悼念聂玮老师

王培峰

一

八月二十四日上午，我在睡梦中接到商洛朋友的电话，她声音沉郁地告诉我，今天凌晨一点钟，聂玮老师去世了。放下电话，我呆坐在床上，觉得心里面又空又疼。

其实，上次回商洛看望聂老师时，我就知道，这个消息迟早都会到来。但如今我依然难以接受现实的残酷，也无法相信天道如此不公。四十二岁的韶华年纪，为人是那么温润敦和，隐忍宽厚，谁能料到天妒美善，居然不得永年？

朋友来电，除了告知聂老师的死讯外，还要我为商洛学院中文系代撰一份挽联，以寄托同事们对她的哀思。我深知自己学问微浅，并非撰写此联的合适人选。但我与聂老师交往数年，相知颇深，算得上能够读懂其人其学的，所以，就当仁不让，应允下来。

然而，深深的痛楚，使我无法马上提笔为文。我只好一边收拾行李，准备入山吊唁，一边回忆我与聂老师的相识相熟，让曾有的美好痕迹，去覆过眼前的哀伤。

二

现在想来，我对聂老师最初的印象，是到商洛工作那年年末，系里晚上一起聚餐，因聂老师家距饭店不远，大家便应邀到她家里做客。

那晚大家都说了些什么，我已全然忘却了。只记得她的儿子小宇当时仅有五六岁，在应该叫我叔叔还是哥哥的问题上犯了难，我对小宇说，就叫哥哥吧，又转过脸笑着对聂老师说，我们各论各的。聂老师微笑着答应了，此后我和小宇就一直这么称呼。小宇见家里热闹，便兴奋地在沙发背上走来走去。聂老师几次软语批评，语气温和，微带笑意，未见一次高声。回家的路上，有人说聂老师有点溺爱孩子，我没有言语，头脑中不知为何浮现出周海婴小时在内山书店里攀上爬下，鲁迅先生坐在一边，从来不去制止的画面。

交往日久，方知聂老师不但对小宇如此，对待他人亦甚是宽和。她的丈夫赵超常年在外地施工，二人一年在一起的时间，不过一两个月。她日常除了备课、上课之外，要一个人照顾小宇的生活起居，还要辅导孩子的功课。但她每次说起此事时，从来没有抱怨过赵超，每次都会说他休假之时，会包揽家务，待人也很体贴，显得幸福而知足。其实，个中冷暖甘苦，非他人所能尽知。在她生病之后，赵超请长假回来陪她看病，竟成了他们相聚最长的一次。第一次手术出院后，我和石风去看她，她对我们说，赵超这次陪她这么长时间，让她觉着这次生病似乎不是什么不幸，还特意叮嘱我，不要只顾着读书，要多和家人在一起。现在想来，这份叮嘱里，有她个人的辛酸，但她用她宽厚的心，包容了这一切。

在学校里，她与人亲善，似乎从未和他人争执过任何事情。或许是意欲卖弄文字的缘故，中文系的老师课余时喜欢言语戏谑，以为乐趣。王天时教授为人敦厚，阅历丰富，无分老幼皆喜与他打趣，为群矢之的。天时教授有时招架不住，便故意将话题引向别人，结果又会招来另一轮攻击。只有聂玮和程华两位老师，在天时教授说笑之后，只会应和着笑一笑，从来没有什么回敬的言语。聂老师生病之后，有一段时间不能上课，天时教授在受人围攻之时，常常会遗憾地说，聂玮病了，能挨他“欺负”的就只有程华一人了。当时虽然只是些玩笑话，但今日忆起，多年来我确然从未见她高声言语，总是雅致而柔和，平淡而内敛，让人乐于亲近。

我刚到商洛学院时，教过一段时间古代汉语课，聂老师是我们的教研室主任。一次院里要举行青年教师讲课比赛，聂老师鼓励我报名参赛。这自然是她想给我一次展示能力、锻炼自己的机会，但那时我以学为高，对所谓教学技巧，很是不屑于讲求，以为水涨船高，无需在意，便颇不耐烦地说：我不喜欢这类事情，即使报名不讲就得第一名，我也不报名。聂老师断没想到我会这样回她，嘴唇张了一下，欲言又止。但日后依旧关心我的教学与学习，心中毫无芥蒂。

