人知的细节，听到不少主席和国家领导人在那个激动人心时刻的闲聊。”作为当时平津纠察总队第一大队的副政治委员，回忆起开国大典前后的情景，骆老自豪地告诉记者：“从为第一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做保卫工作，到担任10月1日的开国大典天安门广场的警卫任务，我三个礼拜几乎没合过眼。我当时就在天安门城楼上，主席他们的交谈我都听见了！”
周总理亲自检验大典前的每个细节
开国大典前夕，周恩来亲自检查安全警卫工作的落实情况，对天安门城楼上下每个细节都一一问过。比如城楼中间的休息厅里主席要坐的沙发，他要试坐一下，看稳不稳，看看沙发座位上有无异物；主席从休息处走到检阅台前所站的位置是否平稳；主席讲话用的扬声器是否正常。为了确保大典前后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行走的路平坦，周总理一步步走了一遍，只要看到有一处地砖不太平稳，就赶紧让警卫战士用土填平。他还亲自到城楼东北角搭起的临时厕所去看看，吩咐让警卫人员准备一些檀香，到时候点着，还要放几盆清水以及肥皂、毛巾等。
当总理看到金水桥后边新搭起的两座观礼台时，问陪同他检查的吕展（平津纠察总队第一大队大队长）和骆老：“这两座观礼台搭好后，经过试验吗？如果人员上满了稳不稳？牢固不牢固？”吕展回答：“保证牢固。”骆老接着告诉总理说：“搭好后警卫师古远兴参谋长拉来一个营，登上每个观礼台作了上下跳动十分钟的试验，很牢固。”总理点点头说：“好！好！做事就要这样认真！”
总理检查完临走时叮嘱说：“10月1日上天安门城楼的还有民主党派的几位年纪大的老人，他们爬天安门城的坡道时，如果有爬不动的，你们要准备几个战士扶着他们上去……”
开国大典本应上午举行
10月1日中午12点多，随着游行群众和受阅部队的进场，警卫工作也进入到全负荷状态。下午2点多，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的车子先后开进天安门城楼后的停车场，接着是宋庆龄、李济深等的车子依次停下，大家相互握手致意，然后由周总理引导大家一起向天安门西行道慢步鱼贯登上城楼，进入中间的休息厅休息。毛主席刚刚坐下，就右手拿起一支烟说：“大家累了，你们喝茶，我抽一支烟。”
主席和领导们确实累了。第一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连续开了八九天，在9月30日下午五点左右闭幕，晚上又参加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奠基典礼。骆老说：“本来开国大典是早上举行的，但时间实在排不过来。”
当坦克方队隆隆开过时，检阅台上十分活跃。就在这个时候，周总理把手指向东方天空：“快看，飞机过来了！”毛主席用右手挡着太阳，仰头向东方天空望着。这时，朱德总司令说：“我们这些大炮、坦克、飞机，要感谢这位蒋委员长的功劳啊！”周总理说：“蒋委员长是个好运输大队长！”刘少奇说：“他跑到台湾去了，现在失业啦！”毛主席接着说：“他失业了，我们自己造嘛！”周围的人听了都哈哈大笑起来。
当运动健儿方队最后一个走过天安门前时，不知谁冒出一句：“这样的庆祝活动，今后每年可以搞一次。”毛主席说：“唉！要节约呀！”
随后毛主席走向城楼东边又走回西边，一边走一边挥动着帽子，向广场和观礼台的人们示意致谢，并高呼“人民万岁”。广场立即沸腾起来了，大家齐声高呼：“毛主席万岁！”
骆骥：我愿用老朽之躯捍卫毛主席的尊严
骆骥，老八路战士，开国大典天安门警卫部队副指挥，正军职离休干部，今年已经96岁了。老人家现在还住院，儿子看望时，向他说起了茅于轼的无耻谰言。老先生很激动，坚决要求儿子把他的名字也签上，他就这么加入了江苏省人民公诉团。老先生说：60年前，我保卫毛主席登上天安门城楼。60年后，如果需要，我愿用老朽之躯捍卫毛主席的尊严！
骆老身体有恙，主要由他儿子骆卫华转达。骆卫华说，中国变成如今这个样子，父亲很心痛。想当年新中国是无数先烈用生命换来的，如果就是要看到贫富拉大、汉奸卖国，那么他们当初为什么要牺牲呢？他很清楚茅于轼这通言论的目的，打倒毛泽东，不就是要为他们彻底推翻共产党做好准备吗？
骆卫华介绍说：在全面抗战后，骆老受上海地下党委派，将40余人送到延安，但到抗战胜利后，留存下来的只有他一人！老先生92岁的时候，到过他曾经战斗过的山西。在一间唐朝古庙里，老先生神清气爽，甚至连陡坡都越过了。当他向下眺望时，感觉周围是如此熟悉。向陪同人员一打听，才猛然想起这是战友牺牲的地方。老先生说，这座山坡是日军扫荡的必经之路，也是八路军英勇献身的战场。那时候连里的干部牺牲是非常快的，有一次，连里主官牺牲了，他们要顶上去。因为他有些文化，大家坚决不让他去，结果他的一个战友就顶上去了。等到大年三十，大家下饺子时，突然听到一声枪响。这时大家急忙往外冲，他恍然间看到了他战友倒下的情景。茅于轼竟然敢说，共产党没打过鬼子，难道就不怕这些无名英雄夜半敲门吗？
为了考察所谓大跃进饿死人的情况，骆老特意到茅于轼的安徽老家访查过，结果是在那么穷的地方也几乎没饿死人的情况发生，那么3000万的事又怎么来的？他说，他也经历过挨饿，就继续发扬南泥湾精神，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所以他们就养鸡呀、养鸭呀、抓兔子呀。但他们不是想着自己，他们把大部分的东西送给了周围的人。那时人的思想境界是现在的人不可想象的，那时有一大批舍己为人的人，为了共产主义信仰在奋斗终生，但现在很多人好像忘记了我们党的宗旨。
他说他热爱很多领袖，但最让他高山仰止的还是毛主席。毛主席一家为革命牺牲了六位亲人，并且时时刻刻想着人民的利益，为了捍卫人民的利益，甚至不惜和许多人划清界限。世界上任何一位领袖做的都没有像他一样多。主席的后代们生活遇到了困难，很多人是无动于衷的。在他看来，人民对不起我们的领袖。现在茅于轼们竟然到了这样张牙舞爪的疯狂地步，人民再不为主席出头，真是不可饶恕的。他很欣慰，很多80后、90后站起来了。在一个汉奸猖獗的年代，这样的实名签名，没有发自内心的对毛主席的热爱，是无法做到的。人心都是肉长的，30年后，人民终于理解了一代伟人高大渺远的伟岸！
网友评论：像这样意志坚定，热爱毛主席的真正老革命现在太少了！相当一部分人是为了打天下坐天下，成了既得利益集团的权贵或是拥护权贵的受益者了。他们忘记了成千上万的革命烈士，背叛了毛泽东思想，背叛了共产党的宗旨。他们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他们热爱资本主义生活方式，因此他们利用窃取的权力，对外投降卖国，对内压迫剥削人民，把一个好端端的国家弄得千疮百孔，不成样子。他们成了高高在上享清福的权贵，不管人民的死活。人民现在是恨不得吃他们的肉，扒他们的皮，才解心头之怒气。这些挨千刀的政治骗子们，人民一定要向你们讨还血债！
毛泽东有一句大义凛然的名言：我毛泽东若是搞腐败，人民就割我毛泽东的脑袋 。对贪污腐败，毛泽东嫉恶如仇，凡是大案、要案，都亲自一抓到底。从延安反腐第一枪，到建国初期处死刘青山、张子善，他始终如一、绝不手软。他说：“贪污犯是人民的敌人，他们已经不是我们的同志或朋友，故应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将他们肃清，而不应有丝毫的留恋或同情。”在处理刘青山、张子善贪污腐败问题时，有人为他们求情。毛泽东说：“是要他俩？还是要国家？”“正因为他们两人的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所以才下决心处决他们。只有处决他们，才能挽救20个、200个、2000个、20000个犯有各种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我建议重读一下《资治通鉴》。治国就是治吏！礼仪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将不国。如果一个个都寡廉鲜耻，贪污无度，胡作非为，国家还没有办法治他们，那么天下一定大乱……”毛泽东尤为坚定地说：“我们共产党不是明朝的崇祯，我们决不会腐败到那种程度。不过，谁要搞腐败那一套，我毛泽东就割谁的脑袋！我毛泽东若是搞腐败，人民就割我毛泽东的脑袋！”以上铮铮铁言足见毛泽东反腐态度，其铁心“割脑袋”的誓言令人振聋发聩，贪腐官员闻之丧胆，赢得了新中国的清正廉明。毛泽东，是古今中外第一个以“割脑袋”坚决反腐败的执政党领袖！反观毛泽东身后的中国，贪官基本不杀，法律为其量身定做（70岁后免除死刑），中国已毫不逊色地成为世界级的贪腐大国，原因何在？最明显的原因就是自身不干净，上下贪腐尤如一块黑幕，贪官们官官相护。这其实也正是贪官、汉奸们“反毛””、“非毛”、“妖魔化毛”的要害所在。
毛泽东，是上个世纪以来中外执政党领导人反对特权、拒绝特权、废黜特权的一代楷模！在毛泽东领导的新中国，人民代表有罢免主席的权利；人民政府，就应该由人民当家做主，人民必须拥有选举权和罢免权。在起草和制定新中国宪法时，毛泽东说：“资本主义国家的总统可以解散国会，我们的主席不能解散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相反地，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倒可以罢免主席。国家主席是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出来的，并服从于它。”在毛泽东的再三坚持下，终于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有权罢免国家主席”写入了宪法，让人民既当家更有权！
民族利益重于个人恩怨。1949年5月，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蒋介石的家乡溪口，毛泽东当即指示：“在占领奉化时，要告诫部队，不要破坏蒋介石的住宅、祠堂及其它建筑物。”众所周知，毛泽东6位直系亲属，包括妻子杨开慧在内被国民党杀害，毛氏祖坟被蒋介石挖开多次。但是毛泽东以国家和民族利益为重，以德报怨，命令解放军切实保护好蒋介石的故居和祖坟，并指示中央政府拨专款维护修缮。毛泽东的道德风范、人格楷模，无与伦比。1984年，蒋氏遗迹作为旅游景点正式开放，溪口的蒋介石故居与京、沪、穗等地的蒋介石旧居一样，成了国内外学者研究中国现代史的宝贵资料之一。毛泽东的博大胸怀，赢得了海外同胞、特别是毛泽东的对手和敌人的敬佩，促进了民族爱国统一阵线的发展。
毛泽东襟怀坦白、大公无私，是建国以来党和国家领导人中第一个完全公开个人财产的人，更是中外执政党领袖彻底“亮晒”家产、始终廉洁奉公的第一人！毛泽东的收入为工资和稿费两部分，均由组织和组织安排的专人管理。毛泽东逝世时，没有留下任何家产、存款及金银珠宝，没有为子女留下任何财产遗嘱和一分钱。谁人可比？看看毛泽东身后的历任执政官吧：谁人的家族不是亿万资财？谁人敢于公布自己及夫人子女的财产？由这些坐享毛泽东带领人民打下天下的人去“反毛”、 “非毛”、 “妖魔化毛”，人民当然要反抗，当然要全民共诛之、全党共讨之。
毛泽东每月工资为404.8元（一直到逝世），其用于党费、日常生活、伙食、买书、房租、水电、煤气、取暖、地毯家具租赁费（家具都是租来的）、买茶、买烟，负担李敏、李讷、毛远新及江青的姐姐李云露的生活费，补贴资助家人、故旧老友、家乡亲属及身边工作人员，招待民主人士等。在人民大会堂开会，毛泽东喝一杯茶水，也要交付一角钱。毛泽东临终时有稿费124万多元。长期来，他一直把稿费视为人民的钱。家里的钱入不敷出的时候，管理人员要向毛泽东请示，并经亲笔批示后，才能支出少量稿费，并再三叮嘱：“这个钱要省着点用，这是人民的。”因此，这笔稿费只在极特别情况下才补贴家用而且十分有限。毛泽东去世后，由组织安排，他的子女每人分到8000元，包括李敏、李讷，因为他们的生活极不富裕。余下的稿费全部用于《毛选》的编辑、出版，家里人从没有拿过其中的一分钱。毛泽东的一切都交给了党（所有遗物、遗存、稿费、藏书等），子女们唯独享有的：是父亲永不逝去的音容笑貌和他奋斗一生的价值观。毛泽东的清贫，成为中外执政党领袖廉洁自律的榜样！毛泽东的清贫，成为他身后那些欺骗口号喊得震天价响、四处做秀淋漓尽致、自身家族子女却上十上百亿地掠夺人民财产的贪官、汉奸们的照妖镜。
90后觉醒的太少了，要不是我从小接受的家庭环境，恐怕我现在还不知道什么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现在的历史教科书的意思是改革开放30年中国越来越强大，并且说文化大革命是个错误。再看看我周围的同学吧，学习好的为了自己将来的钱途努力学习，从没有想过要报国的，学习差的整个就一个流氓。像我这样认识现状的，我周围就我一个。可悲啊！茅于轼竟然到了张牙舞爪的地步，如果我们无动于衷，是对不起毛主席的。领袖爱人民，人民爱领袖。毛主席没有对不起人民的地方，我们老百姓也一定要对得起自己的领袖。
说三年自然灾害饿死几千万，是贪官集团和狗娘养的茅于轼们诋毁毛主席、社会主义、大跃进、人民公社，而如痴如狂大肆渲染的事情。粮食短缺是存在的，谎言重复三遍就是真实，这帮王八蛋们深喑此道。捍卫毛主席尊严，就是捍卫全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尊严，中国人民人人有份，我们愿用我们的血肉之躯捍卫毛主席尊严！不依法惩治茅于轼、辛子陵等恶毒污蔑攻击毛主席和共产党的贼子，我们誓不罢休！
实说安徽宿县在上世纪1960年确有饿死人，但肆意夸大为饿死3000万人是没有可靠的统计为根据的。对待历史问题是必须有准确的事实数字作依据来说事的，绝对不允许抓住一点不及其余,肆意侉大,加以攻击,特别是以此来任意污蔑攻击中国共产党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更是绝对不能允许的。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已是铁定的历史事实,是任何人也推翻不了的。茅辛等无赖之徒姿意攻击污蔑毛主席与毛泽东思想，也是违犯宪法的。对此类尧犬吠日之恶徒，完全应当依法严惩不待，锄奸佞以利安邦定国及造福于人民。
毛泽东位高权重，但他拒绝特权。在毛泽东看来，利用地位、权利，为亲朋谋取私利，是与共产党的宗旨和人民的利益背道而驰的。因此，他始终廉洁自律，无论是吃的、还是用的，必须全部照价付款，哪怕是在外面喝一杯茶都要管理人员去结账，即便是在大会堂也一样。毛泽东一直用自己的工资或稿费招待来北京的亲友和家乡客人；孩子因事派公车，他必须要付车费；招待民主人士、故旧老友的饭费、车费、住宿费、医药费等，甚至身边工作人员的医药费与出差补助，都是毛泽东自掏腰包，所有礼品一律交公。毛泽东逝世后，遗留下一些复合维生素片及普通食用葡萄糖。毛泽东身边工作人员说：这是毛主席生前吃过的最高级的“补药”。就是这些最高级的补药，他都是一分不差的让人把钱交给中南海药房。毛泽东说：“中国不缺我毛泽东吃的，但我们这国家不只我一个人吃、一个人喝、一个人花，如果说我要随便吃了、花了、用了、拿了，部长也可以，省长也可以，县长村长都可以，这个国家就没法治理了。”公私分明，毛泽东说到也做到！建国后，许多故旧想通过毛泽东找工作谋职业，但总是被他婉言拒绝。在给杨开慧的哥哥杨开智的信中写道：“希望你在湘听候中共湖南省委分配合乎你能力的工作，不要有任何奢望，不要来京。不要使政府为难。我是国家主席，不是毛家主席。我只能解决大多数人的困难，要为大多数人谋利益。如果只解决一个人的困难，只考虑自己的亲属，那么，我这个主席就当不成了!”
