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复基与武昌首义
发布时间：2010-10-07 17:1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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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复基是武昌首义三烈士之一，首义同人“都叫他作诸葛亮”，并认为“刘在起义前被捕牺牲，是极大损失。”[1]那么，他在武昌首义的整个革命运动中，做了哪些工作？起了什么作用呢？本文试图探讨这一问题。 JmcA} 5t=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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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来到武汉之前的革命活动 ?.(mZ`.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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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复基的革命生涯始于1904年参与黄兴所谋之长沙起义，到1911年10月10日武昌首义凌晨殉义为止，计有8年历史，其中来到武汉专事反清革命活动仅为2年。为能更好地认识他在武昌首义革命运动中所做的工作及其作用，有必要了解其来到武汉之前的革命活动。 刘复基，字尧 ，也作瑶臣，湖南常德府武陵人，1883年出生于贫苦农民家庭。年既弱冠，“得黄梨洲顾亭林王船山诸先生遗书读之，富有种族思想。”[2]1903年肄业武陵县立德山高等小学，“课余常集同志演说满清败政，及满汉不两立关键”。1904年，黄兴、宋教仁等领导华兴会，联合湖南哥老会大头目马福益，策划在长沙等地起义。是时，刘复基已为湘西哥老会金凤山刑堂。“适（华兴会）宋教仁以联络会党至常德，刘（复基）一见即深相结纳”，[3]遂“与宋教仁负经营湘西之责”，[4]他以常德鸡鸭巷饭馆厨师的身份作掩护，协助宋教仁联络会党。同年10月底，宋教仁自桃源经常德，前往长沙。在常德五省栈，刘复基受宋教仁委托，“在常经营一切”。[5]起义事泄后，清吏大肆捕捉党人，黄兴、宋教仁等先后亡命日本，刘复基则匿于常德柳叶湖，得免于难。1905年春，刘复基参与马福益在洪江举兵起义的谋划。[6]4月，因事机不密，马福益被捕就义，刘复基遂亡命日本，8月在东京加入中国同盟会。[7]次年春，刘复基归国回湖南，途经武汉，晤刘静庵、张难先，加入日知会。回湖南后，与胡有华、覃振、杨熙绩等设《中西报》代办所于长沙府署后之五堆子，暗中运销《民报》，并“往返湘鄂间联络同志”，[8]成为同盟会湖南分会《民报》发行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同年夏，刘复基参与由同盟会湖南分会负责人禹之谟等组织的公葬陈天华、姚宏业于岳麓山，及鼓动学潮的革命活动。陈天华、姚宏业为国捐躯的悲烈壮举，极大地震动了长沙学生和各阶层群众，在同盟会党人的有力组织下，使得这次革命活动成为“惊天动地可纪的一桩事”，“湖南的士气在这个时候几如中狂发癫，激昂到了极点”。[9]刘复基在这次活动中进一步经受了锻炼。 禹之谟被捕后，刘复基也在“被究捕”之列，[10]遂走避常德，回常德后，即联络革命志士蒋翊武“奔走于沅、湘间，招纳会党”。他们“晓以复汉大义”，会党“皆感泣”，于是“得死士数百”，并在常德祗园寺设立了湘西革命机关，力图再举。[11]如果说刘复基前此的革命活动是在黄兴等著名党人领导下进行的，那么这次则是他同蒋翊武单独组织的革命活动。此次活动，表现了他不凡的组织才能，同时也为日后他同蒋翊武在运动武昌起义的革命斗争中进行成功的合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不久，常德祗园寺机关被清吏廖世英侦破，党人遭逮捕，刘复基偕蒋翊武走避上海。到沪后，协助同盟会员杨卓霖经办《竞业旬报》，“为《竞业旬报》撰述倡导汉族自主之义”的文章。[12]在沪期间，“他还介绍蒋翊武入同盟会”。[13]1907年，杨卓霖因谋刺两江总督端方而遭捕，《竞业旬报》被迫停刊。刘复基和蒋翊武只好潜回各自故里，暂避风声。 1908年冬，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接连死去，革命党人的反清革命斗争随之加紧。1909年春，刘复基与蒋翊武再赴上海，进行反清活动。是年秋，刘应兄刘星 之召，约蒋翊武同来武汉，襄办汉口《商务报》。 刘复基来到武汉之前，在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等资产阶级革命家的影响下，通过参加华兴会长沙起义、马福益洪江起义等革命斗争的摔打，由一个青年学生而成为一个积极响应反清革命斗争的会党骨干，继而成长为一个早期同盟会员，从而坚定地走上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道路；他运销《民报》，宣传反清革命和参加长沙公葬陈、姚的爱国活动，又从理论和实践上进一步得到提高和锻炼；此后，他与蒋翊武运动会党于湘西，撰文鼓吹民族主义于上海，这些都显露了他非凡的组织才能和与战友密切合作的能力。总之，刘复基来到武汉之前，已成为一个比较成熟的资产阶级革命者，为其后在“武昌革命”的历史舞台上出任重要角色，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tTP 2f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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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运动新军 崭露头角 EJ4 o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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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在武汉地区的革命活动，从1903年开始，虽屡经挫折，但斗志愈坚。许多革命志士潜伏在清政府的反革命武装湖北新军里，组织革命团体，发展革命势力，使大批士兵逐渐转变为清王朝统治的掘墓人。刘复基来到武汉以前，对革命党人在武汉运动新军的活动，已有所闻。 1909年秋，刘复基来到武汉，任《商务报》会计兼发行人，“即以报馆为鼓吹革命之地，军营作结纳同志之所”。[14]当时，新军中有个革命团体叫群治学社，是继科学补习所、日知会和军队同盟会之后而组织成立的。刘复基来到武汉不久，就得知军中有此革命团体，“亟欲参加，以贯彻其主张”，只是该组织极为缜密，“不易觅得途径”。[15]为了寻找这个组织，刘复基与詹大悲、蒋翊武等“闻驻天门、潜江之第41标兵士多革命者，乃以访员之名往联络之”。[16]在潜江张截港遇群治学社成员蔡大辅，接上头后，蔡大辅当即写信介绍他们回武昌找留守省垣主持群治学社中枢机构工作的负责人李六如。途中，蒋翊武在天门投入第41标当兵。刘复基、詹大悲持函返汉，找到李六如，加入了群治学社。从此，他们“过从日密，商讨革命运动甚详”，[17]“而秘密社务，尧 等亦不时参与”。[18]鉴于当时群治学社的“结合方法，多利用乡土关系”，“其组织并不完备，不过彼此接触，相互了解而已”；[19]又鉴于《商务报》的经费陷于困境，难于维持，为扩大革命的宣传，发展壮大革命组织，刘复基与李六如商量，决定用群治学社的部分存款作为《商务报》的基金，将《商务报》改组为群治学社的革命喉舌。群治学社“以汉口《商务报》为机关报”后，“社事由刘尧 、查光佛、詹大悲、宛思演等主之。一方为文学上之鼓吹，一方于军事上积极运动布置”。[20]为了深入了解军界内幕和士兵的疾苦，使机关报的革命舆论更为有力，报社还邀请了许多群治学社的成员担任报社特约通讯员和访事（即记者）。