我为人性格乖张，不喜与人交游，入商十年，知心之交，二三人而已，而以言语相恶者，似非止一人。彼时我与聂老师未有深交，她以热诚之心，受此恶言，却不愠不恼，可见是一贯宽厚如此。

三

与聂老师相交日深，是缘于学术。我们都毕业于西北大学文学院，有着共通的学术血脉，在学术兴趣上，也有不少交集。

程华老师也是我们的校友，记得一次她们在讨论一个关于汉代先郑、后郑的问题，我也坐在旁边。那时网络尚不发达，我的藏书也还不十分丰富，但我回宿舍后，还是找到了一些相关的例证，便抄出来，下次见面时，托程老师转交给她。

此后，我们经常交流学术意见，也会交换修改论文，我的一篇辨析汉代今古文经学的小文，便曾经过她的修改，论文题目也是在她的建议下改定的。而她在写一篇关于“斑白”的论文时，亦曾和我讨论，但我对训诂学不甚了了，并没能给她提供什么帮助。

二○○七年冬，我在备考浙江大学古文献学研究生时，偶尔在《现代汉语词典（第五版）》上查阅了一个专业名词“子部”，发现注释甚为疏漏。这个发现，一下打破了这部辞书在我心中完美无瑕的形象，经过一夜的翻看，居然发现类似的失误十余处。次日，在办公室遇到聂老师，便向她请教我的发现是否有价值。聂老师肯定了我的发现，并建议我继续做下去。但我的研究侧重于古代文史，对现代辞书并不感兴趣，便将那些词条送给了聂老师，让她去做系统研究。

过了不久，聂老师对我说，她仔细翻阅此书之后，发现有问题的词条多达数百个，并撰写了三四篇论文。我看着她送给我的论文稿件，对她的勤敏很是钦佩。这些论文，后来有一部分发表在国内的学术期刊上，多次被硕博论文和学术期刊引用，相信对《现代汉语词典》的修订，会有不小的帮助。后来她又查找了更多的资料，撰写成一篇五六万字的硕士论文，并顺利取得了陕西师范大学的硕士学位。令人遗憾的是，由于她的病痛，这些成果没能整理出来，世人无法完整地看到她心血的结晶。

对于这个题目，由于我学问偏狭，除了最初的几个词条，没有任何额外贡献。但聂老师却从不藏他人之善，常常在人前谬赞我发现学术问题的能力，以致她的家人虽不认识我，但大多知道有我这么一个很“刻苦”的人，让我着实感到惭愧。

在商洛那段时间，我入乡随俗，对当地地方文献颇感兴趣，也曾搜集过刘蜕《文泉子集》、王禹偁《小畜集》方面的文献资料。因为聂老师是本地人氏，都给我提过很好的建议。稍后，我因为在系里开设古典文献学的选修课，想做一部《四库提要叙笺释详解》，但以我个人的能力，不足以独立完成这个题目，便与系里的老师商量合作。聂老师负责的是注解经部小学类的小序，聂老师接到分工后，第一个将相关的文献资料复印回去，作为选题的倡议者，当时非常感动。后来，由于她的病重，加上一些其他的意外，这个选题未能最终完成。一次我去看聂老师，她郑重其事地提出这部分另找人来做，我说等她病好了再说，但她的病终于还是没有能够好起来。为了不让她在天堂继续惦记这部分工作，我暗自起誓，在写完博士学位论文之后，我首先要将这个选题完成，等书出版了，一定到她灵前奠告。

聂老师生病之初，我和石风正在西安读研究生，先后都去看望过她。我们当时认为聂老师那么年轻，手术之后就会很快康复，每次过去都会谈很久，聂老师也总是很开心地陪着我们。一次，石风甚至还拿了一篇论文，让聂老师帮助修改，她也欣然答应，并在仔细改好之后，推荐给学报发表。在我们面前，她从来都是把病痛藏起来，以致在一起时，我们经常会忘记她是一个病人。

