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著名画家、美术评论家、散文家郁风15日凌晨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协和医院去世，享年91岁。郁风是著名作家郁达夫的侄女。据郁风儿子介绍，郁老没有留下任何遗言。而郁风的丈夫、九十五岁的著名书画作家黄苗子，在家闭门谢客，情绪还算稳定。 　　据《中山商报》报道，郁风患病已经三四年了，郁风之子说：“病中的母亲很坚强，也很乐观，患病这些年里，她坚持与病魔做斗争，每当病情严重时她会说被‘黄牌警告’了。”据称，对于郁风的离去，黄苗子颇为悲伤，但生死之事，他也早已看得很明白。 两个不同背景的人 　　黄苗子生于广东香山（今中山市）书香世家，早在进入香港中华中学读书前，黄苗子就喜欢上漫画，16岁时创作的漫画《魔》入选香港学生画展。1932年，黄苗子从香港跑到上海投笔从戎，在上海市政府任职。黄苗子身在官场，心在艺坛，与许多画家成为至交。 　　一年后，郁风也随家人从北京南迁上海。与黄苗子不同，郁风的父亲郁华、叔叔郁达夫都曾留学日本。郁风受郁达夫的影响，热衷进步活动。郁风先在北平艺术专科学校学习油画，随后到南京中央大学在徐悲鸿、潘玉良门下深造。 　　和郁达夫的交往，黄苗子记得很清楚。郁风就在这时候走进他的世界,才人相聚，意趣相投，家庭背景大不相同的两个年轻人常常在一起谈时事、报纸、文艺，因为艺术交流而成为了朋友。 战火中的婚礼 　　抗日战争全面展开后，很多上海的文人被迫流亡广州，当时郭沫若是《救亡日报》的挂名社长，由夏衍主办，郁风为记者。有一次，夏衍对黄苗子诉说《救亡日报》缺乏白报纸。黄苗子积极支持抗战，想出了个主意，建议夏衍以郭沫若的名义写个报告，上交广东政府，要求进口国外的白报纸，理由是宣传抗日，这样可以免关税。夏衍照计而行，很顺利地得到批准。 　　黄苗子与夏衍交往，自然免不了与郁风接触。当时，黄苗子24岁，郁风21岁，二人已经在上海相识，又在千里之外的广州相逢。后来几经周折，两人又相继来到重庆。在重庆，黄苗子、郁风、夏衍、徐迟、冯亦代常聚在一起。后来，黄苗子向郁风求婚。1944年5月，他们在郭沫若的家里举行订婚仪式。 “二流堂”风云 　　在黄公馆的不远处，有一个文化人的住所，名为“碧庐”，这是电影界著名报刊编辑唐瑜自费建造的房子，用来接纳文艺界的穷朋友。那时进步文化人多与共产党来往较频，从延安来的秧歌剧《兄妹开荒》中有个陕北名词“二流子”，引起了“碧庐”中人的兴趣。有一次，郭沫若来“碧庐”聊天，兴致勃勃地要题匾“二流堂”，一时没找到宣纸和毛笔，并未题成，但“二流堂”的名号从此就叫开了。 　　1949年后的北京栖凤楼，住着黄苗子和郁风、吴祖光和新凤霞、盛家伦、戴浩，盛家伦称这里是北京“二流堂”。黄苗子回忆说：“‘二流堂’除了在朋友上的感情沟通，更多是推动大家专业之间的交流。比如吴祖光搞梅兰芳的戏剧，就把我、张光宇、张正宇请进去做艺术顾问，对布景等提出意见。这一类的事情很多，我们没有有意识地去振兴中华文化，但是实际上也做了一些这方面的工作。” 　　这批志趣相投的文化人聚在一起，并不知道厄运将至。1967年12月13日的《人民日报》上，赫然刊登了著名檄文《粉碎中国的裴多菲俱乐部“二流堂”》，字字粗黑。“二流堂”一案株连数人，黄苗子和郁风夫妇名列其中。 “文革”时期，黄苗子和郁风夫妇含冤入狱七年，关押在同一个监狱，却相互不知下落。 亦师亦友“双子星” 黄苗子与郁风是彼此艺术上的师友。郁风曾道：“我经常是他的第一个批评者，他写了字，我其实不懂，但是我从艺术的角度、直觉、构图等方面，最不客气地评价。他有时候听，有时候也不听。我的画，他也批评。后来，他总说他画画是跟我学的，其实不是。我们先后在澳大利亚生活了十年，那里地大人稀，住的房子很大，我们也有一个很大的工作室。我们一共有三个工作台，中间有一个大桌子，我画完以后的颜料都不用收起来，他写完了字就‘偷用’我的颜料画画。” 　　近四十年间，黄苗子和郁风声名日隆，夫妇书画合璧，被誉为中国艺术界的“双子星座”，但他们却自称是“行走在艺术世界里的小票友”。黄苗子的打油诗和郁风的散文，在他们看来不过是玩票，却玩出大家风范。在家中有黄苗子手书的“安晚”二字，那正是他们自状和自求的心态。 链接：郁风生平 　　郁风原籍浙江富阳，早年进入北平艺术专科学校和南京中央大学艺术系学画。 上世纪五十年代后历任中国美术家协会副秘书长、书记处书记、常务理事，中国美术馆展览部主任。擅长中国画。近四十年间，黄苗子和郁风夫妇书画合璧，被誉为中国艺术界的“双子星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