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三岁到五岁的这段时间是在外公家度过的。那时父亲还在内蒙工作，母亲刚从内蒙插队回到北京，带着我住在东城区帽儿胡同中科院宿舍外公家里。都说“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多年后身为人民教师的我回忆起来，在我人生性格形成期的关键阶段，外公朴素节约的家风和勤奋严谨的治学态度对我的学习和工作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外公外婆都是知识分子，上世纪五十年代外公以新中国第一届“副博士研究生”的身份考入中科院，后在古脊椎所工作，偕外婆赴京。小时候，外公经常给我讲起当年刚到北京时家里的情形：两个人两套行李两付碗筷，白手创业，家徒四壁。外公少年时经历过日本侵华战争，流离失所，衣食无着；六十年代初，又赶上三年自然灾害，家里连基本的口粮都难以为继。所以在我的记忆里，家里对于生活上的细节要求是十分严格的。吃饭时，外公经常把我抱在膝头，拿着筷子把碗里剩下的米饭粒一粒一粒地喂给我，并把“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句诗解释给我听。工作以后，每每外出就餐，我总是把桌上的饭菜尽可能地吃光，有时还被朋友们取笑：“没吃过饭啊？”“饿死鬼托生！”等等。每当此时我都微笑不语，儿时爷孙共餐的温馨画面浮现心头......时至今日，党中央又号召全民节约，一时间好像杜绝浪费又成了时髦的社会风气，如果这样那我可算是“从小赶时髦”了。
        外公是搞古生物的，但在本专业之外也十分爱好古诗词及文史研究，岳飞的《满江红》、文天祥的《过零丁洋》等等我都是从小听他吟诵，更爱听他讲这些诗词背后的历史故事。这些早期教育不仅使我树立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人生观，终身爱好文史类学科，更重要的是使得我明辨了是非善恶，在为人处世中严于律己宽以待人。为人父之后，我也经常给女儿讲述这些故事和其中蕴含的人生哲理，希望能把民族传统文化中的精髓传承给下一代。
        此外，身为学者的外公写文章时手边总是摆着厚厚一摞工具书，方便随时翻阅、查证。还记得上中学时，我第一次在《辞海》编委的名单中看到“叶祥奎”三个字时内心的激动和自豪，那时电脑还不普及，课余捧着《辞海》查阅各种感兴趣的词条成了我最大的乐趣。现在，我已养成了遇到不懂的知识和词汇，随时随地通过各种方式查询的习惯。作为一名器乐教师，每次给学生布置一首新乐曲，我也总是要求他们首先查找作者生平、风格流派等，在此基础上再开始识谱、练习。
        今年8月15日，即将迎来外公逝世一周年纪念日，谨作此文略抒追忆之情，外公在天之灵安息！

                                                                                                                不肖孙 郝大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