现在，聂老师永远地走了。对我而言，失去的不仅是一位校友，一位同事，也失去了一位能够一起谈论学术的至交。而商洛地方僻陋，有做学问的资质者本来就少，聂老师去世之后，所留下的空白，一时很难有人能够填补。

四

在商洛的几年，我先后上过不少自己专长之外的课程。为了不误人子弟，我旁听过一些老教师讲的课，以便画出依样的葫芦。其中，就有聂老师的古代汉语课。

聂老师在商洛学院青年教师赛讲中得过第一名，教学艺术甚得同行好评，也为学生所喜爱。但她上课不张扬，不象现在有些人花里胡哨地过分包装，让学生听着不知就里。站在讲台之上，聂老师很少偏离主题，一线贯穿，却总能摇曳生姿，语言平实，却讲得细密透彻。由于近十年高考扩招，学校的分数线变低，大多老师在课堂管理上要多花一点心思。但聂老师从不疾言厉色地批评学生，学生却能安静地听课，认真的记笔记，看得出，大家都很享受她的课堂。

在聂老师的课堂上听课，让我受益甚多。或许是为了让我觉得更加“公平”吧，聂老师和我约定，改日听我一次课。但一连几次，都因事延后。那时我就有些感慨，一个人带孩子，确实非常地不容易。

一天上午，聂老师特意从家里坐车来学校听我讲课。那时我走上讲台不久，又不是师范专业毕业，对教学技巧很是外行。站在讲台上，往往是讲我所知，论我所学，不太顾及学生的接受能力。那天，聂老师来到教室，便走到最后一排坐下。后来我才知道，同事听课，坐在后面，对讲课老师产生的干扰最少，而我每次听聂老师的课，总是要坐在前排的。上课后，我站在讲台上拉拉杂杂地讲，学生在下面懒懒散散地听，倒是聂老师在笔记本上认真地作听课记录。下课时，还没等聂老师起身，学生一哄而散地涌向门口，让我很是发了一通脾气。但聂老师并不介意这些，课后对我的教学，做了很多指导，让我至今受益。

聂老师生病期间，学校曾请郭敏厚教授出山，代她上了一段时间的课。从郭教授那里知道，聂老师也曾听过他较长时间的课。原来老教师帮扶年轻教师，在这所学校里，是一种很老的传统，而这年轻老师，自然是应该执礼甚恭的。但聂老师和我谈论问题时，从来都是商量的口吻，这大概是她为人谦和的缘故。郭教授对聂老师评价很高，认为她为人好学，讲课认真扎实，是难得的人才。这与我听聂老师讲课的感受，是非常相近的。

学生对聂老师的爱戴，在她生病之后，大家才更多地感受到。我去看望聂老师时，就多次遇到学生过来看她。其中一位已经毕业多年，在另一座城市上班，而聂老师在西安和商洛住院时，她多次请假到医院陪侍。其实，聂老师住院时并不孤独，丈夫赵超和三妹一直都陪在身边。但一个毕业多年的学生，能够时刻挂念着老师，可见她是感念在校读书时老师对她的教诲的。而作为一名老师，一生能教出如此弟子，对此生选择这个职业，又有什么可遗憾的呢？

五

聂老师的病发现较晚，且有一段时间被一家医院误诊，等确诊之时，已经是癌症晚期。据医生所说，得此病症者，能够挨过两年的，仅有三分之一左右。但首次手术非常成功，大家对她的康复都很乐观。二○一一年，病情复发，需要再次手术，大家的心情开始变得黯淡起来。

但聂老师一直都勇敢地面对病魔，不但积极治疗，而且在养病期间学会了瑜伽、游泳，这都是她以前想学没有时间学的东西。她下水三次就学会了游泳，让很多同事自愧弗如。读书也是她调节心情的重要方式，据赵超讲，聂老师生病期间，读了三四十部书籍。

