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12月我从莫斯科回国，一到北京就被安排到北京地外大街前海东沿68号的平房院内，我在南院的厢房，正房三间是局长高扬文的住所。就这样，我们未经介绍便自动相识了。
　　开始，我听说他来自团中央，而且是抗战后才入党的，当时我就产生了疑问。当时的重工业部有色金属管理局主要是原东北有色局和原中央有色局合并组成的，两个局的局长李华和王逸群都是内战时期（上世纪20年代末期）的老党员，而且有着多年领导有色工业的经验。而高扬文不但资格较浅，又没有领导工业的经验，他能行吗？这个新的全国有色金属工业局的干部们都是来自四面八方，大家想法不尽相同，分歧是难免的。如果他没有协调好各方关系的能力，就没法当好这个局长。但是，从他来局里一年多的时间来看，高扬文具有团结各方的组织能力和政治水平，我的疑问就逐渐消失了。
　　那时，我在局生产技术处任处长，当我向有色局汇报在苏联有色金属矿山实习情况时，高扬文很重视，并指示要学习苏联采矿技术和管理矿山的先进经验，先选矿点实地试验后再推广。于是我选择了华铜铜矿，用我从苏联带回来的硬质合金钻头和直径85毫米的大钻头进行钻孔试验。当时我们矿山只有直径40毫米左右钎子钢的小钻头，深度只能达到1米左右，采矿方法效率低。直径85毫米大口径钻头钻出来的孔径不但大，而且深度可达七八米到十几米，这就给高效率创造了条件。后来在华铜试验成功了，高扬文和主管矿山生产的苑子纪副局长就很同意在有条件的地方推广这种采矿法。
　　根据高扬文的意见，决定派我去铜官山有色金属公司做苏联矿山技术管理制度--总工程师制和派班制的试点工作。但还未出发就出现了一个紧急情况，即1954年春，云南个旧下大雨，锡业公司的冶炼厂和机修厂告急。高局长立即要我同他一起去。我带领矿山处的张翰臣和熊柏龄两位科长先乘机去云南，不料，张、熊二人登机前多吃了防晕药，半途犯病，飞机半途停在开封。他二人先留下，我单独去了个旧。高扬文和一批设计人员及苏联专家已先到达。在个旧小盆地山边有一石灰岩溶洞，叫落水洞，历年雨水季节，山上的水都从落水洞流走，而这一年，落水洞不但不向下落水，反而向外冒。不久就把个旧小盆地淹没了，在这里的冶炼厂和机修厂危在旦夕。虽采取了一切措施，终因水多、人力有限，两个厂还是被水淹没了，这是一场空前的灾难。
　　在研究下一步措施时，苏联专家提出把精矿粉运到苏联去冶炼，高扬文没赞成这个建议。那么，对盆地上的水如何排除呢？冶炼厂、机修厂怎么办呢？苏联专家的意见是开一道大沟，调大水泵把水排出去，再恢复建设冶炼厂。我考虑到挖排水沟工程浩大，而个旧本来就缺水，每年旱季都因缺水而停产。能不能把落水洞筑堤围起来，把盆地的水贮存起来，冶炼厂另选厂址，贮存的水可供选矿厂、冶炼厂生产用水。但能否贮存起来，苏专家表示怀疑。经多方研究并进行钻探证实后，大家意见一致了，可以把水贮存起来。高扬文很赞成这个方案。他说，把水贮存起来，不但可供生产和生活用水，而且可美化环境，调节空气。他立即拍板，并向重工业部部长王鹤寿汇报，得到了王部长的认可。
　　新建的冶炼厂在职工们的抢建下，从设计到建设仅用半年时间，新厂用反射炉代替了鼓风炉，并扩大了能力，把贮存下来的锡精矿处理完了。

　　回京后，我继续到铜官山铜矿蹲点。当时矿务局局长路光、党委书记倪则耕决定由副局长吕一平挂帅和工程师简根贤按苏联矿山管理经验执行总工程师制和实行派班制，即上下班交接后，按作业要求，给下一班下达生产指令的办法，这样使生产按计划有秩序地进行。一个多月后，我向高扬文汇报了情况，他要我写篇文章在《人民日报》上介绍苏联矿山管理经验和试点情况。
　　如前述，1954年冬，根据中央 “把重点转到基本建设上来”的指示，重工业部进行了机构改组。取消了全能的有色金属工业局，建立了基本建设的龙头——有色冶金设计总院，通管各省市的设计院，计有沈阳铝镁设计院，长沙、南昌、兰州、昆明等有色冶金设计院，还有以后成立的贵州铝镁设计院，主管全国有色冶金设计项目，包括配合苏联援建的13项有色冶金项目。这是一个重要举措。全能的有色局取消后，高扬文调重工业部任部长助理，后任副部长，主管基本建设工作，包括有色金属工业基本建设工作。原有色金属工业局第一副局长李华任有色冶金设计总院院长。孙鸿儒、陈健、洪戈、王永修、江风、吴际霖为副院长。按分工，我主管驻设计院苏联专家组工作和白银厂，金川、东川、易门、会泽、凡口、寿王坟、中条山、株洲冶炼厂等一大批设计项目。