于是，《商务报》经常披露清廷官场的黑幕和湖北军官欺压士兵的劣迹，在新军士兵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商务报》遂成为“鼓吹革命之中心。各同志受其熏陶者，无不益处淬励”，[21]“先后加入者摩踵相接，群治学社势力日见雄厚”，[22]社员几达600至1000人之间，并在第8镇及第21混成协的各标营队建立了严密的代表制。[23] 同年春，为保护路权事，刘复基带头惩治立宪派杨度，被汉口租界巡捕“带至英国巡捕房羁留了八小时，才得释放。《商务报》也因登载杨度新闻，被迫停刊”。[24]群治学社的成员大多数在军界，为了深入地接触军界，加强对群治学社的领导，发展革命力量，巩固革命组织，刘复基决定“投笔从戎”。他体质瘦弱，人称“文弱书生”，当时新军训练甚苦，有的同志担心他吃不消，劝他不要投军，他说：“吾为复兴祖国而奋斗，虽汤镬且不惧，遑恤苦为”，[25]毅然化名汝夔，投入41标3营左队当兵。入伍后，他利用操演功课之余，积极策划社务，教育士兵，使群治学社得以巩固和发展。 当孙中山、黄兴领导同盟会在南方发动起义的时候，长江中下游一带，尤其是两湖地区抗捐、抗暴、抢米等多种形式的反抗斗争不断发生。1910年4、5月间，长沙发生抢米风潮，湖南当局请湖北调兵镇压，群治学社误认为湖南已被湖南党人占领，准备“乘时举义”，决定“先由刘尧 、查光佛在41标发难”，[26]声援湖南。于是，一而派人往湖南联系，一面派人到川鄂边境联络会学党，同时命孙昌复等从汉口潜运炸弹入武昌，藏于黄申芗榻下。群治学社正在紧张地筹备时，得知湖南风潮平息，只好按兵不动。但此时风声已泄，清吏大肆捉拿革命党人，黄申芗等逃走，群治学社被迫停止活动。 鉴于群治学社已为官府注意，1910年9月18日（中秋节），刘复基“与蒋翊武、杨王鹏、蔡大辅、唐牺支、李保良等”，在武昌黄土坡酒馆开会，将群治学社改组为振武学社，推杨王鹏为社长，“以蛇山蕲春学社为机关”，秘密开展活动，“不与外间通声气”。[27]在学社组织内部，除了沿袭群治学社的一套组织原则以外，还规定“干部会议，非标代表不得参与，各营惟承代表之命，分途进行，但标代表有事，得指定营代表出席。以是之故，各营队进行极其秘密，至有不同营之社员相见，彼此不知同为社员，其慎重如此”。[28]作为学社领导成员的刘复基，除了“在士兵中进行活动，并吸收不少社员”加入学社外，[29]关于整个社务活动，还由他“主持其间，大小事务必咨而后行”。[30]在党人们的共同奋斗下，振武学社很快发展成为“大规模之组织”，社员近千名，遍布新军第8镇和第21混成协各标、营、队（只有防营、水师没有打进去）以及各武学堂，“卒成武汉首义之中坚”。[31]革命组织的发展，引起了清吏的注意，瑞 任两湖总督后，特别注意防范新军。41标1营左队队官革命党人潘康时被黎元洪撤职出营后，该标机关遂被接充队官施化龙侦破，黎大加搜查，学社主要领导人杨王鹏、李六如等相继被撤差、开革，清吏在军界中的戒备更趋森严，革命工作陷入困境。杨、李等离鄂后，刘复基与蒋翊武等继续主持社务，[32]巩固和保护了处于困境中的革命组织。 刘复基在群治学社和振武学社时期，把自己的全部身心扑在为推翻清朝统治而运动新军的工作上。在每次重大的革命活动中，他总是走在前面。他在武昌首义运动史上，第一次将秘密的革命团体（群治学社）与公开的舆论机关（《商务报》）巧妙地结合起来，使革命党人在运动新军，发展组织的艰苦斗争中，如虎添翼，这是群治学社取得较大成就的重要原因之一；当公开的舆论机关《商务报》被查封，活跃在军界中的群治学社已经比较壮大而急需加强领导的形势下，他毅然“投笔从戎”，潜入军队，表现了他的深谋远虑和机智果敢；他同革命党人适时地领导了将群治学社改组为振武学社的工作，参与创制了一整套秘密运动新军的组织原则，并成为振武学社的核心决策人之一。他在湖南运动会党时所锻炼出来的胆识和才智，在这里首次得到发挥，正如他的战友李六如所说：“刘复基是留日学生，有才智，自他入伍当兵后，军队中的革命运动更加发展”。[33]总之，群治学社和振武学社时期的刘复基，在鼓吹革命，运动新军，发展组织的革命活动中，已崭露头角，对于推进这两个具有承前启后重大意义的革命团体的发展壮大，起到了骨干和领导作用。 同时，刘复基在这一时期积累的革命斗争经验和初步建立起的威信，也为他在文学社时期得心应手地施展平生抱负作了准备。 5~ `t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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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文学社之重心 Q?:MW>>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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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0年冬，刘复基在武昌阅马厂集贤酒馆参与了改组振武学社为文学社的筹备会议。1911年1月30日，文学社在蛇山奥略楼正式成立，公推蒋翊武为社长，刘复基为评议部长，专负组织之责。 文学社成立之后，刘复基“日夜筹度，不遗余力”，[34]其在党人中的威信越来越高，“一日，刘复基至马队，裕昆介绍晤各同志，谈次，以各营实况倾吐无余，并言及今后进行方略，各同志均敬服”。[35]在党人的共同努力下，文学社发展很快，“一月之间，加入社员达四百余人”。[36] 正当文学社突飞猛进之时，广州“三·二九”起义失败，革命党人颇为灰心，清廷也似惊弓之鸟。各省疆吏如临大敌，密令官兵加强防范，尤其两湖，防范更严，武汉三镇一片恐怖。形势对文学社极为不利，每星期一次的例会已不能照常进行。对此，刘复基沉着、冷静，竭尽全力地开展工作。为不使社员失去联系，他冒险请假出营，“潜居武昌阅马厂一庙中，专事联络，策动进行”。[37]他每日轮流到各标营兵士中，询问情况，传递消息，“诸同志得以明了近日状况，精神愈奋，团结愈坚，力量日见充实。刘复基之努力，收获洵不小也”。[38]此外，刘复基还到新绅士阶层中做争取工作，凡“具有资望而非绝对反对革命者，尧 多往谒之。如议长汤化龙，即由李廉方介绍晤面”，[39]从而扩大了革命的阵线。 文学社成立不数月，“声势几达湖北各军，其发展之速初非意料所及”。[40]为推动革命运动向纵深发展，5月10日，文学社在黄土坡同兴酒楼召开代表会议。会议主席刘复基在报告社务发展的近况后提出，因“文学社范围扩大，有专设机关办公（的）必要”，[41]并请大家择定机关部地址。大会采纳了他的提议，“决议赁小朝街85号张廷辅寓楼上作总机关”。[42]会后，刘复基即正式离开军营，进驻小朝街总机关，专事文学社的组织领导工作。 文学社在军营之外设立总机关及其常务领导后，组织领导力量顿形增强，活动更为频繁。他们还以《大江报》为机关报，以秘密与公开相结合的方式，向新军士兵宣传“革命排满思想”。刘复基、蒋翊武等均为报纸撰文，[43] “凡军中有克扣军饷，不合舆情之处，无不尽情暴露。军中官长畏报如虎，恨报刺骨；而士兵同志乃信仰益深，志向益坚”。[44]6月，文学社还增设了阳夏（汉阳、汉口）支部。由于革命党人深入细致的宣传和组织，不及半载，文学社从成立时的800多人发展到3000多人，“竟将政府之军队，于不知不觉中，尽变为吾党之势力”。[45] 当文学社在军界中迅速发展的同时，湖北革命党人的另一个革命团体共进会也由发展会党而转入着重运动新军，于是两团体在军内出现争夺势力，相互磨擦，“几致决裂”的势头。[46]刘复基敏锐地察觉到这一危险的端倪。作为文学社的领导人，他没有囿于为本团体比力量，争地位的狭隘圈子，而是“高人一筹”，极力维护革命内部的团结和统一，力主两团体联合一致，团结起来共同反清。当时驻扎在坛角的辎重营代表李鹏升回忆说，刘复基“时常来营与我接洽，每每提及文学社与共进会，各分社、会，实属不妥。大家宗旨相同，何不联合一体，谋收实效。” [47]当马队发生取消所填共进会志愿书而转头加入文学社的事件后，刘复基当即赶到马队，告诫同志，“现在时局逐渐紧张，吾人正宜与共进会结合，黾勉同心，以厚革命势力，下次开会，可提出讨论，但勿与外人道也”。[48]这次事件先由共进会“谋士”陈孝芬与文学社干部章裕昆反复交涉，都无法解决，“后经刘尧 出面调停才止”。[49]刘复基在这两个革命组织中，都享有很高的威信，不仅文学社的问题要找他解决，而且共进会内部的矛盾也需他出面调停。据共进会员熊秉坤回忆，1911年4、5月间，他始任工八营总代表时，“同志中有名雷振声者，颇忌熊秉坤，时相龃龉，熊惧”，不敢放手工作，后经刘复基和共进会干部杨玉如出面调解，“熊始放胆领导”。