晁错生平—出谋划策 真知灼见
发布时间：2010-03-08 10:08: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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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mon
在文帝朝，晁错除了辅佐太子外，还对当时国家大事发表意见，提出建议。这些意见和建议，大都切合实际，见识深刻，不但在当时起了积极作用，而且对以后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如《守边劝农疏》、《贵粟疏》和《举贤良对策》等，都是当时杰出的政论文。
文帝十一年(前169年)，匈奴侵扰狄道，陇西军民以少击众，打败了匈奴军队。晁错乘机向文帝上了《言兵事疏》，对过去的历史经验和当时的事实进行总结，论述了抗击匈奴的战略和策略思想。他论述了战争中激励士气和选择良将的重要性，着重分析了战争中地形、士卒训练有素、武器锋利三者之间的关系。他举例说，水沟沼泽、山地丘陵，宜于步兵作战，战车、骑兵二不当一；平原广野，宜于战车、骑兵作战，步兵十不当一；河流山谷地区，高下相临，宜用弓箭，短武器百不当一；两军逼近，平地交战，宜用长戟，剑盾三不当一；道路曲折隐蔽，狭隘、险要之地，宜用剑盾，弓弩三不当一。这是讲的地形与兵器使用的关系。士兵不经过挑选和训练，作风拖拉，行动不齐，战机有利时不能及时赶到，不利时不能迅速转移，不能听从指挥，这样的军队百不当十。由此他得出结论说：武器装备不精良，等于把士兵断送给敌人；士兵不会作战，等于把将领断送给敌人；将领不懂用兵，等于把君主断送给敌人，君主不善于选择良将，等于把国家断送给敌人。这四项，是军事上的要领。晁错还具体分析了汉军和匈奴军双方的长处和短处。指出匈奴军有三长，汉军有五长，提出应以己之长，击敌之短；同时指出，汉朝地广人众，可兴数十万之师，以十击一。晁错还建议争取少数民族共同抗击匈奴。如义渠等族来归附的有几千人，生活习俗与长处和匈奴相同，可以发给他们精良的武器装备，并派熟悉他们习惯并能团结他们的良将去统帅他们，让他们把守险阻的地方；而平地要道则派汉军守卫。这样可以使两者相互配合，发挥各自长处，这就是万全之术。
文帝对《言兵事疏》很赞赏，赐给晁错诏书，以示嘉奖。晁错接着又向文帝上了《守边劝农疏》和《募民实塞疏》，提出用移民实边的办法来代替轮番戍边的办法，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创新的建议。
晁错首先总结了秦朝戍边政策的历史教训。那时，从远地戍边士兵不服水土，运粮困难，病死不少；加上秦法严酷，误期要判死罪，终于激起陈胜起义，秦朝灭亡。他又分析匈奴军时来时去、经常骚扰的特点，汉军轮番戍边的办法无法对付，缺点很明显。因此，他提出了移民实边的新政策，其要点是：一、招募内地百姓到边塞地区，长期安家落户，先由政府供给衣食、住房、耕作器具，规划耕地，直到能够自给为止；二、按军事组织编制移民，并实行军事训练，平时耕种，战时出击；三、建筑防御工事，高筑城墙，深挖壕沟，并设滚木、蒺藜。这些措施，切实可行，足以巩固边防。同时，晁错又在《论贵粟疏》中建议，全国百姓向边塞输纳粮食，以换取一定爵位或用以赎罪，这叫纳粟授爵。对晁错提出的移民实边、寓兵于农的政策，文帝立即付诸实施。这个政策不仅在当时起到防御匈奴的作用，而且开子历代屯田政策的先河，对后世影响很大。汉武帝时赵充国实行军屯，三国时曹操的屯田政策，都是晁错移民实边政策的继承和发展。
