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肇基,百业待举,百废待兴。作为冯家的儿子,洪达自幼就从父亲那里受到了爱国主义思想的熏陶,怀有强烈的报国之志。年轻的他深知当时中国的海军建设急需人才,于是毫不迟疑地选择进军校学习军事,在巴库海军学院,他整整苦学了四年。1953年,冯洪达以优异成绩学成归国,随即投身于新中国的海军建设,满腔热情和干劲的他被分配到东海舰队,参加了福建前线的海战。在部队驻地上海,他遇到了父亲的旧部余心清的掌上明珠、日后与他同甘共苦几十年的爱妻余华心。由于父辈之间的交情,两人早已互有耳闻,只是缘悭一面。当时余华心正在复旦大学中文系读书,时任华东交际处处长的管易文是余家故交,认为两人真正是郎才女貌,门当户对,遂从中穿针引线,巧作红娘,一次特意安排两人同时去参加在上海大厦举行的舞会。年轻的洪达酷似其父,身材魁梧,面容坚毅,一派标准的军人风度;而容貌美丽、素有“才女”之誉的余华心同样十分出众,两人就这样结识和交往起来。

    1956年,余华心从复旦大学毕业,成绩优异的她被选调进入中国人民大学马列主义研究班攻读硕士研究生,专修中国革命史。可惜好景不长,由于受到反“右”斗争扩大化的影响,这个班的很多学员都被打成右派,只得宣布解散,余华心被分配到青岛人民广播电台,在文艺部担任文学编辑。而此前洪达已经由上海调到青岛北海舰队,先后担任“鞍山舰”航海长、副舰长。1958年,经历了时间考验的冯洪达和余华心喜结连理,意气风发的他曾经充满憧憬地对妻子说:“为了保卫国家,我想在海上工作40年”。但随着政治气候的变化,阶级斗争进一步扩大化,洪达的事业被迫中断,他被调离舰艇,到北海舰队司令部担任航海业务长,负责导航事务。无奈的他只得离开了深深眷恋的军舰,坐进了办公室。但万万没有料到,更糟糕的事情还在后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作为“大军阀”的后代,洪达被下放到连云港的一个部队农场放养鸭子;余心清受到残酷迫害,悲壮地倒下了;余华心也被“发配”到远离青岛600里地外的“五七干校”。当时,他们已有一对年幼的儿女,只得送至北京母亲李德全处抚养。

    恩爱夫妻骤然天各一方,自然免不了心中牵挂。一次春节,两人相约在青岛火车站见面,回北京探亲。当洪达出现在余华心眼前时,除了那双眼睛依然炯炯有神,人已经瘦得皮包骨了。否极泰来,1969年,洪达当年的老上级苏军同志调任北海舰队烟台基地司令员,向来十分器重冯洪达的他立即下令将洪达调到烟台,担任基地航保处处长。这时从干校回城的余华心仍不能随军调动,被安排到《青岛日报》社装订车间继续劳动,接受又一轮的政治审查,直到1971年才得以调到烟台。由于档案中莫须有的黑材料,原来想要她的党政部门不敢用她,而历经坎坷的她也无心再和惹事生非的文字工作打交道,便进了烟台葡萄酒公司(现张裕葡萄酒公司),在包装车间当了一名普通工人,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长达三年之久,一直到她为父亲余心清争得了一纸“人民内部矛盾”性质的证明后,才被调到厂工会。后来,烟台打捞局成立,需要招人,余华心被调到办公室,她热爱这个工作,每当有救捞任务时,她都随船出海,及时写出一篇篇反映救捞工人战天斗海的简报,受到交通部部长彭源清的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