[50]刘复基的巨大影响力无疑地帮助了他促成两团体联合的成功。 5月初旬，经刘复基等人多次联络，蒋翊武与孙武等同集孙武住宅，首商联合事宜。在主帅问题上，孙武与蒋翊武互不让步。蒋翊武认为文学社盛于共进会，“应以少数服从多数”，文学社“可以成为主体”。孙武认为共进会直属同盟会东京总部领导，“当然居于领导地位”，双方出现僵局。刘复基极力从中斡旋，他说：“今日之事，乃谋并力以摈清，非较势也”，并责备蒋翊武失言。首次会谈“虽未得到结果，却有继续商讨的可能”。[51] 5月中旬，刘复基、王守愚与共进会代表邓玉麟、杨玉如等在长湖龚霞初寓继续商谈联合事宜。共进会代表宣称孙武有巨款，可拨部分给文学社充补助费，条件是“改推孙武为领袖”。“文学社同人均反对”，刘复基则表示，“文学社决不受补助费，但孙武如有所计划，在可能范围内当竭诚接受”，并要求双方“彼此不得猜嫌，互肆破坏”。[52]双方闻后，皆称许此议。 6月1日，在文学社代表会议上，刘复基正式提议与共进会联合，“众赞成，当推刘为联络员”。[53]刘复基任联络员后，一方面在文学社内部做深入细致的疏导工作，一方面频繁地与共进会代表筹商联合之策。章裕昆称赞，“此实团结湖北革命力量之重要关键也”。[54] 7月，两派联合稍有头绪，“正筹商大举”之时，文学社机关报《大江报》被查封，主笔詹大悲、何海鸣先后被捕。“此案发生后，外间空气顿形紧张”，为了稳住革命营垒的阵脚，控制形势，“刘复基星驰各营报告情况，并嘱各同志慎重，谓：‘现时各标营本社同志已达五千余人，陆军中本学社同志亦不少，并有席正铭、雷洪为正副代表，惟辎重第八营驻督署及镇司令部，不便前往活动，余均树立本社势力，且与共进会联络，已获端倪，正筹商大举，为期或不远，本月例会鉴于外间空气，势将停开，望诸同志加倍慎重，勿泄露消息，静候时机之至。对非社员之态度，务宜温和，使感情融洽，万勿树敌，此于本社前途关系重大，各同志其特别注意焉！” [55]刘复基谋文学社之发展，促两团体之联合，可谓“谒智尽能”，全力以赴了。 文学社与共进会经刘复基、王守愚、陈孝芬、邓玉麟等多人数月奔走斡旋，反复磋商，终于统一了思想，在中部同盟会的推动下，于1911年9月实现了联合。在联合会上，刘复基说：“文学社和共进会的工作和命运，本来是分不开的。我们向来是合作的，不过从前的合作是消极的合作，今后要积极的合作。现在革命形势，已如箭在弦上，有不得不发之势。本人建议，我们到了与清朝政府短兵相接、你死我活的时候，应该把文学社、共进会名义暂时搁置不用，大家都以革命党人的身份，和清朝政府拼个死活，事成则卿，事败则烹，希望全体同志群策群力，铤险以赴，再不要存着门户之见，多所顾虑了”。[56]大会一致赞同刘复基的意见，取消原文学社、共进会的名称，共同成立湖北革命军总指挥部。推蒋翊武为湖北革命军总指挥，孙武为参谋长，设总指挥部于武昌小朝街85号原文学社总机关，设政治筹备处于汉口俄租界宝善里14号原共进会总机关，派居正、杨玉如赴沪购买武器并迎黄兴、宋教仁、谭人凤来鄂主持起义大计。文学社与共进会的大联合，预示着一场震惊中外的武昌首义即将来临。 文学社时期的刘复基，以专负组织之责的评议部长的身份进出于军营、学堂之中，往来于武汉三镇之间，纵横捭阖，“竭智尽能”，极大地推进了武昌首义的历史进程。他疏通了文学社内部因广州“三·二九”起义失败而导致的信息不畅的渠道；他驱散了因《大江报》案而压抑在文学社上空的紧张空气；他“察微知几”，不等文学社与共进会的矛盾加深，就创议二者联合一体，以壮革命实力。他是促成两团体联合的“斡旋最力者”。[57]如果说他在群治学社时期“投笔从戎”与同志共同努力，换来了群治学社特别是振武学社的“大规模之组织”的话，那么，此时期的“离开军营”及常驻文学社总机关办公，则同党人一起使文学社乃至整个湖北革命团体获得了更高层次的发展。他那“坚苦有远识”，[58] “沉着有谋略” [59]的形象和他于革命运动中屡建的奇功使他在革命阵营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从而赢得了“文学社的诸葛亮”、[60] “革命党中之一智囊” [61]的敬称，进而成为文学社的“举足左右，便有轻重”的人物，成为“文学社之重心”。[62]他的这一重要地位，加上他那“能去偏私，持大体” [63]的高尚品质，终于使他与同志一道，共同完成了共进会与文学社的联合。二者的成功联合是夺取武昌首义胜利的首要保证，它在辛亥革命运动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ej9[T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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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策划武昌首义的“实际主帅” (.?|T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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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学社同共进会实行联合，成立湖北革命军总指挥部的会上，刘复基被推为参议和常驻总指挥部的三名军事筹备员之首，负筹备起义的实际责任，“凡关于用兵方略，调查地形，及举义先后一切大计，皆公一手任之。” [64] 正当湖北革命党人共图大举之时，武汉形势急趋紧张，敌我双方处于“一触即发”的态势。9月中旬，鄂督瑞 据各处密报，得知新军各标营多受革命党人影响，决定将29标3营、41标1营、3营和马队8标3营分别调往郧阳、宜昌、岳州和襄阳等地，以分散革命力量，这也是清吏在湖北对付革命党人的惯用伎俩，在此之前，31标、32标也为镇压四川保路运动而先后调往四川。针对急骤变化的形势，9月20日，刘复基主持“召集各代表在小朝街机关部开会讨论应付之策”。他认为队伍他调，分散了起义的力量，“是巨大损失，亟须设法补救”，他要求党人“努力奋斗，以期突破此严重危局”，并且正确地分析了党人分散的得失，指出“一旦武昌起义，分驻各处同志，能迅即响应，其效更大”。[65]接着他调兵遣将，指定：出防宜昌的41标1营的唐牺支负责与调往四川的31、32标联络，“谋占宜昌”；出防襄阳的马队8标3营章裕昆、黄维汉负责与开往郧阳的29标3营联络，“届时响应”；留驻武昌的马队8标1、2营则由熊楚斌等3人负责。调遣完毕，刘“即派人往各处通告”。[66]代表会鉴于蒋翊武出防岳州，“势必随往”，必须择人代理蒋职。按章应由原文学社副社长王宪章代任，代表们“佥谓”，由于“目前事势急迫，请王宪章、刘复基二同志共任之。” [67]革命党人拥戴刘复基负起义领导之责的信赖心情由此“可见一斑”。 9月24日，革命党人在武昌胭脂巷11号胡祖舜家中召开秘密会议，参加会议的都是共进会和文学社的“重要分子”，“将近百人”。由于起义总指挥蒋翊武已随41标3营左队驻防岳州，会议由参谋长孙武主持。刘复基在会上报告了由他拟定的起义总行动计划。[68]计划明确地规定了各标、营革命党人起义时的指挥人员、攻击目标和行动路线。“各代表都兴奋地接受了这个计划”。革命党人在武昌首义胜利以后，无不感慨，认为这个计划是“最重要的决议”，“后来到八月十九日发动时，虽然消息隔绝，仍能一致动作，完成任务，就因为有了这个计划作为基础”。[69]难怪革命党人众口皆碑地称他是那个“运筹于惟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的“诸葛亮”。 湖北共进会负责人之一李春萱所撰《辛亥首义纪事本末》和共进会员胡祖舜所著《武昌开国实录》等均记载了这个计划的具体内容。[70]如果记载基本属实，那我们不能不为刘复基非凡的军事指挥才能所折服。因为在刘壮烈殉义的当天夜里爆发的武昌起义的主要进程，基本上是依照刘复基事先拟订的这个起义总行动计划进行的，并取得了胜利。这决不是历史的偶合，而是有其深刻的内在的必然因素，即两大阵营的阶级矛盾的不可调和性和湖北革命党人长期运动革命的成熟性以及革命领导人刘复基工作的深入性和有效性。从这里我们不难发现，刘复基与武昌首义的深厚的密切的关系，以及他在这一伟大革命运动中的份量。 秘密会议结束的当天下午，发生了南湖炮队事变。炮队党人霍殿臣、赵楚屏和孟发臣等为退伍同胞设宴饯行，由于酒酣耳热，猜拳敬酒之声达于户外，队官出面干涉，引起士兵公愤。于是双方拖炮弄枪，发生激烈冲突。孙武、邓玉麟在武昌巡道岭同兴学社机关，“闻之大惊”，先“欲避走”，后又“决计即晚发动”。