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统，安克志大使和班立德政治参事已到。”

　　1978年12月16日凌晨二时，睡梦中的蒋经国被侍从摇醒。美国驻台“大使”安克志宣读卡特致蒋经国的信：台北时间16日上午10时，也就是7个多小时以后，卡特将宣布美国与新中国自次年1月1日起，开始建立外交关系。

　　突如其来的消息让蒋经国大发雷霆，痛骂卡特不讲信义：“我跟你美国是这么亲密朋友，怎么可以七个半小时前通知我，又不许我宣布?我告诉你，我此刻就要宣布。”蒋经国当天清晨即发表公开谈话。

　　一度沉寂的岛内言论伺机而起，蒋经国根据《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签发“三项紧急处分事项”：全面加强军事戒备;维持经济稳定;延期举行“增额中央民意代表”选举。

　　此时的党外人士受1977年“中坜事件”许信良胜选的鼓舞，蒋经国的决定让他们感到“无法生存”的危机感。岛内党外人士携中坜余威，组成联合战线，《美丽岛》杂志成为党外人士的变相机构。1979年12月10日，“美丽岛事件爆发”，几乎所有《美丽岛》杂志社的核心干部都受到“军法大审”，岛内民愤激扬。

　　刚刚就任“总统”不到七个月的蒋经国遇到空前的执政危机。

　　20年前，雷震的《自由中国》杂志也曾对蒋氏父子的统治发起挑战，民间一片叫好。在蒋经国主导下，思想对战首先发起，特务控制紧随其后，军法制裁奠定胜局。1960年，雷震被捕。雷案不久，殷海光含恨而终，柏杨入狱，李敖判刑，台湾只剩下“蒋总统万岁”的声音，台湾进入“沉默的十年”。

　　再次遇到危机的蒋经国深知，对雷震、李敖等一小撮外省籍异议分子的手段，已无法用于本省人风起云涌的政治诉求，“镇压”不是办法，外省人垄断政权的时代必将结束。

　　早在迁台之前，蒋介石就曾致电省主席陈诚，要他多选拔素质高的台湾人担任要职，以化解“二二八”所造成的仇恨。但“口惠而实不至”，直到1962年11月的国民党八届四中全会，才有2名台籍人士进入中常会。

　　1975年，蒋经国就任国民党主席，为了让台籍人士进入体制内发展，尽量不让体制外精英从事反政府活动，国民党中常委由20人增加到22名，台湾人由3人增为5人;中央委员由98人增为128人，台湾人从7人增加到23名。

　　在黄文雄向蒋经国开枪的第二年，他的康奈尔大学校友、台湾本省人李登辉，因农业问题被蒋经国当面咨询后，受邀加入国民党，第三年，李登辉成了“行政院”政务委员，这个一贯安排退居二线的老同志的位置，成了李登辉迈入政坛快速通道的起点。

　　与李登辉一起走上飞黄腾达之路的本省籍政治菁英还有林港详、吴伯雄、陈正雄等人。李登辉这批第三梯队的本土干部，因善于演讲表达，被本地人称为“吹台青”(会吹牛的台湾青年)。

　　“吹台青”毕竟是党体制内的解决方法，只是部分解决了精英的政治上升通道，无法根本解决本省人和普通外省人的政治权力要求。

　　而且即便是这场“吹台青”运动，蒋经国还是放不下“大陆人为主、台湾人为辅”的原则，对台湾人开放地方政权，中央则只开放次部门。同时，这些本土精英必须遵守国民党党内的规定，采用严格“梯队”培养。

　　若有人耐不住论资排辈的煎熬，很容易就会与党离心离德，与日后苏共叛逆叶利钦颇为相似的许信良就是其中一个。

　　本省籍的许信良很早就被国民党刻意栽培。1973年，在国民党组织部部长李焕的推荐下，许信良获中国国民党提名参选台湾省议员并顺利当选，被列为党内“第三梯队”。

　　但许信良经常拒绝执行党的政策，公开批评与反对当局的多项提案。1977年11月，因未获省党部提名，许信良不顾国民党多次警告，回到家乡桃园脱党参选桃园县长。选举中，国民党涉嫌作弊被选民抓赃，引发了一场大规模群体性事件，参与者高达2万之众，他们焚毁了中坜市(桃园县的城区)警察局，烧毁镇暴车、摩托车数十台。最终，许信良高票当选桃园县长，也因此与国民党彻底决裂。

　　受中坜事件鼓舞，党外声势上升，接下来又爆发了“美丽岛事件”。

　　尽管美丽岛案几乎将党外运动核心人物一网打尽，但审判过程中媒体连番累牍的报道，更使国民党声名扫地。

　　蒋经国执政以来，台湾最值得炫耀是政治安定和经济繁荣，这“归功于戒严法和严密的情治”还有“经济的高增长率”。但新兴的中产阶级和新生代选民却根本不买“生活比过去更富裕”的账，将政治改革热情灌注于选举，再不能容忍国民党的“选举威权”。

　　此时的国民党，在日益高涨的党外运动风潮中，像汪洋中一条破损的大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