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7届苏中校友双庆大聚会有感

　　汪安璞

　　47届苏中校友双庆大聚会有感

　　这次，我们校友从四面八方来到苏州，会聚于母校，正值苏州中学诞生80周年，47届校友毕业60周年之时，另有一番特殊的意义。当然，首先要感谢热心于联谊的徐永春、袁龙年等同志，他们不辞辛劳，创造条件，才使我们能有这样的团圆机会。

　　我们自走出“智德之门”，分手离别，各奔东西，各人都经历了60多年的风风雨雨，走过了人生最艰难，也是最有意义的一段历程。如今都到了耄耋之年，千里迢迢而又能会集于母校的怀抱，真有说不出的惊喜和激动!因为这表明：我们每人无论从事业的重担中，生活的磨练里，还有身体健康的考验上，都获得了胜票。值得庆贺、祝福!我们互忆旧情、那种和谐、纯真的友情，又勾起了往昔美好的旧事回忆。

　　“饮水思源，缘木思本。”

　　提起苏州中学，我总有一种特殊的感受——这种缠绵不去的情结，其中包含着亲情与友情。

　　苏州中学是我的伯父汪懋祖于1927年，将江苏省第一师范学校(省立一师)、省立二中和工专的高中部、补学课等，三校合并、重建而成的。他是苏中第一任校长。由此，在姑苏诞生了“苏州中学”这样一所新型的中等学校。

　　汪懋祖早年有“教育救国”的理想。1916年赴美国留学，师从美国著名教育家杜威，获哥伦比亚大学院硕士学位，后任哈佛大学研究员。他发展了杜威的教育理论，提出“教育原于生活，而改造生活”。1920年回国后，他一心想办一所学校，作为教育实验的基地。1927年，他毅然辞去北师大教职，返回家乡——苏州，创建苏州中学。时年37岁。他主张中等教育要在打好学生基础知识的同时，培育社会实践的经验，提高独立思考的能力，以培养出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人才。使他们踏入社会后，具有较强独立工作能力的优秀人物。为此，他延聘国内许多专家、名师，来苏中任教。并结合我国国情改革旧教育体制、改变课程设置、改进教学方法、提高教学质量、创办校刊、自编教材，还提出因材施教、实行学分制等，一系列的教学改革方案，使这所新生的学校焕然一新。短短三年，就出成果，出人才，声誉蜚然，响遍全国，成为我国中等教育中的模范学校。抗战胜利后，汪懋祖从昆明重返故乡，由于常年操劳过度，患严重胃溃疡，这段时期在家写书、休养。记得那时苏中老师也常有去拜访他的，如周矦于老师来访时，他还关切地问起苏中的一些情况。(有关这时的生活情况，本人写《馨心忆“懋庄”》一文，刊于《苏州杂志》2005年第1期)。

　　另外， 1913年吴县县立中学，即草桥中学，后为苏中初中部(又改名为省立第二中学，今为苏州市一中)校长汪家玉(鼎丞)也是我们的堂伯父。他任职时，盖了一幢两层的小楼，作图书馆用，取名为“鼎丞图书馆”。楼前还立有一块塔状的纪念碑，上面刻有碑文。此校后来改为苏州中学初中部(现市一中)。记得上世纪40年代我上学时，楼上是夏蕴文老师的宿舍。汪家玉爱好昆曲，是苏州昆曲的创始人之一。他在办中学之余，还办了昆曲研习所，培养了不少弟子，与昆山的昆曲社团常有交往。

　　再说，我们汪家与苏中的情分是几代缠联，前后有三十多年。我的父亲汪定奕是苏州中学的语文老教师。从伯父汪懋祖第一任校长聘职起，一直到1952年调任铁路中学，前后在苏中任职21年之久。我的另一个伯父汪立人1949年后，在苏中事务处工作到退休。我自己在苏中毕业后，于1949年到1952年也在母校校长室与周矦于老师一起工作了一段时间。那时校长是顾锺华，后来是张式之，经常和教师们一起开会，既是同事，又是个“实习生”。那时要政治学习，我和老师们坐在一起讨论，总感很拘束。夏蕴文、周矦于老师学马列主义都很积极，会上发言，很有深度，睿智灼见，让我学到了许多在课堂没有的东西。这些言传身教，为我后来的为人处世、事业进取，得益匪浅。

　　我的兄弟姐妹中，先后有七人都是从“智德之门”走出来的。我姐姐和两个妹妹都毕业于苏中。早在1933年我的两个堂哥(堂弟汪鋆的二哥和三哥)，他们从上海来苏中(草桥)学习。那时，我入苏中旁边的实验小学读书。记得他们在星期天常来我家，穿着一身褐黄色的童子军装，戴着橄榄帽，围着蓝白拼合的围巾，胸前挂着绳束，脚穿黑色皮鞋，神采奕奕，英勇高大的气魄，令我惊叹不已!我还常去苏中操场看童子军的操练，在队首军旗手和军乐队的带引下，教官一声口令，童子军个个精神饱满，肩扛长棍，齐步行进;真是威风烈烈，浩浩荡荡，一派豪气，使我又惊又慕。每当这时，我总是想汪鋆的两个哥哥，也一定会在队伍里，就目不转睛地，一排排仔细搜寻，可是总找不到，带着无限失落的心情而归!