[71]正在踌躇难决之时，“刘尧 赶到，大家请他解决这一问题”，[72]刘复基非常冷静，认为“时固易失，功亦难幸成，顾内部百无一备，岂能一蹴而就哉”。他分析，“瑞 懦怯，今日炮兵之变，必不敢乘，否则为破釜计，未为晚也”。于是决定“稍待之，俟居正手枪购到，黄、宋、谭来鄂，再急为之备，则一举可望成功”，并请大家“勿以小不忍而乱大谋”。[73]接着，他派孟发臣再去南湖探听虚实，“如果全部都已经动作起来，那么我们就应通知各营响应；如仅限于少数同志，即叫他们赶快换装逃避，以免影响全局”。[74]孟回到炮队，得知只有一棚人发生冲突，便立即叫霍殿臣等逃去。瑞 得报，果如刘复基所料，仅以士兵“酗酒滋事”开除几人军籍了事。一场不利于武昌首义大计的事变，就这样经刘复基轻轻数语给消弭了！ 八月十五中秋节（10月6日）为湖北、湖南同时发动的日期，湖北革命党人为这个盼望已久的革命时日“日无稍驰”地筹备一切。孙武等在汉口政治筹备处准备旗帜、印信、文告和炸弹。刘复基在武昌小朝街85号起义总指挥部紧张地部署调度，“派李擎甫同志往岳州请蒋翊武亲赴宜昌与唐牺支共商策应，并设法通知入川军队；派谢远达往襄阳通知黄维汉、章裕昆于武昌发难后，就原驻地响应”。[75]同时在留汉的党人中，“选徒手必死同志六十名，佩以手枪、炸弹，为发难时之先锋队”，[76]并将备置的炸弹分发各营，将地图和起义方略置于箧内，随时即用，等等。万事俱备，只等湖南和上海的消息，后因黄兴、宋教仁、谭人凤未按期莅鄂和湖南党筹备不及而延迟了举义日期。 10月9日晨，蒋翊武返汉，在小朝街85号起义总指挥部，刘复基将黄兴主张鄂军“须俟九月初（10月底）约十一省同时举事”，而武汉同志认为“过迟恐致误事”的情形告诉蒋，[77]蒋翊武同意黄兴的意见，主张推迟举事。刘复基认为事关重大，必须与各标营代表商量以后再定。刘即命人到步、马、工、辎、炮各营请代表们来商议。大家认为现在外面谣言大，风声紧，若延期，有束手就擒的危险，一致主张及时举义。蒋翊武到此时，“还主张谨慎”，刘复基“毅然反对，斥翊武为怕死”。[78]下午，当孙武装弹失慎爆炸，汉口机关被破的消息传来后，刘复基坚决主张“今夜起事”。[79]于是，蒋翊武以起义总指挥的名义，草拟了于当夜12时举事的命令。 当晚，刘复基同蒋翊武等6人临危不惧，坐镇小朝街总指挥部指挥起义。刘复基把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对同志则爱护备至，再三劝说意欲伴随守候于此的同志潘公复避开此危险之地，到比较安全的巡道岭学社待命，[80]并恳切地边送潘下楼边说：“孙武生死未卜，品三、树三送通知，危险甚虞，革命者固不怕牺牲，但可以避免的何必让敌人一网打尽”。[81]一个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战士的伟大、高尚的品德于斯可见。夜间10时许，小朝街起义总指挥部被清军警包围，刘复基“急令其他同志逃走”，[82]自己则迎敌投弹，遂被捕。当夜审时，他坚贞不屈，“自供革命不讳，大骂清官吏无耻”。次日，即1911年10月10日凌晨3时英勇就义于武昌湖广总督署前，临刑高呼“同胞速起，还我河山”等口号不止。[83]时年28岁。 10月9日的起义虽未打响，但革命运动业已成熟，起义部署已定，“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就在刘复基等三烈士就义的当天（10月10日）夜里，活着的革命党人打响了武昌首义的枪声，一举占领了武昌城，第三天，汉阳汉口传檄而定。武昌首义取得了胜利。 武昌首义前夕，刘复基被革命党人推上了策划武昌首义的重要领导岗位。他将武汉驻军纷纷外调，致使革命力量分散的消极因素转化为“就地策应”的有利条件；在起义军总指挥蒋翊武出防岳州后，他挑起了指挥全军筹备举事的重担；他轻而易举地消弭了孙武等领导人不胜处理的影响举义大计的南湖炮队事变；他有条不紊地部署了举行武昌首义的每一个军事环节；更重要的是他亲自拟订了确保武昌首义胜利的起义总行动计划和以惊人的胆略纠正了黄兴、蒋翊武等关于再次延迟起义日期；以“约十一省同时举事”的不切实际的错误决策，毅然决定“今夜起事”。这些历史事实，不但证明了刘复基的“智勇足备”、雄才大略和他在武昌首义革命运动中所建立的不朽功勋，而且还向我们显示了这样一个被纷繁的历史织成的薄纱所遮掩的历史真相——刘复基是策划武昌首义的“实际主帅”，尽管他没有这样一个名义，但客观作用已然。 注释： [1][44][50][60][76][80] 湖北省政协编：《辛亥首义回忆录》第1辑，湖北人民出版社1979年12月第2版，第11、52、28、16、24、119页。 [2][4][42][45] 张难先：《湖北革命知之录》，商务印书馆1946年版，第262、159、234页。 [3]熊十力：《烈士刘尧 传》，湖北省政协等编：《武昌起义档案资料选编》中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82年9月第1版，第315页。贺觉非编著：《辛亥武昌首义人物传》下册，中华书局1982年10第1版，第549页。 [5]《宋教仁日记》第1卷，陈旭麓主编：《宋教仁集》下册，中华书局1981年3月第1版，第497页。 [6][12][16][40][71][73]《辛亥首义回忆录》第4辑，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年3月第2版，第12、13、17、24、25页。 [7][8]参见章裕昆著：《文学社武昌首义纪实》，台北文海出版社1981年12月版，第75页。 [9]《湘江评论》第4号，“本会总记”，转引自湖南史学会编：《辛亥革命在湖南论文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4月第1版，第371—372页。 [10][59][61][62] 胡祖舜：《六十谈往》，武汉大学历史系中国近代史教研室编：《辛亥革命在湖北史料选辑》，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年9月第1版，第61、67页。 [11][43][78][79] 辛亥首义同志会主编：《辛亥首义史迹》，武汉日报印务部1946年刊本，第67、39、22、23页。 [13][15][17][22][35][38][48][52][53][54][55][65][66][67][75][77]《文学社武昌首义纪实》，第11、12、23—28、30—32页。 [14][30]《辛亥武昌首义人物传》下册，第550页。 [18] 李廉方：《辛亥武昌首义纪》卷上，湖北通志馆1947年刊本，第11页，该处还著录了何海鸣《文学社革命史读后感》所记关于刘复基参与秘密社务的一件史实：“宣统元年，有一晚下很大的雪，我与刘尧 及几位同社友到蛇山上去开秘密会议，地点是在阅马厂山上湖南旅鄂中学附近的树木内，山路泥泞，天气又冷，我只穿了一件破旧棉袍，一双开了狮子口的破棉鞋，一步一滑弄得一身都是泥，两脚全是雪水”。 [19][68][69][72][74]《辛亥首义回忆录》第2辑，湖北人民出版社1980年2月第2版，第134、139—142页。 [20] 查光佛：《武汉阳秋》，《辛亥革命在湖北史料选辑》，第541页。 [21][25][34][37][64]《湖北革命知之录》，第262—263页。汉口《商务报》在当时不仅影响于省内、国内，而且传播海外，如居正在《辛亥札记》中回忆：“犹记余在仰光得读汉口寄到之《商务报》，以为湖北有此一报馆，革命党必定有新组织”（《辛亥革命在湖北史料选辑》，第119页。） [23][32] 参见《辛亥首义回忆录》第3辑，第35—36页。 [24]《辛亥首义回忆录》第2辑，第135页；《武昌起义档案资料选编》中卷，第316页。 [26][27][31] 邹鲁著：《中国国民党史稿》，上海民智书局1929年初版，第798、799页。 [28][39][41]《辛亥武昌首义纪》卷上，第12、15页。 [29][33][49][56] 全国政协文史委编：《辛亥革命回忆录》第1集，文史资料出版社1961年10月第1版，第308、515、517页。 [36] 杨玉如著：《辛亥革命先著记》，科学出版社1958年1月第1版，第21页。 [46]《辛亥首义回忆录》第2辑，第137页。 [47] 同上书，第93页注[2]；参见《武昌起义档案资料选编》上卷，第52页。 [51]《辛亥首义回忆录》第4辑，第21—22页；《辛亥首义回忆录》第2辑，第136页。 [57]《辛亥首义回忆录》第1辑，第77页注[1]。 [58][63] 居正：《辛亥札记》，《辛亥革命在湖北史料选辑》，第142页。 [70] 参见《辛亥首义回忆录》第2辑，第140页；胡祖舜著：《武昌开国实录》，武昌文华印书馆1948年刊本，第23页。 [81][82][83]《辛亥武昌首义人物传》下册，第552页注[4]，第551、553页。 A]L$|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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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来到武汉之前的革命活动 ?.(mZ`.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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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复基的革命生涯始于1904年参与黄兴所谋之长沙起义，到1911年10月10日武昌首义凌晨殉义为止，计有8年历史，其中来到武汉专事反清革命活动仅为2年。为能更好地认识他在武昌首义革命运动中所做的工作及其作用，有必要了解其来到武汉之前的革命活动。 刘复基，字尧 ，也作瑶臣，湖南常德府武陵人，1883年出生于贫苦农民家庭。年既弱冠，“得黄梨洲顾亭林王船山诸先生遗书读之，富有种族思想。”[2]1903年肄业武陵县立德山高等小学，“课余常集同志演说满清败政，及满汉不两立关键”。1904年，黄兴、宋教仁等领导华兴会，联合湖南哥老会大头目马福益，策划在长沙等地起义。是时，刘复基已为湘西哥老会金凤山刑堂。“适（华兴会）宋教仁以联络会党至常德，刘（复基）一见即深相结纳”，[3]遂“与宋教仁负经营湘西之责”，[4]他以常德鸡鸭巷饭馆厨师的身份作掩护，协助宋教仁联络会党。同年10月底，宋教仁自桃源经常德，前往长沙。在常德五省栈，刘复基受宋教仁委托，“在常经营一切”。[5]起义事泄后，清吏大肆捕捉党人，黄兴、宋教仁等先后亡命日本，刘复基则匿于常德柳叶湖，得免于难。1905年春，刘复基参与马福益在洪江举兵起义的谋划。[6]4月，因事机不密，马福益被捕就义，刘复基遂亡命日本，8月在东京加入中国同盟会。[7]次年春，刘复基归国回湖南，途经武汉，晤刘静庵、张难先，加入日知会。回湖南后，与胡有华、覃振、杨熙绩等设《中西报》代办所于长沙府署后之五堆子，暗中运销《民报》，并“往返湘鄂间联络同志”，[8]成为同盟会湖南分会《民报》发行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同年夏，刘复基参与由同盟会湖南分会负责人禹之谟等组织的公葬陈天华、姚宏业于岳麓山，及鼓动学潮的革命活动。陈天华、姚宏业为国捐躯的悲烈壮举，极大地震动了长沙学生和各阶层群众，在同盟会党人的有力组织下，使得这次革命活动成为“惊天动地可纪的一桩事”，“湖南的士气在这个时候几如中狂发癫，激昂到了极点”。[9]刘复基在这次活动中进一步经受了锻炼。 禹之谟被捕后，刘复基也在“被究捕”之列，[10]遂走避常德，回常德后，即联络革命志士蒋翊武“奔走于沅、湘间，招纳会党”。他们“晓以复汉大义”，会党“皆感泣”，于是“得死士数百”，并在常德祗园寺设立了湘西革命机关，力图再举。[11]如果说刘复基前此的革命活动是在黄兴等著名党人领导下进行的，那么这次则是他同蒋翊武单独组织的革命活动。此次活动，表现了他不凡的组织才能，同时也为日后他同蒋翊武在运动武昌起义的革命斗争中进行成功的合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不久，常德祗园寺机关被清吏廖世英侦破，党人遭逮捕，刘复基偕蒋翊武走避上海。到沪后，协助同盟会员杨卓霖经办《竞业旬报》，“为《竞业旬报》撰述倡导汉族自主之义”的文章。[12]在沪期间，“他还介绍蒋翊武入同盟会”。[13]1907年，杨卓霖因谋刺两江总督端方而遭捕，《竞业旬报》被迫停刊。刘复基和蒋翊武只好潜回各自故里，暂避风声。 1908年冬，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接连死去，革命党人的反清革命斗争随之加紧。1909年春，刘复基与蒋翊武再赴上海，进行反清活动。是年秋，刘应兄刘星 之召，约蒋翊武同来武汉，襄办汉口《商务报》。 刘复基来到武汉之前，在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等资产阶级革命家的影响下，通过参加华兴会长沙起义、马福益洪江起义等革命斗争的摔打，由一个青年学生而成为一个积极响应反清革命斗争的会党骨干，继而成长为一个早期同盟会员，从而坚定地走上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道路；他运销《民报》，宣传反清革命和参加长沙公葬陈、姚的爱国活动，又从理论和实践上进一步得到提高和锻炼；此后，他与蒋翊武运动会党于湘西，撰文鼓吹民族主义于上海，这些都显露了他非凡的组织才能和与战友密切合作的能力。总之，刘复基来到武汉之前，已成为一个比较成熟的资产阶级革命者，为其后在“武昌革命”的历史舞台上出任重要角色，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tTP 2f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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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运动新军 崭露头角 EJ4 o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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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在武汉地区的革命活动，从1903年开始，虽屡经挫折，但斗志愈坚。许多革命志士潜伏在清政府的反革命武装湖北新军里，组织革命团体，发展革命势力，使大批士兵逐渐转变为清王朝统治的掘墓人。刘复基来到武汉以前，对革命党人在武汉运动新军的活动，已有所闻。 1909年秋，刘复基来到武汉，任《商务报》会计兼发行人，“即以报馆为鼓吹革命之地，军营作结纳同志之所”。[14]当时，新军中有个革命团体叫群治学社，是继科学补习所、日知会和军队同盟会之后而组织成立的。刘复基来到武汉不久，就得知军中有此革命团体，“亟欲参加，以贯彻其主张”，只是该组织极为缜密，“不易觅得途径”。[15]为了寻找这个组织，刘复基与詹大悲、蒋翊武等“闻驻天门、潜江之第41标兵士多革命者，乃以访员之名往联络之”。[16]在潜江张截港遇群治学社成员蔡大辅，接上头后，蔡大辅当即写信介绍他们回武昌找留守省垣主持群治学社中枢机构工作的负责人李六如。途中，蒋翊武在天门投入第41标当兵。刘复基、詹大悲持函返汉，找到李六如，加入了群治学社。从此，他们“过从日密，商讨革命运动甚详”，[17]“而秘密社务，尧 等亦不时参与”。[18]鉴于当时群治学社的“结合方法，多利用乡土关系”，“其组织并不完备，不过彼此接触，相互了解而已”；[19]又鉴于《商务报》的经费陷于困境，难于维持，为扩大革命的宣传，发展壮大革命组织，刘复基与李六如商量，决定用群治学社的部分存款作为《商务报》的基金，将《商务报》改组为群治学社的革命喉舌。群治学社“以汉口《商务报》为机关报”后，“社事由刘尧 、查光佛、詹大悲、宛思演等主之。一方为文学上之鼓吹，一方于军事上积极运动布置”。[20]为了深入了解军界内幕和士兵的疾苦，使机关报的革命舆论更为有力，报社还邀请了许多群治学社的成员担任报社特约通讯员和访事（即记者）。于是，《商务报》经常披露清廷官场的黑幕和湖北军官欺压士兵的劣迹，在新军士兵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商务报》遂成为“鼓吹革命之中心。各同志受其熏陶者，无不益处淬励”，[21]“先后加入者摩踵相接，群治学社势力日见雄厚”，[22]社员几达600至1000人之间，并在第8镇及第21混成协的各标营队建立了严密的代表制。[23] 同年春，为保护路权事，刘复基带头惩治立宪派杨度，被汉口租界巡捕“带至英国巡捕房羁留了八小时，才得释放。《商务报》也因登载杨度新闻，被迫停刊”。