文帝十五年(前165年)，文帝令大臣们推举贤良、方正、文学之士。晁错在太子家令任内被推举为贤良。文帝亲自出题，就“明于国家大体”等重要问题，提出征询(这叫“策问”)。当时贾谊已死，参加对策的一百多人中，以晁错的回答为最好。晁错的《举贤良对策》成了西汉一篇著名的政论文。
在回答“明于国家大体”的问题时，晁错以古时五帝的事迹来阐明。听说五帝十分贤明，臣子都比不上他，所以他们亲理政事，每天在正殿处理政务，在明堂颁布政令；各项措施上符天意，下顺地利，深得民众拥护。众生万物没有不受其好处的。因此，气候调和，四季分明，日月光明，风调雨顺，五谷丰登，无灾无疫，百姓安康。这就是符合天地之意，明了治理国家的要领所收到的功效。
在回答“通于人事终始”的问题时，晁错以历史上三王之事来阐明。听说三王之时，君主与臣子都很贤明，所以共同商议政事，决定天下安定的大计，都以人情为根据。晁错列举了人情所希望的长寿、富裕、安定、闲逸，三王都不加伤害、阻止、妨碍，而是加以保护、扶持、爱惜。制订法令，要合乎民情才实行；动用民力，要根据民众的情况，然后才去做。要求别人象要求自己一样，宽恕别人象宽恕自己一样。人情所憎恶的，不要强加于人；人情所向往的，不要强令禁止。这样做的结果，是百姓和睦相亲，国家太平安宁，君王地位巩固，恩德延传到后代。这就是明了一切根据人情来办事的功效啊。
在回答“的问题时，晁错以五霸之事来阐明。听说五霸不如他们的大臣，所以把国家大事托付给大臣，让他们去处理。辅佐五霸的大臣，他们经常检点自己而不敢欺骗君主，奉法令而不徇私，遭患难而不避死，见有才能的人而不压制，受俸禄不过量，不让无能之人居高位。有这样的品行，可算是方正之士了。大臣们制订法令，以“兴利除害、尊主安民”为目的，而不“苦民伤众”。他们实行奖赏，是表彰人们忠君孝亲的功绩，而不是无故把民财随便给人，百姓就不会怨恨；他们施行刑罚，不是放纵自己残暴之心去乱杀人，而是禁戒那些不忠不孝而危害国家的人，定罪量刑得当，犯罪者知道罪有应得而不抱怨。如此法治，可以说是平正之吏了。法令不合理，提请君主更正，不使害民；对君主的暴虐行为，不应顺从，而要帮助纠正，不使国家受害。纠正和补救君主的过失，显扬君主的功德，使君主内无邪恶的行为，外无污浊的坏名声。这样来辅佐君主，可以说是直言极谏之士了。
在回答“吏之不平，政之不宣，民之不宁”的问题时，晁错以秦朝的教训来说明。听说秦开始统一天下时，君主的贤明不及三王，他们的大臣的才能也不及三王的助手，然而秦的统一事业完成得很迅速，这是什么原因呢？这是因为地形有利，山川富饶，财用充足，百姓善战；再加上六国的君臣都不贤能，意见分歧，百姓不肯出力。相比之下，秦最富强。本国富强而邻国混乱，正是统一天下的有利条件，因此秦始皇能兼并六国。在那时，三王的功绩都不能超过秦始皇。但是后来衰弱下来了，那是因为任用了不肖之徒和听信了谗言之贼；大造宫殿，贪得无厌，民力疲尽，征收赋税没有节制；狂妄自大，自以为是，群臣恐惧，谄媚求存，骄横放纵，不顾祸患；凭着高兴而随便赏赐，发泄怒气而胡乱杀人；法令烦多残酷，刑罚严厉残暴，草菅人命，秦二世甚至亲自射杀百姓取乐；贪官污吏乘法令混乱之际，擅作威势，独断专行，各自为政。秦末开始乱的时候，官吏首先侵害的是贫民百姓，到了中期，富人也受到官吏的损害；最后，连皇族和朝廷大臣们也受侵害。因此，闹得人人自危，个个怨恨，离散逃亡，人心涣散。陈胜带头造反，天下大乱，秦朝灭亡。晁错这个分析，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还是比较中肯而切实的。
