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故友金山和孙维世
发布时间：2010-10-11 17:3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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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pqps5
1955年末，我从天津市调到北京中国戏剧家协会书记处，主要是管《戏剧报》的编辑审稿工作。
1956年，中国青年艺术剧院上演了一出新的话剧《同甘共苦》，是岳野的新作，由孙维世导演，舒强、于蓝、刘燕瑾主演，受到观众的欢迎，《戏剧报》上也曾发表过称赞的文章。工作所系，当然我也去观看了。我这个人有个“毛病”：大家说好的，我总想去挑点毛病；别人批评的，我反而要找出些好处来。
剧本故事情节并不复杂：抗日战争期间，一个年轻人告别新婚的妻子参了军，从此杳无音讯。他的妻子也参加了抗日后勤工作，成了妇女积极分子。男青年又在抗日队伍中认识了一位知识分子女干部，而且结婚生子了。这种情况在那个年代是相当普遍的，这是战争环境所造成的，也无可非议。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三人相逢了。难得三人都是好人，识大体顾大局。可当时新中国成立不久，正在宣传一夫一妻的新婚姻法。于是我心里提出了问号：这样的戏不是违背婚姻法吗？而且那位高级干部同时应付两个妻子，使我感到不可思议。最后我得出自己的结论：这个戏的主题思想不健康。于是我提笔写了一篇剧评文章，说该戏违背婚姻法，还给老干部脸上抹黑。总之是一棍子打下去了。文章刊登后引起圈内人士的吃惊。不几天就由剧协艺委会召集了有关《同甘共苦》座谈会。在会上还真有争论，开始时都还心平气和的，轮到孙维世发言时她声色俱厉地指着我说：你不就是掌握舆论工具吗？怎么就这样胡言乱语给人扣帽子？新生事物出来不容易，你一棍子就想打死呀，你是什么评论家，一窍不通！当时我都懵了：没想到会这样。我的个性也倔，见她如此，便回了一句：你是了不起的大专家，批评不得吗？座谈会变成吵架了……本来我和孙维世认识很久了，相处得也不错，这一下成了“仇人”似的，见了面都不说话不理睬。我的心里也很不是滋味，怎会这样呢？不就是一篇剧评吗？
不久，周恩来总理办公室忽然给我打电话，叫我吃午饭时去西花厅。我去了，到西花厅一看，维世已经坐在那里和她的邓妈妈亲热交谈着，我一见这情景不知所措，也就坐下来。过不一会儿就开饭了，公务员提来两个饭盒放在桌上。邓大姐和周总理的饭菜从来就很简单，倒是给我和维世的那两份又多又好。这时周总理进来了，维世是干女儿，很亲热地叫爸爸。总理很客气地先和我握握手，便让我们吃饭，也没说什么话。饭吃完了坐在沙发上，总理笑着说道：我听说你们两个人当着不少人的面打起来了？维世笑着不说话，我倒是吃惊地看着他们，说：没有呀，怎么可能打起来呢？不过是对一个戏有不同看法而已。总理哈哈笑起来：我的情报又准又快，真的没打？维世说：打了，不过是嘴仗。邓大姐这时才发话：你们都是老党员了，不会各自多做自我批评吗？都认为自己全对了？她说话时表情很严肃，但很平和，没有责备我们的意思。我觉得很难向维世道歉，这件事好像就过去了。我和维世也和过去一样了。就在这时候，戏剧圈忽然刮起一阵风，既批评《同甘共苦》，又批评别的有创意的剧本和演出。这时我才真正感觉到我的无知。我的文章居然引来了一股“极左”风——应该说这股风从来就有，是我的无知不觉中起了推波助澜的坏作用。我想做个自我批评也无济于事了。到了反右派时，这些作家们都被批判成为右派分子，这时我才知道自己犯了大错，但根本无能为力去挽回什么了。这件事成了我数十年来的一块心病。我一直感到对不起维世和岳野，当时确是出于无知，但也不能原谅。
1956年，中国青年艺术剧院上演了一出新的话剧《同甘共苦》，是岳野的新作，由孙维世导演，舒强、于蓝、刘燕瑾主演，受到观众的欢迎，《戏剧报》上也曾发表过称赞的文章。工作所系，当然我也去观看了。我这个人有个“毛病”：大家说好的，我总想去挑点毛病；别人批评的，我反而要找出些好处来。
剧本故事情节并不复杂：抗日战争期间，一个年轻人告别新婚的妻子参了军，从此杳无音讯。他的妻子也参加了抗日后勤工作，成了妇女积极分子。男青年又在抗日队伍中认识了一位知识分子女干部，而且结婚生子了。这种情况在那个年代是相当普遍的，这是战争环境所造成的，也无可非议。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三人相逢了。难得三人都是好人，识大体顾大局。可当时新中国成立不久，正在宣传一夫一妻的新婚姻法。于是我心里提出了问号：这样的戏不是违背婚姻法吗？而且那位高级干部同时应付两个妻子，使我感到不可思议。最后我得出自己的结论：这个戏的主题思想不健康。于是我提笔写了一篇剧评文章，说该戏违背婚姻法，还给老干部脸上抹黑。总之是一棍子打下去了。文章刊登后引起圈内人士的吃惊。不几天就由剧协艺委会召集了有关《同甘共苦》座谈会。在会上还真有争论，开始时都还心平气和的，轮到孙维世发言时她声色俱厉地指着我说：你不就是掌握舆论工具吗？怎么就这样胡言乱语给人扣帽子？新生事物出来不容易，你一棍子就想打死呀，你是什么评论家，一窍不通！当时我都懵了：没想到会这样。我的个性也倔，见她如此，便回了一句：你是了不起的大专家，批评不得吗？座谈会变成吵架了……本来我和孙维世认识很久了，相处得也不错，这一下成了“仇人”似的，见了面都不说话不理睬。我的心里也很不是滋味，怎会这样呢？不就是一篇剧评吗？
不久，周恩来总理办公室忽然给我打电话，叫我吃午饭时去西花厅。我去了，到西花厅一看，维世已经坐在那里和她的邓妈妈亲热交谈着，我一见这情景不知所措，也就坐下来。过不一会儿就开饭了，公务员提来两个饭盒放在桌上。邓大姐和周总理的饭菜从来就很简单，倒是给我和维世的那两份又多又好。这时周总理进来了，维世是干女儿，很亲热地叫爸爸。总理很客气地先和我握握手，便让我们吃饭，也没说什么话。饭吃完了坐在沙发上，总理笑着说道：我听说你们两个人当着不少人的面打起来了？维世笑着不说话，我倒是吃惊地看着他们，说：没有呀，怎么可能打起来呢？不过是对一个戏有不同看法而已。总理哈哈笑起来：我的情报又准又快，真的没打？维世说：打了，不过是嘴仗。邓大姐这时才发话：你们都是老党员了，不会各自多做自我批评吗？都认为自己全对了？她说话时表情很严肃，但很平和，没有责备我们的意思。我觉得很难向维世道歉，这件事好像就过去了。我和维世也和过去一样了。就在这时候，戏剧圈忽然刮起一阵风，既批评《同甘共苦》，又批评别的有创意的剧本和演出。这时我才真正感觉到我的无知。我的文章居然引来了一股“极左”风——应该说这股风从来就有，是我的无知不觉中起了推波助澜的坏作用。我想做个自我批评也无济于事了。到了反右派时，这些作家们都被批判成为右派分子，这时我才知道自己犯了大错，但根本无能为力去挽回什么了。这件事成了我数十年来的一块心病。我一直感到对不起维世和岳野，当时确是出于无知，但也不能原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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