毛泽东的一言一行，深深地影响和改造着他的子女。毛岸英在回舅父谋取位置的信中写到：“来信提到舅父希望在长沙有厅长方面位置一事，我非常替他惭愧。新的时代，这种一步登高的做官思想已是极端落后的了，而尤以通过我父亲即能上任，更是要不得的想法。”不仅亲戚朋友得不到毛泽东的任何“关照”，就是毛泽东的子女也不能有任何特殊。子女的学习、工作和生活都必须靠自己，自食其力，她们从没有享受到因毛泽东的地位和权利带给她们的任何便利和特权。毛泽东的长子毛岸英的童年，苦难重重，九死一生。后与很多人到了苏联，在军政学校和军事学院学习，参加了举世闻名的苏联卫国战争，曾冒着枪林弹雨，转战欧洲战场。回到延安后，他遵照毛泽东“补上劳动大学这一课”的要求，在解放区搞过土改，做过宣传工作，当过秘书。新中国成立之初，毛岸英被安排到政务院工作，毛泽东对此坚决不同意。他认为毛岸英不够资格进政务院工作，而应当到农村、工厂、部队去锻炼。1950年10月，毛岸英成为中国人民志愿军的“第一志愿兵”，是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子女第一个奔赴“保家卫国”前线的人！1950年11月25日在美军空袭中毛岸英牺牲，并永远留在了异国他乡。毛泽东没有为毛岸英的牺牲提出任何要求，他在去世时都没有见到儿子的《革命烈士证明书》和320元抚恤金，儿子唯一的荣誉是“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
毛泽东不仅严于律己，更严格要求身边工作人员，特别警惕身边出现“贵族”、官僚主义和贪污腐化。他对身边工作人员三令五申：“你有没有贪污？”“你现在不贪污，你以后贪污不贪污？”他经常对身边的工作人员敲响警钟：“不要叫糖衣炮弹打中。你们在我身边工作，更要注意反腐蚀，要经得起考验。”“我们感情很深，可是，如果你们腐化了，就不要怪我翻脸不认你们。”“你们在我身边，职务不高地位可是不低，容易搞特殊化。你们要警惕，要夹着尾巴做人！”“你没有贪污，有没有浪费？浪费也不行，浪费发展下去就会贪污腐化。”毛泽东身边曾经出现过“贵族”。某些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无偿或低价收受地方送的一些土特产。对此，毛泽东大发雷霆：“我的话你们就是不听，遇到暂时困难都过不去，脱离了群众，你们必须回到人民群众中去！”按照毛泽东的要求，一些工作人员调离了中南海。毛泽东又拿出自己的稿费，按照实际收受情况退赔了3万多元！在“三年灾害”期间，毛泽东和老百姓同甘共苦，带头降工资，不吃红烧肉。毛泽东的工资原来是610元，全国进入困难时期后，他第一个把自己的工资降为404.80元。同时，宣布“三不”：不吃肉，不吃蛋，吃粮不超定量！结果，毛泽东7个月没吃一口肉！毛泽东跟老百姓一样，忍饥挨饿、饥肠辘辘，腿脚常常浮肿；一样有供货本，布票、油票，和北京普通市民一样的标准、一样的定量；毛泽东的女儿也一样挨饿，常常饿的“夜不能寐”。毛泽东说，“挨饿？谁让你们是我毛泽东的女儿啊！”毛泽东始终保持劳动人民的本色，一生节俭，世人震惊 。 毛泽东说：“勤俭节约和反对浪费是我们党的一贯方针和优良传统，什么时候都不能改变！”延安时期，毛泽东的衣服总是缝缝补补，常常穿着带有补丁的衣裤去巡视、走访、做报告，与民主人士和工农兵交流。那时，毛泽东食粗茶淡饭，住简陋窑洞，生活物质条件极其匮乏、艰苦。建国后，毛泽东仍不改朴实之风，几十年如一日，其节俭之举令世人震惊！建国后，毛泽东只做了两套衣服（一套是参加开国大典的礼服，一套是访问苏联时的礼服），买了一双圆头皮鞋，这双皮鞋他一直穿到与世长辞。毛泽东除公众场合或接见外宾以外，平时穿的衣服总是缝缝补补，衣服上经常是补丁摞补丁，内衣、被褥及平时穿的衣裤袜子都是补了又补。有些衣服已无法再补，工作人员劝他换件新的，毛泽东说：“老百姓都能穿补丁衣服，难道毛泽东就不能穿带补丁的衣服吗。”直到毛泽东逝世时，他的一件睡衣用了二十多年，补了73个补丁；一条毛巾被上的补丁达到70多个，一双拖鞋穿了20多年。这，就是一位大国领袖的节俭！毛泽东从不吃补品和山珍海味，常常是四个小菜，最喜欢的是红烧肉，主食是大米掺黄豆、红豆，面粉掺荞麦粉，高粱粉或玉米粉等粗杂粮。毛泽东吃饭时，掉在饭桌上的一粒米、一根菜，他都要捡起来吃掉，他的饭碗里从来没有剩下过一粒米。毛泽东说，“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我们的国家是一个大国，如果一个人一天浪费一粒米，一年就要浪费掉365粒米，这样全国6亿人口一年浪费掉的粮食积累起来，就能够救助一方灾民；如果6亿人民每人每天能够再节约一粒米，其数量不是就更可观了吗！实行增产节约，反对浪费，能够使我们的国家富强了再富强，使人民的生活提高了再提高，何乐而不为！”1976年，农历除夕之夜。毛泽东在病榻上吃了几口他喜欢吃的武昌鱼和一点米饭。这，就是开国领袖的最后一次年饭。
毛泽东长期住木板床，床上铺垫着他长征时用过的毛毯，他以此提醒自己革命成功来之不易。进城以后他就没有棉被。天热一个床单，春秋天两床毛巾被，冬天3床毛巾被，叠在一起，睡觉时一拉。他的毛巾被最多的打了75个补丁，几乎哪一条毛巾被上都有补丁。1976年9月，毛泽东逝世时，人们发现：毛泽东没有一分钱的存款，没有一套高档服装，所有的衣服都是旧的、有的衣服补丁摞补丁。这，就是一个国家执政党的主席！
细心的人都会发现：我们现在看到的开国大典原始纪录片，只有毛泽东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总共两三分钟的内容。为什么开国大典只有这一小段的记录呢？据当年担任北京纠察总队一大队副政委、负责开国大典天安门警卫工作的骆骥介绍，记录开国大典的许多珍贵电影胶片是毁于火灾的。
为拍摄开国大典盛况，此前中央政府特邀了前苏联莫斯科电影制片摄影师一行12人。他们大部分人都参加过前苏联历次国庆活动的拍摄工作，技术精湛、经验丰富。摄影师们在完成开国大典的拍摄任务后，下榻在当时位于东新华大街上的西华宾馆。10月2日凌晨5点多，战士把骆骥叫醒，说：“不得了了，西华宾馆失火了！”骆骥等人赶到宾馆时，只见许多消防队员在救火，站在一旁的前苏联摄影师们，则在大喊大叫。就这样，数小时记录开国大典的珍贵电影胶片，基本都被烧毁，只抢救出几分钟长的一小部分。幸好，毛主席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珍贵镜头，被保存下来。事发当天，周总理亲自过问此事，并责成公安部门迅速拿出调查结果。经过仔细调查，公安部门排除了人为破坏的可能，认为火是从二楼的客厅燃起，起因是被丢弃的烟头。当时，苏联摄影师们都住在三楼，电影胶片被放在二楼紧邻客厅的工作室。
——纪念五七一团诞生七十周年大会，在团俱乐部隆重召开（1997丹东）
——隆重阅兵式
——老前辈步入会场
——中白发者为骆骥
骆骥受肖政委之命为团卫生队题词：做白求恩式的战士。
——七十周年团庆，骆骥在团旗上签名。
——团第一任宣传股股长骆骥和时任宣传股长刘殿为合影（1997年）
——与战友
参加七十周年团庆的老前辈、老首长和来宾，在团俱乐部前合影留念
骆骥和伟人们
—— 记革命老人骆骥同志
王圣潮
骆骥同志，1916年3月生于义乌下骆宅江村。90多岁的骆老，至今仍然神采奕奕。我们拜访他的时候，他刚在医院做了全面体检，没有什么大病。他声音宏亮，思维敏捷，滔滔不绝地跟我们谈了近两个小时，竟不觉累，令我们感叹不已。谈及自己的革命生涯，虽然在60年代初就是正军职领导，但他仍说自己一生平淡，虽然他一生参加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的许多战斗，较大的石家庄保卫战和古北口保卫战，他都参与指挥，但他却淡淡地不予多说。然而谈起共和国的领袖们，他竟神采飞扬，兴奋不已。
胡乔木指引革命路
1929年，骆骥同志考入义乌中学。但由于家庭人口多，生活困难，仅读了两年就辍学了。1931年，经亲友介绍，到上海奇伊爱迪生灯泡厂当学徒。1933年底，胡乔木同志来该厂，在工人中间组织工人夜校，宣传革命道理，还组织工人中的积极分子办“读书会”，学习艾思奇的《大众哲学》等革命理论书刊。骆骥同志在义乌中学时，就受到进步老师杨效春的影响，又有一定的文化基础，因此他很快就成为工人中的积极分子。他们组织“歌咏队”，教唱抗日救亡歌曲，组织“话剧团”，演抗日救国话剧。他受到了胡乔木同志的重视。1937年“七七”芦沟桥事变后，胡乔木同志就鼓励骆骥组建了“抗日救亡宣传团”，从上海市出发，沿长江而上，到武汉找到我党的“武汉办事处”，经武汉党组织介绍，奔赴革命圣地延安。那时候要真正进入延安，没有地下党的介绍，是十分困难的。凡是自己去，都先在延安的外围接受学习和考查，以防止特务混入。胡乔木同志是我党早期的革命家，也是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如果说义乌中学杨效春是骆骥革命的启蒙老师，那么胡乔木同志则是他走向革命的真正引路人。无论在革命人生观，还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上，胡乔木同志都给予骆骥很大的教益。碰上胡乔木同志，骆骥同志深感十分幸运。
胡耀邦号召赴前线
由于胡宗南的种种封锁和限制，人们要进延安也很不容易。骆骥和同志们绕道山西，经过近半年多的艰苦奔波，才到达山西临汾刘村，那儿已经集中了许多青年人，在等待时机出发。从临汾到延安后，根据各自的爱好和志愿，分别进鲁迅艺术学院、陕北公学、中央党校，骆骥同志则进了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抗大”是培养军政干部的地方，他被分配在第一大队，苏振华是大队长、胡耀邦是大队政委。胡耀邦政委是个知名的“红小鬼”，他的口才特别好，说话很有感染力。学员们很快就被他的才华所吸引，把自己融入到抗日革命的氛围中。
胡耀邦政委带领学员挖掘窑洞，成了这此些进步青年到延安抗大后的第一课。当时延安的生活条件很艰苦，每个班挖掘一个窑洞，主窑洞挖好后，再从两壁挖套间，供本班生活住宿。胡耀邦给大家讲长征中的经历，讲长征的艰难险阻和红军的英雄奋斗，鼓励大家发扬艰苦奋斗精神，努力克服困难，培养坚韧不拔的革命意志，以便适应革命战争的需要。在他的言传身教下，大家很受教育。军事课就是练习射击和投弹，最后，每人仅打一发子弹，投一个手榴弹，在当时也已很不容易了。最令骆骥同志难忘的是政治理论课，毛泽东主席讲《矛盾论》和《实践论》，这两论的理论性很强，但毛主席讲得非常生动，联系实际，深入浅出，通俗易懂，使大家深受教益。周恩来同志给他们讲抗日战争的形势，使他们第一次全面了解当时抗日战争的形势和发展趋势，了解中国抗日战争在国际上的地位和影响。《中国近代革命史》是陈昌浩同志讲的，他也讲得十分生动，通俗易懂。这半年多的学习，大大提高了他们的政治觉悟和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
骆骥同志说，在抗大学习期间，大队的两位领导都给他们留下很大的影响，两位领导的革命经历让他们深受鼓舞。在“抗大”毕业典礼上，胡耀邦政委透彻地讲解抗日前线战场的形势和对人才的需要，热情洋溢地鼓励他们到抗日前线去，到抗日敌后根据地去，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多做奉献。在他讲话的激励下，学员们个个心潮澎湃，热血沸腾。当时的情景，至今历历在目，难以忘怀。骆骥也积极报名，要求马上到抗日的最前线去。
1939年1月，带着胡耀邦政委的期望，骆骥从陕北渡过黄河，经山西到河北的阜平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在火热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他一直转战在中原大地上。应该说，胡耀邦是影响骆骥革命生涯的又一位重要领导人。
罗瑞卿要他上天安门城楼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举行开国大典。开国大典前，先召开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这两次大会，让骆骥同志近距离见到许多共和国的领袖和各界的知名人士，给骆骥同志留下许多美好记忆。这期间，骆骥同志任北京纠察总队第一大队的副政委，该大队负责中南海和天安门地区的安全保卫工作，开国大典和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的安全保卫工作，也都由该大队负责。开国大典和政协会议期间，共和国的领袖们，各界的知名人士，齐聚中南海，安全保卫工作的任务，既光荣又艰巨。
由于北京刚刚解放，社会情况比较复杂，尤其是国民党特务的破坏活动还相当猖獗，他们已做好破坏计划，要在开国大典时制造重大事件，这些都给安全保卫工作带来极大的难度。安全保卫工作的责任极其重大，公安部罗瑞卿部长亲自担任安全保卫工作的总指挥。在罗瑞卿部长的领导下，大队党委反复研究落实措施，并召开由各中队干部和连队干部参加的党委扩大会，进行思想动员。大队党委让骆骥同志做思想动员报告，他要求全体同志充分认识到任务的光荣，责任的重大，一定要以高度的政治责任心，圆满完成党中央交给的任务。
在罗瑞卿部长的具体领导下，安全保卫工作进行得十分顺利。在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举行开国大典前，组成大队长吕展、大队政委刘福为总指挥，副大队长李明和骆骥为副总指挥的指挥部，指挥部就设在天安门城楼下西边的小岗亭里。罗瑞卿部长指名让骆骥同志上天安门城楼，和他保持上下的联系，因此，骆骥同志就在天安门城楼上目睹了开国大典的全过程。每当回忆这段经历，骆骥同志总是兴奋不已。他也是开国大典全过程的见证人啊！
毛主席跟他握了手
1964年6月26日，更是骆骥同志终生难忘的日子。这一天，毛泽东主席不仅和他握了手，还和他谈了话。
那一天，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全国公安部队四好连队、五好战士代表大会。时任公安部队政治部秘书长的骆骥同志，负责组织接受毛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严整的会场，嘹亮的歌声，这不仅体现了骆骥的组织指挥才能，也显露了他的艺术才华。这美好的会场气氛，引起了毛主席对他这位指挥员的注意，毛主席高兴地向骆骥走来，刘少奇主席随后，毛主席握住骆骥同志的手，亲切地问：“你叫什么名字？哪里人啊！”
骆骥同志兴奋地答：“我叫骆骥，浙江义乌人。”
毛主席又说：“你姓骆，是唐初四杰骆宾王的骆吗？”
骆骥同志答：“是的，骆宾王是义乌人，我是骆宾王的后代。”
毛主席又说：“你是骆宾王的第几代子孙啊？”
骆骥同志不好意思地摇摇头说：“不知道。”
毛主席接着说：“骆宾王是个大才子啊，他写了一篇《讨武曌檄》的文章，跟徐敬业造武则天的反，可武则天看了他的文章，还是很佩服他的才华啊，可敬，可敬。”刘主席紧接着说：“你骆骥也是个才子嘛！”在场的人都大笑起来，骆骥同志当时兴奋得竟说不出话来。第二天，毛主席和骆骥同志握手的大幅照片，登在《人民日报》的头版头条，全国各大报纸都予以转载。
建国后，骆骥同志曾先后五次受到毛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但是这次接见留给他非同寻常的幸福感，毛主席和他握手的照片，成为他家的传家宝，始终高挂在他家的厅堂上，永远激励着他全家！
周恩来点名担主任
“文革”期间，骆骥同志调江苏工作，任南京警备区政委，并先后兼任过江苏省革委会常委、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等职。
1967年底，时任南京军区司令员和江苏省革委主任的许世友同志在北京开会，周恩来总理找他谈话，周恩来总理说，你们江苏各级的革委会都已成立，但是新华社江苏分社的革委会至今没有成立，你要想办法派人去做工作，尽快把那儿的革委会成立起来。许世友司令说，那儿都是文人的地方，我这儿没有合适人选可派。周总理说，你那儿不是有个骆骥吗，可以让他去。
原来周总理在开国大典期间就熟悉骆骥同志。为了开国大典的绝对安全，周总理让骆骥等同志陪同，检查了天安门城楼的上上下下，查问得非常认真细致。最后到临时搭建的观礼台旁，总理问：“观礼台结实安全吗？”
骆骥说：“很结实，肯定安全，我们已让警卫师古远兴参谋长拉来一个营，登上每个观礼台，进行上下十分钟跳跃试验，很牢固。”周总理对骆骥等同志的工作很满意，骆骥同志给总理留下了很好很深的印象。
许世友司令见周总理点名骆骥，便说，骆骥已任南京工学院（即现在的东南大学）革委会主任了。周总理说，可以兼啊嘛。许世友司令说，马上办。许世友随即给骆骥打电话，要他马上到新华社江苏分社做工作。
骆骥同志不知底细，便说：“我已经很忙了，脑子不好用啊！”
许世友司令说：“那我不管，是周总理点你的名！”
骆骥同志一听是总理点的名，二话不说，马上到新华社江苏分社报到，找几方面的同志谈话，把他们团结起来，很快把革委会成立起来，并兼任革委会主任，使该分社的工作正常了。骆骥同志没有辜负周总理的信任。
周总理亲自点名让父亲担重任2009-09-22 02:40
“文革”期间，父亲调江苏工作，任江苏省公安总队副政委，南京警备区政委。1969年初，周恩来总理来宁，住在原宋美龄公馆改建的中山陵宾馆。
周恩来总理亲自签署对父亲的任命书
一日，周总理散步时正巧碰上了正在检查警卫工作的父亲，因父亲曾在开国大典期间陪同周总理检查了天安门城楼的警卫工作，父亲对工作的认真负责态度给周总理留下了深刻地印象，于是就问父亲，“你是骆骥同志，我没有记错吧？你是什么时候调到南京来啦？”父亲回答道：“报告总理，我是骆骥，公安部队机关改编成二炮时就调来了。”……
年底，南京军区司令员、江苏省革委主任许世友在北京开会，周总理找他谈话，批评江苏的《新华日报》搞的很不好，要想办法派人去做工作，尽快把报社的工作抓起来。许司令说，那儿都是文人的地方，我没有合适人选可派。周总理说，“你那儿不是有个骆骥吗，我陪齐奥塞斯库去南京时见过他，这个同志不错，办事认真，可以让他去。”
许司令见周总理点了父亲的名，便说，骆骥已任南京工学院（现东南大学）革委会主任了。周总理说，可以兼嘛。许司令说，马上办。
许司令在北京深夜亲自给正在苏北泗洪县检查工作的父亲打电话，要他马上到新华日报社工作。
父亲不知底细，便说：“大学里不好搞，我还有部队的工作要管，已经很忙了，脑子不好用啊！”
许司令说：“那我不管，是周总理点你的名！”
父亲一听是总理点的名，二话不说，连夜赶路，第二天就到新华日报社报到，任革委会主任兼党委书记，找各方面的同志谈话，作工作，把他们团结起来。那段时间父亲很忙，有好几个月没有回家，不是住在报社里，就是住在学校里，两处工作都要抓，每天都要工作到深夜甚至天亮，夜里还要等第二天的报纸清样印出来后亲自仔细地检查有无错版错字，很快使报社的工作正常了。父亲没有辜负周总理的信任。
父亲送友人的墨宝，也是父亲一生做人的准则
——1942年骆骥（后排右）在河北省阜平县城南庄，参加晋察冀军区整风学习班。前排自左至右：吴群、叶敏思、李静（原名习乐红）、宋成烈、李冲；后排：徐惠仁、骆骥。
在这七位老八路中有：两位参加了开国大典：1、吴群，担任了开国大典摄影记者；2、我父亲骆骥担任开国大典天安门警卫部队副指挥；三位参加了抗美援朝：1、李冲；2、骆骥；3、吴群。
——骆骥与老战友李冲，摄于1950年朝鲜仙女洞，志愿军十八兵团司令部前。
大队领导受领任务后，立即召开包括各中队中队长、政治保卫队队长和各中队指导员参加的党委扩大会议。党委书记、政委刘福传达警卫任务。会上，由我做政治动员，我说：“10月1日警卫开国大典的任务，既光荣又十分艰巨，因此我的心情又兴奋又担心，兴奋的是刚刚完成了警卫政协第一次会议的任务，现在又要我们担任警卫开国大典的任务，这是党对我们的最大信任；担心的是北平刚解放不久，社会情况很复杂，历史反革命分子、敌伪人员、国民党散兵游勇、地痞流氓，都还没来得及处理改造，特别是还有暗藏的国民党特务，他们不甘心失败，蠢蠢欲动，扬言要破坏开国大典。而且，开30万人的大会，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各界人士都要参加，我们没有这样的经验。因此我们思想上必须充分认识到责任的重大和情况的复杂，不能有一点麻痹大意，万一出一点差错，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我们全体干部战士要用高度的政治责任心和警惕性，密切和公安中央纵队及北平市公安局公安总队等兄弟部队团结协作，保证百分之百地完成好这次任务。”