[24]群治学社的成员大多数在军界，为了深入地接触军界，加强对群治学社的领导，发展革命力量，巩固革命组织，刘复基决定“投笔从戎”。他体质瘦弱，人称“文弱书生”，当时新军训练甚苦，有的同志担心他吃不消，劝他不要投军，他说：“吾为复兴祖国而奋斗，虽汤镬且不惧，遑恤苦为”，[25]毅然化名汝夔，投入41标3营左队当兵。入伍后，他利用操演功课之余，积极策划社务，教育士兵，使群治学社得以巩固和发展。 当孙中山、黄兴领导同盟会在南方发动起义的时候，长江中下游一带，尤其是两湖地区抗捐、抗暴、抢米等多种形式的反抗斗争不断发生。1910年4、5月间，长沙发生抢米风潮，湖南当局请湖北调兵镇压，群治学社误认为湖南已被湖南党人占领，准备“乘时举义”，决定“先由刘尧 、查光佛在41标发难”，[26]声援湖南。于是，一而派人往湖南联系，一面派人到川鄂边境联络会学党，同时命孙昌复等从汉口潜运炸弹入武昌，藏于黄申芗榻下。群治学社正在紧张地筹备时，得知湖南风潮平息，只好按兵不动。但此时风声已泄，清吏大肆捉拿革命党人，黄申芗等逃走，群治学社被迫停止活动。 鉴于群治学社已为官府注意，1910年9月18日（中秋节），刘复基“与蒋翊武、杨王鹏、蔡大辅、唐牺支、李保良等”，在武昌黄土坡酒馆开会，将群治学社改组为振武学社，推杨王鹏为社长，“以蛇山蕲春学社为机关”，秘密开展活动，“不与外间通声气”。[27]在学社组织内部，除了沿袭群治学社的一套组织原则以外，还规定“干部会议，非标代表不得参与，各营惟承代表之命，分途进行，但标代表有事，得指定营代表出席。以是之故，各营队进行极其秘密，至有不同营之社员相见，彼此不知同为社员，其慎重如此”。[28]作为学社领导成员的刘复基，除了“在士兵中进行活动，并吸收不少社员”加入学社外，[29]关于整个社务活动，还由他“主持其间，大小事务必咨而后行”。[30]在党人们的共同奋斗下，振武学社很快发展成为“大规模之组织”，社员近千名，遍布新军第8镇和第21混成协各标、营、队（只有防营、水师没有打进去）以及各武学堂，“卒成武汉首义之中坚”。[31]革命组织的发展，引起了清吏的注意，瑞 任两湖总督后，特别注意防范新军。41标1营左队队官革命党人潘康时被黎元洪撤职出营后，该标机关遂被接充队官施化龙侦破，黎大加搜查，学社主要领导人杨王鹏、李六如等相继被撤差、开革，清吏在军界中的戒备更趋森严，革命工作陷入困境。杨、李等离鄂后，刘复基与蒋翊武等继续主持社务，[32]巩固和保护了处于困境中的革命组织。 刘复基在群治学社和振武学社时期，把自己的全部身心扑在为推翻清朝统治而运动新军的工作上。在每次重大的革命活动中，他总是走在前面。他在武昌首义运动史上，第一次将秘密的革命团体（群治学社）与公开的舆论机关（《商务报》）巧妙地结合起来，使革命党人在运动新军，发展组织的艰苦斗争中，如虎添翼，这是群治学社取得较大成就的重要原因之一；当公开的舆论机关《商务报》被查封，活跃在军界中的群治学社已经比较壮大而急需加强领导的形势下，他毅然“投笔从戎”，潜入军队，表现了他的深谋远虑和机智果敢；他同革命党人适时地领导了将群治学社改组为振武学社的工作，参与创制了一整套秘密运动新军的组织原则，并成为振武学社的核心决策人之一。他在湖南运动会党时所锻炼出来的胆识和才智，在这里首次得到发挥，正如他的战友李六如所说：“刘复基是留日学生，有才智，自他入伍当兵后，军队中的革命运动更加发展”。[33]总之，群治学社和振武学社时期的刘复基，在鼓吹革命，运动新军，发展组织的革命活动中，已崭露头角，对于推进这两个具有承前启后重大意义的革命团体的发展壮大，起到了骨干和领导作用。 同时，刘复基在这一时期积累的革命斗争经验和初步建立起的威信，也为他在文学社时期得心应手地施展平生抱负作了准备。 5~ `t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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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文学社之重心 Q?:MW>>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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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0年冬，刘复基在武昌阅马厂集贤酒馆参与了改组振武学社为文学社的筹备会议。1911年1月30日，文学社在蛇山奥略楼正式成立，公推蒋翊武为社长，刘复基为评议部长，专负组织之责。 文学社成立之后，刘复基“日夜筹度，不遗余力”，[34]其在党人中的威信越来越高，“一日，刘复基至马队，裕昆介绍晤各同志，谈次，以各营实况倾吐无余，并言及今后进行方略，各同志均敬服”。[35]在党人的共同努力下，文学社发展很快，“一月之间，加入社员达四百余人”。[36] 正当文学社突飞猛进之时，广州“三·二九”起义失败，革命党人颇为灰心，清廷也似惊弓之鸟。各省疆吏如临大敌，密令官兵加强防范，尤其两湖，防范更严，武汉三镇一片恐怖。形势对文学社极为不利，每星期一次的例会已不能照常进行。对此，刘复基沉着、冷静，竭尽全力地开展工作。为不使社员失去联系，他冒险请假出营，“潜居武昌阅马厂一庙中，专事联络，策动进行”。[37]他每日轮流到各标营兵士中，询问情况，传递消息，“诸同志得以明了近日状况，精神愈奋，团结愈坚，力量日见充实。刘复基之努力，收获洵不小也”。[38]此外，刘复基还到新绅士阶层中做争取工作，凡“具有资望而非绝对反对革命者，尧 多往谒之。如议长汤化龙，即由李廉方介绍晤面”，[39]从而扩大了革命的阵线。 文学社成立不数月，“声势几达湖北各军，其发展之速初非意料所及”。[40]为推动革命运动向纵深发展，5月10日，文学社在黄土坡同兴酒楼召开代表会议。会议主席刘复基在报告社务发展的近况后提出，因“文学社范围扩大，有专设机关办公（的）必要”，[41]并请大家择定机关部地址。大会采纳了他的提议，“决议赁小朝街85号张廷辅寓楼上作总机关”。[42]会后，刘复基即正式离开军营，进驻小朝街总机关，专事文学社的组织领导工作。 文学社在军营之外设立总机关及其常务领导后，组织领导力量顿形增强，活动更为频繁。他们还以《大江报》为机关报，以秘密与公开相结合的方式，向新军士兵宣传“革命排满思想”。刘复基、蒋翊武等均为报纸撰文，[43] “凡军中有克扣军饷，不合舆情之处，无不尽情暴露。军中官长畏报如虎，恨报刺骨；而士兵同志乃信仰益深，志向益坚”。[44]6月，文学社还增设了阳夏（汉阳、汉口）支部。由于革命党人深入细致的宣传和组织，不及半载，文学社从成立时的800多人发展到3000多人，“竟将政府之军队，于不知不觉中，尽变为吾党之势力”。[45] 当文学社在军界中迅速发展的同时，湖北革命党人的另一个革命团体共进会也由发展会党而转入着重运动新军，于是两团体在军内出现争夺势力，相互磨擦，“几致决裂”的势头。[46]刘复基敏锐地察觉到这一危险的端倪。作为文学社的领导人，他没有囿于为本团体比力量，争地位的狭隘圈子，而是“高人一筹”，极力维护革命内部的团结和统一，力主两团体联合一致，团结起来共同反清。当时驻扎在坛角的辎重营代表李鹏升回忆说，刘复基“时常来营与我接洽，每每提及文学社与共进会，各分社、会，实属不妥。大家宗旨相同，何不联合一体，谋收实效。” [47]当马队发生取消所填共进会志愿书而转头加入文学社的事件后，刘复基当即赶到马队，告诫同志，“现在时局逐渐紧张，吾人正宜与共进会结合，黾勉同心，以厚革命势力，下次开会，可提出讨论，但勿与外人道也”。[48]这次事件先由共进会“谋士”陈孝芬与文学社干部章裕昆反复交涉，都无法解决，“后经刘尧 出面调停才止”。[49]刘复基在这两个革命组织中，都享有很高的威信，不仅文学社的问题要找他解决，而且共进会内部的矛盾也需他出面调停。据共进会员熊秉坤回忆，1911年4、5月间，他始任工八营总代表时，“同志中有名雷振声者，颇忌熊秉坤，时相龃龉，熊惧”，不敢放手工作，后经刘复基和共进会干部杨玉如出面调解，“熊始放胆领导”。[50]刘复基的巨大影响力无疑地帮助了他促成两团体联合的成功。 5月初旬，经刘复基等人多次联络，蒋翊武与孙武等同集孙武住宅，首商联合事宜。在主帅问题上，孙武与蒋翊武互不让步。蒋翊武认为文学社盛于共进会，“应以少数服从多数”，文学社“可以成为主体”。孙武认为共进会直属同盟会东京总部领导，“当然居于领导地位”，双方出现僵局。刘复基极力从中斡旋，他说：“今日之事，乃谋并力以摈清，非较势也”，并责备蒋翊武失言。首次会谈“虽未得到结果，却有继续商讨的可能”。