在她第二次手术那个春节，我和石风因为忙着写毕业论文，没有回家过年。聂老师知道我们还在商洛，就打电话邀我们去家里吃年夜饭。在我的印象里，三妹回家过年去了，她的公婆特意从老家过来，陪他们过年。开始时，我为打扰他们家人的团聚，感到很是不安。但他们一家都很热情，聂老师和婆婆一起下厨，给我们做了一桌子美味的商南小菜，还烫了老家人自酿的苞谷酒。那天我和赵超都喝的有点多，聊了很多工作、家人的事情，还拉着赵超的父亲给我们讲商南过年的风俗。聂老师和婆婆关系很融洽，她们和石风坐一起说话。石风怕我喝醉了，偶尔会讥嘲我满嘴醉话，没羞没臊，惹得大家都很欢快地笑。饭后，挤在沙发上照了很多相片。当时大家都很高兴，全然忘记了病魔的存在。临行时，我们还相约春天到山阳天竺山游玩。因为我一直说家酿的苞谷酒好喝，聂老师给我装了满满一大壶，我摇摇晃晃地提了回来。

春节过后，石风忙着修改论文，准备答辩，我先是准备硕博连读考核，接着又要去韩国开会，一起去天竺山游玩的约定，自然是落空了。

去年年底，我和石风回山东举行了简单的婚礼。婚礼前夕，我们给聂老师打电话，却一直打不通，心里面不禁有些不安。过了几天，聂老师和赵超一起到我们家中，说了很多祝福的话。我发现她明显瘦了，脸色也不太好。邀她在家里吃饭，她说最近身体不太好，吃饭禁忌比较多，还是回家吃吧，我们也就没敢强留。

今年春末，我从西安回去，想去看她。她在电话里说，次日一早就要回商南老家养病，可能会在家里住较长的时间。后来我才知道，家人从浙江打听了一个中药偏方，回家采药、熬药更方便一些。但这个偏方不但没有明显的疗效，反而吃坏了胃，病情进一步加重。后来，赵超陪她去了广西一次，一则出去散散心，二则寻找新的治疗方法。但到广西不久，病情就开始恶化，以致不能进食。

七月下旬初，聂老师打电话给石风，让我们去家里玩。我当时在西安，一时赶不回去，石风便一个人去看她。刚去不久，石风便打电话过来，声音哽咽地低声说：“我在聂老师的书房里，聂老师说这些书她用不着了，让我挑一些有用的回去。我不……”石风在电话那头泣不成声，我的眼泪也刷的流了下来。这件事情，无论是对聂老师来说，还是对石风来说，都太残忍了。而这份心意，实在太沉重了，我和石风实在没有能力去承受。

次日，我乘车回到商洛，而聂老师又住进了医院。在病房见到聂老师，她脸庞消瘦，眼睛有些浮肿，精神却还好。见到我时，聂老师有些激动，我让她躺下休息，她却坚持坐着和我说话，还有些歉意地说，鼻子里插了胃管，说话有些不方便。问她的眼睛，她说白天有不少人来看他，流了很多感动的泪。她还是那样，无论身体如何虚弱，总是想着别人的好处。

聂妈妈和几个姐妹都在，小宇也在。我们坐在床边，说了些小宇成长的趣事。我刚到商洛时，小宇还是个调皮的孩子，现在已被商洛中学录取为高中一年级的学生，个子长高了，身体也强壮了，已经完全是个大小伙子了。说到这些时，聂老师的眼睛里闪着些许欣慰的泪光。我知道，这个世界上，聂老师最放心不下的，就是小宇，她是多么渴望能够看着他长大成人啊！

临行前，我握了一下聂老师的手，瘦弱，绵软，似乎一丝力气都没有，我的泪一下子涌了上来，侧着脸走出了病房，一种令人窒息的疼痛，从心口扩散开来。

对于那个看得见的终点，聂老师此时已经很平静，很坦然，她已准备好寿衣，也在赵超的陪同下选好了墓地。她知道亲人为何都回到她身边，也知道大家为何来看她。而对亲友的心意，她强忍着病痛，平和，感恩，甚至微笑着去面对大家。而我们所有的人，却只能眼看这她忍受这一切煎熬，不能分担，也无法缓解。

