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毕业答辩现场，看着底下的良师益友，我总觉得有一些遗憾，要是诸葛先生也在就好了。

我在苏州大学艺术学院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曾先后受业于两位导师：诸葛铠教授和李超德教授。但在答辩现场祝贺我顺利取得博士学位的却仅有李超德教授一人，因为诸葛先生已于2012年3月病逝了。诸葛先生去世前因昏迷已卧床两年，因工作及家事学事所累，在此期间我仅去探望过两三次，既不曾看护照料，更谈不上治丧守灵，连追悼会和追思会都是来去匆匆，和那些在诸葛先生沉疴缠身之际尽心尽力的同门师兄妹相比，自觉汗颜无地。但我从不曾忘记诸葛先生对我说过的那些话，那些批评的话、鞭策的话、鼓励的话，也不曾忘记他在育人和学术上的以身垂范。我无力评述诸葛先生的学术思想，只想凭学生的本分写一篇小小的文章，纪念他与我的这一段师生情。

第一次见到诸葛先生是在我的硕士答辩会上，他受邀来担任答辩委员会主席。当时我在江南大学设计学院念研究生，在导师陈新华教授的帮助和指导下度过了三年愉快的学习时光。江南大学设计学院历史上以培养设计实践能力著称，我的毕业论文虽很不成熟但受到了小范围的一些称赞，于是就有点错误的满足于自己的设计＂研究＂能力了。到了答辩会上，诸葛先生大概一下子提了十几个问题，我几乎一个都没答上来，因为都是之前未曾考虑到的，于是只能混乱的含糊而过。虽然最终导师们还是一致肯定了我的课题，但我已明白山外有山。

毕业后我来沪执教，出于晋升职称的压力渐渐又有了读博的念头，于是想起了诸葛先生。我从一位学妹处获得了他的电话，贸然就打了过去，三言两语后发现诸葛先生还记得三年前的我。我谈了报考的打算，他表示欢迎。但那一年人生大事实在不少，置房、装修、结婚、考博全撞在了一起，所以复习时间很零散。那届诸葛先生就招一名博士生，我虽竭尽全力，无奈分数不太靠前，也就不作它想，准备第二年重头再来。未曾想有一天接到诸葛先生的电话，说有一自费生名额问我是否考虑，我当然非常乐意，于是就这样正式拜入师门。后来我才得知，诸葛先生那一年未招公费博士生。我明白这一名额得来绝非容易，心里也非常感激，研修博士课程自然全力以赴。虽常常苏沪两地奔波，但能感受到自身学术能力的成长，倒也不觉得十分辛苦。在这段时间，我与诸葛先生有了比较密切的接触，渐渐熟稔起来，也得以近距离感受到他的高尚师德和治学风范。

诸葛先生是我国著名的设计理论家与教育家，苏州大学能够成为全国第二家设计学博士点的授予单位，他作为领衔专家可谓居功至伟。但与那些不愿进教室的"著名"学者不同，诸葛先生的课程量是很多的，本硕博三阶段都有课，而且上课极为认真。他那一年由于只招了我一名博士生，我以为会采用通行的几个年级学生集合上课的办法，但是没有，他就这样一对一的给我上课，一板一眼的问答，来旁听的同学只能坐在后面。而且必须是我先提问，如果还有时间他才与旁听者交流。说实话，这种＂待遇＂一开始让我如坐针毡，彻底打消了＂混＂的念头。退休返聘后的诸葛先生如此操劳教学，也是导致最后积劳成疾，一病不起的重要原因。

很多学生都有点怕诸葛先生，尤其初识者可能认为他黑口黑面，严厉非常，实际上他对恪守弟子礼的学生和晚辈是很关心呵护的，也没什么架子，开得起玩笑，听得进意见。我儿子刚出生时早产，那时他看我经常一脸愁容的样子，就谈到他自己幼年时由于战乱是喝米汤长大的事，并自嘲说＂无非矮点、丑点，其他不是也挺好？＂论文开题时，诸葛先生原意叫我写设计家张光宇研究，我却表示对个体研究不感兴趣，于是他又转而支持我自拟的研究方向，修改提纲甚至到了逐字逐句推敲的地步。没想到在开题会上，张道一先生却认为选题和提纲范围太大，担心我学力不逮，诸葛先生又为我力争，加上李超德教授的协助，最终总算没有当场推翻。又经过长达一年的陆续修改，张道一先生终于首肯了论文提纲，并给了我许多建议。诸葛先生听到这个消息也很高兴，并鼓励说对我的论文＂抱有很大的希望＂。这句话我记了很久，在写作最困难的那些时刻，是他的期望支持我勉力前行。

诸葛先生是一位深刻的理论家，但首先是渊博的学问家。他的学术风格是典型的绵实缜密、厚积薄发。一次，我突然偏离课程主题向他提出能否谈谈中国设计学发展源流、现状、问题并评述下当前的学界热点人物。原以为凭诸葛先生的资历，足可当场娓娓道来，但他却未明确表态。第二周上课时，他才就此问题谈了一个多小时，态度明确且坦诚，令大家受益匪浅，我才明白诸葛先生这是有备而来。浮躁与虚妄是当前学术界的流行病，但在诸葛先生和苏大艺术学院的老先生们身上，我却看不到这一点。他常告诫我要改改脾气，切忌心浮气躁，还拿自己举例说文革结束都已四十多岁，学术生命才重新开始，年轻人还是要一步一个脚印，欲速则不达。

诸葛先生早年致力于图案学研究，终成国内设计学理论大家，晚年又从事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在几个领域都取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但他本人却很低调温雅，丝毫没有那种自封宗师的山大王性格和蛮横霸道的学阀脾气，相反乐于提携后辈，乐于成人之美。诸葛先生过世后，我从李超德教授处得知诸葛家兄妹五人，一门教授，而他生前却从未和我提起。相反，他提的最多的是要尊重师长前辈和学术传统，在开题以后更是多次叮嘱我要多向德高望重的张道一教授和张朋川教授等专家学者讨教。

2010年春我从日本研修回来后去苏州看望诸葛先生，给他带了几盒京都的点心并邀请他和师母一同参观世博会，那天诸葛先生显得非常开心，谈兴也浓。没料到的是，两天后我接到同学的电话，告知诸葛先生突然病倒了；更没料到的是，诸葛先生就此昏迷不醒直至去世。在他病重初期，我开始正式着手博士论文的写作，由于选题难度大，可参考的同行成果也极少，所以很长一段时期感到孤独苦闷。我很怀念那些随时可请诸葛先生提供建议并与之交流观点的美好时光。有时我写到凌晨拂晓，临睡前还会打开邮件箱，重读诸葛先生写给我的邮件，尤其是他反复告诫的＂材料要充分＂、＂调查要详实＂，仿若音容笑貌尚在。

后来为了更好的完成博士生的培养工作，艺术学院为我安排了第二位导师。李超德教授是我的博士论文进入正式写作阶段的实际指导者。我心里清楚，因为缺乏之前的磨合，像我这样的＂插班生＂到了最后阶段其实是很难带的。感谢李超德教授为此费心尽力，无论资料搜集、观点推敲，还是结构调整、答辩准备，甚至包括遣词造句方方面面都提出了许多切实的意见。我心中的谢意有待今后另文详述。

现在回想起来，我从诸葛先生处所获观念之最大转变是对中国传统文化和本土设计文脉重拾温情与敬意，并学会对真正的学术理想保持一颗敬畏之心。为此，我会一直怀念诸葛铠先生。

                                                         作者系上海师范大学广告系教师 张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