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得知沙洪同志逝世的噩讯很晚，是一位老同志在电话中告诉我的，沙老在徐州解放后曾任新徐日报社社长，后调来青任青岛日报社社长。这位同志和我，则都是在这两报工作，得到过他的教诲与关怀甚多的。不幸的消息使我们深感悲痛。“当年从徐州来青的同志已没有几个了
。”他在电话中言道。告别而去者不少，留下的已屈指可数了。

        人世沧桑，夫复何言？对逝者的怀念，便总与人生路上留下的印迹息息相关。沙老于我，相处相知，交往接触都极有限，然而却至关紧要。作为我景仰崇敬的一位革命长者，温雅亲和的师导，在我心中一直有着独特的位置。

        往事的追忆需推向55年前，淮海战役的硝烟初散，那时我是一个贫病交迫中的失业青年，流落在徐州城中。生活无着，甚至连住处都成了问题。投身革命的心情迫切，却又苦于疾病缠身。终于在1949年2月投书申请参加工作，不久便得到通知，要我去新徐日报社面谈。在一间简陋、破旧的小平房里，接见我的便是沙洪同志。他当时任徐州军管会出版部部长，兼新徐日报社社长。这样一位首长亲自和一个无名小卒的年青人谈话，这本身便使我深感惊异，备受感动。他穿一套褪了色的黄军装，却非军人风度，有一种安详平和、温文尔雅的文人气质。谈话是简明的，他询问了我的一些情况以及志愿后，以一种相当放松的口气说：“现在需要一批新闻干部随军南下，你就听通知吧。”没有架子，没有客套，平易近人，语气亲切，这便是我见到的第一位党的领导同志的形象。不久，便通知我去上班了。照顾我有病在身，没随军南下，留在报社工作了。也是由于病，生活上特殊照顾，让我一人住在一间6平方米的小屋中。

        沙老调青工作不久，《新徐日报》因当时国家财政困难而停刊，干部集中到济南，等待重新分配工作，这使我有机会再次成为沙老领导下的一名新闻从业人员。与我同来的有苗启正、徐北桥二位。报到后的第二天晚上，我们3个到沙老当时所住浙江路的宿舍去拜访，他正在和一位同志谈工作，我们稍坐片刻便告辞了。他说：具体的工作安排等编委研究后再定。又补充一句话：“我的意见，林莽同志还是去副刊工作。”其实我在徐州并未编副刊，他可能看了我发在报上的诗文，印象中我适合在副刊工作吧。

        工作中的接触就少了。我那时年青，性格内向，除埋头工作，从不到领导身边走动。沙老并不负责审副刊稿，但我发现，他很关心我写的杂文，不止一次亲自给修改题目，改得新颖又贴切。一次，他将我召去，交给一份读者来信，是关于一个地方戏剧团中的问题。他让我负责带一个工作小组到那里作些调查，并告诉我：其中涉及文艺界某些人的不团结因素，情况较复杂，要我注意。这件事使我战战兢兢，因为从无这方面的工作经验，但还是硬着头皮去“闯”了。中午休息时，沙老常在俱乐部下象棋，我便在这时向他汇报情况，他听着，或作简短指示。记不清这事怎样了结的了，恐办得不是很出色，但沙老没批评我。他就是这样一位领导，严肃认真，细微严谨，而又从容大度，温和可亲。作报告时也是侃侃而谈，从不疾言厉色。因而，在报社享有很高威望，受到普遍的尊敬和爱戴。

        沙老离报社去市委工作，后又调京，在中宣部、中组部等中央机关任要职，多年无联系。直到“文革”后，我两次去京，都前往沙滩北街他的寓所拜望。当我轻轻敲叩他家的门，跨进那既不豪华，也算不上很宽敞的居室时，见到的他似有了些老态，精神略显疲倦。这便是年青时便从徐州奔赴延安，意气风发地战斗在解放区，并以风靡全国的那首“你是灯塔……照耀着黎明时的海洋”的革命歌曲，传遍中华大地，激励了许多年青人的党的颂歌的词作者呵。用不着多问，便可想到这些年他日夜操劳勤奋为党工作的艰辛历程了。风度、气质，依然那样谦和质朴，似更显沉着和凝重。和过去一样，谈话是简短的，却充满信任与理解，关怀和亲切。坐定不久，他招呼正在里屋忙着的夫人：“姚明，林莽同志来了！”姚明大姐是一位性格开朗豪爽，事业心极强的老同志，在青岛时，我与她不熟，倒是在京晤面后，有了联系，她倾注全部心血主办和主编的《老人天地》，在全国颇有影响，她也热心于散文的写作，曾为刊物向我约过稿，这自然也是由于沙老的推介吧。

        与沙老最后的一次见面距今也近20年了。在此期间，除写信问候，也将出版的集子寄去请他指正，他都给予热情鼓励。其中一封信中写道：“你曾寄我一本散文诗集，早已收看，最近又寄来另一本，也已收到，实在非常感谢，非常高兴。散文诗这种形式很好，我是很喜欢读的，因为长的东西往往没有时间读完，而散文诗则既短小又含蓄，容易读，又耐人寻味，所以我有时就读一点。希望你继续多写，写得更好。”

        当沙老已经走完他光辉的革命一生，依依离我们而去之后，我竟找不到他的一帧照片，想要重温他亲切的微笑而不可得，我心怅然。惟有珍藏这一页手书，记住他对我的关怀、鼓励与嘱咐，记住这位帮助我走上革命之路的长者和师尊的人格风范，永念不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