最后，晁错指出，陛下即位十六年了，但百姓还没有十分富裕，盗贼还未减少，边境尚未安宁。所以会这样，想来是陛下没有亲自管理国事，而一味依靠臣下的缘故。而那些大臣才能不及陛下，恐怕会把有的大事耽误了。我虽愚昧无知不自量力，但也深深为陛下惋惜。
晁错的对策，深得文帝的嘉许，因此，文帝就把他由太子家令提升为掌管议论政事的中大夫。
文帝十一年(前169年)，匈奴侵扰狄道，陇西军民以少击众，打败了匈奴军队。晁错乘机向文帝上了《言兵事疏》，对过去的历史经验和当时的事实进行总结，论述了抗击匈奴的战略和策略思想。他论述了战争中激励士气和选择良将的重要性，着重分析了战争中地形、士卒训练有素、武器锋利三者之间的关系。他举例说，水沟沼泽、山地丘陵，宜于步兵作战，战车、骑兵二不当一；平原广野，宜于战车、骑兵作战，步兵十不当一；河流山谷地区，高下相临，宜用弓箭，短武器百不当一；两军逼近，平地交战，宜用长戟，剑盾三不当一；道路曲折隐蔽，狭隘、险要之地，宜用剑盾，弓弩三不当一。这是讲的地形与兵器使用的关系。士兵不经过挑选和训练，作风拖拉，行动不齐，战机有利时不能及时赶到，不利时不能迅速转移，不能听从指挥，这样的军队百不当十。由此他得出结论说：武器装备不精良，等于把士兵断送给敌人；士兵不会作战，等于把将领断送给敌人；将领不懂用兵，等于把君主断送给敌人，君主不善于选择良将，等于把国家断送给敌人。这四项，是军事上的要领。晁错还具体分析了汉军和匈奴军双方的长处和短处。指出匈奴军有三长，汉军有五长，提出应以己之长，击敌之短；同时指出，汉朝地广人众，可兴数十万之师，以十击一。晁错还建议争取少数民族共同抗击匈奴。如义渠等族来归附的有几千人，生活习俗与长处和匈奴相同，可以发给他们精良的武器装备，并派熟悉他们习惯并能团结他们的良将去统帅他们，让他们把守险阻的地方；而平地要道则派汉军守卫。这样可以使两者相互配合，发挥各自长处，这就是万全之术。
文帝对《言兵事疏》很赞赏，赐给晁错诏书，以示嘉奖。晁错接着又向文帝上了《守边劝农疏》和《募民实塞疏》，提出用移民实边的办法来代替轮番戍边的办法，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创新的建议。
晁错首先总结了秦朝戍边政策的历史教训。那时，从远地戍边士兵不服水土，运粮困难，病死不少；加上秦法严酷，误期要判死罪，终于激起陈胜起义，秦朝灭亡。他又分析匈奴军时来时去、经常骚扰的特点，汉军轮番戍边的办法无法对付，缺点很明显。因此，他提出了移民实边的新政策，其要点是：一、招募内地百姓到边塞地区，长期安家落户，先由政府供给衣食、住房、耕作器具，规划耕地，直到能够自给为止；二、按军事组织编制移民，并实行军事训练，平时耕种，战时出击；三、建筑防御工事，高筑城墙，深挖壕沟，并设滚木、蒺藜。这些措施，切实可行，足以巩固边防。同时，晁错又在《论贵粟疏》中建议，全国百姓向边塞输纳粮食，以换取一定爵位或用以赎罪，这叫纳粟授爵。对晁错提出的移民实边、寓兵于农的政策，文帝立即付诸实施。这个政策不仅在当时起到防御匈奴的作用，而且开子历代屯田政策的先河，对后世影响很大。汉武帝时赵充国实行军屯，三国时曹操的屯田政策，都是晁错移民实边政策的继承和发展。
文帝十五年(前165年)，文帝令大臣们推举贤良、方正、文学之士。晁错在太子家令任内被推举为贤良。文帝亲自出题，就“明于国家大体”等重要问题，提出征询(这叫“策问”)。当时贾谊已死，参加对策的一百多人中，以晁错的回答为最好。晁错的《举贤良对策》成了西汉一篇著名的政论文。
在回答“明于国家大体”的问题时，晁错以古时五帝的事迹来阐明。听说五帝十分贤明，臣子都比不上他，所以他们亲理政事，每天在正殿处理政务，在明堂颁布政令；各项措施上符天意，下顺地利，深得民众拥护。众生万物没有不受其好处的。因此，气候调和，四季分明，日月光明，风调雨顺，五谷丰登，无灾无疫，百姓安康。这就是符合天地之意，明了治理国家的要领所收到的功效。