从医院走着回家，我眼前一直是聂老师虚弱的样子。到家后，我对石风说，我们以后不要再去看望聂老师了，就让家人陪在她身边，让她安安静静地离开吧。

六

从理性的角度去想，病人病危之际，早一日离世，便少一日痛苦。然而，当噩耗传来之时，悲痛和叹惋，还是充塞了我的内心，并弥漫在周围的空气里，让我无法从中解脱。

在我收拾行李之时，商洛那边又打电话来催要挽联。我只好尽快草拟了一个，来不及仔细推敲，便用短信发了过去：雠正典册，学林誉重称硕望；化育人才，苗圃花满悼哲人。作为商洛地区最高学府的教师，聂老师在汉语教学与研究上，都达到了当地的最高水准，也得到了省内外同行的认可。遗憾的是，她重病之时才三十多岁，还来不及在更广范围内产生更大的影响。这对汉语研究而言，是一个很大的损失。

待我们回到商洛，已将聂老师安放在冰棺之中，我们再也无法看到她的容颜，无法听到她的声音了。我和石风站在聂老师的灵位之前，惟有上香三支，深鞠三躬，以示哀思。遗照里的聂老师微笑地看着我们，似乎是知道我们来为她送别。

晚上，按照当地的礼俗，我和聂老师的家人、生前友好留下来，陪伴聂老师最后一程。聂妈妈老年丧女，内心的悲痛可想而知。深夜山风吹起，略有些凉意，大家劝聂妈妈回去休息，但她坚持通宵陪伴女儿。和大家说起聂老师临终之际，连喊数声“妈妈”，老泪纵横，抚柩痛哭。大家强忍着泪，安慰聂妈妈，并和她讲一些聂老师在学校时开心的事。聂妈妈在情绪略有平复之后，也给大家讲了一些聂老师的往事，看得出，在聂妈妈眼里，聂老师是一位令她骄傲的女儿。

聂家居于商南青山镇花园村，世代以农耕为业，偶尔做点小生意，并不是书香门第。聂老师是家中长女，学习成绩一直甚佳，一九九二年以全县第二名的成绩，考入西北大学。其后，在她的影响和帮助下，五个弟妹考上了大学，且都学有所成，六弟还是留学美国的博士。一个普通农民家庭，在子女教育上能够如此成功，父母家教甚严，是一个方面，而聂老师作为大姐的榜样力量，自然也是非常重要的。聂家能够在当地成为受人瞩目的望族，聂老师居功至伟。而做到这一切的，不是权力，也不是金钱，是对知识的追求和对家人的爱。

晨光慢慢从东山透出，告别的时间渐渐地接近。天色一点一点地变亮，前来吊唁的人也越来越多。最后，上百名亲友参加了聂老师的追悼会。商洛学院教务处刘端森处长，中文系黄元英主任分别致辞，对聂老师一生的事迹进行了介绍，并做了很高的评价。瞻仰遗容时，很多亲友流下了悲痛的泪，而聂老师静静地躺在冰棺中，接受了大家最后的告别。

灵车缓缓驶向市南山坡上的殡仪馆，部分亲友也乘车尾随，做最后的送别。车到殡仪馆前，我随大家从车上下来，望着远处层叠的青嶂，心情似乎突然不再那么沉重。是啊，面对我们共同的终点，我们心中理应更加坦然。总有一天，我们也会走到这里，放下一生所得，化为几缕或浓或淡的青烟。长短不一的人生，留在后人记忆里的，不过是一些或冷或暖的碎片。而聂老师留给我们的，无疑是温暖的。

从殡仪馆回来，在电脑上翻看去年春节的合影，聂老师穿着粉色的碎花棉衣，戴着一顶米黄色的线帽，笑意盈然地坐在沙发上。而她借给我的《毛诗正义》，还在我的书桌上，里面满是她的勾画和批注。翻看她的手泽，我仿佛依稀看到了她灯下伏案攻读的身影。而这一切美好的往事，我们永远地失去了……

是的，我们再也没法回到过去，一起谈学术，一起聊生活，但你的那些叮嘱，我会一直记得。温润如玉的你，即使托体于山阿之上，也会是灵秀润泽的。而我，只能将这余悲，化作以上文字，如同刻一块小碑，在心底永远地立着。

8月27日草成

8月29日改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