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祖沛与大成行在抗美援朝中捐献三架战斗机
现任全国政协常委、广东省工商联会长陈祖沛在建国初抗美援朝时,以他所经营的大成行名义捐献了3架战斗机总值人民币45亿元(旧币,下同)的往事,虽然远在近半个世纪之久,但是,一把年纪的人至今还记忆犹新。
1950年5月,以黄长水为团长,陈君冷、莫应溎、马万祺为副团长,陈祖沛为总务主任的港澳工商界赴东北观光团到东北各地参观,他看到人民忘我工作,社会一派生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观光团在参观后返回北京时,受到中央人民政府朱德副主席、政务院陈云副总理等国家领导人的接见。他们热情地介绍了新中国成立后的大好形势及经济建设构想,对海外侨胞、港澳同胞寄予厚望,一再强调欢迎港澳实业家回大陆投资办工业。新中国的诞生,党的召唤,使陈祖沛爱国之心早已飞回大陆了。返港后,他立即召集总行和分行经理开会,统一思想,通过两项重大决定:一是三年内只发股息,不分红利,集中力量办工业;二是总行由香港迁天津。这些决定,充分体现了他热爱新中国之情,当即受到党政领导赞扬。对于广大工商业者来说,大家常把这一爱国行动作为话题,视为爱国的一面旗帜。
1950年10月,中共中央作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略决策,全国各族人民积极响应,努力开展支援前线的活动。此时陈祖沛在香港,由于他早在解放战争时期经常受到中共在港的工商统战工作负责人许涤新和饶彰风,以及中共在港出版的《华商报》总编辑刘思慕的影响,积极参加香港华侨工商俱乐部的活动,又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参加了港澳工商界赴东北观光团,聆听了朱德、陈云同志的教诲,爱国主义思想有了深厚的根基。面对抗美援朝一事,毅然作出了捐献3架战斗机支援志愿军的决定。开始,陈祖沛以大成行总经理的身份亲自起草了一封信,主要内容讲:“中国以往长期受外国欺凌与奴役,幸得共产党领导人民群众斗争才得到翻身,并且推翻了旧政权,建立了新政权。现美帝通过侵略朝鲜,企图扼杀新中国于摇篮,广大人民群众同仇敌忾,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为此,我提议大成行捐献3架战斗机,共人民币45亿元。其中企业(含总行各分行及工厂)两架,另一架在职员中(由总经理至见习生,但工厂生产工人不在内)的1951年奖金提取半数,如仍不足,则由总经理本人补足。如同意,请在信中签名。”在信发出后不久,得到来自天津、广州、青岛、上海、重庆、长沙、汉口以及香港各行正副经理和广大职员签名响应。一位姓阮的职员曾背后煽动大家抗交款项,认为捐献属资方之事,与职员无关。初时有些职员动摇,但多数职员反对他的胡言,结果如期如数入库。捐献数以天津总行最多为15亿,广州分行次之为5亿。
事后有人请陈祖沛谈一下对于大成行捐献3架战斗机在经济方面的承担能力情况。他分析说,战斗机是由苏联提供的,每架作价人民币15亿元,企业承担两架共30亿元,这是能够完成的。1951年,大成行包括当年先后创办的天津大成五金机械厂、广州皮革厂、青岛榨油厂、上海针织厂、重庆涪陵食品厂以及恢复和发展了的长沙米机在内,资产总数为港币1700万元,全部转回大陆折合人民币为630亿元,捐款仅为企业资产总数5%左右,是有足够经济能力的,事实上亦是如期将款入库。支援抗美援朝,应当做到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尽公民的一份责任。至于经理及职员个人,由于大成行当时业务兴旺,企业为了保障员工生活稳定,免受通货膨胀之苦,按折实单位计算薪金,而折实单位的数值是按生活的必需品价格计算的。中上层职员的月薪可买粗米10-18担(或丝苗米7-13担),比大学教授月薪约8-13担还高。在他们获得的企业年度奖金(大学教授没有企业年度奖金)中付出一半捐献战斗机,以支援志愿军,亦是有足够能力的,所以绝大多数人都乐于解囊。
当年,陈祖沛经营的大成行(包括广大股东与职员)捐献3架战斗机的爱国壮举,引起了社会上积极反响。在工商界行列中,不仅在广东而且在全国范围内都是首屈一指的。就以广州来说,对于工商界捐献飞机大炮发挥了很好的带头作用。据统计,广州市工商界捐款入库实际数为526亿多元,比原定计划490亿元超出36亿多元,折算可购战斗机35架,这当中,陈祖沛作出的贡献最大,因而受到各级人民政府多次表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