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的史学状况

安娜史派的重中之重是社会科学，但诚如唐德刚在《胡适杂忆》中所说，胡老师的社会科学一直停留在赫胥黎（ThomasHuxley）的层次，对于安娜所致力之经济社会史的知识是“一团漆黑”，傅斯年的社会科学知识谅与乃师在伯仲之间。史学家兼台大文学院院长沈刚伯先生曾于1958年“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成立四十周年纪念会上作了以《史学与世变》的演讲，明确质疑所谓“史料学派”，说是史料无法求全，也不尽可靠，所以“史学很难成为纯粹的科学”，清楚地否定了傅斯年所倡导的史学即史料学，此一演讲稿后来发表在史语所集刊第四十本上。但沈氏“否定”傅氏之余，并无创见。沈先生也不懂社会科学，就在他这篇演讲稿里，说是经济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的“科学基础还没确立”，“所以我们现在还没法子使人类的历史也同自然界的历史一样，成为一门完全信而有征的科学”，实在有点不知所云。事实上沈先生一直是史学界一位重要的领导人，在蒋政权下，他所受的压力很大，威权体制要他带头学以致用，在蒋介石领导下为“反共抗俄”大业尽一份心力，沈先生的演讲未尝不是对压力的表态，那一期史语所集刊封面印有“恭祝总统蒋公八秩晋二华诞”字样，恐非巧合。然则，当年台湾的史学领导人学识既有不足，又遭遇到外在的政治压力，安能像安娜之自由飞翔，形成现代史学的一大门派？

直到1960、1970年代，留美学习历史的若干学者回到台湾，介绍了一些当时正在西方兴起的社会史研究，以及社会科学方面的若干知识；然而由于社会科学的根底浅、底子薄，当年在台大教社会学的陈绍馨还在讲“七宝之身，五漏之体”云云。留学生的译介既不系统，也不够深入，据王晴佳在《台湾史学五十年》中所说，真正能运用新的社会科学方法研究历史的，并不太多。若所云不虚，则王氏又如何落实社会科学史学之兴起？

在华人之中，利用社会科学治史最有成就的是何炳棣教授，无论有关近世中国历史人口、明清社会流动，或农业以及文明的起源诸议题，不仅规模大，而且分量重，只是何教授的专书与论文大都用英文发表，近年才有一些翻译本出现，对整个华语史学界未见应有之大，华语史学界也未见可以匹敌之作。今日可见的社会科学史学华文专书或论文，皮毛多于实质，数字图表虽然整齐，往往议题失焦，流于无谓，而文字枯燥乏味更属寻常。

台湾是否也有学派？时而听闻有所谓“南港学派”之说，南港一地原属台北之乡野，然自上世纪五十年代起汇聚了不少历史学者，勤于研读自大陆播迁来的大批史料，并勤加整理编篡成书，可说是承继史料学派之余绪；并忠于记事，条列整齐，实承大事编年之传统。就此而言，倒是名符其实的“年鉴学派”，只是南港学派之名不出岛外，不列国际学术之林，即在岛内似乎也未被重视，而年青一代的南港史家也未必以史料自重，亦不以继承传统为念，大多追随西潮，无论选题和书写方法都与前辈迥异，也不尽为前辈认同，整个史学发展之方向，似乎尚无定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