吕展大队长做了兵力部署，他说：“我们的执勤方案，要重新检查和修改，做到严密又严密，工作要慎之又慎，不能出一点漏洞，做到万无一失。因此，在兵力上要加强调整，除原来在天安门执勤的五中队、鼓楼大街的一中队的任务不变外，要把二、三两个中队加强到天安门广场，担任警卫任务，并组织若干巡逻小组，维护北新桥到东单一线群众游行队伍集合地带的秩序。六部口四中队，增加一项天安门广场受阅部队和群众游行队伍向西长安街到西单方向有秩序的分流任务。政治保卫队的任务不变，要严密对控制对象进行监视，如有不轨，坚决处理。同时还要做好10月1日晚上，在北京饭店执行国庆宴会的安全保卫工作。”
机关除李致远副大队长留守外，所有机关干部分到各执勤点和临时增加的巡逻小组中去加强领导。吕展负责总的指挥，刘福、骆骥、李明为副指挥，由于我
开国大典天安门警卫部队副指挥骆骥
同五十周年阅兵式上女兵方队领队张微微、张丽丽在一起（1999）
在大队领导中年龄最轻，因此，由我负责天安门上下各部队之间的联络协调工作。
案例一 在介绍史料的价值时，可播放开国大典的原始视频资料片
我们现在所能看到的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的原始资料片，只有毛泽东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一二分钟的镜头。如此重要的开国大典为何没留下纪录片？说来让人痛惜。原来，开国大典之前，中央人民政府不仅考虑到了要拍纪录片，而且为了确保拍摄成功，还专门邀请了苏联莫斯科电影制片厂的摄影师来拍摄。这些苏联摄影人员到现场拍摄了几个小时，直到大典结束。拍摄结束之后，他们带着拍摄的几十盒沉甸甸的胶片回到西华宾馆休息。当时，负责保卫工作的北京纠察总队派一个班的战士保卫西华宾馆。10月2日凌晨5点多钟，有战士报告，说西华宾馆失火了。时任纠察总队一大队副政委的骆骥急忙赶赴现场，只见几个苏联摄影师在门外大嚷大叫：“完了，完了，全部完了。”火被扑灭之后，骆骥得知，拍摄的开国大典的电影胶片除被抢救出极少一点外，全部被大火烧掉了。所幸的是，被抢救出来的这一点，正是毛泽东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珍贵镜头。事发后，周恩来亲自过问此事，责成公安部门迅速调查。经仔细侦察，排除了敌特破坏的可能。大火是因二楼客厅丢弃的烟头点燃了沙发引起的，当时苏联摄影师在三楼休息，胶片就放在二楼靠近客厅的办公室中。当住在三楼的摄影师被浓烟熏醒，再想去二楼抢救电影胶片已经来不及了。
骆骥，1916年出生于我市下骆宅江村，延安抗日军政大学毕业，1949年北平解放后，调任北京纠察总队第一大队副政委，并任开国大典天安门广场警卫副指挥。历任南京警备区政委、江苏省军区正军职顾问等职。1957年，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三级独立自由勋章；1988年，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独立功勋荣誉章。
一甲子的光阴，弹指而过。
“1949年开国大典的时候，我是负责天安门警卫工作的副指挥，从为第一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做保卫工作，到担任开国大典天安门广场的警卫任务，我三个礼拜几乎没合过眼！”念及60年前的一切，已是94岁高龄的骆骥，依然记忆犹新。
4份绝密天安门警卫部署图，我攥着1份
1947年，骆老从华北军政大学宣传部调到华北野战军步兵学校。1949年1月15日，天津解放的当晚，步兵学校开进天津并整建制地改编为天津纠察总队，负责维护天津市的社会治安任务。北平(后改名北京)和平解放后，骆老和他的战友还没来得及仔细打量一下天津，便奉命开赴北平，之后组建北京纠察总队，骆老被任命为担任中南海、天安门外围地区警卫任务的一大队副政委。
在圆满完成了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警卫工作之后，接到上级指示，北京纠察总队一大队担纲开国大典天安门广场的警卫。领受任务后，一大队立即召开包括各中队中队长、政治保卫队队长和各中队指导员参加的党委扩大会议。会上，时任一大队副政委的骆老做了政治动员。
“10月1日的警卫任务，既光荣又十分艰巨，因此，我又兴奋又担心，兴奋的是刚刚完成政协第一次会议的警卫任务，现在又要我们担任开国大典的警卫工作，这是党对我们的最大信任；担心的是北京刚解放不久，情况复杂。而且开二十万人的大会，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各界人士都要参加，我们思想上必须充分认识到责任的重大和情况的复杂，不能有一点麻痹大意。”
按照部署，骆老被任命为天安门警卫工作的副指挥。出于保密的需要，作为绝密级别的天安门警卫部署图总共制作了四份，有一份就在骆老的手上。
凌晨五点，周总理亲临现场检查
10月1日凌晨，整个天安门广场，城楼下，金水桥后，东西观礼台，包括后来的中山公园、劳动人民文化宫，广场向南到前门箭楼，红墙中间的松树林地带，全部严密警戒。
“大约五点钟的时候，周恩来总理突然来到天安门。开国大典前，作为政务院(即现在的国务院)的总理，又是开国大典的总管，用日理万机来形容一点儿也不为过，他的到来，我们谁也没有想到。当时，大队长吕展和我急忙赶过去向周总理汇报警卫情况。”
周总理却说：“你不用汇报，我们到现场去看一下。”
总理沿着警卫路线看了看，凡是毛主席所要经过或停留的地方，他都一一过问。因为庆典的时间比较长，为了保证毛主席有充足的精力检阅，大会给毛主席安排了一个休息厅，就在城楼后面。周总理来到休息厅，里面已经放了几张沙发，他健步来到主席坐的沙发前，试着坐了坐，看稳不稳，还翻看沙发座位下有无异物。看完后，他又从休息处走到检阅台前，查看主席要站的位置是否平稳；讲话用的扬声器放了放，试一试声音是否失真；散会后毛主席要沿着天安门城墙行走的路线是否平坦，总理都一步一步走过去。
当周总理看到金水桥后边新搭起的两座观礼台时，问陪同他检查的吕展和骆老：“这两座观礼台搭好后，经过试验了吗？如果人员站满了稳不稳？牢固不牢固？”
吕展回答“保证牢固”，我在一旁向总理作了补充说明：“观礼台搭好后，我们让警卫师古远兴参谋长拉来一个营，登上每个观礼台，做上下跳动十分钟的试验，很牢固。”
周总理点点头说：“好！好！做事就要这样认真！”
毛主席和首长的交谈，我都听见了
12点多，随着游行群众和受阅部队的进场，警卫工作也进入全负荷状态。
下午2点多，毛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车先后开进天安门广场后面的停车场，下车后大家相互握手致意，由周总理引导一起从天安门城楼西边人行道缓缓走上城楼。
“出于工作的需要，罗瑞卿部长点名让我上天安门警卫，随时保持城楼上下的联络，我就这样幸运地在天安门城楼上目睹了开国大典的全过程，我甚至听到了毛主席、周总理他们谈话的内容。”
当坦克方队隆隆开过时，检阅台上十分活跃，就在这个时候，周总理把手指向天空：“快看，飞机过来了！”毛主席用右手挡着太阳，仰头向天空望着。这时，朱德总司令说：“我们这些大炮、坦克、飞机，要感谢这位蒋委员长的功劳啊！”周总理说：“蒋委员长是个好运输大队长！”刘少奇说：“他跑到台湾去了，现在失业啦！”毛主席接着说：“他失业了，我们自己造嘛！”周围的人听了都哈哈大笑起来。
由于出色地完成了警卫工作，政务院在中南海宴请了北京纠察总队一大队的领导。骆老和他的战友们还被授予一枚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纪念章。
一甲子的光阴，弹指而过。
“1949年开国大典的时候，我是负责天安门警卫工作的副指挥，从为第一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做保卫工作，到担任开国大典天安门广场的警卫任务，我三个礼拜几乎没合过眼！”念及60年前的一切，已是94岁高龄的骆骥，依然记忆犹新。
4份绝密天安门警卫部署图，我攥着1份
1947年，骆老从华北军政大学宣传部调到华北野战军步兵学校。1949年1月15日，天津解放的当晚，步兵学校开进天津并整建制地改编为天津纠察总队，负责维护天津市的社会治安任务。北平(后改名北京)和平解放后，骆老和他的战友还没来得及仔细打量一下天津，便奉命开赴北平，之后组建北京纠察总队，骆老被任命为担任中南海、天安门外围地区警卫任务的一大队副政委。
在圆满完成了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警卫工作之后，接到上级指示，北京纠察总队一大队担纲开国大典天安门广场的警卫。领受任务后，一大队立即召开包括各中队中队长、政治保卫队队长和各中队指导员参加的党委扩大会议。会上，时任一大队副政委的骆老做了政治动员。
“10月1日的警卫任务，既光荣又十分艰巨，因此，我又兴奋又担心，兴奋的是刚刚完成政协第一次会议的警卫任务，现在又要我们担任开国大典的警卫工作，这是党对我们的最大信任；担心的是北京刚解放不久，情况复杂。而且开二十万人的大会，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各界人士都要参加，我们思想上必须充分认识到责任的重大和情况的复杂，不能有一点麻痹大意。”
按照部署，骆老被任命为天安门警卫工作的副指挥。出于保密的需要，作为绝密级别的天安门警卫部署图总共制作了四份，有一份就在骆老的手上。
凌晨五点，周总理亲临现场检查
10月1日凌晨，整个天安门广场，城楼下，金水桥后，东西观礼台，包括后来的中山公园、劳动人民文化宫，广场向南到前门箭楼，红墙中间的松树林地带，全部严密警戒。
“大约五点钟的时候，周恩来总理突然来到天安门。开国大典前，作为政务院(即现在的国务院)的总理，又是开国大典的总管，用日理万机来形容一点儿也不为过，他的到来，我们谁也没有想到。当时，大队长吕展和我急忙赶过去向周总理汇报警卫情况。”
周总理却说：“你不用汇报，我们到现场去看一下。”
总理沿着警卫路线看了看，凡是毛主席所要经过或停留的地方，他都一一过问。因为庆典的时间比较长，为了保证毛主席有充足的精力检阅，大会给毛主席安排了一个休息厅，就在城楼后面。周总理来到休息厅，里面已经放了几张沙发，他健步来到主席坐的沙发前，试着坐了坐，看稳不稳，还翻看沙发座位下有无异物。看完后，他又从休息处走到检阅台前，查看主席要站的位置是否平稳；讲话用的扬声器放了放，试一试声音是否失真；散会后毛主席要沿着天安门城墙行走的路线是否平坦，总理都一步一步走过去。
当周总理看到金水桥后边新搭起的两座观礼台时，问陪同他检查的吕展和骆老：“这两座观礼台搭好后，经过试验了吗？如果人员站满了稳不稳？牢固不牢固？”
吕展回答“保证牢固”，我在一旁向总理作了补充说明：“观礼台搭好后，我们让警卫师古远兴参谋长拉来一个营，登上每个观礼台，做上下跳动十分钟的试验，很牢固。”
周总理点点头说：“好！好！做事就要这样认真！”
毛主席和首长的交谈，我都听见了
12点多，随着游行群众和受阅部队的进场，警卫工作也进入全负荷状态。
下午2点多，毛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车先后开进天安门广场后面的停车场，下车后大家相互握手致意，由周总理引导一起从天安门城楼西边人行道缓缓走上城楼。
“出于工作的需要，罗瑞卿部长点名让我上天安门警卫，随时保持城楼上下的联络，我就这样幸运地在天安门城楼上目睹了开国大典的全过程，我甚至听到了毛主席、周总理他们谈话的内容。”
当坦克方队隆隆开过时，检阅台上十分活跃，就在这个时候，周总理把手指向天空：“快看，飞机过来了！”毛主席用右手挡着太阳，仰头向天空望着。这时，朱德总司令说：“我们这些大炮、坦克、飞机，要感谢这位蒋委员长的功劳啊！”周总理说：“蒋委员长是个好运输大队长！”刘少奇说：“他跑到台湾去了，现在失业啦！”毛主席接着说：“他失业了，我们自己造嘛！”周围的人听了都哈哈大笑起来。
由于出色地完成了警卫工作，政务院在中南海宴请了北京纠察总队一大队的领导。骆老和他的战友们还被授予一枚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纪念章。
1968,省革委会常委兼南京工学院革委会主任骆骥。
开国大典上的安保警卫工作
——记义乌人骆骥
吕永良
【编者按】骆骥（1916- ），男，汉族。1916年3月出生，浙江义乌人。1938年1月入伍参加革命工作，1939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其事迹被收入2007年8月由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发行的《开国将士风云录》一书。他参加过百团大战。在开国大典上，担任警卫大队副大队长，成功完成了举世瞩目的警卫任务。曾任南京公安总队副政委、南京警备区政委、江苏省军区政治部顾问、南京市政协副主席等职。现为江苏省军区南京第二干休所离休老干部。
骆骥原名骆光海，1916年3月出于义乌尚经江村。1929年在义中就读，1931年在上海灯泡厂当工人。1938年1月奔赴延安参加革命，2月参加民族革命大学（党的外围组织）抓捕破坏抗日的“托派”头子张慕陶行动，6月进抗日军政大学学习，任抗大政治部宣传委员，毕业后到八路军晋察冀军区二分区四团任宣传股长。参加过晋察冀边区历次“反扫荡、反蚕食”和“百团大战”，保卫古北口、张家口战斗。历任分区政治部宣传科干事、科长，天津纠察总队政治部宣传科长、北京纠察总队一大队副政治委员。
1949年9月，在北平警卫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10月1日，在天安门指挥警卫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在北京饭店警卫第一个国庆宴会。
建国后，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停战回国后，任中国人民公安部队学院政治部主任、中国人民公安部队司令部边防处长、政治部秘书长、江苏省公安总队副政治委员。“文革”时期及“文革”后，历任南京工学院革委会主任、《新华日报》革委会主任，江苏省革委会常委、政工组副组长，江苏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江苏省人大代表，南京市政协常委、副主席，南京警备区政治委员、顾问组长，江苏省军区政治部正军职顾问等职。1957年被授予上校军衔，获得中华人民共和国三级独立自由勋章、三级解放勋章。1985年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独立功勋荣誉勋章。
——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胜利完成了警卫开国大典任务的骆骥怀中抱着女儿，因工作繁忙而略显憔悴的脸上，掩饰不住完成党和国家赋予重任后心中无比的喜悦和一个父亲对子女的柔情。
从这张照片中，我们可以解读到的信息：①时间范围是1949年8月至1949年12月，自1949年8月1日天津纠总开完立功颁奖大会后，骆骥调往北京。②地点是北京纠察总队一大队队部的院内（今北京东四史家胡同），骆骥任大队副政委。③我们可以看到1951年以前我军团级干部的装束，已经配发只有上两个衣兜的粗呢料制服，不如1955年授衔时校官所发的进口澳毛呢料细腻。1951年以前，营级干部是不能结婚的（除非是在老家就结婚了），骆骥至少于1948年左右，已是团级干部了。这大概是当年的“红色宪兵”纠察总队特有的制式，领章是左“纠”右“察”。④胡子已经几天没刮了，面容清癯，应该是在紧张工作之后，才有闲空抱孩子。⑤孩子的帽子材料杂间，估计是孩子母亲用军装旧布料手工制作的。
在接受《南京日报》2004年国庆节特别报道记者采访时，已经89岁高龄、满头银发的骆老说：“开国大典时，我是负责警卫工作的副指挥，不仅亲眼目睹了开国大典的盛况，而且还了解许多大典前后鲜为人知的细节，听到不少主席和国家领导人在那个激动人心时刻的闲聊。”作为当时平津纠察总队第一大队的副政治委员，回忆起开国大典前后的情景，骆老自豪地告诉记者：“从为第一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做保卫工作，到担任10月1日的开国大典天安门广场的警卫任务，我三个礼拜几乎没合过眼。我当时就在天安门城楼上，主席他们的交谈我都听见了！”
周总理亲自检验大典前的每个细节
开国大典前夕，周恩来亲自检查安全警卫工作的落实情况，对天安门城楼上下每个细节都一一问过。比如城楼中间的休息厅里主席要坐的沙发，他要试坐一下，看稳不稳，看看沙发座位上有无异物；主席从休息处走到检阅台前所站的位置是否平稳；主席讲话用的扬声器是否正常。为了确保大典前后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行走的路平坦，周总理一步步走了一遍，只要看到有一处地砖不太平稳，就赶紧让警卫战士用土填平。他还亲自到城楼东北角搭起的临时厕所去看看，吩咐让警卫人员准备一些檀香，到时候点着，还要放几盆清水以及肥皂、毛巾等。
当总理看到金水桥后边新搭起的两座观礼台时，问陪同他检查的吕展（平津纠察总队第一大队大队长）和骆老：“这两座观礼台搭好后，经过试验吗？如果人员上满了稳不稳？牢固不牢固？”吕展回答：“保证牢固。”骆老接着告诉总理说：“搭好后警卫师古远兴参谋长拉来一个营，登上每个观礼台作了上下跳动十分钟的试验，很牢固。”总理点点头说：“好！好！做事就要这样认真！”
总理检查完临走时叮嘱说：“10月1日上天安门城楼的还有民主党派的几位年纪大的老人，他们爬天安门城的坡道时，如果有爬不动的，你们要准备几个战士扶着他们上去……”
开国大典本应上午举行
10月1日中午12点多，随着游行群众和受阅部队的进场，警卫工作也进入到全负荷状态。下午2点多，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的车子先后开进天安门城楼后的停车场，接着是宋庆龄、李济深等的车子依次停下，大家相互握手致意，然后由周总理引导大家一起向天安门西行道慢步鱼贯登上城楼，进入中间的休息厅休息。毛主席刚刚坐下，就右手拿起一支烟说：“大家累了，你们喝茶，我抽一支烟。”
主席和领导们确实累了。第一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连续开了八九天，在9月30日下午五点左右闭幕，晚上又参加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奠基典礼。骆老说：“本来开国大典是早上举行的，但时间实在排不过来。”
当坦克方队隆隆开过时，检阅台上十分活跃。就在这个时候，周总理把手指向东方天空：“快看，飞机过来了！”毛主席用右手挡着太阳，仰头向东方天空望着。这时，朱德总司令说：“我们这些大炮、坦克、飞机，要感谢这位蒋委员长的功劳啊！”周总理说：“蒋委员长是个好运输大队长！”刘少奇说：“他跑到台湾去了，现在失业啦！”毛主席接着说：“他失业了，我们自己造嘛！”周围的人听了都哈哈大笑起来。
当运动健儿方队最后一个走过天安门前时，不知谁冒出一句：“这样的庆祝活动，今后每年可以搞一次。”毛主席说：“唉！要节约呀！”
随后毛主席走向城楼东边又走回西边，一边走一边挥动着帽子，向广场和观礼台的人们示意致谢，并高呼“人民万岁”。广场立即沸腾起来了，大家齐声高呼：“毛主席万岁！”
骆骥：我愿用老朽之躯捍卫毛主席的尊严
骆骥，老八路战士，开国大典天安门警卫部队副指挥，正军职离休干部，今年已经96岁了。老人家现在还住院，儿子看望时，向他说起了茅于轼的无耻谰言。老先生很激动，坚决要求儿子把他的名字也签上，他就这么加入了江苏省人民公诉团。老先生说：60年前，我保卫毛主席登上天安门城楼。60年后，如果需要，我愿用老朽之躯捍卫毛主席的尊严！
骆老身体有恙，主要由他儿子骆卫华转达。骆卫华说，中国变成如今这个样子，父亲很心痛。想当年新中国是无数先烈用生命换来的，如果就是要看到贫富拉大、汉奸卖国，那么他们当初为什么要牺牲呢？他很清楚茅于轼这通言论的目的，打倒毛泽东，不就是要为他们彻底推翻共产党做好准备吗？
骆卫华介绍说：在全面抗战后，骆老受上海地下党委派，将40余人送到延安，但到抗战胜利后，留存下来的只有他一人！老先生92岁的时候，到过他曾经战斗过的山西。在一间唐朝古庙里，老先生神清气爽，甚至连陡坡都越过了。当他向下眺望时，感觉周围是如此熟悉。向陪同人员一打听，才猛然想起这是战友牺牲的地方。老先生说，这座山坡是日军扫荡的必经之路，也是八路军英勇献身的战场。那时候连里的干部牺牲是非常快的，有一次，连里主官牺牲了，他们要顶上去。因为他有些文化，大家坚决不让他去，结果他的一个战友就顶上去了。等到大年三十，大家下饺子时，突然听到一声枪响。这时大家急忙往外冲，他恍然间看到了他战友倒下的情景。茅于轼竟然敢说，共产党没打过鬼子，难道就不怕这些无名英雄夜半敲门吗？