　　时光流逝，1942年我进了日伪时期的苏初中，和朱鹤孙促膝并桌而坐，经常讨论课题作业，有时还到他家去做作业，彼此坦诚切磋，成了我最要好的挚友之一。那时建立了童子军，上军训课，教官很严厉，动不动就训斥、处罚，我们都很畏惧他。先前那种想当童子军的奢望，一下子变成了憎恶。初中毕业后，我考入省教育学院附师，不得不和他分手，依恋之情，仍未淡忘。可能是命中有缘，1945年抗战胜利了，苏中复校。我两在苏高中，还有多年同窗的好友汪毓和等，又能旧情重温，真是喜出望外。堂弟汪鋆过去我们从未相见过，也从上海转学，都来到苏中。“母校”!她真象母亲般地把我们的亲情、友情融合在一起，愈显得更为亲切、珍贵。丙班班长钱拙、顾杏元，还有活跃分子袁龙年、徐伯年、周家乐、吴文虬、薛元章等骨干;他们给丙班，增添了活力和欢愉的气氛。这期间，教课的老师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有夏蕴文和濮玄因老师，他们都是汪懋祖创办苏中时，邀请来的，已有20年了。记得高三时增设了《国学概论》，由夏老师讲授。他自编讲义，把我国的传统文化，按朝代系统阐述。经、史、子、集，诗、赋、曲、词……内容周全，简洁扼要;学期结束，整整有两大本。读后，使我们对古代的经典文化，有了全面的了解，使我们对古代文史材料的阅读能力，打下了很好的基础。濮玄因老师教我们化学，说理清晰、生动，且带有启发性，听后兴趣盈然，久久不忘。还有钱绍隆教地理。他上课不带教本，也不发讲义;当堂口述，头头是道。更使我敬佩的是，有些描述地理形势的诗句或名人绝句，他也能淘淘不绝地背出来。我们就忙着不停地笔记下来，不敢稍闲，每堂课都必须精神高度集中，疾书不辍，紧张不堪。但我对他这种教学方法，可敬可佩。苏中老师教诲了我，同学们温暖了我，在毕业时赠言留念，使我永生不忘。

　　可是，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两年后，朱鹤孙、汪毓和进了东吴大学，汪鋆去了复旦大学，丙班不少同学进了无锡江南大学，我暂留母校工作。一旦离开这些朝夕相处的同学、好友，使我怅然不已。

　　1952年我考入浙江大学化学系，正好有两位苏中(52届)的同学也录取这班。我们就成了老乡、校友，于是“一见锺情”，我完全放下了“前辈”的姿态，和他们融洽无隙，同吃、同住、同学习，在那湖光山色，秀丽如画的杭州，过着青春焕发的集体生活，无比欣慰。可惜，好景不长。一年后，全国高校院系调整，被调到上海复旦大学。在那里又遇到同乡、校友管丽民同志，分外高兴!

　　1955年我复旦毕业了，兴奋地心想可为国家效劳了。突然接到通知：准备留苏学习，真使我惊喜交加。一是深感自己根基浅薄，怕辜负厚望;二是家境艰困，亟待就业。在组织的帮助下，我想到伯父汪懋祖创导的：要发扬“苏中精神”，忆及苏中学子勤学向上的传统美德，就甩掉包袱，毅然北上，去北京俄语学院预备部就读。1956年入前苏联科学院普通与无机化学研究所学习，四年的勤奋苦学，常会勾起那美好的苏中情结，使我增添了力量，总于完成学业，获得了学位，顺利回国。1961年分配到中科院化学所工作。之后调中科院环境化学所、生态环境研究中心任职。于1989年退休。

　　纵观我的一生，在我懂事以后，最美好的时期，也是奠定我事业基础，影响我人生取向的，应该是我的母校——苏州中学，以及那里博学善教的老师们，那里质朴纯真的同窗人。我非常怀念他们，在此衷心地感谢他们!

　　最后，我幸运地能参加这次和谐、难得的双庆大聚会，深感是终生的荣幸!

　　2007年11月5日写于苏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