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渠珍与湘西文人沈从文
发布时间：2012-02-01 21:5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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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无止境
沈从文成名后自己说过，1922年前的沈从文是流氓、土匪、痞子，甚至什么也不是，只是一个两脚站立没有羽毛的动物。他不读书、看杀人、到野外撒野、打架、弄别人的船，父母根本就管不住。1917年9月家人将他送去当兵，已是没有办法、无可奈何之举。1922年，陈渠珍执掌湘西大权不久，二十岁的沈从文从川东被部队遣散回到保靖，被陈渠珍留在身边作书记，领中士军衔。陈渠珍在军中自律甚严，年近40也不讨姨太太（晚年却娶了几位姨太太，那是沈从文离开湘西以后的事了），每天天不亮即起床，平时极好读书，以曾国藩、王守仁自许，看书与治事时间几乎各占一半，往往读书至深夜还不睡觉。 军部会议室是一栋新房屋，孤零零建在一座山上。开会时，如机要秘书不在，就由沈从文担任记录。平时，会议室就由沈从文留住。军部会议室里放置了五个大楠木橱柜，柜里藏有百来幅自宋及明清绘画，几十件铜器古瓷，十来箱书籍，一大批碑帖，和一套《四部丛刊》。沈从文后来讲道，带了这么多书行军的长官实在罕见，更何况“每个日子治学的时间，似乎便同治事的时间相等”，“全不与我三年前所见的军队相像。一切都得那个精力饱满的统领官以身作则，掰画一切，调度一切，使各人能够在职务上尽力，不消沉也不堕落。” 当然，这个统领就是陈渠珍。军部书记的职务也比秘书处、参谋处书记要做的事多。一有急电或别的公文送来，即使是半夜，也必须立即起床，抄写回文。因此，沈从文不能随便离开会议室。无事可做时，沈从文只能以读书作消遣。 每当陈渠珍需要阅读某一书或抄录书中某一段时，就由沈从文预先准备好。于是，图书的分类编排、编号、旧画古董的登记，全由沈从文来做。由于登记涉及书画作者的人名、时代及其在当时的地位、铜瓷器物的名称、用途等等，这些都必须弄得清清楚楚。有时，他将那些宋至明清绘画一轴轴取出，挂到墙壁上，独自默默地欣赏，领会它们的妙处；有时翻阅《西清古鉴》、《薛氏彝器钟鼎款识》一类古籍，与那些铜器上的铭文作比较鉴别，估出它们的名称及价值；有时又去查阅《四库提要》，以弄清一部自己不熟悉的古籍的作者及其生活的时代。“……我在这方面对于这个民族在一份长长的年份中，用一片颜色，一把线，一块青铜或一堆泥土，以及一组文字，加上自己生命所成的种种艺术，皆得到了一个初步普遍的认识”。 在这过程中，沈从文学到了许多知识。又由于必须经常替陈渠珍翻检抄录古籍，日积月累，沈从文将大部分古籍也看懂了。他的中国传统艺术根子，就是在这时扎下的。由于这点初步知识，使一个以被动生活与自然现象为生的乡下人，进而对于人类智慧光辉的领会，发生了宽广而深切的变化。以至后来评说“沈从文的脚步，一直牵着陈渠珍的影子”，沈从文在这方面显示的才能获得了陈渠珍的赏识。他这段时期所接触的中国古代历史、文学、艺术，深深地影响了他后来文学创作的风貌；浸透在他创作中的古典文学修养、后半生从事文物研究必需的学识基础，乃至他对中国书法历史的透彻了解，几乎都能在这里找到最初的源头。这时候进一步影响沈从文的人物，就是陈渠珍当年的老师，也是沈从文的三姨父聂仁德先生。聂仁德是个饱学之士，1893年与熊希龄进京会试，为同科贡士。后因丁忧，未能参加殿试。辛亥革命在凤凰成功那年，成为湘西民选第一任民政长。那年是从湖北监利县县长任上下来，路过保靖，稍事休息的。聂仁德50多岁，枣红色脸膛，浓眉，长髯，长袍马褂，一派斯文。他到达保靖后，立即被陈渠珍安排住到了风景宜人的狮子庵。狮子庵位于保靖著名的狮子洞口。临河一面石壁，形同狮面，石壁附近有“天开文运”四个斗大摩崖石刻大字。石壁上有一天然洞穴，张开如狮口，即为狮子洞。洞壁全是洁白如玉的钟乳石，一条天然小道通上一座石屋。清乾隆年间，邑令王倡建书屋三间于狮子洞前，虚掩着洞口。书屋前老树、修竹、古藤相互绞结缠夹，一派青郁气象。沈从文几乎每天都要过河到狮子庵去，听聂仁德谈“宋元哲学”，谈“大乘”、“因明”，谈“进化论”，好奇心驱使沈从文提出许多他不知道却又极想探究的问题。这一老一少，在这亘古长存的石洞前，面对千年长泻的河流，进行着没完没了的辩难，也就种下了沈从文要用一生精力去思辩、去解答、去证实的作业。于是他向陈渠珍提出离队北上求学（1935年），陈渠珍不但表示支持，还答应为此提供资助。沈老后来回忆：“我于是拿了他写给我的一个手谕，向军需处取了二十七块钱，连同他给我的一份勇气，就离开了保靖。”但是沈从文离开保靖后不久，陈渠珍因十万坪一役，陷入了政治、财政方面的困境，之后就没能实际资助沈从文了。然而，这所有的一切在沈从文的整个人生中得以铭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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