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心理学研究对象本身的复杂性，又鉴于中国的特定社会条件，六七十年来他在心理学上走过的道路，正像他自己所说，“并不是现成的康庄大道，而仿佛是山间之蹊径，颇为崎岖曲折，有时还要披荆斩棘。”晚年，他在一篇题为《我的心理学历程》的回顾中，将自己的学术生涯大致分为六个阶段，即十年定志，十年彷徨、十年探路、十年依傍、十年自强、十年播扬。潘菽是与中国现代心理学一起成长起来的心理学家，他在心理学上所走过的道路可谓是中国现代心理学历史发展的一个缩影。他的奋斗精神也堪称中国老一辈心理学家劈波前进的一个典范。
潘菽开始接触心理学是在北京大学求学时期，他的第一位心理学老师是陈大齐教授。那时，中国心理学尚处于初创阶段。20世纪20年代，当他决定迈入心理学科学殿堂的门槛时，正是国际上许多心理学派别激烈纷争的时期，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这种情况使他感到，心理学还不大像一门真正的科学。然而，这不但没有动摇他献身于这一门科学的意向，反而更促使他立志要致力于改变这种状况，使心理学成为一门真正的、名实相符的科学。潘菽在美国学习6年，先后读了3所大学。最初在加利福尼亚大学就读，一学期后转入生活费用较低的印第安那大学，在康托（Kantar）教授的指导下作了关于汉字心理学方面的研究，获得硕士学位。1923年又转入芝加哥大学深造，1926年在H.卡尔（Carr）教授的指导下，完成了题为《背景对学习和回忆的影响》（The influnce of context upon learning and recall）的论文，获得了博士学位。1927年潘菽学成回国。当时，中国现代心理学正处于创建阶段，一些大学纷纷成立心理系。他被最早成立了心理系的第四中山大学（前身是东南大学，后来改称中央大学）聘为心理学副教授，半年后升为教授，兼心理系主任。50年代中期前他一直在这所大学工作。
30年代中国历经内忧外患，当时对心理学应该走一条什么样的道路也还看不清楚，由此他陷入了彷徨，然而却丝毫未能动摇他的志向。那时，国内一些大学纷纷取消心理系，一些很有才干的年轻心理学者被迫纷纷改行。面对中国心理学可能夭折的厄运，潘菽在报刊上以《为心理学辩护》等为题，接连发表文章，竭力争取社会对心理学的了解、重视和支持，并鼓励心理学的同仁知所奋勉，在当时特定的环境下仍要认清心理学的价值所在，并要敢于知难而进，有所作为，共同来开垦中国科学领域中的这一“半荒区”。
抗日战争期间，潘菽随中央大学内迁重庆。在重庆的八九年中，他以很多精力积极投入抗日民主爱国斗争，同时一直坚守着心理学这块科学阵地。在此期间，他与中央大学、重庆大学的十几位进步教授自动组织起来，自觉地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同志的著作，从中受到很大教益。尤其是列宁在《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中对心理活动的精辟论述，使他耳目一新。他以自己学习、研究所得，为心理系的学生开设了一门新课――理论心理学，试图用刚接触到的新的哲学思想来解释心理学中的基本理论问题，为心理学探索新的发展道路。
1949年南京解放后，他受命参预接管中央大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参预了南京及华东地区的大学院系调整工作，并接任南京大学（调整后的中央大学）校务委员会主席，1951年被任命为第一任校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中国心理学从专业设置到教科书，一切照搬苏联，形成了对苏联的依傍。为此，潘菽一心想了解苏联心理学是如何以马列主义为指导发展起来的。1949年9月他作为中国科学家代表团员之一去苏联参加巴甫洛夫100周年诞辰纪念活动。1957年他又率中国心理学家代表团赴民主德国访问，往返都路过莫斯科。潘菽很珍惜这两次机会，本希望通过会晤苏联心理学家和参观，好好向苏联心理学界学习，但他所抱的希望没有能实现。这期间，中国心理学的专业机构也作了较大调整。在全国范围内只有南京大学保留一个心理系，另按苏联的模式在北京大学哲学系内设立了一个心理学专业。1956年南京大学心理系并入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潘菽担任了心理研究所所长。在此之前，中国心理学会于1955年重新建立，他被推选为理事长。这两个职务他一直担任到80年代中期。1955年中国科学院成立学部，他被聘为学部委员，是学部委员中唯一的心理学家。
60年代对潘菽本人，乃至对中国心理学都是一个多灾多难的年代。1963年他突发心肌梗塞病，几濒于危，住了一年多医院。出院后养病期间开始了“文化大革命”。心理学被诬称为“伪科学”，要“彻底砸烂”，心理研究所和大学的心理学专业也被取消。中国心理学面临灭顶之灾。昔日被人们誉为“活雷锋”的他，一下子却成了“牛鬼蛇神”。他虽年事已高，且身患重病，仍遭到各种迫害。就在这种连性命都难保的情况下，他想的还是如何使我国的心理学能够继续存在与发展。在一次砸烂心理所的批斗会后，他悲愤而坚定地对自己的夫人说：“心理学作为一门科学是砸不烂的，也是取消不了的，前途是光明的。”正是这种坚定的信念，使他在极度困难的情况下，自强不息，奋笔著书立说，以写检查为掩护，偷偷地写下了50多万字的《心理学简札》初稿。他后来在回顾中写道：“通过写《心理学简札》这项工作，我自以为明确了不少心理学中的问题，较明白地认识到心理学的过去和现在以及未来的趋向，也比较明确了我国心理学的研究和发展基本上应该怎么办。我更加坚信我国心理学必须自力更生，自强自立，决不能再一味仰望于任何国家”。
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为了尽快恢复和发展我国的心理学，年已八旬的潘菽不顾体弱多病，重新挑起了心理研究所所长和中国心理学会理事长这两副重担。他一方面不辞辛苦地做了大量组织领导工作，同时身先士卒，带头从事研究和著述，大力播扬。在他生命的最后10余年中，共发表论文20多篇，出版著作5种。在他去世之前，一直主持《关于意识的心理学研究》工作，还担任着《中国大百科全书心理学卷》编委会主任。10年中，他先后培养了3名硕士研究生和4名博士研究生。1981年中国心理学会、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和九三学社中央委员会联合举办庆祝他从事心理学科研和教学工作60周年暨90寿辰的活动，会上他激动地表示，要“活到老，学到老，工作到老”。他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的时间不多了，而要做的事还很多。因而总是夜以继日，废寝忘食地工作。一次，他的女儿专门写信给他，以父女骨肉之情苦心相劝。他回一张小小的字条，上面写道：“我专心一志，时间不够用是事实，实无办法。早睡不可能做到，除非放弃工作。”寥寥数语，足见这位九旬老人忘我的工作精神。潘菽这种高度的事业心和无私奉献的精神在我国心理学界广为传颂，被誉为“我国心理学界的圣人”和“一面旗帜”。正当他辛勤研究不断取得成果时，因患脑溢血病故，从而结束了他艰难而曲折的心理学界历程，时年91岁。潘菽在心理学的教学、科研及其组织领导岗位上勤勤恳恳地工作了60余年，为中国心理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被认为是中国现代心理学的奠基人之一，理论心理学的主要开拓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