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市红十字会相关负责人骆钢强坦言，这是由我国的传统文化、医疗环境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总体来说，只要家属在志愿者身后“不变卦”，捐献过程通常都会比较顺利。但这一过程必须在确定捐献者死亡前介入，此时正是家属最难接受的时刻。此外，确定捐献者抢救无效，必须完全符合“脑死亡”的标准，卫生部关于这一标准制定就曾数易其稿，直到2009年才发文规定了脑死亡判定的先决条件、临床判定、确认试验和判定时间等。

　　但真具体到某一个人身上时，这些书面上的文字就变成了既纷繁又“敏感”的问题和眼泪。家属痛苦、红会为难，“不少捐献就在此时犹豫，最终放弃”。

　　而在国外，器官捐献有一整套完备的制度，比如捐献卡制度。司机从拿到驾照那一刻起就要选择，一旦车祸死亡是否同意捐献器官；随后的组织配型、器官分配都有规定好的操作手续，来保证器官捐献有效有序地进行。

　　我国正在试点，相关立法还不完善，它既涉及捐献者与接受器官移植者的权利和义务，又涉及社会公德、人类伦理等各方面，因此有关专家呼吁配套器官捐赠法规早日出台。

　　记者 祁燕 周晔 伍伟

　　(出于对捐献者家属及受捐者的尊重，文中当事者名字皆为化名)

　　【记者手记】

　　生命的礼物

　　“虽然您不曾知生命之旅何时结束，但当那一刻来临，您却留下了鲜花一簇，那是您身体绽放的玫瑰，那是您献出的珍贵礼物。盲人将重见光明，心脏将再次跳舞……”

　　——这是在中国红十字会印制的器官捐献宣传册扉页上的一首诗：《生命的礼物》。

　　对于一对识字不多的农村夫妇来说，器官捐献的意义，他们或许并不了解。他们只相信，通过这样的方式，“儿子就还活着，一直活着……”

　　儿子虽然再不会蹦蹦跳跳，也不会对她微笑了，可属于他的一部分，却真切地在一群陌生的亲人身上延续。这是儿子唯一留给他们的，也是他们唯一能为儿子做的，“生命的礼物”。

　　“请尽量用在那些对社会有意义的人身上！”在最后的告别时刻，拥着儿子的身体，抚摸着儿子的脸庞，这位48岁的妇女的期望如此朴素，她对于儿子的爱，已在不知不觉中献给了这个社会。

　　她还有一个唯一的要求：“不要把我儿子的名字公布出来”。因为身边的亲友并不理解，甚至有人说“风凉话”。这些刻薄的言语像刀子一样割伤了他们的心，他们甚至害怕：“万一被别人知道了，我们在家乡会无法立足”。

　　他们恐惧，差点动摇，他们何尝不想保留一个完整的儿子！可想到还能选择救助需要这些器官的人们，他们最终决定坚持。

　　于是，逝去的儿子，挽救了三个人的生命，让两人重见光明。“最后的晚霞和最初的晨曦一样，都是光照人间”，那最耀眼的一抹霞光将永存人们心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