　　1955年~1956年高扬文在冶金部先任部长助理，后任副部长时，主管钢铁和有色基建工作，在有色冶金设计院做了一次报告，主题是设计要“学习与独创相结合”。即是说 ，对苏联先进经验虚心学习的同时也要开动脑筋，根据我国国情做设计。可以有独创有发展，不要死板机械地学。这个报告对我的印象极深，在实践中，充分体现在东川设计方案的改变中。
　　东川自古就是我国有名的产铜基地，旧社会也有开矿的机构，由于土法开采，土法冶炼，把周围大树全烧光了 ，没有燃料，铜也炼不成了，昔日很热闹的景象，解放时已是人烟稀少，穷困不堪，交通闭塞，在深山居住的老百姓，不知世事变迁，还以“光绪”纪年。1952年根据中央领导同志指示，李华、穆毅等带着技术人员，骑马、步行到了这个矿区，向中央提出了建设东川的建议。后来，高扬文也骑着马去考察验证过。当时政务院决定修建从昆明到东川因民矿全长240里的公路 ，一半路是在高山上，修建非常艰难，要在陡峭的山坡上开路，脚底下就是万丈深渊，勇敢的工人、农民不怕流血流汗，献出了数以百计的宝贵生命，仅用了两年多时间就修通了，我在此路走过几次，路下还有两层白云，山高路窄，一路提心吊胆，第一次是和高扬文同去东川，我和崔庆元同乘一辆车，我坐在驾驶员旁，他坐后面，总不断地提醒我不要睡觉。在修路的同时用人背马驮，把地质队先送进去，展开大面积地质勘探工作。在“一五”开始时已基本能看出这个地区蕴藏着大量铜矿，有建设铜基地的条件，因此向苏提出援建这个矿，作为156项苏援建的项目之一。
　　苏方提出的初步设计方案是用九条索道，分别把因民、落雪和汤丹三个矿的矿石运到新村选矿和冶炼。新村是个好地方，气候温和，地方开阔，又有小江取水，是个建厂的好地方，但是新村标高800米，而东川的汤丹矿标高是2400米，落雪矿是3200米。因民矿也不能直接运到新村，必须运到落雪再转到新村。这样形成了高差1600~2400米的索道，生产起来并不安全，而且这条索道苏联设计院还不能设计，要转委托东德专门设计索道的人员设计，东德虽能设计，但设备供应还必须向西德定货，而当时我国还未和西德建立外交关系，有鉴于此，冶金部王鹤寿部长及吕东、高扬文副部长都提出指定我带设计人员去东川现场，考虑有无分散建厂的可能。我带了约20名有经验的设计人员去东川现场，详细调查后，提出了按汤丹、落雪、因民三个矿区分散建厂的可能方案，先电话告知了高扬文，他说已接到现场来的电话有不同的意见，要我们再三考虑。据此，我们又在现场反复调查研究，最后再次落实了新方案的意见，向高扬文汇报后，他转达了王鹤寿部长的意见：完全同意我们的方案，并通知了苏联政府，苏方接通知后，派了以苏联有色冶金设计院总工程师辛达洛夫斯基为首的十多位专家，加上设计院驻院专家，共计20来人到东川现场。经我们双方共同在现场多次反复验证我们提出的分散建厂方案后，双方最后一致同意改变原苏方设计的索道运输方案为分散建厂方案。恰好当时东德来的索道设计专家也在现场，他们原来抱着以设计这个世界上最难的索道为荣和为他们立碑的志愿来搞设计的，这次大家一致同意取消索道，他们也不得不同意。要知道 苏联设计规范中的一条原则是为设计辩护，即不轻易提出设计，一经提出，要千方百计为设计辩护，不能随意改变设计。但这次他们听取了中国同志介绍的情况后，理解了中方的国情，验证了中方提出分散建厂方案技术的可能与经济的合理性，他们比较客观地同意了中方提出的分散建厂方案，并且还帮助解决了从落雪到汤丹的一条精矿运输管道的设计难题。最后双方在东川现场共同编制了分散建厂相当于初步设计深度的设计方案，总共用了20多天的时间。我先向高扬文汇报，后再向王鹤寿、吕东汇报，批准了这个初设方案。
　　这证明了中国有色院的设计人员，在高扬文学习与独创相结合报告的提示下，没有照抄照搬苏联设计方案，而是根据国情有新创建地执行了设计任务。从此，也证明中国的设计人员已能根据国情独立思考进行设计了。