为了考察所谓大跃进饿死人的情况，骆老特意到茅于轼的安徽老家访查过，结果是在那么穷的地方也几乎没饿死人的情况发生，那么3000万的事又怎么来的？他说，他也经历过挨饿，就继续发扬南泥湾精神，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所以他们就养鸡呀、养鸭呀、抓兔子呀。但他们不是想着自己，他们把大部分的东西送给了周围的人。那时人的思想境界是现在的人不可想象的，那时有一大批舍己为人的人，为了共产主义信仰在奋斗终生，但现在很多人好像忘记了我们党的宗旨。
他说他热爱很多领袖，但最让他高山仰止的还是毛主席。毛主席一家为革命牺牲了六位亲人，并且时时刻刻想着人民的利益，为了捍卫人民的利益，甚至不惜和许多人划清界限。世界上任何一位领袖做的都没有像他一样多。主席的后代们生活遇到了困难，很多人是无动于衷的。在他看来，人民对不起我们的领袖。现在茅于轼们竟然到了这样张牙舞爪的疯狂地步，人民再不为主席出头，真是不可饶恕的。他很欣慰，很多80后、90后站起来了。在一个汉奸猖獗的年代，这样的实名签名，没有发自内心的对毛主席的热爱，是无法做到的。人心都是肉长的，30年后，人民终于理解了一代伟人高大渺远的伟岸！
网友评论：像这样意志坚定，热爱毛主席的真正老革命现在太少了！相当一部分人是为了打天下坐天下，成了既得利益集团的权贵或是拥护权贵的受益者了。他们忘记了成千上万的革命烈士，背叛了毛泽东思想，背叛了共产党的宗旨。他们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他们热爱资本主义生活方式，因此他们利用窃取的权力，对外投降卖国，对内压迫剥削人民，把一个好端端的国家弄得千疮百孔，不成样子。他们成了高高在上享清福的权贵，不管人民的死活。人民现在是恨不得吃他们的肉，扒他们的皮，才解心头之怒气。这些挨千刀的政治骗子们，人民一定要向你们讨还血债！
毛泽东有一句大义凛然的名言：我毛泽东若是搞腐败，人民就割我毛泽东的脑袋 。对贪污腐败，毛泽东嫉恶如仇，凡是大案、要案，都亲自一抓到底。从延安反腐第一枪，到建国初期处死刘青山、张子善，他始终如一、绝不手软。他说：“贪污犯是人民的敌人，他们已经不是我们的同志或朋友，故应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将他们肃清，而不应有丝毫的留恋或同情。”在处理刘青山、张子善贪污腐败问题时，有人为他们求情。毛泽东说：“是要他俩？还是要国家？”“正因为他们两人的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所以才下决心处决他们。只有处决他们，才能挽救20个、200个、2000个、20000个犯有各种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我建议重读一下《资治通鉴》。治国就是治吏！礼仪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将不国。如果一个个都寡廉鲜耻，贪污无度，胡作非为，国家还没有办法治他们，那么天下一定大乱……”毛泽东尤为坚定地说：“我们共产党不是明朝的崇祯，我们决不会腐败到那种程度。不过，谁要搞腐败那一套，我毛泽东就割谁的脑袋！我毛泽东若是搞腐败，人民就割我毛泽东的脑袋！”以上铮铮铁言足见毛泽东反腐态度，其铁心“割脑袋”的誓言令人振聋发聩，贪腐官员闻之丧胆，赢得了新中国的清正廉明。毛泽东，是古今中外第一个以“割脑袋”坚决反腐败的执政党领袖！反观毛泽东身后的中国，贪官基本不杀，法律为其量身定做（70岁后免除死刑），中国已毫不逊色地成为世界级的贪腐大国，原因何在？最明显的原因就是自身不干净，上下贪腐尤如一块黑幕，贪官们官官相护。这其实也正是贪官、汉奸们“反毛””、“非毛”、“妖魔化毛”的要害所在。
毛泽东，是上个世纪以来中外执政党领导人反对特权、拒绝特权、废黜特权的一代楷模！在毛泽东领导的新中国，人民代表有罢免主席的权利；人民政府，就应该由人民当家做主，人民必须拥有选举权和罢免权。在起草和制定新中国宪法时，毛泽东说：“资本主义国家的总统可以解散国会，我们的主席不能解散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相反地，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倒可以罢免主席。国家主席是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出来的，并服从于它。”在毛泽东的再三坚持下，终于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有权罢免国家主席”写入了宪法，让人民既当家更有权！
民族利益重于个人恩怨。1949年5月，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蒋介石的家乡溪口，毛泽东当即指示：“在占领奉化时，要告诫部队，不要破坏蒋介石的住宅、祠堂及其它建筑物。”众所周知，毛泽东6位直系亲属，包括妻子杨开慧在内被国民党杀害，毛氏祖坟被蒋介石挖开多次。但是毛泽东以国家和民族利益为重，以德报怨，命令解放军切实保护好蒋介石的故居和祖坟，并指示中央政府拨专款维护修缮。毛泽东的道德风范、人格楷模，无与伦比。1984年，蒋氏遗迹作为旅游景点正式开放，溪口的蒋介石故居与京、沪、穗等地的蒋介石旧居一样，成了国内外学者研究中国现代史的宝贵资料之一。毛泽东的博大胸怀，赢得了海外同胞、特别是毛泽东的对手和敌人的敬佩，促进了民族爱国统一阵线的发展。
毛泽东襟怀坦白、大公无私，是建国以来党和国家领导人中第一个完全公开个人财产的人，更是中外执政党领袖彻底“亮晒”家产、始终廉洁奉公的第一人！毛泽东的收入为工资和稿费两部分，均由组织和组织安排的专人管理。毛泽东逝世时，没有留下任何家产、存款及金银珠宝，没有为子女留下任何财产遗嘱和一分钱。谁人可比？看看毛泽东身后的历任执政官吧：谁人的家族不是亿万资财？谁人敢于公布自己及夫人子女的财产？由这些坐享毛泽东带领人民打下天下的人去“反毛”、 “非毛”、 “妖魔化毛”，人民当然要反抗，当然要全民共诛之、全党共讨之。
毛泽东每月工资为404.8元（一直到逝世），其用于党费、日常生活、伙食、买书、房租、水电、煤气、取暖、地毯家具租赁费（家具都是租来的）、买茶、买烟，负担李敏、李讷、毛远新及江青的姐姐李云露的生活费，补贴资助家人、故旧老友、家乡亲属及身边工作人员，招待民主人士等。在人民大会堂开会，毛泽东喝一杯茶水，也要交付一角钱。毛泽东临终时有稿费124万多元。长期来，他一直把稿费视为人民的钱。家里的钱入不敷出的时候，管理人员要向毛泽东请示，并经亲笔批示后，才能支出少量稿费，并再三叮嘱：“这个钱要省着点用，这是人民的。”因此，这笔稿费只在极特别情况下才补贴家用而且十分有限。毛泽东去世后，由组织安排，他的子女每人分到8000元，包括李敏、李讷，因为他们的生活极不富裕。余下的稿费全部用于《毛选》的编辑、出版，家里人从没有拿过其中的一分钱。毛泽东的一切都交给了党（所有遗物、遗存、稿费、藏书等），子女们唯独享有的：是父亲永不逝去的音容笑貌和他奋斗一生的价值观。毛泽东的清贫，成为中外执政党领袖廉洁自律的榜样！毛泽东的清贫，成为他身后那些欺骗口号喊得震天价响、四处做秀淋漓尽致、自身家族子女却上十上百亿地掠夺人民财产的贪官、汉奸们的照妖镜。
90后觉醒的太少了，要不是我从小接受的家庭环境，恐怕我现在还不知道什么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现在的历史教科书的意思是改革开放30年中国越来越强大，并且说文化大革命是个错误。再看看我周围的同学吧，学习好的为了自己将来的钱途努力学习，从没有想过要报国的，学习差的整个就一个流氓。像我这样认识现状的，我周围就我一个。可悲啊！茅于轼竟然到了张牙舞爪的地步，如果我们无动于衷，是对不起毛主席的。领袖爱人民，人民爱领袖。毛主席没有对不起人民的地方，我们老百姓也一定要对得起自己的领袖。
说三年自然灾害饿死几千万，是贪官集团和狗娘养的茅于轼们诋毁毛主席、社会主义、大跃进、人民公社，而如痴如狂大肆渲染的事情。粮食短缺是存在的，谎言重复三遍就是真实，这帮王八蛋们深喑此道。捍卫毛主席尊严，就是捍卫全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尊严，中国人民人人有份，我们愿用我们的血肉之躯捍卫毛主席尊严！不依法惩治茅于轼、辛子陵等恶毒污蔑攻击毛主席和共产党的贼子，我们誓不罢休！
实说安徽宿县在上世纪1960年确有饿死人，但肆意夸大为饿死3000万人是没有可靠的统计为根据的。对待历史问题是必须有准确的事实数字作依据来说事的，绝对不允许抓住一点不及其余,肆意侉大,加以攻击,特别是以此来任意污蔑攻击中国共产党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更是绝对不能允许的。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已是铁定的历史事实,是任何人也推翻不了的。茅辛等无赖之徒姿意攻击污蔑毛主席与毛泽东思想，也是违犯宪法的。对此类尧犬吠日之恶徒，完全应当依法严惩不待，锄奸佞以利安邦定国及造福于人民。
毛泽东位高权重，但他拒绝特权。在毛泽东看来，利用地位、权利，为亲朋谋取私利，是与共产党的宗旨和人民的利益背道而驰的。因此，他始终廉洁自律，无论是吃的、还是用的，必须全部照价付款，哪怕是在外面喝一杯茶都要管理人员去结账，即便是在大会堂也一样。毛泽东一直用自己的工资或稿费招待来北京的亲友和家乡客人；孩子因事派公车，他必须要付车费；招待民主人士、故旧老友的饭费、车费、住宿费、医药费等，甚至身边工作人员的医药费与出差补助，都是毛泽东自掏腰包，所有礼品一律交公。毛泽东逝世后，遗留下一些复合维生素片及普通食用葡萄糖。毛泽东身边工作人员说：这是毛主席生前吃过的最高级的“补药”。就是这些最高级的补药，他都是一分不差的让人把钱交给中南海药房。毛泽东说：“中国不缺我毛泽东吃的，但我们这国家不只我一个人吃、一个人喝、一个人花，如果说我要随便吃了、花了、用了、拿了，部长也可以，省长也可以，县长村长都可以，这个国家就没法治理了。”公私分明，毛泽东说到也做到！建国后，许多故旧想通过毛泽东找工作谋职业，但总是被他婉言拒绝。在给杨开慧的哥哥杨开智的信中写道：“希望你在湘听候中共湖南省委分配合乎你能力的工作，不要有任何奢望，不要来京。不要使政府为难。我是国家主席，不是毛家主席。我只能解决大多数人的困难，要为大多数人谋利益。如果只解决一个人的困难，只考虑自己的亲属，那么，我这个主席就当不成了!”
毛泽东的一言一行，深深地影响和改造着他的子女。毛岸英在回舅父谋取位置的信中写到：“来信提到舅父希望在长沙有厅长方面位置一事，我非常替他惭愧。新的时代，这种一步登高的做官思想已是极端落后的了，而尤以通过我父亲即能上任，更是要不得的想法。”不仅亲戚朋友得不到毛泽东的任何“关照”，就是毛泽东的子女也不能有任何特殊。子女的学习、工作和生活都必须靠自己，自食其力，她们从没有享受到因毛泽东的地位和权利带给她们的任何便利和特权。毛泽东的长子毛岸英的童年，苦难重重，九死一生。后与很多人到了苏联，在军政学校和军事学院学习，参加了举世闻名的苏联卫国战争，曾冒着枪林弹雨，转战欧洲战场。回到延安后，他遵照毛泽东“补上劳动大学这一课”的要求，在解放区搞过土改，做过宣传工作，当过秘书。新中国成立之初，毛岸英被安排到政务院工作，毛泽东对此坚决不同意。他认为毛岸英不够资格进政务院工作，而应当到农村、工厂、部队去锻炼。1950年10月，毛岸英成为中国人民志愿军的“第一志愿兵”，是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子女第一个奔赴“保家卫国”前线的人！1950年11月25日在美军空袭中毛岸英牺牲，并永远留在了异国他乡。毛泽东没有为毛岸英的牺牲提出任何要求，他在去世时都没有见到儿子的《革命烈士证明书》和320元抚恤金，儿子唯一的荣誉是“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
毛泽东不仅严于律己，更严格要求身边工作人员，特别警惕身边出现“贵族”、官僚主义和贪污腐化。他对身边工作人员三令五申：“你有没有贪污？”“你现在不贪污，你以后贪污不贪污？”他经常对身边的工作人员敲响警钟：“不要叫糖衣炮弹打中。你们在我身边工作，更要注意反腐蚀，要经得起考验。”“我们感情很深，可是，如果你们腐化了，就不要怪我翻脸不认你们。”“你们在我身边，职务不高地位可是不低，容易搞特殊化。你们要警惕，要夹着尾巴做人！”“你没有贪污，有没有浪费？浪费也不行，浪费发展下去就会贪污腐化。”毛泽东身边曾经出现过“贵族”。某些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无偿或低价收受地方送的一些土特产。对此，毛泽东大发雷霆：“我的话你们就是不听，遇到暂时困难都过不去，脱离了群众，你们必须回到人民群众中去！”按照毛泽东的要求，一些工作人员调离了中南海。毛泽东又拿出自己的稿费，按照实际收受情况退赔了3万多元！在“三年灾害”期间，毛泽东和老百姓同甘共苦，带头降工资，不吃红烧肉。毛泽东的工资原来是610元，全国进入困难时期后，他第一个把自己的工资降为404.80元。同时，宣布“三不”：不吃肉，不吃蛋，吃粮不超定量！结果，毛泽东7个月没吃一口肉！毛泽东跟老百姓一样，忍饥挨饿、饥肠辘辘，腿脚常常浮肿；一样有供货本，布票、油票，和北京普通市民一样的标准、一样的定量；毛泽东的女儿也一样挨饿，常常饿的“夜不能寐”。毛泽东说，“挨饿？谁让你们是我毛泽东的女儿啊！”毛泽东始终保持劳动人民的本色，一生节俭，世人震惊 。 毛泽东说：“勤俭节约和反对浪费是我们党的一贯方针和优良传统，什么时候都不能改变！”延安时期，毛泽东的衣服总是缝缝补补，常常穿着带有补丁的衣裤去巡视、走访、做报告，与民主人士和工农兵交流。那时，毛泽东食粗茶淡饭，住简陋窑洞，生活物质条件极其匮乏、艰苦。建国后，毛泽东仍不改朴实之风，几十年如一日，其节俭之举令世人震惊！建国后，毛泽东只做了两套衣服（一套是参加开国大典的礼服，一套是访问苏联时的礼服），买了一双圆头皮鞋，这双皮鞋他一直穿到与世长辞。毛泽东除公众场合或接见外宾以外，平时穿的衣服总是缝缝补补，衣服上经常是补丁摞补丁，内衣、被褥及平时穿的衣裤袜子都是补了又补。有些衣服已无法再补，工作人员劝他换件新的，毛泽东说：“老百姓都能穿补丁衣服，难道毛泽东就不能穿带补丁的衣服吗。”直到毛泽东逝世时，他的一件睡衣用了二十多年，补了73个补丁；一条毛巾被上的补丁达到70多个，一双拖鞋穿了20多年。这，就是一位大国领袖的节俭！毛泽东从不吃补品和山珍海味，常常是四个小菜，最喜欢的是红烧肉，主食是大米掺黄豆、红豆，面粉掺荞麦粉，高粱粉或玉米粉等粗杂粮。毛泽东吃饭时，掉在饭桌上的一粒米、一根菜，他都要捡起来吃掉，他的饭碗里从来没有剩下过一粒米。毛泽东说，“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我们的国家是一个大国，如果一个人一天浪费一粒米，一年就要浪费掉365粒米，这样全国6亿人口一年浪费掉的粮食积累起来，就能够救助一方灾民；如果6亿人民每人每天能够再节约一粒米，其数量不是就更可观了吗！实行增产节约，反对浪费，能够使我们的国家富强了再富强，使人民的生活提高了再提高，何乐而不为！”1976年，农历除夕之夜。毛泽东在病榻上吃了几口他喜欢吃的武昌鱼和一点米饭。这，就是开国领袖的最后一次年饭。
毛泽东长期住木板床，床上铺垫着他长征时用过的毛毯，他以此提醒自己革命成功来之不易。进城以后他就没有棉被。天热一个床单，春秋天两床毛巾被，冬天3床毛巾被，叠在一起，睡觉时一拉。他的毛巾被最多的打了75个补丁，几乎哪一条毛巾被上都有补丁。1976年9月，毛泽东逝世时，人们发现：毛泽东没有一分钱的存款，没有一套高档服装，所有的衣服都是旧的、有的衣服补丁摞补丁。这，就是一个国家执政党的主席！
细心的人都会发现：我们现在看到的开国大典原始纪录片，只有毛泽东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总共两三分钟的内容。为什么开国大典只有这一小段的记录呢？据当年担任北京纠察总队一大队副政委、负责开国大典天安门警卫工作的骆骥介绍，记录开国大典的许多珍贵电影胶片是毁于火灾的。
为拍摄开国大典盛况，此前中央政府特邀了前苏联莫斯科电影制片摄影师一行12人。他们大部分人都参加过前苏联历次国庆活动的拍摄工作，技术精湛、经验丰富。摄影师们在完成开国大典的拍摄任务后，下榻在当时位于东新华大街上的西华宾馆。10月2日凌晨5点多，战士把骆骥叫醒，说：“不得了了，西华宾馆失火了！”骆骥等人赶到宾馆时，只见许多消防队员在救火，站在一旁的前苏联摄影师们，则在大喊大叫。就这样，数小时记录开国大典的珍贵电影胶片，基本都被烧毁，只抢救出几分钟长的一小部分。幸好，毛主席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珍贵镜头，被保存下来。事发当天，周总理亲自过问此事，并责成公安部门迅速拿出调查结果。经过仔细调查，公安部门排除了人为破坏的可能，认为火是从二楼的客厅燃起，起因是被丢弃的烟头。当时，苏联摄影师们都住在三楼，电影胶片被放在二楼紧邻客厅的工作室。
——纪念五七一团诞生七十周年大会，在团俱乐部隆重召开（1997丹东）
——隆重阅兵式
——老前辈步入会场
——中白发者为骆骥
骆骥受肖政委之命为团卫生队题词：做白求恩式的战士。
——七十周年团庆，骆骥在团旗上签名。
——团第一任宣传股股长骆骥和时任宣传股长刘殿为合影（1997年）
——与战友
参加七十周年团庆的老前辈、老首长和来宾，在团俱乐部前合影留念
骆骥和伟人们
—— 记革命老人骆骥同志
王圣潮
骆骥同志，1916年3月生于义乌下骆宅江村。90多岁的骆老，至今仍然神采奕奕。我们拜访他的时候，他刚在医院做了全面体检，没有什么大病。他声音宏亮，思维敏捷，滔滔不绝地跟我们谈了近两个小时，竟不觉累，令我们感叹不已。谈及自己的革命生涯，虽然在60年代初就是正军职领导，但他仍说自己一生平淡，虽然他一生参加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的许多战斗，较大的石家庄保卫战和古北口保卫战，他都参与指挥，但他却淡淡地不予多说。然而谈起共和国的领袖们，他竟神采飞扬，兴奋不已。
胡乔木指引革命路
1929年，骆骥同志考入义乌中学。但由于家庭人口多，生活困难，仅读了两年就辍学了。1931年，经亲友介绍，到上海奇伊爱迪生灯泡厂当学徒。1933年底，胡乔木同志来该厂，在工人中间组织工人夜校，宣传革命道理，还组织工人中的积极分子办“读书会”，学习艾思奇的《大众哲学》等革命理论书刊。骆骥同志在义乌中学时，就受到进步老师杨效春的影响，又有一定的文化基础，因此他很快就成为工人中的积极分子。他们组织“歌咏队”，教唱抗日救亡歌曲，组织“话剧团”，演抗日救国话剧。他受到了胡乔木同志的重视。1937年“七七”芦沟桥事变后，胡乔木同志就鼓励骆骥组建了“抗日救亡宣传团”，从上海市出发，沿长江而上，到武汉找到我党的“武汉办事处”，经武汉党组织介绍，奔赴革命圣地延安。那时候要真正进入延安，没有地下党的介绍，是十分困难的。凡是自己去，都先在延安的外围接受学习和考查，以防止特务混入。胡乔木同志是我党早期的革命家，也是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如果说义乌中学杨效春是骆骥革命的启蒙老师，那么胡乔木同志则是他走向革命的真正引路人。无论在革命人生观，还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上，胡乔木同志都给予骆骥很大的教益。碰上胡乔木同志，骆骥同志深感十分幸运。
胡耀邦号召赴前线
由于胡宗南的种种封锁和限制，人们要进延安也很不容易。骆骥和同志们绕道山西，经过近半年多的艰苦奔波，才到达山西临汾刘村，那儿已经集中了许多青年人，在等待时机出发。从临汾到延安后，根据各自的爱好和志愿，分别进鲁迅艺术学院、陕北公学、中央党校，骆骥同志则进了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抗大”是培养军政干部的地方，他被分配在第一大队，苏振华是大队长、胡耀邦是大队政委。胡耀邦政委是个知名的“红小鬼”，他的口才特别好，说话很有感染力。学员们很快就被他的才华所吸引，把自己融入到抗日革命的氛围中。
胡耀邦政委带领学员挖掘窑洞，成了这此些进步青年到延安抗大后的第一课。当时延安的生活条件很艰苦，每个班挖掘一个窑洞，主窑洞挖好后，再从两壁挖套间，供本班生活住宿。胡耀邦给大家讲长征中的经历，讲长征的艰难险阻和红军的英雄奋斗，鼓励大家发扬艰苦奋斗精神，努力克服困难，培养坚韧不拔的革命意志，以便适应革命战争的需要。在他的言传身教下，大家很受教育。军事课就是练习射击和投弹，最后，每人仅打一发子弹，投一个手榴弹，在当时也已很不容易了。最令骆骥同志难忘的是政治理论课，毛泽东主席讲《矛盾论》和《实践论》，这两论的理论性很强，但毛主席讲得非常生动，联系实际，深入浅出，通俗易懂，使大家深受教益。周恩来同志给他们讲抗日战争的形势，使他们第一次全面了解当时抗日战争的形势和发展趋势，了解中国抗日战争在国际上的地位和影响。《中国近代革命史》是陈昌浩同志讲的，他也讲得十分生动，通俗易懂。这半年多的学习，大大提高了他们的政治觉悟和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
