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前三年写的回忆录（3）——徐谋生
发布时间：2013-04-27 10:3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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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鸣
四十岁，拘留所的红烧肉
一九六九年七月十一，是我四十岁生日。这个生日过得更不一般。
一九五七年我被划为右派分子。一九五九年九月三十日扬中报登着一条新闻：“经县委研究决定，在国庆节前摘掉柏耀先（原县中校长）、徐谋生（原三茅小学校长）、李金贵（原宣传部理论教员）等一批右派分子的帽子，今后对他们不再当做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看待。”
一九六〇年春把我派到普济小学做老师，一九六二年，我母亲的了癌症，卧床不起无人服侍，需要把妻子从联合调回三茅，联合不放，一定要我到联合去接替她的毕业班工作。
我先在新联小学工作，后来调到西大圩小学。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新胜大队支书冯春林的儿子冯金龙造反，扬言要捅死右派分子徐谋生。校长蔡绍山在集会上不指名地批评了个别学生没有掌握住大方向。冯春林知道后，气急败坏，下午就指使人在学校搭台挑拨群众对我进行批斗。我在西大圩小学呆不下去了，公社把我调到民信小学。
那是一方面认真学“毛选”，争当积极分子，一方面向毛主席写信，申述我不是右派分子，党委没有给我定案，并给当时的组织部长吴元祥（已调至盱眙县），并寄去反右后一年多的党费收据，以资证明。
一九六八年四月二十四日，联合公社造反司令部小教战斗队以一号通令宣布拘留批斗我，关进设在红灯大队林家埭拘留所。批斗了几天后，白天到红灯四队交社员监督劳动，晚上仍被关进拘留所，以便监督批斗。双抢季节，由张大隽押送，戴着白袖章去红光七队劳动，并在三八公路旁生产队仓库的墙上写上“打倒右派翻案分子徐谋生”。
一九六九年，中心校要编印乡土教材，由我和左成德、章鎏、朱少芳、陈敬文、丁龙章等几个审查不出什么新问题的“死牛鬼蛇神”负责，还宣布我当组长，可上街（校门外）买蜡纸、白报纸、墨油、火油等物品，还要及时向造反派汇报我们几个的思想动态。章鎏撞墙自杀，是我及时汇报救了他一条命，造反派表面上训了我们一顿，但后来批斗就少了一点。
一九六九年七月十一，是我四十岁的生日，几个“牛鬼蛇神”说造反派不把我们当人，我们自己“庆祝”。
说干就干，大家一起动手，，我利用可以自由进出校门的机会，在公信桥肉铺买了四五斤猪肉，用废纸卷起来，从校门口混进来，陈敬文利用替工友顾荣成挑水、洗锅碗的机会，从厨房里“偷来”生姜、葱和酱油等调味品，章鎏、朱少芳、丁龙章负责做火油炉：用几只小墨水瓶做了五只火油灯，在我的棉被胎上扯下许多棉纱，搓成很粗的棉纱条，做油灯芯，在铁皮墨水瓶盖中间捣一个空洞，穿上棉纱条，瓶里注满火油，一点效果蛮好。正好拘留所墙角有一只烤火缸，里面放六只火油灯。没有锅，就用我的搪瓷洗脸盆放在烤火缸上，四周用瓦片垫起来。大火烧、文火焖，大约个把小时，肉香味出来了，叫我先尝了一口，稀乎透烂。趁他们下班之前，我们几个人一人一口，饱啖了一顿。
我们拘留所隔壁是女教师宿舍，里面住的是张秋新和姚秋云。她们下班回来，门一开，见满屋乌烟瘴气（原来拘留所与他们宿舍隔墙山尖上是相通的，我们这边没有窗户，仅有一扇门，整天关着。我们用火油灯烧肉，油灯烟都从山尖上跑过去了）。她们发现情况异常，立即向造反司令部报告，司令部来人调查，我们异口同声的说：是擦洗油印机烧废纸的。我们就这样混过去了。
过得欢畅的五十岁
一九七七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同志复出，国家拨乱反正，我的右派应予改正。但上面放，下面望，当中有个闩门杆，不能及时予以解决。直到七九年三月十三日中共扬中县委才发《关于徐谋生同志的改正决定》：“徐谋生同志在一九五七年反右运动中被划为右派分子，现经复查，决定予以改正，回复原工资小教行政四级，从一九七八年十月份起发给。”
一九七九年八月十一日，文教局行文，任命我为联合中心校教导主任。（之前虽然我已经干教导主任工作，但那是学校安排的，上级没有正式任命。）
这几年国家拨乱反正，我家多喜临门。七七年小四子考取大学，录取通知书寄到联合中心校，暑期留校教师王天林送来，老大高兴地欢呼：“阿妹上大学了！”我买了好多水果糖，逢人便发，还托王天林老师带了不少到联合中心校去分发。一九七八年，小六子考取南京大学数学系，小五子考取镇江师专化学系，真是双喜临门，小二子又考取电大，我们全家乐开了花。
一九七九年九月初，我五十寿辰，格外高兴，晚上阖家聚在院子里杏树底下，亲友痛饮茅台酒，畅谈大变化。
五十岁生日虽未大摆庆寿宴，但也过得欢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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