[51] 5月中旬，刘复基、王守愚与共进会代表邓玉麟、杨玉如等在长湖龚霞初寓继续商谈联合事宜。共进会代表宣称孙武有巨款，可拨部分给文学社充补助费，条件是“改推孙武为领袖”。“文学社同人均反对”，刘复基则表示，“文学社决不受补助费，但孙武如有所计划，在可能范围内当竭诚接受”，并要求双方“彼此不得猜嫌，互肆破坏”。[52]双方闻后，皆称许此议。 6月1日，在文学社代表会议上，刘复基正式提议与共进会联合，“众赞成，当推刘为联络员”。[53]刘复基任联络员后，一方面在文学社内部做深入细致的疏导工作，一方面频繁地与共进会代表筹商联合之策。章裕昆称赞，“此实团结湖北革命力量之重要关键也”。[54] 7月，两派联合稍有头绪，“正筹商大举”之时，文学社机关报《大江报》被查封，主笔詹大悲、何海鸣先后被捕。“此案发生后，外间空气顿形紧张”，为了稳住革命营垒的阵脚，控制形势，“刘复基星驰各营报告情况，并嘱各同志慎重，谓：‘现时各标营本社同志已达五千余人，陆军中本学社同志亦不少，并有席正铭、雷洪为正副代表，惟辎重第八营驻督署及镇司令部，不便前往活动，余均树立本社势力，且与共进会联络，已获端倪，正筹商大举，为期或不远，本月例会鉴于外间空气，势将停开，望诸同志加倍慎重，勿泄露消息，静候时机之至。对非社员之态度，务宜温和，使感情融洽，万勿树敌，此于本社前途关系重大，各同志其特别注意焉！” [55]刘复基谋文学社之发展，促两团体之联合，可谓“谒智尽能”，全力以赴了。 文学社与共进会经刘复基、王守愚、陈孝芬、邓玉麟等多人数月奔走斡旋，反复磋商，终于统一了思想，在中部同盟会的推动下，于1911年9月实现了联合。在联合会上，刘复基说：“文学社和共进会的工作和命运，本来是分不开的。我们向来是合作的，不过从前的合作是消极的合作，今后要积极的合作。现在革命形势，已如箭在弦上，有不得不发之势。本人建议，我们到了与清朝政府短兵相接、你死我活的时候，应该把文学社、共进会名义暂时搁置不用，大家都以革命党人的身份，和清朝政府拼个死活，事成则卿，事败则烹，希望全体同志群策群力，铤险以赴，再不要存着门户之见，多所顾虑了”。[56]大会一致赞同刘复基的意见，取消原文学社、共进会的名称，共同成立湖北革命军总指挥部。推蒋翊武为湖北革命军总指挥，孙武为参谋长，设总指挥部于武昌小朝街85号原文学社总机关，设政治筹备处于汉口俄租界宝善里14号原共进会总机关，派居正、杨玉如赴沪购买武器并迎黄兴、宋教仁、谭人凤来鄂主持起义大计。文学社与共进会的大联合，预示着一场震惊中外的武昌首义即将来临。 文学社时期的刘复基，以专负组织之责的评议部长的身份进出于军营、学堂之中，往来于武汉三镇之间，纵横捭阖，“竭智尽能”，极大地推进了武昌首义的历史进程。他疏通了文学社内部因广州“三·二九”起义失败而导致的信息不畅的渠道；他驱散了因《大江报》案而压抑在文学社上空的紧张空气；他“察微知几”，不等文学社与共进会的矛盾加深，就创议二者联合一体，以壮革命实力。他是促成两团体联合的“斡旋最力者”。[57]如果说他在群治学社时期“投笔从戎”与同志共同努力，换来了群治学社特别是振武学社的“大规模之组织”的话，那么，此时期的“离开军营”及常驻文学社总机关办公，则同党人一起使文学社乃至整个湖北革命团体获得了更高层次的发展。他那“坚苦有远识”，[58] “沉着有谋略” [59]的形象和他于革命运动中屡建的奇功使他在革命阵营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从而赢得了“文学社的诸葛亮”、[60] “革命党中之一智囊” [61]的敬称，进而成为文学社的“举足左右，便有轻重”的人物，成为“文学社之重心”。[62]他的这一重要地位，加上他那“能去偏私，持大体” [63]的高尚品质，终于使他与同志一道，共同完成了共进会与文学社的联合。二者的成功联合是夺取武昌首义胜利的首要保证，它在辛亥革命运动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ej9[T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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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策划武昌首义的“实际主帅” (.?|T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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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学社同共进会实行联合，成立湖北革命军总指挥部的会上，刘复基被推为参议和常驻总指挥部的三名军事筹备员之首，负筹备起义的实际责任，“凡关于用兵方略，调查地形，及举义先后一切大计，皆公一手任之。” [64] 正当湖北革命党人共图大举之时，武汉形势急趋紧张，敌我双方处于“一触即发”的态势。9月中旬，鄂督瑞 据各处密报，得知新军各标营多受革命党人影响，决定将29标3营、41标1营、3营和马队8标3营分别调往郧阳、宜昌、岳州和襄阳等地，以分散革命力量，这也是清吏在湖北对付革命党人的惯用伎俩，在此之前，31标、32标也为镇压四川保路运动而先后调往四川。针对急骤变化的形势，9月20日，刘复基主持“召集各代表在小朝街机关部开会讨论应付之策”。他认为队伍他调，分散了起义的力量，“是巨大损失，亟须设法补救”，他要求党人“努力奋斗，以期突破此严重危局”，并且正确地分析了党人分散的得失，指出“一旦武昌起义，分驻各处同志，能迅即响应，其效更大”。[65]接着他调兵遣将，指定：出防宜昌的41标1营的唐牺支负责与调往四川的31、32标联络，“谋占宜昌”；出防襄阳的马队8标3营章裕昆、黄维汉负责与开往郧阳的29标3营联络，“届时响应”；留驻武昌的马队8标1、2营则由熊楚斌等3人负责。调遣完毕，刘“即派人往各处通告”。[66]代表会鉴于蒋翊武出防岳州，“势必随往”，必须择人代理蒋职。按章应由原文学社副社长王宪章代任，代表们“佥谓”，由于“目前事势急迫，请王宪章、刘复基二同志共任之。” [67]革命党人拥戴刘复基负起义领导之责的信赖心情由此“可见一斑”。 9月24日，革命党人在武昌胭脂巷11号胡祖舜家中召开秘密会议，参加会议的都是共进会和文学社的“重要分子”，“将近百人”。由于起义总指挥蒋翊武已随41标3营左队驻防岳州，会议由参谋长孙武主持。刘复基在会上报告了由他拟定的起义总行动计划。[68]计划明确地规定了各标、营革命党人起义时的指挥人员、攻击目标和行动路线。“各代表都兴奋地接受了这个计划”。革命党人在武昌首义胜利以后，无不感慨，认为这个计划是“最重要的决议”，“后来到八月十九日发动时，虽然消息隔绝，仍能一致动作，完成任务，就因为有了这个计划作为基础”。[69]难怪革命党人众口皆碑地称他是那个“运筹于惟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的“诸葛亮”。 湖北共进会负责人之一李春萱所撰《辛亥首义纪事本末》和共进会员胡祖舜所著《武昌开国实录》等均记载了这个计划的具体内容。[70]如果记载基本属实，那我们不能不为刘复基非凡的军事指挥才能所折服。因为在刘壮烈殉义的当天夜里爆发的武昌起义的主要进程，基本上是依照刘复基事先拟订的这个起义总行动计划进行的，并取得了胜利。这决不是历史的偶合，而是有其深刻的内在的必然因素，即两大阵营的阶级矛盾的不可调和性和湖北革命党人长期运动革命的成熟性以及革命领导人刘复基工作的深入性和有效性。从这里我们不难发现，刘复基与武昌首义的深厚的密切的关系，以及他在这一伟大革命运动中的份量。 秘密会议结束的当天下午，发生了南湖炮队事变。炮队党人霍殿臣、赵楚屏和孟发臣等为退伍同胞设宴饯行，由于酒酣耳热，猜拳敬酒之声达于户外，队官出面干涉，引起士兵公愤。于是双方拖炮弄枪，发生激烈冲突。孙武、邓玉麟在武昌巡道岭同兴学社机关，“闻之大惊”，先“欲避走”，后又“决计即晚发动”。[71]正在踌躇难决之时，“刘尧 赶到，大家请他解决这一问题”，[72]刘复基非常冷静，认为“时固易失，功亦难幸成，顾内部百无一备，岂能一蹴而就哉”。他分析，“瑞 懦怯，今日炮兵之变，必不敢乘，否则为破釜计，未为晚也”。于是决定“稍待之，俟居正手枪购到，黄、宋、谭来鄂，再急为之备，则一举可望成功”，并请大家“勿以小不忍而乱大谋”。[73]接着，他派孟发臣再去南湖探听虚实，“如果全部都已经动作起来，那么我们就应通知各营响应；如仅限于少数同志，即叫他们赶快换装逃避，以免影响全局”。