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兴“五教”。五教即“父义、母慈、兄友、弟共（恭）、子孝”。

二、定“五礼”。五礼即“吉、凶、宾、军、嘉”。吉礼即祭祀之礼，凶礼乃丧礼，宾礼系部落与部落联盟之间、部落与部落之间以及与联盟之外的友好部落之间的聘享之礼，军礼为组织氏族、约束大众成军之礼，嘉礼为“饮食、男女”之礼。

三、创“五刑”。五刑即“甲兵、斧钺、刀锯、钻笮、鞭扑”。甲兵，即对外来侵犯和内部叛乱的讨伐；斧钺，系军内之刑，属军法；刀锯，系死刑和重肉刑；钻笮，是轻肉刑；鞭扑，是对轻罪所施薄刑。皋陶在习惯法的基础上整合为“五刑”，无疑是一大进步，创我国刑法之始。

四、立“九德”。九德即宽而栗（秉性宽弘而有原则）、柔而立（性情温良而能立事）、愿而恭（质朴而能尊贤）、乱而敬（有才而能敬事）、扰而毅（谦和而有主见）、直而温（正直而不傲慢）、简而廉（具大略而能务实）、刚而塞（果敢而不鲁莽）、强而义（刚强而不任性违理）。皋陶制订的“九德”，内涵包括人的秉赋、气质、品德、才干等许多方面，是所知的我国历史上最早考察、选拔公职人员的标准。

五、亲“九族”。九族即部落联盟核心的亲属部落。部落联盟是一个松散组织，联盟没有可靠力量作后盾是维持不下去的，所以亲“九族”亦是当时历史条件下一项重要的政治策略。

皋陶文化的核心是“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治国安邦之道。

历代史籍记载：“帝舜三年，命咎陶作刑”、“皋陶造狱而法律存”、“《夏书》曰：‘昏、墨、贼、杀’皋陶之刑也”；皋陶说：“天讨有罪，五刑五用哉”。由此可见，皋陶刑法是中国最早系统和制度化的刑法，是我国真正意义上的刑法开端。夏朝的“禹刑”，商代的“汤刑”和西周的“九刑”或“吕刑”，都是从皋陶之刑发展而来。皋陶的“五刑”早于古巴比伦的《汉穆拉比法典》三四百年，因此皋陶被尊为中国的“司法始祖”。皋陶的法治思想为后世的法制起了典范作用。

他执法严谨，对过失犯罪者尽量宽恕，对故意犯罪或累犯不改者从严惩处，对罪疑者从轻处罚，在杀人的问题上更加谨慎，不伤无辜。他执法公正，“决狱明白”，“听狱制中”，“五刑五用”，乃至“天下无虐刑”，“天下无冤狱”。他注重教化，“明于五刑，以弼五教，期于予治，刑期于无刑”。主张以“法治”辅助“德治”，希望最终实现社会上没有犯罪行为的大治局面。

皋陶生活的年代是我国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过渡的最后阶段，正处于文明时代的门槛。皋陶对联盟制度和文化方面的改革作出了重大的贡献。那时，部落林立，号称“万国”，信仰、习俗不一。他倡导并施行的“五教”、“五礼”、“五刑”、“九德”、“九族”，对于加强部落、部族间的政治、经济、文化的联系和融合，促进国家的产生，都发挥了显著的作用。皋陶思想是儒家学术思想的重要源头之一。皋陶文化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瑰宝，是留给后人宝贵的精神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