骆骥同志说，在抗大学习期间，大队的两位领导都给他们留下很大的影响，两位领导的革命经历让他们深受鼓舞。在“抗大”毕业典礼上，胡耀邦政委透彻地讲解抗日前线战场的形势和对人才的需要，热情洋溢地鼓励他们到抗日前线去，到抗日敌后根据地去，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多做奉献。在他讲话的激励下，学员们个个心潮澎湃，热血沸腾。当时的情景，至今历历在目，难以忘怀。骆骥也积极报名，要求马上到抗日的最前线去。
1939年1月，带着胡耀邦政委的期望，骆骥从陕北渡过黄河，经山西到河北的阜平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在火热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他一直转战在中原大地上。应该说，胡耀邦是影响骆骥革命生涯的又一位重要领导人。
罗瑞卿要他上天安门城楼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举行开国大典。开国大典前，先召开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这两次大会，让骆骥同志近距离见到许多共和国的领袖和各界的知名人士，给骆骥同志留下许多美好记忆。这期间，骆骥同志任北京纠察总队第一大队的副政委，该大队负责中南海和天安门地区的安全保卫工作，开国大典和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的安全保卫工作，也都由该大队负责。开国大典和政协会议期间，共和国的领袖们，各界的知名人士，齐聚中南海，安全保卫工作的任务，既光荣又艰巨。
由于北京刚刚解放，社会情况比较复杂，尤其是国民党特务的破坏活动还相当猖獗，他们已做好破坏计划，要在开国大典时制造重大事件，这些都给安全保卫工作带来极大的难度。安全保卫工作的责任极其重大，公安部罗瑞卿部长亲自担任安全保卫工作的总指挥。在罗瑞卿部长的领导下，大队党委反复研究落实措施，并召开由各中队干部和连队干部参加的党委扩大会，进行思想动员。大队党委让骆骥同志做思想动员报告，他要求全体同志充分认识到任务的光荣，责任的重大，一定要以高度的政治责任心，圆满完成党中央交给的任务。
在罗瑞卿部长的具体领导下，安全保卫工作进行得十分顺利。在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举行开国大典前，组成大队长吕展、大队政委刘福为总指挥，副大队长李明和骆骥为副总指挥的指挥部，指挥部就设在天安门城楼下西边的小岗亭里。罗瑞卿部长指名让骆骥同志上天安门城楼，和他保持上下的联系，因此，骆骥同志就在天安门城楼上目睹了开国大典的全过程。每当回忆这段经历，骆骥同志总是兴奋不已。他也是开国大典全过程的见证人啊！
毛主席跟他握了手
1964年6月26日，更是骆骥同志终生难忘的日子。这一天，毛泽东主席不仅和他握了手，还和他谈了话。
那一天，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全国公安部队四好连队、五好战士代表大会。时任公安部队政治部秘书长的骆骥同志，负责组织接受毛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严整的会场，嘹亮的歌声，这不仅体现了骆骥的组织指挥才能，也显露了他的艺术才华。这美好的会场气氛，引起了毛主席对他这位指挥员的注意，毛主席高兴地向骆骥走来，刘少奇主席随后，毛主席握住骆骥同志的手，亲切地问：“你叫什么名字？哪里人啊！”
骆骥同志兴奋地答：“我叫骆骥，浙江义乌人。”
毛主席又说：“你姓骆，是唐初四杰骆宾王的骆吗？”
骆骥同志答：“是的，骆宾王是义乌人，我是骆宾王的后代。”
毛主席又说：“你是骆宾王的第几代子孙啊？”
骆骥同志不好意思地摇摇头说：“不知道。”
毛主席接着说：“骆宾王是个大才子啊，他写了一篇《讨武曌檄》的文章，跟徐敬业造武则天的反，可武则天看了他的文章，还是很佩服他的才华啊，可敬，可敬。”刘主席紧接着说：“你骆骥也是个才子嘛！”在场的人都大笑起来，骆骥同志当时兴奋得竟说不出话来。第二天，毛主席和骆骥同志握手的大幅照片，登在《人民日报》的头版头条，全国各大报纸都予以转载。
建国后，骆骥同志曾先后五次受到毛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但是这次接见留给他非同寻常的幸福感，毛主席和他握手的照片，成为他家的传家宝，始终高挂在他家的厅堂上，永远激励着他全家！
周恩来点名担主任
“文革”期间，骆骥同志调江苏工作，任南京警备区政委，并先后兼任过江苏省革委会常委、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等职。
1967年底，时任南京军区司令员和江苏省革委主任的许世友同志在北京开会，周恩来总理找他谈话，周恩来总理说，你们江苏各级的革委会都已成立，但是新华社江苏分社的革委会至今没有成立，你要想办法派人去做工作，尽快把那儿的革委会成立起来。许世友司令说，那儿都是文人的地方，我这儿没有合适人选可派。周总理说，你那儿不是有个骆骥吗，可以让他去。
原来周总理在开国大典期间就熟悉骆骥同志。为了开国大典的绝对安全，周总理让骆骥等同志陪同，检查了天安门城楼的上上下下，查问得非常认真细致。最后到临时搭建的观礼台旁，总理问：“观礼台结实安全吗？”
骆骥说：“很结实，肯定安全，我们已让警卫师古远兴参谋长拉来一个营，登上每个观礼台，进行上下十分钟跳跃试验，很牢固。”周总理对骆骥等同志的工作很满意，骆骥同志给总理留下了很好很深的印象。
许世友司令见周总理点名骆骥，便说，骆骥已任南京工学院（即现在的东南大学）革委会主任了。周总理说，可以兼啊嘛。许世友司令说，马上办。许世友随即给骆骥打电话，要他马上到新华社江苏分社做工作。
骆骥同志不知底细，便说：“我已经很忙了，脑子不好用啊！”
许世友司令说：“那我不管，是周总理点你的名！”
骆骥同志一听是总理点的名，二话不说，马上到新华社江苏分社报到，找几方面的同志谈话，把他们团结起来，很快把革委会成立起来，并兼任革委会主任，使该分社的工作正常了。骆骥同志没有辜负周总理的信任。
周总理亲自点名让父亲担重任2009-09-22 02:40
“文革”期间，父亲调江苏工作，任江苏省公安总队副政委，南京警备区政委。1969年初，周恩来总理来宁，住在原宋美龄公馆改建的中山陵宾馆。
周恩来总理亲自签署对父亲的任命书
一日，周总理散步时正巧碰上了正在检查警卫工作的父亲，因父亲曾在开国大典期间陪同周总理检查了天安门城楼的警卫工作，父亲对工作的认真负责态度给周总理留下了深刻地印象，于是就问父亲，“你是骆骥同志，我没有记错吧？你是什么时候调到南京来啦？”父亲回答道：“报告总理，我是骆骥，公安部队机关改编成二炮时就调来了。”……
年底，南京军区司令员、江苏省革委主任许世友在北京开会，周总理找他谈话，批评江苏的《新华日报》搞的很不好，要想办法派人去做工作，尽快把报社的工作抓起来。许司令说，那儿都是文人的地方，我没有合适人选可派。周总理说，“你那儿不是有个骆骥吗，我陪齐奥塞斯库去南京时见过他，这个同志不错，办事认真，可以让他去。”
许司令见周总理点了父亲的名，便说，骆骥已任南京工学院（现东南大学）革委会主任了。周总理说，可以兼嘛。许司令说，马上办。
许司令在北京深夜亲自给正在苏北泗洪县检查工作的父亲打电话，要他马上到新华日报社工作。
父亲不知底细，便说：“大学里不好搞，我还有部队的工作要管，已经很忙了，脑子不好用啊！”
许司令说：“那我不管，是周总理点你的名！”
父亲一听是总理点的名，二话不说，连夜赶路，第二天就到新华日报社报到，任革委会主任兼党委书记，找各方面的同志谈话，作工作，把他们团结起来。那段时间父亲很忙，有好几个月没有回家，不是住在报社里，就是住在学校里，两处工作都要抓，每天都要工作到深夜甚至天亮，夜里还要等第二天的报纸清样印出来后亲自仔细地检查有无错版错字，很快使报社的工作正常了。父亲没有辜负周总理的信任。
父亲送友人的墨宝，也是父亲一生做人的准则
——1942年骆骥（后排右）在河北省阜平县城南庄，参加晋察冀军区整风学习班。前排自左至右：吴群、叶敏思、李静（原名习乐红）、宋成烈、李冲；后排：徐惠仁、骆骥。
在这七位老八路中有：两位参加了开国大典：1、吴群，担任了开国大典摄影记者；2、我父亲骆骥担任开国大典天安门警卫部队副指挥；三位参加了抗美援朝：1、李冲；2、骆骥；3、吴群。
——骆骥与老战友李冲，摄于1950年朝鲜仙女洞，志愿军十八兵团司令部前。
大队领导受领任务后，立即召开包括各中队中队长、政治保卫队队长和各中队指导员参加的党委扩大会议。党委书记、政委刘福传达警卫任务。会上，由我做政治动员，我说：“10月1日警卫开国大典的任务，既光荣又十分艰巨，因此我的心情又兴奋又担心，兴奋的是刚刚完成了警卫政协第一次会议的任务，现在又要我们担任警卫开国大典的任务，这是党对我们的最大信任；担心的是北平刚解放不久，社会情况很复杂，历史反革命分子、敌伪人员、国民党散兵游勇、地痞流氓，都还没来得及处理改造，特别是还有暗藏的国民党特务，他们不甘心失败，蠢蠢欲动，扬言要破坏开国大典。而且，开30万人的大会，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各界人士都要参加，我们没有这样的经验。因此我们思想上必须充分认识到责任的重大和情况的复杂，不能有一点麻痹大意，万一出一点差错，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我们全体干部战士要用高度的政治责任心和警惕性，密切和公安中央纵队及北平市公安局公安总队等兄弟部队团结协作，保证百分之百地完成好这次任务。”
吕展大队长做了兵力部署，他说：“我们的执勤方案，要重新检查和修改，做到严密又严密，工作要慎之又慎，不能出一点漏洞，做到万无一失。因此，在兵力上要加强调整，除原来在天安门执勤的五中队、鼓楼大街的一中队的任务不变外，要把二、三两个中队加强到天安门广场，担任警卫任务，并组织若干巡逻小组，维护北新桥到东单一线群众游行队伍集合地带的秩序。六部口四中队，增加一项天安门广场受阅部队和群众游行队伍向西长安街到西单方向有秩序的分流任务。政治保卫队的任务不变，要严密对控制对象进行监视，如有不轨，坚决处理。同时还要做好10月1日晚上，在北京饭店执行国庆宴会的安全保卫工作。”
机关除李致远副大队长留守外，所有机关干部分到各执勤点和临时增加的巡逻小组中去加强领导。吕展负责总的指挥，刘福、骆骥、李明为副指挥，由于我
开国大典天安门警卫部队副指挥骆骥
同五十周年阅兵式上女兵方队领队张微微、张丽丽在一起（1999）
在大队领导中年龄最轻，因此，由我负责天安门上下各部队之间的联络协调工作。
案例一 在介绍史料的价值时，可播放开国大典的原始视频资料片
我们现在所能看到的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的原始资料片，只有毛泽东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一二分钟的镜头。如此重要的开国大典为何没留下纪录片？说来让人痛惜。原来，开国大典之前，中央人民政府不仅考虑到了要拍纪录片，而且为了确保拍摄成功，还专门邀请了苏联莫斯科电影制片厂的摄影师来拍摄。这些苏联摄影人员到现场拍摄了几个小时，直到大典结束。拍摄结束之后，他们带着拍摄的几十盒沉甸甸的胶片回到西华宾馆休息。当时，负责保卫工作的北京纠察总队派一个班的战士保卫西华宾馆。10月2日凌晨5点多钟，有战士报告，说西华宾馆失火了。时任纠察总队一大队副政委的骆骥急忙赶赴现场，只见几个苏联摄影师在门外大嚷大叫：“完了，完了，全部完了。”火被扑灭之后，骆骥得知，拍摄的开国大典的电影胶片除被抢救出极少一点外，全部被大火烧掉了。所幸的是，被抢救出来的这一点，正是毛泽东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珍贵镜头。事发后，周恩来亲自过问此事，责成公安部门迅速调查。经仔细侦察，排除了敌特破坏的可能。大火是因二楼客厅丢弃的烟头点燃了沙发引起的，当时苏联摄影师在三楼休息，胶片就放在二楼靠近客厅的办公室中。当住在三楼的摄影师被浓烟熏醒，再想去二楼抢救电影胶片已经来不及了。
骆骥，1916年出生于我市下骆宅江村，延安抗日军政大学毕业，1949年北平解放后，调任北京纠察总队第一大队副政委，并任开国大典天安门广场警卫副指挥。历任南京警备区政委、江苏省军区正军职顾问等职。1957年，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三级独立自由勋章；1988年，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独立功勋荣誉章。
一甲子的光阴，弹指而过。
“1949年开国大典的时候，我是负责天安门警卫工作的副指挥，从为第一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做保卫工作，到担任开国大典天安门广场的警卫任务，我三个礼拜几乎没合过眼！”念及60年前的一切，已是94岁高龄的骆骥，依然记忆犹新。
4份绝密天安门警卫部署图，我攥着1份
1947年，骆老从华北军政大学宣传部调到华北野战军步兵学校。1949年1月15日，天津解放的当晚，步兵学校开进天津并整建制地改编为天津纠察总队，负责维护天津市的社会治安任务。北平(后改名北京)和平解放后，骆老和他的战友还没来得及仔细打量一下天津，便奉命开赴北平，之后组建北京纠察总队，骆老被任命为担任中南海、天安门外围地区警卫任务的一大队副政委。
在圆满完成了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警卫工作之后，接到上级指示，北京纠察总队一大队担纲开国大典天安门广场的警卫。领受任务后，一大队立即召开包括各中队中队长、政治保卫队队长和各中队指导员参加的党委扩大会议。会上，时任一大队副政委的骆老做了政治动员。
“10月1日的警卫任务，既光荣又十分艰巨，因此，我又兴奋又担心，兴奋的是刚刚完成政协第一次会议的警卫任务，现在又要我们担任开国大典的警卫工作，这是党对我们的最大信任；担心的是北京刚解放不久，情况复杂。而且开二十万人的大会，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各界人士都要参加，我们思想上必须充分认识到责任的重大和情况的复杂，不能有一点麻痹大意。”
按照部署，骆老被任命为天安门警卫工作的副指挥。出于保密的需要，作为绝密级别的天安门警卫部署图总共制作了四份，有一份就在骆老的手上。
凌晨五点，周总理亲临现场检查
10月1日凌晨，整个天安门广场，城楼下，金水桥后，东西观礼台，包括后来的中山公园、劳动人民文化宫，广场向南到前门箭楼，红墙中间的松树林地带，全部严密警戒。
“大约五点钟的时候，周恩来总理突然来到天安门。开国大典前，作为政务院(即现在的国务院)的总理，又是开国大典的总管，用日理万机来形容一点儿也不为过，他的到来，我们谁也没有想到。当时，大队长吕展和我急忙赶过去向周总理汇报警卫情况。”
周总理却说：“你不用汇报，我们到现场去看一下。”
总理沿着警卫路线看了看，凡是毛主席所要经过或停留的地方，他都一一过问。因为庆典的时间比较长，为了保证毛主席有充足的精力检阅，大会给毛主席安排了一个休息厅，就在城楼后面。周总理来到休息厅，里面已经放了几张沙发，他健步来到主席坐的沙发前，试着坐了坐，看稳不稳，还翻看沙发座位下有无异物。看完后，他又从休息处走到检阅台前，查看主席要站的位置是否平稳；讲话用的扬声器放了放，试一试声音是否失真；散会后毛主席要沿着天安门城墙行走的路线是否平坦，总理都一步一步走过去。
当周总理看到金水桥后边新搭起的两座观礼台时，问陪同他检查的吕展和骆老：“这两座观礼台搭好后，经过试验了吗？如果人员站满了稳不稳？牢固不牢固？”
吕展回答“保证牢固”，我在一旁向总理作了补充说明：“观礼台搭好后，我们让警卫师古远兴参谋长拉来一个营，登上每个观礼台，做上下跳动十分钟的试验，很牢固。”
周总理点点头说：“好！好！做事就要这样认真！”
毛主席和首长的交谈，我都听见了
12点多，随着游行群众和受阅部队的进场，警卫工作也进入全负荷状态。
下午2点多，毛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车先后开进天安门广场后面的停车场，下车后大家相互握手致意，由周总理引导一起从天安门城楼西边人行道缓缓走上城楼。
“出于工作的需要，罗瑞卿部长点名让我上天安门警卫，随时保持城楼上下的联络，我就这样幸运地在天安门城楼上目睹了开国大典的全过程，我甚至听到了毛主席、周总理他们谈话的内容。”
当坦克方队隆隆开过时，检阅台上十分活跃，就在这个时候，周总理把手指向天空：“快看，飞机过来了！”毛主席用右手挡着太阳，仰头向天空望着。这时，朱德总司令说：“我们这些大炮、坦克、飞机，要感谢这位蒋委员长的功劳啊！”周总理说：“蒋委员长是个好运输大队长！”刘少奇说：“他跑到台湾去了，现在失业啦！”毛主席接着说：“他失业了，我们自己造嘛！”周围的人听了都哈哈大笑起来。
由于出色地完成了警卫工作，政务院在中南海宴请了北京纠察总队一大队的领导。骆老和他的战友们还被授予一枚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纪念章。
一甲子的光阴，弹指而过。
“1949年开国大典的时候，我是负责天安门警卫工作的副指挥，从为第一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做保卫工作，到担任开国大典天安门广场的警卫任务，我三个礼拜几乎没合过眼！”念及60年前的一切，已是94岁高龄的骆骥，依然记忆犹新。
4份绝密天安门警卫部署图，我攥着1份
1947年，骆老从华北军政大学宣传部调到华北野战军步兵学校。1949年1月15日，天津解放的当晚，步兵学校开进天津并整建制地改编为天津纠察总队，负责维护天津市的社会治安任务。北平(后改名北京)和平解放后，骆老和他的战友还没来得及仔细打量一下天津，便奉命开赴北平，之后组建北京纠察总队，骆老被任命为担任中南海、天安门外围地区警卫任务的一大队副政委。
在圆满完成了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警卫工作之后，接到上级指示，北京纠察总队一大队担纲开国大典天安门广场的警卫。领受任务后，一大队立即召开包括各中队中队长、政治保卫队队长和各中队指导员参加的党委扩大会议。会上，时任一大队副政委的骆老做了政治动员。
“10月1日的警卫任务，既光荣又十分艰巨，因此，我又兴奋又担心，兴奋的是刚刚完成政协第一次会议的警卫任务，现在又要我们担任开国大典的警卫工作，这是党对我们的最大信任；担心的是北京刚解放不久，情况复杂。而且开二十万人的大会，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各界人士都要参加，我们思想上必须充分认识到责任的重大和情况的复杂，不能有一点麻痹大意。”
按照部署，骆老被任命为天安门警卫工作的副指挥。出于保密的需要，作为绝密级别的天安门警卫部署图总共制作了四份，有一份就在骆老的手上。
凌晨五点，周总理亲临现场检查
10月1日凌晨，整个天安门广场，城楼下，金水桥后，东西观礼台，包括后来的中山公园、劳动人民文化宫，广场向南到前门箭楼，红墙中间的松树林地带，全部严密警戒。
“大约五点钟的时候，周恩来总理突然来到天安门。开国大典前，作为政务院(即现在的国务院)的总理，又是开国大典的总管，用日理万机来形容一点儿也不为过，他的到来，我们谁也没有想到。当时，大队长吕展和我急忙赶过去向周总理汇报警卫情况。”
周总理却说：“你不用汇报，我们到现场去看一下。”
总理沿着警卫路线看了看，凡是毛主席所要经过或停留的地方，他都一一过问。因为庆典的时间比较长，为了保证毛主席有充足的精力检阅，大会给毛主席安排了一个休息厅，就在城楼后面。周总理来到休息厅，里面已经放了几张沙发，他健步来到主席坐的沙发前，试着坐了坐，看稳不稳，还翻看沙发座位下有无异物。看完后，他又从休息处走到检阅台前，查看主席要站的位置是否平稳；讲话用的扬声器放了放，试一试声音是否失真；散会后毛主席要沿着天安门城墙行走的路线是否平坦，总理都一步一步走过去。
当周总理看到金水桥后边新搭起的两座观礼台时，问陪同他检查的吕展和骆老：“这两座观礼台搭好后，经过试验了吗？如果人员站满了稳不稳？牢固不牢固？”