[74]孟回到炮队，得知只有一棚人发生冲突，便立即叫霍殿臣等逃去。瑞 得报，果如刘复基所料，仅以士兵“酗酒滋事”开除几人军籍了事。一场不利于武昌首义大计的事变，就这样经刘复基轻轻数语给消弭了！ 八月十五中秋节（10月6日）为湖北、湖南同时发动的日期，湖北革命党人为这个盼望已久的革命时日“日无稍驰”地筹备一切。孙武等在汉口政治筹备处准备旗帜、印信、文告和炸弹。刘复基在武昌小朝街85号起义总指挥部紧张地部署调度，“派李擎甫同志往岳州请蒋翊武亲赴宜昌与唐牺支共商策应，并设法通知入川军队；派谢远达往襄阳通知黄维汉、章裕昆于武昌发难后，就原驻地响应”。[75]同时在留汉的党人中，“选徒手必死同志六十名，佩以手枪、炸弹，为发难时之先锋队”，[76]并将备置的炸弹分发各营，将地图和起义方略置于箧内，随时即用，等等。万事俱备，只等湖南和上海的消息，后因黄兴、宋教仁、谭人凤未按期莅鄂和湖南党筹备不及而延迟了举义日期。 10月9日晨，蒋翊武返汉，在小朝街85号起义总指挥部，刘复基将黄兴主张鄂军“须俟九月初（10月底）约十一省同时举事”，而武汉同志认为“过迟恐致误事”的情形告诉蒋，[77]蒋翊武同意黄兴的意见，主张推迟举事。刘复基认为事关重大，必须与各标营代表商量以后再定。刘即命人到步、马、工、辎、炮各营请代表们来商议。大家认为现在外面谣言大，风声紧，若延期，有束手就擒的危险，一致主张及时举义。蒋翊武到此时，“还主张谨慎”，刘复基“毅然反对，斥翊武为怕死”。[78]下午，当孙武装弹失慎爆炸，汉口机关被破的消息传来后，刘复基坚决主张“今夜起事”。[79]于是，蒋翊武以起义总指挥的名义，草拟了于当夜12时举事的命令。 当晚，刘复基同蒋翊武等6人临危不惧，坐镇小朝街总指挥部指挥起义。刘复基把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对同志则爱护备至，再三劝说意欲伴随守候于此的同志潘公复避开此危险之地，到比较安全的巡道岭学社待命，[80]并恳切地边送潘下楼边说：“孙武生死未卜，品三、树三送通知，危险甚虞，革命者固不怕牺牲，但可以避免的何必让敌人一网打尽”。[81]一个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战士的伟大、高尚的品德于斯可见。夜间10时许，小朝街起义总指挥部被清军警包围，刘复基“急令其他同志逃走”，[82]自己则迎敌投弹，遂被捕。当夜审时，他坚贞不屈，“自供革命不讳，大骂清官吏无耻”。次日，即1911年10月10日凌晨3时英勇就义于武昌湖广总督署前，临刑高呼“同胞速起，还我河山”等口号不止。[83]时年28岁。 10月9日的起义虽未打响，但革命运动业已成熟，起义部署已定，“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就在刘复基等三烈士就义的当天（10月10日）夜里，活着的革命党人打响了武昌首义的枪声，一举占领了武昌城，第三天，汉阳汉口传檄而定。武昌首义取得了胜利。 武昌首义前夕，刘复基被革命党人推上了策划武昌首义的重要领导岗位。他将武汉驻军纷纷外调，致使革命力量分散的消极因素转化为“就地策应”的有利条件；在起义军总指挥蒋翊武出防岳州后，他挑起了指挥全军筹备举事的重担；他轻而易举地消弭了孙武等领导人不胜处理的影响举义大计的南湖炮队事变；他有条不紊地部署了举行武昌首义的每一个军事环节；更重要的是他亲自拟订了确保武昌首义胜利的起义总行动计划和以惊人的胆略纠正了黄兴、蒋翊武等关于再次延迟起义日期；以“约十一省同时举事”的不切实际的错误决策，毅然决定“今夜起事”。这些历史事实，不但证明了刘复基的“智勇足备”、雄才大略和他在武昌首义革命运动中所建立的不朽功勋，而且还向我们显示了这样一个被纷繁的历史织成的薄纱所遮掩的历史真相——刘复基是策划武昌首义的“实际主帅”，尽管他没有这样一个名义，但客观作用已然。 注释： [1][44][50][60][76][80] 湖北省政协编：《辛亥首义回忆录》第1辑，湖北人民出版社1979年12月第2版，第11、52、28、16、24、119页。 [2][4][42][45] 张难先：《湖北革命知之录》，商务印书馆1946年版，第262、159、234页。 [3]熊十力：《烈士刘尧 传》，湖北省政协等编：《武昌起义档案资料选编》中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82年9月第1版，第315页。贺觉非编著：《辛亥武昌首义人物传》下册，中华书局1982年10第1版，第549页。 [5]《宋教仁日记》第1卷，陈旭麓主编：《宋教仁集》下册，中华书局1981年3月第1版，第497页。 [6][12][16][40][71][73]《辛亥首义回忆录》第4辑，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年3月第2版，第12、13、17、24、25页。 [7][8]参见章裕昆著：《文学社武昌首义纪实》，台北文海出版社1981年12月版，第75页。 [9]《湘江评论》第4号，“本会总记”，转引自湖南史学会编：《辛亥革命在湖南论文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4月第1版，第371—372页。 [10][59][61][62] 胡祖舜：《六十谈往》，武汉大学历史系中国近代史教研室编：《辛亥革命在湖北史料选辑》，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年9月第1版，第61、67页。 [11][43][78][79] 辛亥首义同志会主编：《辛亥首义史迹》，武汉日报印务部1946年刊本，第67、39、22、23页。 [13][15][17][22][35][38][48][52][53][54][55][65][66][67][75][77]《文学社武昌首义纪实》，第11、12、23—28、30—32页。 [14][30]《辛亥武昌首义人物传》下册，第550页。 [18] 李廉方：《辛亥武昌首义纪》卷上，湖北通志馆1947年刊本，第11页，该处还著录了何海鸣《文学社革命史读后感》所记关于刘复基参与秘密社务的一件史实：“宣统元年，有一晚下很大的雪，我与刘尧 及几位同社友到蛇山上去开秘密会议，地点是在阅马厂山上湖南旅鄂中学附近的树木内，山路泥泞，天气又冷，我只穿了一件破旧棉袍，一双开了狮子口的破棉鞋，一步一滑弄得一身都是泥，两脚全是雪水”。 [19][68][69][72][74]《辛亥首义回忆录》第2辑，湖北人民出版社1980年2月第2版，第134、139—142页。 [20] 查光佛：《武汉阳秋》，《辛亥革命在湖北史料选辑》，第541页。 [21][25][34][37][64]《湖北革命知之录》，第262—263页。汉口《商务报》在当时不仅影响于省内、国内，而且传播海外，如居正在《辛亥札记》中回忆：“犹记余在仰光得读汉口寄到之《商务报》，以为湖北有此一报馆，革命党必定有新组织”（《辛亥革命在湖北史料选辑》，第119页。） [23][32] 参见《辛亥首义回忆录》第3辑，第35—36页。 [24]《辛亥首义回忆录》第2辑，第135页；《武昌起义档案资料选编》中卷，第316页。 [26][27][31] 邹鲁著：《中国国民党史稿》，上海民智书局1929年初版，第798、799页。 [28][39][41]《辛亥武昌首义纪》卷上，第12、15页。 [29][33][49][56] 全国政协文史委编：《辛亥革命回忆录》第1集，文史资料出版社1961年10月第1版，第308、515、517页。 [36] 杨玉如著：《辛亥革命先著记》，科学出版社1958年1月第1版，第21页。 [46]《辛亥首义回忆录》第2辑，第137页。 [47] 同上书，第93页注[2]；参见《武昌起义档案资料选编》上卷，第52页。 [51]《辛亥首义回忆录》第4辑，第21—22页；《辛亥首义回忆录》第2辑，第136页。 [57]《辛亥首义回忆录》第1辑，第77页注[1]。 [58][63] 居正：《辛亥札记》，《辛亥革命在湖北史料选辑》，第142页。 [70] 参见《辛亥首义回忆录》第2辑，第140页；胡祖舜著：《武昌开国实录》，武昌文华印书馆1948年刊本，第23页。 [81][82][83]《辛亥武昌首义人物传》下册，第552页注[4]，第551、553页。 A]L$|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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