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成长在一个谁都不掩饰对彼此厌恶的家庭里。所以，到现在这个家庭已经七零八落了。从小在北京长大，10岁考上戏校开始学京剧，学了1年花脸，5年老生。 12岁，当他第一次听到“同性恋”这个词的时候，觉得就好象被人扎了一下，突然就找到了自己的定位。而在这之前，年幼的他早已经展开了对身体的探索，成年后，谈起在戏校下乡，到煤炭工地演出的日子，那些混水中健康的男性肉体，以及无意识的一些性游戏，他仍然觉得非常的迷恋。关于性倾向，他说：“这是天生的，很多事情都是不可选择的，包括你的教育，你的童年。”那些湮没在以前时间里的情节，有一些是他无法淡忘的：“每天晚上，我都会在我失去意识前，在脑海里浮现和我爸爸在一条河畔，有着鹅卵石的清浅河水，鱼在缓缓游动。”他骨子里面不喜欢大城市的生活，经常对自己的客人说：“我无法了解你们对服装的那些热爱”。他喜欢过那种上班干活，下班煮饭，洗衣服，然后作爱的简单生活，非常向往70年代末80年代初北京胡同里的普通居家情调。“我觉得自己已经很老了，像一支开放在不和时宜年代里的老玫瑰”。

从小就看母亲做衣服，14岁就开始自己做。但是，和母亲的关系很奇怪，从没张口叫过一声“妈”，“这个字的音我都发不出来。想到这个字，我会浑身起鸡皮疙瘩，但我肯定是我娘生的，我和她长的非常像。”小时侯家境非常不好，父亲文革被下放，这也造成他对金钱的极度热爱。从戏校出来后东晃西晃，还学过唱歌。早年还去过谷建芬的培训班，“谷建芬听了我的歌后说，孩子你还是去做衣服吧。”他一直非常喜欢潘越云的歌，觉得有一种怨气。“就像我经常把自己的眉毛修剪成时钟八点二十的两条，也非常的怨。”中间省略N年，是他觉得没有意思的。

到了1998年，30岁的他得到了“兄弟杯”服装设计大赛的银奖，“去参加比赛，完全是严重的自卑感作崇。”他这样解释着自己其实可以引以为荣的经历，“我是做技术的，我从来看不上那些自诩做设计的家伙，我参加比赛其实是对他们的反讽。我是一只狗的话，他们就是狗屎。我从来不和任何设计师来往。他们都在做加法，拼命的往上加。通常那些时装秀，设计师和观众都让我厌恶，媚俗。我欣赏COCO.CHANEL，她懂得藏，把貂皮放在衣服的里面，只在脱下衣服的瞬间让明白的人惊鸿一瞥。” 一年后，樊其辉得了“益鑫泰”的金奖，然后去了法国。

“有一个邻居姐姐甄珍对我影响很大，她有一个姥姥，是个特别不寻常的老太太，她英文非常好，早年第一次看见《Vogue》这样的杂志都是在老太太家里的，她的舞跳的非常好，经常以非常不屑的口吻谈论那些让我们吃惊的华丽的奢侈事物。她们家后来很破败了，但在细节上仍然保持着一些令人吃惊的习惯，诸如喜欢约几个人在家拉着窗帘，喝茶吃水果。她也喜欢抽烟，但从来不会在外人面前，总是在被她支使出去之后回来，满屋子里氤氲的烟雾，我们才知道她曾经享受过片刻属于自己的快乐时光。”能够感觉到，某些东西早在他幼年的身上便留下烙印，今天，当他站在舞台上易装以“她”的身份出现时，那分明是一个经历世故与沧桑的老灵魂在吟唱，所以，才如此动人心魄，所以，当他唱起白光的歌的时候，是那么的不同。“因为我对白光的一无所知，除了她从声音里告诉我的，但是，这不会阻碍我重现她灵魂的灵感，也正如此，她才对我有着莫名的吸引。”听熟悉他的人讲，前些年，他唱白光的时候，声线很像，而现在，完全是载着她的魂在唱，包括那些念白。灵感到时，他信手捻来，得益于多年来台港文学对他的影响。他甚至告诉我，有时候他一大段饱含深情的法文朗诵，只是当时死背下来烂熟于胸的一篇课文！但，已是神到。

“我易装的时候，有一半的快感来自自己给自己上妆的过程，上台前，我已经满足了一大半。特别在使用越廉价的化妆品的时候，我越有极大的快感。而一旦上了妆，我觉得自己就完全变了一个人，从灵魂到躯干到神情。”没有化妆的时候，樊其辉衣着简单朴素，正象他的工作室，虽然日夜炮制着锦衣华服，却出奇的简约，没有任何多余的装饰，除了一幅手绘风格的关于早期裁缝生活的插图漫画之外。

“女人化妆往往是因为可以得到好处的驱使，金钱，机会或者是爱情，而一个男人化妆的结果通常是遭制唾弃，和毒打。有一种冒险的快乐。”樊老师这样解释自己从易装中获得的趣味。他在酒吧里的演出是不收费用的，完全是自己的即兴娱乐，而认识多年的酒吧老板以及常客，也没有人知道樊老师在日间的身份，他只是自嘲说自己是一个 “女裁缝”。

补遗：这是2005年3月发在《号外》杂志上的文字，现在，樊老师已经不在都市情岛表演了。去世之前。他每周二在三里屯南路的法雨酒吧，可以见到他，演出都是十点半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