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方法

　　罗尔纲先生在论及谷霁光的学术研究时，归纳了“四种研究方法”：第一、留意于通与专的辩证关系；第二、注意于现象与本质的区别；第三、注意整体与局部的辩证关系；第四、注意源与流、因与果的辩证关系。 　　但是，谷霁光的这些研究特点或者说是研究方法，在1949年以前，大抵上是一种本能或者说是潜意识。尽管已经是誉满学界的著名兵制史和经济史专家，但谷霁光仍坦言当时他的学术研究其实已进入困境。虽然涉及的领域十分广泛，成果也丰硕，一旦向纵深发展时，便受到理论和方法上的障碍。谷霁光在《治学自述》中说： 　　“我以前治史，总想以博求通，结果是谈历史发展的因果关系，论史实的纵横联系，往往就历史的现象诸方面，就事论事，流于客观主义。这样，局部的片断的史实似乎可以说得通，整体的却又不通；诸般现象上似乎可以说得通，本质上却又不通。这是由于当时自己的学术观点主要属于“经济史观”范畴所致。……新中国成立以后，谷霁光得有机会接触到马克思主义，特别是经过“八一”革命大学和华北人民革命大学近两年时间的学习，不仅在政治上进行了彻底的思想改造，更加坚定了社会主义信念……而且在学术研究上，通过马列主义的学习，并以此为指导，重新审视了以往的研究工作，一步步地冲决藩篱和羁绊，最终懂得了史学研究上的“通”，就在于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透过历史发展的诸般现象，阐明社会历史的发展规律，并刻意朝此目标努力，从而使自己的史学研究似乎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天地。”

府兵制度研究

　　从1934年撰写《补魏书兵志》、《唐折冲府考校补》，对府兵制度的具体构件进行考订；到1937年在《中国社会经济史集刊》发表《西魏北周和隋唐的府兵》，以及此后的“再论”(《厦门大学学报》第2集，1944年)、“三论”(江西师范学院《科学与教学》1958年第1期)，对府兵制度的起源、变化及其利弊，府兵的征集、训练及调遣，府兵的组织及演变，府兵的阶级成份等进行多角度的考述；再到1962年《府兵制度考释》出版，对府兵制度进行总结性研究；乃至此后的“四论”(《江西大学学报》1981年第2期)、“五论”(《江西师范学院学报》1983年第4期)，对府兵初期资粮与军备、对作为国家军队的府兵制度形成过程中私兵、部曲的消亡过程进行再探讨。整整五十年的时间，关注着同一问题，可见谷霁光对这一课题的倾心。 　　以《府兵制度考释》为界标，以前所写的相关论文如谷霁光自己所说，虽然考订较为严密，但主要还是探讨事物的“是什么”、它在当时起着何种作用。但在《府兵制度考释》中，以及在此后的相关论文中，则不仅仅是探讨事物的“是什么”，而且在此基础上，自觉地探讨事物“为什么”是这样而不是那样，探讨事物和当时的其他事物之间的联系，探讨事物在整个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所处的地位。 　　谷霁光对府兵制度与其他兵制和兵种的关系进行了清晰的论列，同时对岑仲勉、杨志玖、唐长孺三先生的相关成果进行了讨论。既采用了岑先生对唐代边兵和府兵数的估计，用以证实自己的论点，也对杨先生论唐代兵制只说府兵而不及其他、唐先生将禁军宿卫和府兵宿卫相混淆提出了不同的看法。无论是表示赞同还是表示异议，均建立在对整个唐代兵制、对府兵制度从起源到解体的全过程进行全面考查的基础之上。 　　何兹全先生赞扬谷霁光的这一研究成果用丰富的材料分析说明了府兵制和魏晋以来军府领兵制度以及拓跋部族制兵制的渊源关系，使府兵制的出现和汉族皇朝的兵制联系起来，和鲜卑拓跋氏的兵制联系起来，使府兵制和当时的社会联系起来，“使府兵制成为历史发展中相互联系的一环而不是孤立的现象。”同时又指出，由于史料缺少，有关府兵制度的许多问题一直没有弄清楚，但其中不少问题在《府兵制度考释》中得到了解决。 

1935年论文《补魏书兵制》、《唐折冲府考校补》载入上海开明书店出版的《二十五史补编》。 　　主要著作有：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1978年再版、台湾弘文馆复印出版的《府兵制度考释》；1980年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古代经济史论集》；还有《史林漫拾》、《谷雾光史学文集》4卷本等着作；主编了《中国兵制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