　　重工业部有色金属工业局于1952年9月成立时，国民经济已恢复到战前水平且有所发展，十种有色金属（铜、铝、铅、锌、钨、钼、锡、锑、镍、汞）1952年产7.4万吨，大大超过了1949年全国解放前1.3万吨的水平。全国经济走上全面发展的道路，是开始有计划建设的最好时机。因此，有色金属工业局的建立，恰好为1953年即将开始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做了组织和工作上的准备。
　　“一五”计划期间，我国有色金属工业项目建设规模是空前宏大的：其中有13 个苏联援建的重点项目，即：抚顺铝厂，哈尔滨铝加工厂，吉林电极厂，株洲硬质合金厂，洛阳铜加工厂，杨家杖子钼矿，白银有色金属公司，江西大吉山、西华山、岿美山三个钨矿，云南锡业公司，东川铜矿，会泽铅锌矿。此外还有主要靠自己力量新建、扩建、改建的一大批重点项目，主要有沈阳冶炼厂，山东铝厂，安徽铜官山铜矿，云南易门铜矿，湖北阳新铜矿，河北寿王坟铜矿，湖南水口山铅锌矿，凡口铅锌矿，锡矿山锑矿，江西盘古山钨矿，广西平桂锡矿，辽宁葫芦岛炼锌厂，苏家屯有色金属加工厂，沈阳冶金机械厂，衡阳冶金机械修造厂，昆明冶炼厂，株洲冶炼厂等。中条山铜矿和德兴铜矿，虽是“二五”初期开始，但大量准备工作和决策也是在“一五”期间进行的。此外，还有一批中小项目也是“一五”期间上马的。
　　“一五”期间通过大批有色金属工业项目的建设，使我国有色金属工业发生了质的变化，实现了第一次飞跃，表现在：
　　（1） 有色金属产品数量猛增，10种常用有色金属，1957年“一五”结束时，达到20余万吨，比1952年“一五”计划前7.42万吨增加近3倍，大大提高了我国自力更生的能力。也证明了中国是一个有色金属品种齐全资源丰富的国家。展现了我国有色金属工业发展光辉的前景，也大大振奋了有色金属工业职工的创业精神。
　　（2） 在有色金属品种上，“一五”计划的实施，增添了旧中国从来没有生产过的新品种，适应了我国国民经济和国防工业的需要，我国飞机制造从一开始，原材料的供应就基本立足于国内就是明证。
　　（3） 在地区分布上有色金属工业通过“一五”计划的实施，使有色金属从一个地方性的工业布满了全国，从黑龙江到两广，从山东到新疆，有色金属工业在全国范围展开了，它不仅给国计民生和国防军工做出了重大贡献而且具有战略意义，并为今后大发展开拓了广阔天地。
　　通过“一五”计划的实施，还培育锻炼了一大批有色金属工业生产和建设队伍，从地质勘探，设计勘察，建筑安装和各厂矿生产部门的领导干部、技术骨干和有色金属各方面专业人才，还创建了中南矿冶学院，昆明、南昌两个学院和一批中等专业学校，培养了一批技术人员，适应了各方面需要。这都是迎接今后有色金属更大发展的资本，打下了有色金属进一步腾飞的基础。1955年虽然取消了全能的有色局，但它的职能全由重工业部（1956年改为冶金工业部）直接管理，它的职能反而加强了。高扬文作为部长助理，1956年后作为副部长，仍然主管有色金属工业基建工作。
　　有色金属工业通过“一五”计划之所以得到如此辉煌的成就，是由于当时过渡时期总路线和党的政策的指引，全国人民的支持和有色金属工业全体职工忘我的辛勤劳动。还与当时有色金属工业局领导集体，特别是局长高扬文的特殊作用分不开的。
　　前面说过，高扬文开始迈进有色金属工业局的这个大门，完全是个“白帽子”，不但对有色金属工业，就是对一般工业也都一窍不通，而且党内资历也较浅，但是他能团结一班人实现领导，这表现了他的政治水平和组织才能。诀窍在哪里？从我们几十年的接触，我认为他能虚心地、勤奋地学习，取得了领导工作的主动权。我经常看到他利用晚上和休息日请各专业技术干部给他讲关于有色金属地质、采矿、选矿、冶炼加工等技术知识。他常带着专业技术书，在出差的路上，在休息时读。他还在工作中、在实践中学，每到一个现场、工地他都向技术人员和老工人学习。他说他在铜官山时，该公司的总工程师简根贤带他到井下了解采矿过程，到选厂了解选矿过程。他在井下钻来钻去，在选厂爬上爬下，学习工艺设备获得不少这方面知识。还说炼铜冶炼技术干部喇华佩向他详细介绍炼铜车间设计和建设经验。试车中发生的问题和解决的方法，在试车过程中他一道  工序一道工序地跟班劳动，获得比较完整的知识，学得也比较扎实。还说到在山东铝厂负责设计的技术干部陈岱在图纸上，在工地现场，按顺序向他介绍铝氧的工艺过程，他从采矿、烧结、熔出氢氧化铝、氧化铝一道工序一道工序地学；从机械、电器制造，土建施工，设备安装，一项一项地学；他终于懂得了生产铝氧，建设铝厂的全过程。他还从很多专业技术干部学到多方面生产技术知识，正是由于能虚心学习，多方面勤奋地学习，他很快成为领导有色金属工业的内行。