在回答“通于人事终始”的问题时，晁错以历史上三王之事来阐明。听说三王之时，君主与臣子都很贤明，所以共同商议政事，决定天下安定的大计，都以人情为根据。晁错列举了人情所希望的长寿、富裕、安定、闲逸，三王都不加伤害、阻止、妨碍，而是加以保护、扶持、爱惜。制订法令，要合乎民情才实行；动用民力，要根据民众的情况，然后才去做。要求别人象要求自己一样，宽恕别人象宽恕自己一样。人情所憎恶的，不要强加于人；人情所向往的，不要强令禁止。这样做的结果，是百姓和睦相亲，国家太平安宁，君王地位巩固，恩德延传到后代。这就是明了一切根据人情来办事的功效啊。
在回答“的问题时，晁错以五霸之事来阐明。听说五霸不如他们的大臣，所以把国家大事托付给大臣，让他们去处理。辅佐五霸的大臣，他们经常检点自己而不敢欺骗君主，奉法令而不徇私，遭患难而不避死，见有才能的人而不压制，受俸禄不过量，不让无能之人居高位。有这样的品行，可算是方正之士了。大臣们制订法令，以“兴利除害、尊主安民”为目的，而不“苦民伤众”。他们实行奖赏，是表彰人们忠君孝亲的功绩，而不是无故把民财随便给人，百姓就不会怨恨；他们施行刑罚，不是放纵自己残暴之心去乱杀人，而是禁戒那些不忠不孝而危害国家的人，定罪量刑得当，犯罪者知道罪有应得而不抱怨。如此法治，可以说是平正之吏了。法令不合理，提请君主更正，不使害民；对君主的暴虐行为，不应顺从，而要帮助纠正，不使国家受害。纠正和补救君主的过失，显扬君主的功德，使君主内无邪恶的行为，外无污浊的坏名声。这样来辅佐君主，可以说是直言极谏之士了。
在回答“吏之不平，政之不宣，民之不宁”的问题时，晁错以秦朝的教训来说明。听说秦开始统一天下时，君主的贤明不及三王，他们的大臣的才能也不及三王的助手，然而秦的统一事业完成得很迅速，这是什么原因呢？这是因为地形有利，山川富饶，财用充足，百姓善战；再加上六国的君臣都不贤能，意见分歧，百姓不肯出力。相比之下，秦最富强。本国富强而邻国混乱，正是统一天下的有利条件，因此秦始皇能兼并六国。在那时，三王的功绩都不能超过秦始皇。但是后来衰弱下来了，那是因为任用了不肖之徒和听信了谗言之贼；大造宫殿，贪得无厌，民力疲尽，征收赋税没有节制；狂妄自大，自以为是，群臣恐惧，谄媚求存，骄横放纵，不顾祸患；凭着高兴而随便赏赐，发泄怒气而胡乱杀人；法令烦多残酷，刑罚严厉残暴，草菅人命，秦二世甚至亲自射杀百姓取乐；贪官污吏乘法令混乱之际，擅作威势，独断专行，各自为政。秦末开始乱的时候，官吏首先侵害的是贫民百姓，到了中期，富人也受到官吏的损害；最后，连皇族和朝廷大臣们也受侵害。因此，闹得人人自危，个个怨恨，离散逃亡，人心涣散。陈胜带头造反，天下大乱，秦朝灭亡。晁错这个分析，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还是比较中肯而切实的。
最后，晁错指出，陛下即位十六年了，但百姓还没有十分富裕，盗贼还未减少，边境尚未安宁。所以会这样，想来是陛下没有亲自管理国事，而一味依靠臣下的缘故。而那些大臣才能不及陛下，恐怕会把有的大事耽误了。我虽愚昧无知不自量力，但也深深为陛下惋惜。
晁错的对策，深得文帝的嘉许，因此，文帝就把他由太子家令提升为掌管议论政事的中大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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