吕展回答“保证牢固”，我在一旁向总理作了补充说明：“观礼台搭好后，我们让警卫师古远兴参谋长拉来一个营，登上每个观礼台，做上下跳动十分钟的试验，很牢固。”
周总理点点头说：“好！好！做事就要这样认真！”
毛主席和首长的交谈，我都听见了
12点多，随着游行群众和受阅部队的进场，警卫工作也进入全负荷状态。
下午2点多，毛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车先后开进天安门广场后面的停车场，下车后大家相互握手致意，由周总理引导一起从天安门城楼西边人行道缓缓走上城楼。
“出于工作的需要，罗瑞卿部长点名让我上天安门警卫，随时保持城楼上下的联络，我就这样幸运地在天安门城楼上目睹了开国大典的全过程，我甚至听到了毛主席、周总理他们谈话的内容。”
当坦克方队隆隆开过时，检阅台上十分活跃，就在这个时候，周总理把手指向天空：“快看，飞机过来了！”毛主席用右手挡着太阳，仰头向天空望着。这时，朱德总司令说：“我们这些大炮、坦克、飞机，要感谢这位蒋委员长的功劳啊！”周总理说：“蒋委员长是个好运输大队长！”刘少奇说：“他跑到台湾去了，现在失业啦！”毛主席接着说：“他失业了，我们自己造嘛！”周围的人听了都哈哈大笑起来。
由于出色地完成了警卫工作，政务院在中南海宴请了北京纠察总队一大队的领导。骆老和他的战友们还被授予一枚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纪念章。
1968,省革委会常委兼南京工学院革委会主任骆骥。
开国大典上的安保警卫工作
——记义乌人骆骥
吕永良
【编者按】骆骥（1916- ），男，汉族。1916年3月出生，浙江义乌人。1938年1月入伍参加革命工作，1939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其事迹被收入2007年8月由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发行的《开国将士风云录》一书。他参加过百团大战。在开国大典上，担任警卫大队副大队长，成功完成了举世瞩目的警卫任务。曾任南京公安总队副政委、南京警备区政委、江苏省军区政治部顾问、南京市政协副主席等职。现为江苏省军区南京第二干休所离休老干部。
骆骥原名骆光海，1916年3月出于义乌尚经江村。1929年在义中就读，1931年在上海灯泡厂当工人。1938年1月奔赴延安参加革命，2月参加民族革命大学（党的外围组织）抓捕破坏抗日的“托派”头子张慕陶行动，6月进抗日军政大学学习，任抗大政治部宣传委员，毕业后到八路军晋察冀军区二分区四团任宣传股长。参加过晋察冀边区历次“反扫荡、反蚕食”和“百团大战”，保卫古北口、张家口战斗。历任分区政治部宣传科干事、科长，天津纠察总队政治部宣传科长、北京纠察总队一大队副政治委员。
1949年9月，在北平警卫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10月1日，在天安门指挥警卫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在北京饭店警卫第一个国庆宴会。
建国后，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停战回国后，任中国人民公安部队学院政治部主任、中国人民公安部队司令部边防处长、政治部秘书长、江苏省公安总队副政治委员。“文革”时期及“文革”后，历任南京工学院革委会主任、《新华日报》革委会主任，江苏省革委会常委、政工组副组长，江苏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江苏省人大代表，南京市政协常委、副主席，南京警备区政治委员、顾问组长，江苏省军区政治部正军职顾问等职。1957年被授予上校军衔，获得中华人民共和国三级独立自由勋章、三级解放勋章。1985年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独立功勋荣誉勋章。
——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胜利完成了警卫开国大典任务的骆骥怀中抱着女儿，因工作繁忙而略显憔悴的脸上，掩饰不住完成党和国家赋予重任后心中无比的喜悦和一个父亲对子女的柔情。
从这张照片中，我们可以解读到的信息：①时间范围是1949年8月至1949年12月，自1949年8月1日天津纠总开完立功颁奖大会后，骆骥调往北京。②地点是北京纠察总队一大队队部的院内（今北京东四史家胡同），骆骥任大队副政委。③我们可以看到1951年以前我军团级干部的装束，已经配发只有上两个衣兜的粗呢料制服，不如1955年授衔时校官所发的进口澳毛呢料细腻。1951年以前，营级干部是不能结婚的（除非是在老家就结婚了），骆骥至少于1948年左右，已是团级干部了。这大概是当年的“红色宪兵”纠察总队特有的制式，领章是左“纠”右“察”。④胡子已经几天没刮了，面容清癯，应该是在紧张工作之后，才有闲空抱孩子。⑤孩子的帽子材料杂间，估计是孩子母亲用军装旧布料手工制作的。
在接受《南京日报》2004年国庆节特别报道记者采访时，已经89岁高龄、满头银发的骆老说：“开国大典时，我是负责警卫工作的副指挥，不仅亲眼目睹了开国大典的盛况，而且还了解许多大典前后鲜为人知的细节，听到不少主席和国家领导人在那个激动人心时刻的闲聊。”作为当时平津纠察总队第一大队的副政治委员，回忆起开国大典前后的情景，骆老自豪地告诉记者：“从为第一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做保卫工作，到担任10月1日的开国大典天安门广场的警卫任务，我三个礼拜几乎没合过眼。我当时就在天安门城楼上，主席他们的交谈我都听见了！”
周总理亲自检验大典前的每个细节
开国大典前夕，周恩来亲自检查安全警卫工作的落实情况，对天安门城楼上下每个细节都一一问过。比如城楼中间的休息厅里主席要坐的沙发，他要试坐一下，看稳不稳，看看沙发座位上有无异物；主席从休息处走到检阅台前所站的位置是否平稳；主席讲话用的扬声器是否正常。为了确保大典前后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行走的路平坦，周总理一步步走了一遍，只要看到有一处地砖不太平稳，就赶紧让警卫战士用土填平。他还亲自到城楼东北角搭起的临时厕所去看看，吩咐让警卫人员准备一些檀香，到时候点着，还要放几盆清水以及肥皂、毛巾等。
当总理看到金水桥后边新搭起的两座观礼台时，问陪同他检查的吕展（平津纠察总队第一大队大队长）和骆老：“这两座观礼台搭好后，经过试验吗？如果人员上满了稳不稳？牢固不牢固？”吕展回答：“保证牢固。”骆老接着告诉总理说：“搭好后警卫师古远兴参谋长拉来一个营，登上每个观礼台作了上下跳动十分钟的试验，很牢固。”总理点点头说：“好！好！做事就要这样认真！”
总理检查完临走时叮嘱说：“10月1日上天安门城楼的还有民主党派的几位年纪大的老人，他们爬天安门城的坡道时，如果有爬不动的，你们要准备几个战士扶着他们上去……”
开国大典本应上午举行
10月1日中午12点多，随着游行群众和受阅部队的进场，警卫工作也进入到全负荷状态。下午2点多，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的车子先后开进天安门城楼后的停车场，接着是宋庆龄、李济深等的车子依次停下，大家相互握手致意，然后由周总理引导大家一起向天安门西行道慢步鱼贯登上城楼，进入中间的休息厅休息。毛主席刚刚坐下，就右手拿起一支烟说：“大家累了，你们喝茶，我抽一支烟。”
主席和领导们确实累了。第一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连续开了八九天，在9月30日下午五点左右闭幕，晚上又参加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奠基典礼。骆老说：“本来开国大典是早上举行的，但时间实在排不过来。”
当坦克方队隆隆开过时，检阅台上十分活跃。就在这个时候，周总理把手指向东方天空：“快看，飞机过来了！”毛主席用右手挡着太阳，仰头向东方天空望着。这时，朱德总司令说：“我们这些大炮、坦克、飞机，要感谢这位蒋委员长的功劳啊！”周总理说：“蒋委员长是个好运输大队长！”刘少奇说：“他跑到台湾去了，现在失业啦！”毛主席接着说：“他失业了，我们自己造嘛！”周围的人听了都哈哈大笑起来。
当运动健儿方队最后一个走过天安门前时，不知谁冒出一句：“这样的庆祝活动，今后每年可以搞一次。”毛主席说：“唉！要节约呀！”
随后毛主席走向城楼东边又走回西边，一边走一边挥动着帽子，向广场和观礼台的人们示意致谢，并高呼“人民万岁”。广场立即沸腾起来了，大家齐声高呼：“毛主席万岁！”
骆骥：我愿用老朽之躯捍卫毛主席的尊严
骆骥，老八路战士，开国大典天安门警卫部队副指挥，正军职离休干部，今年已经96岁了。老人家现在还住院，儿子看望时，向他说起了茅于轼的无耻谰言。老先生很激动，坚决要求儿子把他的名字也签上，他就这么加入了江苏省人民公诉团。老先生说：60年前，我保卫毛主席登上天安门城楼。60年后，如果需要，我愿用老朽之躯捍卫毛主席的尊严！
骆老身体有恙，主要由他儿子骆卫华转达。骆卫华说，中国变成如今这个样子，父亲很心痛。想当年新中国是无数先烈用生命换来的，如果就是要看到贫富拉大、汉奸卖国，那么他们当初为什么要牺牲呢？他很清楚茅于轼这通言论的目的，打倒毛泽东，不就是要为他们彻底推翻共产党做好准备吗？
骆卫华介绍说：在全面抗战后，骆老受上海地下党委派，将40余人送到延安，但到抗战胜利后，留存下来的只有他一人！老先生92岁的时候，到过他曾经战斗过的山西。在一间唐朝古庙里，老先生神清气爽，甚至连陡坡都越过了。当他向下眺望时，感觉周围是如此熟悉。向陪同人员一打听，才猛然想起这是战友牺牲的地方。老先生说，这座山坡是日军扫荡的必经之路，也是八路军英勇献身的战场。那时候连里的干部牺牲是非常快的，有一次，连里主官牺牲了，他们要顶上去。因为他有些文化，大家坚决不让他去，结果他的一个战友就顶上去了。等到大年三十，大家下饺子时，突然听到一声枪响。这时大家急忙往外冲，他恍然间看到了他战友倒下的情景。茅于轼竟然敢说，共产党没打过鬼子，难道就不怕这些无名英雄夜半敲门吗？
为了考察所谓大跃进饿死人的情况，骆老特意到茅于轼的安徽老家访查过，结果是在那么穷的地方也几乎没饿死人的情况发生，那么3000万的事又怎么来的？他说，他也经历过挨饿，就继续发扬南泥湾精神，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所以他们就养鸡呀、养鸭呀、抓兔子呀。但他们不是想着自己，他们把大部分的东西送给了周围的人。那时人的思想境界是现在的人不可想象的，那时有一大批舍己为人的人，为了共产主义信仰在奋斗终生，但现在很多人好像忘记了我们党的宗旨。
他说他热爱很多领袖，但最让他高山仰止的还是毛主席。毛主席一家为革命牺牲了六位亲人，并且时时刻刻想着人民的利益，为了捍卫人民的利益，甚至不惜和许多人划清界限。世界上任何一位领袖做的都没有像他一样多。主席的后代们生活遇到了困难，很多人是无动于衷的。在他看来，人民对不起我们的领袖。现在茅于轼们竟然到了这样张牙舞爪的疯狂地步，人民再不为主席出头，真是不可饶恕的。他很欣慰，很多80后、90后站起来了。在一个汉奸猖獗的年代，这样的实名签名，没有发自内心的对毛主席的热爱，是无法做到的。人心都是肉长的，30年后，人民终于理解了一代伟人高大渺远的伟岸！
网友评论：像这样意志坚定，热爱毛主席的真正老革命现在太少了！相当一部分人是为了打天下坐天下，成了既得利益集团的权贵或是拥护权贵的受益者了。他们忘记了成千上万的革命烈士，背叛了毛泽东思想，背叛了共产党的宗旨。他们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他们热爱资本主义生活方式，因此他们利用窃取的权力，对外投降卖国，对内压迫剥削人民，把一个好端端的国家弄得千疮百孔，不成样子。他们成了高高在上享清福的权贵，不管人民的死活。人民现在是恨不得吃他们的肉，扒他们的皮，才解心头之怒气。这些挨千刀的政治骗子们，人民一定要向你们讨还血债！
毛泽东有一句大义凛然的名言：我毛泽东若是搞腐败，人民就割我毛泽东的脑袋 。对贪污腐败，毛泽东嫉恶如仇，凡是大案、要案，都亲自一抓到底。从延安反腐第一枪，到建国初期处死刘青山、张子善，他始终如一、绝不手软。他说：“贪污犯是人民的敌人，他们已经不是我们的同志或朋友，故应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将他们肃清，而不应有丝毫的留恋或同情。”在处理刘青山、张子善贪污腐败问题时，有人为他们求情。毛泽东说：“是要他俩？还是要国家？”“正因为他们两人的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所以才下决心处决他们。只有处决他们，才能挽救20个、200个、2000个、20000个犯有各种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我建议重读一下《资治通鉴》。治国就是治吏！礼仪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将不国。如果一个个都寡廉鲜耻，贪污无度，胡作非为，国家还没有办法治他们，那么天下一定大乱……”毛泽东尤为坚定地说：“我们共产党不是明朝的崇祯，我们决不会腐败到那种程度。不过，谁要搞腐败那一套，我毛泽东就割谁的脑袋！我毛泽东若是搞腐败，人民就割我毛泽东的脑袋！”以上铮铮铁言足见毛泽东反腐态度，其铁心“割脑袋”的誓言令人振聋发聩，贪腐官员闻之丧胆，赢得了新中国的清正廉明。毛泽东，是古今中外第一个以“割脑袋”坚决反腐败的执政党领袖！反观毛泽东身后的中国，贪官基本不杀，法律为其量身定做（70岁后免除死刑），中国已毫不逊色地成为世界级的贪腐大国，原因何在？最明显的原因就是自身不干净，上下贪腐尤如一块黑幕，贪官们官官相护。这其实也正是贪官、汉奸们“反毛””、“非毛”、“妖魔化毛”的要害所在。
毛泽东，是上个世纪以来中外执政党领导人反对特权、拒绝特权、废黜特权的一代楷模！在毛泽东领导的新中国，人民代表有罢免主席的权利；人民政府，就应该由人民当家做主，人民必须拥有选举权和罢免权。在起草和制定新中国宪法时，毛泽东说：“资本主义国家的总统可以解散国会，我们的主席不能解散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相反地，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倒可以罢免主席。国家主席是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出来的，并服从于它。”在毛泽东的再三坚持下，终于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有权罢免国家主席”写入了宪法，让人民既当家更有权！
民族利益重于个人恩怨。1949年5月，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蒋介石的家乡溪口，毛泽东当即指示：“在占领奉化时，要告诫部队，不要破坏蒋介石的住宅、祠堂及其它建筑物。”众所周知，毛泽东6位直系亲属，包括妻子杨开慧在内被国民党杀害，毛氏祖坟被蒋介石挖开多次。但是毛泽东以国家和民族利益为重，以德报怨，命令解放军切实保护好蒋介石的故居和祖坟，并指示中央政府拨专款维护修缮。毛泽东的道德风范、人格楷模，无与伦比。1984年，蒋氏遗迹作为旅游景点正式开放，溪口的蒋介石故居与京、沪、穗等地的蒋介石旧居一样，成了国内外学者研究中国现代史的宝贵资料之一。毛泽东的博大胸怀，赢得了海外同胞、特别是毛泽东的对手和敌人的敬佩，促进了民族爱国统一阵线的发展。
毛泽东襟怀坦白、大公无私，是建国以来党和国家领导人中第一个完全公开个人财产的人，更是中外执政党领袖彻底“亮晒”家产、始终廉洁奉公的第一人！毛泽东的收入为工资和稿费两部分，均由组织和组织安排的专人管理。毛泽东逝世时，没有留下任何家产、存款及金银珠宝，没有为子女留下任何财产遗嘱和一分钱。谁人可比？看看毛泽东身后的历任执政官吧：谁人的家族不是亿万资财？谁人敢于公布自己及夫人子女的财产？由这些坐享毛泽东带领人民打下天下的人去“反毛”、 “非毛”、 “妖魔化毛”，人民当然要反抗，当然要全民共诛之、全党共讨之。
毛泽东每月工资为404.8元（一直到逝世），其用于党费、日常生活、伙食、买书、房租、水电、煤气、取暖、地毯家具租赁费（家具都是租来的）、买茶、买烟，负担李敏、李讷、毛远新及江青的姐姐李云露的生活费，补贴资助家人、故旧老友、家乡亲属及身边工作人员，招待民主人士等。在人民大会堂开会，毛泽东喝一杯茶水，也要交付一角钱。毛泽东临终时有稿费124万多元。长期来，他一直把稿费视为人民的钱。家里的钱入不敷出的时候，管理人员要向毛泽东请示，并经亲笔批示后，才能支出少量稿费，并再三叮嘱：“这个钱要省着点用，这是人民的。”因此，这笔稿费只在极特别情况下才补贴家用而且十分有限。毛泽东去世后，由组织安排，他的子女每人分到8000元，包括李敏、李讷，因为他们的生活极不富裕。余下的稿费全部用于《毛选》的编辑、出版，家里人从没有拿过其中的一分钱。毛泽东的一切都交给了党（所有遗物、遗存、稿费、藏书等），子女们唯独享有的：是父亲永不逝去的音容笑貌和他奋斗一生的价值观。毛泽东的清贫，成为中外执政党领袖廉洁自律的榜样！毛泽东的清贫，成为他身后那些欺骗口号喊得震天价响、四处做秀淋漓尽致、自身家族子女却上十上百亿地掠夺人民财产的贪官、汉奸们的照妖镜。
90后觉醒的太少了，要不是我从小接受的家庭环境，恐怕我现在还不知道什么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现在的历史教科书的意思是改革开放30年中国越来越强大，并且说文化大革命是个错误。再看看我周围的同学吧，学习好的为了自己将来的钱途努力学习，从没有想过要报国的，学习差的整个就一个流氓。像我这样认识现状的，我周围就我一个。可悲啊！茅于轼竟然到了张牙舞爪的地步，如果我们无动于衷，是对不起毛主席的。领袖爱人民，人民爱领袖。毛主席没有对不起人民的地方，我们老百姓也一定要对得起自己的领袖。
说三年自然灾害饿死几千万，是贪官集团和狗娘养的茅于轼们诋毁毛主席、社会主义、大跃进、人民公社，而如痴如狂大肆渲染的事情。粮食短缺是存在的，谎言重复三遍就是真实，这帮王八蛋们深喑此道。捍卫毛主席尊严，就是捍卫全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尊严，中国人民人人有份，我们愿用我们的血肉之躯捍卫毛主席尊严！不依法惩治茅于轼、辛子陵等恶毒污蔑攻击毛主席和共产党的贼子，我们誓不罢休！
实说安徽宿县在上世纪1960年确有饿死人，但肆意夸大为饿死3000万人是没有可靠的统计为根据的。对待历史问题是必须有准确的事实数字作依据来说事的，绝对不允许抓住一点不及其余,肆意侉大,加以攻击,特别是以此来任意污蔑攻击中国共产党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更是绝对不能允许的。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已是铁定的历史事实,是任何人也推翻不了的。茅辛等无赖之徒姿意攻击污蔑毛主席与毛泽东思想，也是违犯宪法的。对此类尧犬吠日之恶徒，完全应当依法严惩不待，锄奸佞以利安邦定国及造福于人民。
毛泽东位高权重，但他拒绝特权。在毛泽东看来，利用地位、权利，为亲朋谋取私利，是与共产党的宗旨和人民的利益背道而驰的。因此，他始终廉洁自律，无论是吃的、还是用的，必须全部照价付款，哪怕是在外面喝一杯茶都要管理人员去结账，即便是在大会堂也一样。毛泽东一直用自己的工资或稿费招待来北京的亲友和家乡客人；孩子因事派公车，他必须要付车费；招待民主人士、故旧老友的饭费、车费、住宿费、医药费等，甚至身边工作人员的医药费与出差补助，都是毛泽东自掏腰包，所有礼品一律交公。毛泽东逝世后，遗留下一些复合维生素片及普通食用葡萄糖。毛泽东身边工作人员说：这是毛主席生前吃过的最高级的“补药”。就是这些最高级的补药，他都是一分不差的让人把钱交给中南海药房。毛泽东说：“中国不缺我毛泽东吃的，但我们这国家不只我一个人吃、一个人喝、一个人花，如果说我要随便吃了、花了、用了、拿了，部长也可以，省长也可以，县长村长都可以，这个国家就没法治理了。”公私分明，毛泽东说到也做到！建国后，许多故旧想通过毛泽东找工作谋职业，但总是被他婉言拒绝。在给杨开慧的哥哥杨开智的信中写道：“希望你在湘听候中共湖南省委分配合乎你能力的工作，不要有任何奢望，不要来京。不要使政府为难。我是国家主席，不是毛家主席。我只能解决大多数人的困难，要为大多数人谋利益。如果只解决一个人的困难，只考虑自己的亲属，那么，我这个主席就当不成了!”
