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家與時代的對話          

     科學實證一路的史學，很容易給我們一個感覺，似乎他們對史學的時代主題是偏離的。或者說他們採取一種“邊緣化”的立場，是不是疏淡了史學回應時代的功能？因此，當歷史詮釋學觀念強化後，對這一路向的批評也就必不可免地要產生。      

去年恰逢史語所建所70周年，臺灣有關方面出版了《紀念文集》。其中現任所長杜正勝撰有一文，題名《史語所的益友——沈剛伯先生》。沈剛伯，我是從讀他追思故友傅校長（台大）的文章始識大名，知道他對傅氏的人格極為推重，文中也看得出他們之間史識有岐異，儘管只是一筆帶過（《傅斯年印象》）。正勝先生的文章，則明白告訴我們，沈先生早在1968年史語所40周年所慶的演講中，從史學的取向再次發表了頗與故校長相左的意見。兩位好友屬“和而不同”的君子之交，爭論絕非個人間事。     

兩位先生之間意見的岐異，涉及到百年史學的一些重要關節，很具有代表性。所以在這裏，我特地把正勝先生的介紹綜合一下，備錄於下：      

一是沈先生強調史學的內在理路是講“通變”，反對一味講“專深”。他認為歷史就理論上講，應該是整體的，因為沒有古就沒有今，沒有過去就沒有未來，所以嚴格而論，只有通史才是真正的歷史。很懷疑傅一味宣導崇尚專深，弄不好，就成了“象牙塔”、“ｄòｕ＠①ｄìｎｇ＠②之學”。傅則認為“通史的作法不會造就知識性的突破”。這一點我還可以引錢穆《傅斯年》作旁證。錢先生也說傅“不主張講通史”，說有“某生專治明史，極有成績”，傅先生卻不許他上窺元代，下涉清世。錢穆不以為然，認為若不能“上溯淵源，下探究竟”，怎麼可能“真于明史有所得？”所說之事是否為真，我無處證實，但錢、傅“專”與“通”相互對峙，嚴、余兩弟子相關憶述甚多，這是沒有問題的。 

 二是沈先生強調必須講求史學的外緣即意義和作用。這也可以分成兩部分。

首先是從學理上說。沈先生說他不敢相信人類的歷史也同自然界的歷史一樣，可以“成為一門完全信而有征的科學”。也不同意傅氏主張“不以史觀為急圖，純就史料以探史實”，所謂“存而不補”、“征而不疏”，“材料之外，我們一點也不越過去說”。沈先生認為，事實上史料無一不是經過寫作人主觀的選擇與主觀的組織而成的，無論他存心如何公正，寫出來的東西總是表現他個人的思想與識見，絕不能說是客觀的。史書所載只是“史事”而不能說是“史實”。史學是史家與史料的互動的結果。歷史所研究的過去不是死了的過去，而是在某種意義上，仍然活到現在的過去。

第二則是從史學外緣的意義和作用，亦即與時代的關係上說。沈先生認為史學必須跟著環境的轉變而不斷變化，“世變愈急，則史學變得愈快；世變愈大，則史學變得愈新。”歷史著作之所以不斷求新求變，因為“我們大都抱著鑒往知來的目的去讀歷史，一逢世變，便想從歷史中探尋世變之由；求之不得，自然就不滿意于現有的史書，而要求重新寫過。於是乎每一個新時代必有好些根據其時代精神所改修過的新史書。”他不贊成所謂純史學，史家成為象牙塔內的玄思冥想者。他認為傅先生關於歷史研究的定位和寫作的形式已經過時，那是蘭克時代的產物。他擔心：與時代隔離的純之又純的史學，如何維持不斷的創新力以免於枯竭？又如何得以接受外界不斷的刺激而產生新觀念，寫作新史書，以完成新史學呢？所以沈先生主張史學還是要回歸於社會，回應時代，尤其是史家對時代和社會的看法。

沈先生關於治史的觀念，大約是因為和我前幾年的思路比較吻合，感到特別地親切。但在我因為要做這項回顧性質的工作，前賢的書讀得稍多之後，覺得問題比較複雜，不是三言兩語說得清楚的。這裏實際包括了兩個需要討論的問題：一是史家與時代的關係；一是史家治史的史觀和史學方法，也包括“通”與“專”等不同的學術風格。從學術史回顧角度，第一個問題比較重大，關係到百年史學的評估；後一問題，見仁見智，只能共存共容，我看不必求同。 
    關於史學與時代的關係，從百年過程來說，恰恰不象沈先生所憂慮的那樣（當下怎樣，又是另一個問題）。正如第一節所述，由於特殊的情結，中國新史學與時代的關聯實在是非常緊密的，有時緊密得離了譜，產生了負面的效果。這方面，反顯出了史語所的某種“獨立人格”。自然，正因為“救亡”的情結強烈，新史學在對中國歷史整體認識方面所作的努力是艱辛的，爭議多，所積澱的成果也不少，以致直到今天，我們還在不斷咀嚼，不斷重複。          

 ——摘自《百年史學歷程回顧二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