　　他的领导才能还表现在他善于发现和发挥有色局领导层和主要骨干的长处，这样不但能提高领导干部的积极性有利于工作，而且也加强了团结，使人更尊重他的领导。如在局领导之间的分工，李华、王逸群原都是正职，又都是很老的同志，受到他的尊敬，局内分工就安排高、李、王三人都管全面，其他几位副局长孙鸿儒、孙艳清、苑子纪、张潭都分别按专业分工负责一个方面的工作，而且在具体工作上，由于李华局长业务熟悉、责任心强、对发展有色工业满腔热情，就交给他主持编制“一五”计划这项重要工作。充分发挥了李华同志的积极作用，编制了实现有色金属飞跃发展的宏伟规划。
　　有色金属工业局领导上的团结是开展工作的保证。高扬文做到了这点。
　　他对发展有色金属工业有强烈的事业心和高度的责任感，他有雄才大略，又能扎实地工作，对不懂的事，他能虚心地听取意见，对看准了的，有果断力，有魄力，敢于拍板定案，敢于承担责任。
　　他能说、能做、又能写。他善于表达，善于分析、归纳和总结，说话有逻辑性，听起来觉得他有唯物辩证法哲学素养的感觉。他还关心干部，平易近人，待人诚恳，正直坦率，使人愿意接近。
　　扬文同志1937年6月参加革命，同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12月任沁县县委书记，1940年4月任太岳一区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治委员，1943年8月到延安中央党校一部学习，1945年4月参加中共七大，1949年2月任团中央组织部副部长、部长，1952年被选为团中央候补书记，同年9月任重工业部有色金属工业局局长，1955年1月任重工业部部长助理，1956年2月任冶金工业部副部长、党组副书记，1965年5月调任国家经委副主任，1966年5月任北京市委工业书记，1977年4月到攀枝花蹲点，1978年3月任冶金部副部长、党组副书记，1979年12月任煤炭部部长、党组书记，1985年7月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顾问，1987年9月任中国康华发展总公司副董事长，1995年12月离休。
　　扬文同志又曾是中共七大、八大、十二大代表，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委员，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一、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
　　扬文同志长期担任领导职务，对党的事业忠心耿耿，工作勤奋，清正廉洁。为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特别是对有色金属工业飞跃式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他虽然早已离开了领导有色金属工业岗位，但他始终关心有色金属工业情况。直到2004年1月离世之前，我到北京医院看望他时，仍关心国家大事和有色金属、钢铁工业的情况，表现出一名共产党人高尚的品格和大无畏的革命精神。
　　今天当我们欢庆我国有色金属工业的总产量已在世界上占到首位的时候，我们更要发扬早期有色金属工作者为有色金属飞跃发展所付出的辛勤劳动和开拓创业精神，为我国有色金属人均产量和品种质量达到更高的水平而奋斗。（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