毛泽东的一言一行，深深地影响和改造着他的子女。毛岸英在回舅父谋取位置的信中写到：“来信提到舅父希望在长沙有厅长方面位置一事，我非常替他惭愧。新的时代，这种一步登高的做官思想已是极端落后的了，而尤以通过我父亲即能上任，更是要不得的想法。”不仅亲戚朋友得不到毛泽东的任何“关照”，就是毛泽东的子女也不能有任何特殊。子女的学习、工作和生活都必须靠自己，自食其力，她们从没有享受到因毛泽东的地位和权利带给她们的任何便利和特权。毛泽东的长子毛岸英的童年，苦难重重，九死一生。后与很多人到了苏联，在军政学校和军事学院学习，参加了举世闻名的苏联卫国战争，曾冒着枪林弹雨，转战欧洲战场。回到延安后，他遵照毛泽东“补上劳动大学这一课”的要求，在解放区搞过土改，做过宣传工作，当过秘书。新中国成立之初，毛岸英被安排到政务院工作，毛泽东对此坚决不同意。他认为毛岸英不够资格进政务院工作，而应当到农村、工厂、部队去锻炼。1950年10月，毛岸英成为中国人民志愿军的“第一志愿兵”，是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子女第一个奔赴“保家卫国”前线的人！1950年11月25日在美军空袭中毛岸英牺牲，并永远留在了异国他乡。毛泽东没有为毛岸英的牺牲提出任何要求，他在去世时都没有见到儿子的《革命烈士证明书》和320元抚恤金，儿子唯一的荣誉是“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
毛泽东不仅严于律己，更严格要求身边工作人员，特别警惕身边出现“贵族”、官僚主义和贪污腐化。他对身边工作人员三令五申：“你有没有贪污？”“你现在不贪污，你以后贪污不贪污？”他经常对身边的工作人员敲响警钟：“不要叫糖衣炮弹打中。你们在我身边工作，更要注意反腐蚀，要经得起考验。”“我们感情很深，可是，如果你们腐化了，就不要怪我翻脸不认你们。”“你们在我身边，职务不高地位可是不低，容易搞特殊化。你们要警惕，要夹着尾巴做人！”“你没有贪污，有没有浪费？浪费也不行，浪费发展下去就会贪污腐化。”毛泽东身边曾经出现过“贵族”。某些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无偿或低价收受地方送的一些土特产。对此，毛泽东大发雷霆：“我的话你们就是不听，遇到暂时困难都过不去，脱离了群众，你们必须回到人民群众中去！”按照毛泽东的要求，一些工作人员调离了中南海。毛泽东又拿出自己的稿费，按照实际收受情况退赔了3万多元！在“三年灾害”期间，毛泽东和老百姓同甘共苦，带头降工资，不吃红烧肉。毛泽东的工资原来是610元，全国进入困难时期后，他第一个把自己的工资降为404.80元。同时，宣布“三不”：不吃肉，不吃蛋，吃粮不超定量！结果，毛泽东7个月没吃一口肉！毛泽东跟老百姓一样，忍饥挨饿、饥肠辘辘，腿脚常常浮肿；一样有供货本，布票、油票，和北京普通市民一样的标准、一样的定量；毛泽东的女儿也一样挨饿，常常饿的“夜不能寐”。毛泽东说，“挨饿？谁让你们是我毛泽东的女儿啊！”毛泽东始终保持劳动人民的本色，一生节俭，世人震惊 。 毛泽东说：“勤俭节约和反对浪费是我们党的一贯方针和优良传统，什么时候都不能改变！”延安时期，毛泽东的衣服总是缝缝补补，常常穿着带有补丁的衣裤去巡视、走访、做报告，与民主人士和工农兵交流。那时，毛泽东食粗茶淡饭，住简陋窑洞，生活物质条件极其匮乏、艰苦。建国后，毛泽东仍不改朴实之风，几十年如一日，其节俭之举令世人震惊！建国后，毛泽东只做了两套衣服（一套是参加开国大典的礼服，一套是访问苏联时的礼服），买了一双圆头皮鞋，这双皮鞋他一直穿到与世长辞。毛泽东除公众场合或接见外宾以外，平时穿的衣服总是缝缝补补，衣服上经常是补丁摞补丁，内衣、被褥及平时穿的衣裤袜子都是补了又补。有些衣服已无法再补，工作人员劝他换件新的，毛泽东说：“老百姓都能穿补丁衣服，难道毛泽东就不能穿带补丁的衣服吗。”直到毛泽东逝世时，他的一件睡衣用了二十多年，补了73个补丁；一条毛巾被上的补丁达到70多个，一双拖鞋穿了20多年。这，就是一位大国领袖的节俭！毛泽东从不吃补品和山珍海味，常常是四个小菜，最喜欢的是红烧肉，主食是大米掺黄豆、红豆，面粉掺荞麦粉，高粱粉或玉米粉等粗杂粮。毛泽东吃饭时，掉在饭桌上的一粒米、一根菜，他都要捡起来吃掉，他的饭碗里从来没有剩下过一粒米。毛泽东说，“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我们的国家是一个大国，如果一个人一天浪费一粒米，一年就要浪费掉365粒米，这样全国6亿人口一年浪费掉的粮食积累起来，就能够救助一方灾民；如果6亿人民每人每天能够再节约一粒米，其数量不是就更可观了吗！实行增产节约，反对浪费，能够使我们的国家富强了再富强，使人民的生活提高了再提高，何乐而不为！”1976年，农历除夕之夜。毛泽东在病榻上吃了几口他喜欢吃的武昌鱼和一点米饭。这，就是开国领袖的最后一次年饭。
毛泽东长期住木板床，床上铺垫着他长征时用过的毛毯，他以此提醒自己革命成功来之不易。进城以后他就没有棉被。天热一个床单，春秋天两床毛巾被，冬天3床毛巾被，叠在一起，睡觉时一拉。他的毛巾被最多的打了75个补丁，几乎哪一条毛巾被上都有补丁。1976年9月，毛泽东逝世时，人们发现：毛泽东没有一分钱的存款，没有一套高档服装，所有的衣服都是旧的、有的衣服补丁摞补丁。这，就是一个国家执政党的主席！
细心的人都会发现：我们现在看到的开国大典原始纪录片，只有毛泽东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总共两三分钟的内容。为什么开国大典只有这一小段的记录呢？据当年担任北京纠察总队一大队副政委、负责开国大典天安门警卫工作的骆骥介绍，记录开国大典的许多珍贵电影胶片是毁于火灾的。
为拍摄开国大典盛况，此前中央政府特邀了前苏联莫斯科电影制片摄影师一行12人。他们大部分人都参加过前苏联历次国庆活动的拍摄工作，技术精湛、经验丰富。摄影师们在完成开国大典的拍摄任务后，下榻在当时位于东新华大街上的西华宾馆。10月2日凌晨5点多，战士把骆骥叫醒，说：“不得了了，西华宾馆失火了！”骆骥等人赶到宾馆时，只见许多消防队员在救火，站在一旁的前苏联摄影师们，则在大喊大叫。就这样，数小时记录开国大典的珍贵电影胶片，基本都被烧毁，只抢救出几分钟长的一小部分。幸好，毛主席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珍贵镜头，被保存下来。事发当天，周总理亲自过问此事，并责成公安部门迅速拿出调查结果。经过仔细调查，公安部门排除了人为破坏的可能，认为火是从二楼的客厅燃起，起因是被丢弃的烟头。当时，苏联摄影师们都住在三楼，电影胶片被放在二楼紧邻客厅的工作室。
——纪念五七一团诞生七十周年大会，在团俱乐部隆重召开（1997丹东）
——隆重阅兵式
——老前辈步入会场
——中白发者为骆骥
骆骥受肖政委之命为团卫生队题词：做白求恩式的战士。
——七十周年团庆，骆骥在团旗上签名。
——团第一任宣传股股长骆骥和时任宣传股长刘殿为合影（1997年）
——与战友
参加七十周年团庆的老前辈、老首长和来宾，在团俱乐部前合影留念
骆骥和伟人们
—— 记革命老人骆骥同志
王圣潮
骆骥同志，1916年3月生于义乌下骆宅江村。90多岁的骆老，至今仍然神采奕奕。我们拜访他的时候，他刚在医院做了全面体检，没有什么大病。他声音宏亮，思维敏捷，滔滔不绝地跟我们谈了近两个小时，竟不觉累，令我们感叹不已。谈及自己的革命生涯，虽然在60年代初就是正军职领导，但他仍说自己一生平淡，虽然他一生参加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的许多战斗，较大的石家庄保卫战和古北口保卫战，他都参与指挥，但他却淡淡地不予多说。然而谈起共和国的领袖们，他竟神采飞扬，兴奋不已。
胡乔木指引革命路
1929年，骆骥同志考入义乌中学。但由于家庭人口多，生活困难，仅读了两年就辍学了。1931年，经亲友介绍，到上海奇伊爱迪生灯泡厂当学徒。1933年底，胡乔木同志来该厂，在工人中间组织工人夜校，宣传革命道理，还组织工人中的积极分子办“读书会”，学习艾思奇的《大众哲学》等革命理论书刊。骆骥同志在义乌中学时，就受到进步老师杨效春的影响，又有一定的文化基础，因此他很快就成为工人中的积极分子。他们组织“歌咏队”，教唱抗日救亡歌曲，组织“话剧团”，演抗日救国话剧。他受到了胡乔木同志的重视。1937年“七七”芦沟桥事变后，胡乔木同志就鼓励骆骥组建了“抗日救亡宣传团”，从上海市出发，沿长江而上，到武汉找到我党的“武汉办事处”，经武汉党组织介绍，奔赴革命圣地延安。那时候要真正进入延安，没有地下党的介绍，是十分困难的。凡是自己去，都先在延安的外围接受学习和考查，以防止特务混入。胡乔木同志是我党早期的革命家，也是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如果说义乌中学杨效春是骆骥革命的启蒙老师，那么胡乔木同志则是他走向革命的真正引路人。无论在革命人生观，还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上，胡乔木同志都给予骆骥很大的教益。碰上胡乔木同志，骆骥同志深感十分幸运。
胡耀邦号召赴前线
由于胡宗南的种种封锁和限制，人们要进延安也很不容易。骆骥和同志们绕道山西，经过近半年多的艰苦奔波，才到达山西临汾刘村，那儿已经集中了许多青年人，在等待时机出发。从临汾到延安后，根据各自的爱好和志愿，分别进鲁迅艺术学院、陕北公学、中央党校，骆骥同志则进了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抗大”是培养军政干部的地方，他被分配在第一大队，苏振华是大队长、胡耀邦是大队政委。胡耀邦政委是个知名的“红小鬼”，他的口才特别好，说话很有感染力。学员们很快就被他的才华所吸引，把自己融入到抗日革命的氛围中。
胡耀邦政委带领学员挖掘窑洞，成了这此些进步青年到延安抗大后的第一课。当时延安的生活条件很艰苦，每个班挖掘一个窑洞，主窑洞挖好后，再从两壁挖套间，供本班生活住宿。胡耀邦给大家讲长征中的经历，讲长征的艰难险阻和红军的英雄奋斗，鼓励大家发扬艰苦奋斗精神，努力克服困难，培养坚韧不拔的革命意志，以便适应革命战争的需要。在他的言传身教下，大家很受教育。军事课就是练习射击和投弹，最后，每人仅打一发子弹，投一个手榴弹，在当时也已很不容易了。最令骆骥同志难忘的是政治理论课，毛泽东主席讲《矛盾论》和《实践论》，这两论的理论性很强，但毛主席讲得非常生动，联系实际，深入浅出，通俗易懂，使大家深受教益。周恩来同志给他们讲抗日战争的形势，使他们第一次全面了解当时抗日战争的形势和发展趋势，了解中国抗日战争在国际上的地位和影响。《中国近代革命史》是陈昌浩同志讲的，他也讲得十分生动，通俗易懂。这半年多的学习，大大提高了他们的政治觉悟和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
骆骥同志说，在抗大学习期间，大队的两位领导都给他们留下很大的影响，两位领导的革命经历让他们深受鼓舞。在“抗大”毕业典礼上，胡耀邦政委透彻地讲解抗日前线战场的形势和对人才的需要，热情洋溢地鼓励他们到抗日前线去，到抗日敌后根据地去，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多做奉献。在他讲话的激励下，学员们个个心潮澎湃，热血沸腾。当时的情景，至今历历在目，难以忘怀。骆骥也积极报名，要求马上到抗日的最前线去。
1939年1月，带着胡耀邦政委的期望，骆骥从陕北渡过黄河，经山西到河北的阜平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在火热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他一直转战在中原大地上。应该说，胡耀邦是影响骆骥革命生涯的又一位重要领导人。
罗瑞卿要他上天安门城楼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举行开国大典。开国大典前，先召开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这两次大会，让骆骥同志近距离见到许多共和国的领袖和各界的知名人士，给骆骥同志留下许多美好记忆。这期间，骆骥同志任北京纠察总队第一大队的副政委，该大队负责中南海和天安门地区的安全保卫工作，开国大典和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的安全保卫工作，也都由该大队负责。开国大典和政协会议期间，共和国的领袖们，各界的知名人士，齐聚中南海，安全保卫工作的任务，既光荣又艰巨。
由于北京刚刚解放，社会情况比较复杂，尤其是国民党特务的破坏活动还相当猖獗，他们已做好破坏计划，要在开国大典时制造重大事件，这些都给安全保卫工作带来极大的难度。安全保卫工作的责任极其重大，公安部罗瑞卿部长亲自担任安全保卫工作的总指挥。在罗瑞卿部长的领导下，大队党委反复研究落实措施，并召开由各中队干部和连队干部参加的党委扩大会，进行思想动员。大队党委让骆骥同志做思想动员报告，他要求全体同志充分认识到任务的光荣，责任的重大，一定要以高度的政治责任心，圆满完成党中央交给的任务。
在罗瑞卿部长的具体领导下，安全保卫工作进行得十分顺利。在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举行开国大典前，组成大队长吕展、大队政委刘福为总指挥，副大队长李明和骆骥为副总指挥的指挥部，指挥部就设在天安门城楼下西边的小岗亭里。罗瑞卿部长指名让骆骥同志上天安门城楼，和他保持上下的联系，因此，骆骥同志就在天安门城楼上目睹了开国大典的全过程。每当回忆这段经历，骆骥同志总是兴奋不已。他也是开国大典全过程的见证人啊！
毛主席跟他握了手
1964年6月26日，更是骆骥同志终生难忘的日子。这一天，毛泽东主席不仅和他握了手，还和他谈了话。
那一天，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全国公安部队四好连队、五好战士代表大会。时任公安部队政治部秘书长的骆骥同志，负责组织接受毛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严整的会场，嘹亮的歌声，这不仅体现了骆骥的组织指挥才能，也显露了他的艺术才华。这美好的会场气氛，引起了毛主席对他这位指挥员的注意，毛主席高兴地向骆骥走来，刘少奇主席随后，毛主席握住骆骥同志的手，亲切地问：“你叫什么名字？哪里人啊！”
骆骥同志兴奋地答：“我叫骆骥，浙江义乌人。”
毛主席又说：“你姓骆，是唐初四杰骆宾王的骆吗？”
骆骥同志答：“是的，骆宾王是义乌人，我是骆宾王的后代。”
毛主席又说：“你是骆宾王的第几代子孙啊？”
骆骥同志不好意思地摇摇头说：“不知道。”
毛主席接着说：“骆宾王是个大才子啊，他写了一篇《讨武曌檄》的文章，跟徐敬业造武则天的反，可武则天看了他的文章，还是很佩服他的才华啊，可敬，可敬。”刘主席紧接着说：“你骆骥也是个才子嘛！”在场的人都大笑起来，骆骥同志当时兴奋得竟说不出话来。第二天，毛主席和骆骥同志握手的大幅照片，登在《人民日报》的头版头条，全国各大报纸都予以转载。
建国后，骆骥同志曾先后五次受到毛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但是这次接见留给他非同寻常的幸福感，毛主席和他握手的照片，成为他家的传家宝，始终高挂在他家的厅堂上，永远激励着他全家！
周恩来点名担主任
“文革”期间，骆骥同志调江苏工作，任南京警备区政委，并先后兼任过江苏省革委会常委、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等职。
1967年底，时任南京军区司令员和江苏省革委主任的许世友同志在北京开会，周恩来总理找他谈话，周恩来总理说，你们江苏各级的革委会都已成立，但是新华社江苏分社的革委会至今没有成立，你要想办法派人去做工作，尽快把那儿的革委会成立起来。许世友司令说，那儿都是文人的地方，我这儿没有合适人选可派。周总理说，你那儿不是有个骆骥吗，可以让他去。
原来周总理在开国大典期间就熟悉骆骥同志。为了开国大典的绝对安全，周总理让骆骥等同志陪同，检查了天安门城楼的上上下下，查问得非常认真细致。最后到临时搭建的观礼台旁，总理问：“观礼台结实安全吗？”
骆骥说：“很结实，肯定安全，我们已让警卫师古远兴参谋长拉来一个营，登上每个观礼台，进行上下十分钟跳跃试验，很牢固。”周总理对骆骥等同志的工作很满意，骆骥同志给总理留下了很好很深的印象。
许世友司令见周总理点名骆骥，便说，骆骥已任南京工学院（即现在的东南大学）革委会主任了。周总理说，可以兼啊嘛。许世友司令说，马上办。许世友随即给骆骥打电话，要他马上到新华社江苏分社做工作。
骆骥同志不知底细，便说：“我已经很忙了，脑子不好用啊！”
许世友司令说：“那我不管，是周总理点你的名！”
骆骥同志一听是总理点的名，二话不说，马上到新华社江苏分社报到，找几方面的同志谈话，把他们团结起来，很快把革委会成立起来，并兼任革委会主任，使该分社的工作正常了。骆骥同志没有辜负周总理的信任。
周总理亲自点名让父亲担重任2009-09-22 02:40
“文革”期间，父亲调江苏工作，任江苏省公安总队副政委，南京警备区政委。1969年初，周恩来总理来宁，住在原宋美龄公馆改建的中山陵宾馆。
周恩来总理亲自签署对父亲的任命书
一日，周总理散步时正巧碰上了正在检查警卫工作的父亲，因父亲曾在开国大典期间陪同周总理检查了天安门城楼的警卫工作，父亲对工作的认真负责态度给周总理留下了深刻地印象，于是就问父亲，“你是骆骥同志，我没有记错吧？你是什么时候调到南京来啦？”父亲回答道：“报告总理，我是骆骥，公安部队机关改编成二炮时就调来了。”……
年底，南京军区司令员、江苏省革委主任许世友在北京开会，周总理找他谈话，批评江苏的《新华日报》搞的很不好，要想办法派人去做工作，尽快把报社的工作抓起来。许司令说，那儿都是文人的地方，我没有合适人选可派。周总理说，“你那儿不是有个骆骥吗，我陪齐奥塞斯库去南京时见过他，这个同志不错，办事认真，可以让他去。”
许司令见周总理点了父亲的名，便说，骆骥已任南京工学院（现东南大学）革委会主任了。周总理说，可以兼嘛。许司令说，马上办。
许司令在北京深夜亲自给正在苏北泗洪县检查工作的父亲打电话，要他马上到新华日报社工作。
父亲不知底细，便说：“大学里不好搞，我还有部队的工作要管，已经很忙了，脑子不好用啊！”
许司令说：“那我不管，是周总理点你的名！”
父亲一听是总理点的名，二话不说，连夜赶路，第二天就到新华日报社报到，任革委会主任兼党委书记，找各方面的同志谈话，作工作，把他们团结起来。那段时间父亲很忙，有好几个月没有回家，不是住在报社里，就是住在学校里，两处工作都要抓，每天都要工作到深夜甚至天亮，夜里还要等第二天的报纸清样印出来后亲自仔细地检查有无错版错字，很快使报社的工作正常了。父亲没有辜负周总理的信任。
父亲送友人的墨宝，也是父亲一生做人的准则
——1942年骆骥（后排右）在河北省阜平县城南庄，参加晋察冀军区整风学习班。前排自左至右：吴群、叶敏思、李静（原名习乐红）、宋成烈、李冲；后排：徐惠仁、骆骥。
在这七位老八路中有：两位参加了开国大典：1、吴群，担任了开国大典摄影记者；2、我父亲骆骥担任开国大典天安门警卫部队副指挥；三位参加了抗美援朝：1、李冲；2、骆骥；3、吴群。
——骆骥与老战友李冲，摄于1950年朝鲜仙女洞，志愿军十八兵团司令部前。
大队领导受领任务后，立即召开包括各中队中队长、政治保卫队队长和各中队指导员参加的党委扩大会议。党委书记、政委刘福传达警卫任务。会上，由我做政治动员，我说：“10月1日警卫开国大典的任务，既光荣又十分艰巨，因此我的心情又兴奋又担心，兴奋的是刚刚完成了警卫政协第一次会议的任务，现在又要我们担任警卫开国大典的任务，这是党对我们的最大信任；担心的是北平刚解放不久，社会情况很复杂，历史反革命分子、敌伪人员、国民党散兵游勇、地痞流氓，都还没来得及处理改造，特别是还有暗藏的国民党特务，他们不甘心失败，蠢蠢欲动，扬言要破坏开国大典。而且，开30万人的大会，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各界人士都要参加，我们没有这样的经验。因此我们思想上必须充分认识到责任的重大和情况的复杂，不能有一点麻痹大意，万一出一点差错，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我们全体干部战士要用高度的政治责任心和警惕性，密切和公安中央纵队及北平市公安局公安总队等兄弟部队团结协作，保证百分之百地完成好这次任务。”
吕展大队长做了兵力部署，他说：“我们的执勤方案，要重新检查和修改，做到严密又严密，工作要慎之又慎，不能出一点漏洞，做到万无一失。因此，在兵力上要加强调整，除原来在天安门执勤的五中队、鼓楼大街的一中队的任务不变外，要把二、三两个中队加强到天安门广场，担任警卫任务，并组织若干巡逻小组，维护北新桥到东单一线群众游行队伍集合地带的秩序。六部口四中队，增加一项天安门广场受阅部队和群众游行队伍向西长安街到西单方向有秩序的分流任务。政治保卫队的任务不变，要严密对控制对象进行监视，如有不轨，坚决处理。同时还要做好10月1日晚上，在北京饭店执行国庆宴会的安全保卫工作。”
机关除李致远副大队长留守外，所有机关干部分到各执勤点和临时增加的巡逻小组中去加强领导。吕展负责总的指挥，刘福、骆骥、李明为副指挥，由于我
开国大典天安门警卫部队副指挥骆骥
同五十周年阅兵式上女兵方队领队张微微、张丽丽在一起（1999）
在大队领导中年龄最轻，因此，由我负责天安门上下各部队之间的联络协调工作。
案例一 在介绍史料的价值时，可播放开国大典的原始视频资料片
我们现在所能看到的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的原始资料片，只有毛泽东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一二分钟的镜头。如此重要的开国大典为何没留下纪录片？说来让人痛惜。原来，开国大典之前，中央人民政府不仅考虑到了要拍纪录片，而且为了确保拍摄成功，还专门邀请了苏联莫斯科电影制片厂的摄影师来拍摄。这些苏联摄影人员到现场拍摄了几个小时，直到大典结束。拍摄结束之后，他们带着拍摄的几十盒沉甸甸的胶片回到西华宾馆休息。当时，负责保卫工作的北京纠察总队派一个班的战士保卫西华宾馆。10月2日凌晨5点多钟，有战士报告，说西华宾馆失火了。时任纠察总队一大队副政委的骆骥急忙赶赴现场，只见几个苏联摄影师在门外大嚷大叫：“完了，完了，全部完了。”火被扑灭之后，骆骥得知，拍摄的开国大典的电影胶片除被抢救出极少一点外，全部被大火烧掉了。所幸的是，被抢救出来的这一点，正是毛泽东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珍贵镜头。事发后，周恩来亲自过问此事，责成公安部门迅速调查。经仔细侦察，排除了敌特破坏的可能。大火是因二楼客厅丢弃的烟头点燃了沙发引起的，当时苏联摄影师在三楼休息，胶片就放在二楼靠近客厅的办公室中。当住在三楼的摄影师被浓烟熏醒，再想去二楼抢救电影胶片已经来不及了。
骆骥，1916年出生于我市下骆宅江村，延安抗日军政大学毕业，1949年北平解放后，调任北京纠察总队第一大队副政委，并任开国大典天安门广场警卫副指挥。历任南京警备区政委、江苏省军区正军职顾问等职。1957年，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三级独立自由勋章；1988年，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独立功勋荣誉章。
一甲子的光阴，弹指而过。
“1949年开国大典的时候，我是负责天安门警卫工作的副指挥，从为第一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做保卫工作，到担任开国大典天安门广场的警卫任务，我三个礼拜几乎没合过眼！”念及60年前的一切，已是94岁高龄的骆骥，依然记忆犹新。
4份绝密天安门警卫部署图，我攥着1份
1947年，骆老从华北军政大学宣传部调到华北野战军步兵学校。1949年1月15日，天津解放的当晚，步兵学校开进天津并整建制地改编为天津纠察总队，负责维护天津市的社会治安任务。北平(后改名北京)和平解放后，骆老和他的战友还没来得及仔细打量一下天津，便奉命开赴北平，之后组建北京纠察总队，骆老被任命为担任中南海、天安门外围地区警卫任务的一大队副政委。
在圆满完成了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警卫工作之后，接到上级指示，北京纠察总队一大队担纲开国大典天安门广场的警卫。领受任务后，一大队立即召开包括各中队中队长、政治保卫队队长和各中队指导员参加的党委扩大会议。会上，时任一大队副政委的骆老做了政治动员。
“10月1日的警卫任务，既光荣又十分艰巨，因此，我又兴奋又担心，兴奋的是刚刚完成政协第一次会议的警卫任务，现在又要我们担任开国大典的警卫工作，这是党对我们的最大信任；担心的是北京刚解放不久，情况复杂。而且开二十万人的大会，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各界人士都要参加，我们思想上必须充分认识到责任的重大和情况的复杂，不能有一点麻痹大意。”
按照部署，骆老被任命为天安门警卫工作的副指挥。出于保密的需要，作为绝密级别的天安门警卫部署图总共制作了四份，有一份就在骆老的手上。
凌晨五点，周总理亲临现场检查
10月1日凌晨，整个天安门广场，城楼下，金水桥后，东西观礼台，包括后来的中山公园、劳动人民文化宫，广场向南到前门箭楼，红墙中间的松树林地带，全部严密警戒。
“大约五点钟的时候，周恩来总理突然来到天安门。开国大典前，作为政务院(即现在的国务院)的总理，又是开国大典的总管，用日理万机来形容一点儿也不为过，他的到来，我们谁也没有想到。当时，大队长吕展和我急忙赶过去向周总理汇报警卫情况。”
周总理却说：“你不用汇报，我们到现场去看一下。”
总理沿着警卫路线看了看，凡是毛主席所要经过或停留的地方，他都一一过问。因为庆典的时间比较长，为了保证毛主席有充足的精力检阅，大会给毛主席安排了一个休息厅，就在城楼后面。周总理来到休息厅，里面已经放了几张沙发，他健步来到主席坐的沙发前，试着坐了坐，看稳不稳，还翻看沙发座位下有无异物。看完后，他又从休息处走到检阅台前，查看主席要站的位置是否平稳；讲话用的扬声器放了放，试一试声音是否失真；散会后毛主席要沿着天安门城墙行走的路线是否平坦，总理都一步一步走过去。
当周总理看到金水桥后边新搭起的两座观礼台时，问陪同他检查的吕展和骆老：“这两座观礼台搭好后，经过试验了吗？如果人员站满了稳不稳？牢固不牢固？”
吕展回答“保证牢固”，我在一旁向总理作了补充说明：“观礼台搭好后，我们让警卫师古远兴参谋长拉来一个营，登上每个观礼台，做上下跳动十分钟的试验，很牢固。”
周总理点点头说：“好！好！做事就要这样认真！”
毛主席和首长的交谈，我都听见了
12点多，随着游行群众和受阅部队的进场，警卫工作也进入全负荷状态。
下午2点多，毛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车先后开进天安门广场后面的停车场，下车后大家相互握手致意，由周总理引导一起从天安门城楼西边人行道缓缓走上城楼。
“出于工作的需要，罗瑞卿部长点名让我上天安门警卫，随时保持城楼上下的联络，我就这样幸运地在天安门城楼上目睹了开国大典的全过程，我甚至听到了毛主席、周总理他们谈话的内容。”
当坦克方队隆隆开过时，检阅台上十分活跃，就在这个时候，周总理把手指向天空：“快看，飞机过来了！”毛主席用右手挡着太阳，仰头向天空望着。这时，朱德总司令说：“我们这些大炮、坦克、飞机，要感谢这位蒋委员长的功劳啊！”周总理说：“蒋委员长是个好运输大队长！”刘少奇说：“他跑到台湾去了，现在失业啦！”毛主席接着说：“他失业了，我们自己造嘛！”周围的人听了都哈哈大笑起来。
由于出色地完成了警卫工作，政务院在中南海宴请了北京纠察总队一大队的领导。骆老和他的战友们还被授予一枚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纪念章。
一甲子的光阴，弹指而过。
“1949年开国大典的时候，我是负责天安门警卫工作的副指挥，从为第一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做保卫工作，到担任开国大典天安门广场的警卫任务，我三个礼拜几乎没合过眼！”念及60年前的一切，已是94岁高龄的骆骥，依然记忆犹新。
4份绝密天安门警卫部署图，我攥着1份
1947年，骆老从华北军政大学宣传部调到华北野战军步兵学校。1949年1月15日，天津解放的当晚，步兵学校开进天津并整建制地改编为天津纠察总队，负责维护天津市的社会治安任务。北平(后改名北京)和平解放后，骆老和他的战友还没来得及仔细打量一下天津，便奉命开赴北平，之后组建北京纠察总队，骆老被任命为担任中南海、天安门外围地区警卫任务的一大队副政委。
在圆满完成了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警卫工作之后，接到上级指示，北京纠察总队一大队担纲开国大典天安门广场的警卫。领受任务后，一大队立即召开包括各中队中队长、政治保卫队队长和各中队指导员参加的党委扩大会议。会上，时任一大队副政委的骆老做了政治动员。
“10月1日的警卫任务，既光荣又十分艰巨，因此，我又兴奋又担心，兴奋的是刚刚完成政协第一次会议的警卫任务，现在又要我们担任开国大典的警卫工作，这是党对我们的最大信任；担心的是北京刚解放不久，情况复杂。而且开二十万人的大会，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各界人士都要参加，我们思想上必须充分认识到责任的重大和情况的复杂，不能有一点麻痹大意。”
按照部署，骆老被任命为天安门警卫工作的副指挥。出于保密的需要，作为绝密级别的天安门警卫部署图总共制作了四份，有一份就在骆老的手上。
凌晨五点，周总理亲临现场检查
10月1日凌晨，整个天安门广场，城楼下，金水桥后，东西观礼台，包括后来的中山公园、劳动人民文化宫，广场向南到前门箭楼，红墙中间的松树林地带，全部严密警戒。
“大约五点钟的时候，周恩来总理突然来到天安门。开国大典前，作为政务院(即现在的国务院)的总理，又是开国大典的总管，用日理万机来形容一点儿也不为过，他的到来，我们谁也没有想到。当时，大队长吕展和我急忙赶过去向周总理汇报警卫情况。”
周总理却说：“你不用汇报，我们到现场去看一下。”
总理沿着警卫路线看了看，凡是毛主席所要经过或停留的地方，他都一一过问。因为庆典的时间比较长，为了保证毛主席有充足的精力检阅，大会给毛主席安排了一个休息厅，就在城楼后面。周总理来到休息厅，里面已经放了几张沙发，他健步来到主席坐的沙发前，试着坐了坐，看稳不稳，还翻看沙发座位下有无异物。看完后，他又从休息处走到检阅台前，查看主席要站的位置是否平稳；讲话用的扬声器放了放，试一试声音是否失真；散会后毛主席要沿着天安门城墙行走的路线是否平坦，总理都一步一步走过去。
当周总理看到金水桥后边新搭起的两座观礼台时，问陪同他检查的吕展和骆老：“这两座观礼台搭好后，经过试验了吗？如果人员站满了稳不稳？牢固不牢固？”
吕展回答“保证牢固”，我在一旁向总理作了补充说明：“观礼台搭好后，我们让警卫师古远兴参谋长拉来一个营，登上每个观礼台，做上下跳动十分钟的试验，很牢固。”
周总理点点头说：“好！好！做事就要这样认真！”
毛主席和首长的交谈，我都听见了
12点多，随着游行群众和受阅部队的进场，警卫工作也进入全负荷状态。
下午2点多，毛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车先后开进天安门广场后面的停车场，下车后大家相互握手致意，由周总理引导一起从天安门城楼西边人行道缓缓走上城楼。
“出于工作的需要，罗瑞卿部长点名让我上天安门警卫，随时保持城楼上下的联络，我就这样幸运地在天安门城楼上目睹了开国大典的全过程，我甚至听到了毛主席、周总理他们谈话的内容。”
当坦克方队隆隆开过时，检阅台上十分活跃，就在这个时候，周总理把手指向天空：“快看，飞机过来了！”毛主席用右手挡着太阳，仰头向天空望着。这时，朱德总司令说：“我们这些大炮、坦克、飞机，要感谢这位蒋委员长的功劳啊！”周总理说：“蒋委员长是个好运输大队长！”刘少奇说：“他跑到台湾去了，现在失业啦！”毛主席接着说：“他失业了，我们自己造嘛！”周围的人听了都哈哈大笑起来。
由于出色地完成了警卫工作，政务院在中南海宴请了北京纠察总队一大队的领导。骆老和他的战友们还被授予一枚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纪念章。
1968,省革委会常委兼南京工学院革委会主任骆骥。
公安机关备案号：440403020002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