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特殊商品的文物，多年来在市场上一直被“禁限”卡得很死，乃至在一个时期人们“谈古色变”。在文物市场复苏萌芽的关口，作为国家文物局局长，他曾大刀阔斧地推进了文物市场改革开放。

▲天意君须会 人间要好诗

——孙轶青录白居易诗赠本报读者

    ▲孙轶青是《大众日报》的热心读者。这是他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阅读本报。摄影/刘海鹏

    “我是从山东南下的干部”

    9月27日，中华诗词学会会长孙轶青来到滨州市，出席全国第19届中华诗词研讨会。作为文博专家、诗人、书法家、老报人，孙先生在宣传、文化界辛勤耕耘了几十年;作为山东老乡，孙先生桑梓之情萦绕于怀。在与记者交谈中，孙先生谈诗词、谈收藏、谈乡情，兴致盎然，情深意长……

    记者：从朋友那里知道您是山东老乡，这次诗词作缘，让您回家乡走一走，心情如何?

    孙轶青：与大众日报社的朋友在一起非常高兴，《大众日报》是一张老报纸，有很高的威望，在战争年代，我就是《大众日报》的热心读者。那时，《大众日报》的许多报人都是我的朋友，像《跟着共产党走》的词作者沙洪，我们关系就很好。

    我是乐陵人，16岁就参加革命了，当时在渤海区工作，大体在河北的沧州、南皮，山东的庆云一带。我也曾在清河地委做青年团工作，那时办公地点是在桓台。1949年山东解放区组织干部南下，我也在其列，后来才北上北京。

    记者：您解放后就一直做文化、宣传方面的工作，是我们新闻界的长者。

    孙轶青：我参加革命后，就没有离开过宣传工作，没有放下过手中的笔。战争年代，蘸着石灰水写宣传标语，还经常刻蜡纸油印宣传品。解放后，文化、宣传更成了本职工作。我到北京后还是做团中央的宣传工作。我在《中国青年报》社长、总编辑的职位上工作了8年，后来又去《北京日报》、《人民日报》工作。粉碎“四人帮”的时候，我和迟浩田同志一道去接管《人民日报》，当时的情景还记忆犹新。

    记者：这些年您经常回家乡吗?

    孙轶青：我很少回来，但心里时常惦记着家乡。我很惦记革命老区的发展，几年前特意去临沂看了看，我曾在莒南县生活过一年多，当时在山东分局党校学习，临沂发展得也非常好，超出我的想象。

    “格律诗要表现当代生活”

    记者：刚才在中华诗词研讨会上听了您的发言，很受启发。您特别强调诗歌要反映现实生活。

    孙轶青：事实上，格律诗表现当代生活已经被实践证明是条坦途，是艺术发展的必然。近百年来，秋瑾、鲁迅、毛泽东、陈毅、臧克家、赵朴初等名家的创作，都从不同的角度展现了时代的新风貌，从而把诗歌推进到一个崭新的境界。现在，有些论者对现当代诗作中富有时代气息的作品评价偏低，对那些虽然打磨得很精巧，但和时代距离得比较远，主要是抒发个人小悲欢的东西评价偏高。我认为这是不公平的。

    曾有农民将一车子文物砸掉

    记者：您在1980年至1984年担任国家文物局局长，曾经为中国文物市场的改革开放做了大量开拓性的工作，您大力倡导民间收藏，这一点文博界非常推崇。

    孙轶青：民间向来有丰富的文物藏品，这些文物需要有条件地流通，从古至今中国就有交换文物的传统。后来受到计划经济的影响，文物也集中、统一、垄断，堵塞了交换之路。

    举例来说，北京琉璃厂有若干文物店，当时的政策只准许国营店收购，受既定标准、资金、厂房等限制，能收进来的文物很少。有一个农民推一车子出土文物来出售，但遭到拒绝。这个农民一气之下砸掉文物，推着空车回去。文物成了废品。

    青海、甘肃历史上出彩陶，当地有30多个彩陶窑子，彩陶有很高的价值。但彩陶不让交易，农民家里经常有不经意打碎的，还有用来喂鸡、喂猪、当尿盆用的。后来港澳市场上有出售的了，一个值几千港币，于是走私问题愈演愈烈。

    后来出现文物“黑市”，虽不断取缔，但摁下葫芦起来瓢。我接触这些事情越多，对此进行改革的愿望就越强烈，因此不断地为开放文物市场呼吁。后来《文物保护法》出台了，许多问题便迎刃而解。

    记者：近年国宝回归、文物回流成为国内文物市场的热门话题，北京故宫和上海博物馆也斥巨资购入流失海外的《研山铭》、《淳化阁帖》等数件国宝级文物。对此您怎么看。

    孙轶青：我赞同文物走向世界，也希望更多的海外文物回流。早在上世纪50年代，周总理就决定用50万元从香港买回“三希堂”中的“两希”：《伯远帖》与《中秋帖》，今天看来这是非常值得的，证明了周总理的远见。现在文物回流是国家经济发展与文物市场开放的必然结果，是价值规律在起作用。以齐白石的画为例，五十年代几块钱一张，八十年代几千块钱一张，现在动辄几十万、几百万一张。这样好的市场，文物艺术品回流是必然的。照我看，中国书画艺术品还有很大的上升空间，中国书画的气息、韵致、含蓄、境界等更具艺术性，凡高的作品能卖9000万美金，我们的顶级艺术品为什么不能达到这个价位?

    有些拍卖公司是“高级地摊”

    记者：中国的艺术品市场现在比较乱，比如赝品问题就很让人头疼。

    孙轶青：目前赝品问题确实很严重，因为造假很赚钱，所以很多人趋之若鹜，假字画、假文房四宝、假瓷器等满天飞，这确实反映出文物艺术品市场管理比较混乱。尤其要说的是，有一些拍卖公司的素质很差，只顾赚钱，没有诚信可言，是“高级地摊”。

    记者：对于打假问题您怎么看?

    孙轶青：对于打假也不能一概而论，笼统地打假会把文物市场打得一塌糊涂。我曾看到北京一家拍卖公司的拍卖图录，有一件元代赵孟頫的书法《闲居赋》，光看图录分不清真假，我就打电话咨询一个专家，他肯定这是赝品，因为真品在台北博物院，不可能流落到拍卖市场上。但这件作品后来拍了2800万，现在造假技术手段很高，这样造假赚钱就很可怕了，确实应该管一管。历来赝品有多种情况，有复制品、仿制品，有优劣之分。好的复制品、仿制品有一定的艺术价值和收藏价值，是那些粗制滥造的赝品不可比拟的。还说赵孟頫，明朝初年有个书法家叫詹和，他学赵字几可乱真，他公开学赵，署赵的名字，这些作品后来也成了收藏品，价值也非常高。再比如张大千仿石涛的画，现在在市场上也是价值连城。对于这些好的仿制品就不能单纯以真假来论，而要用艺术标准衡量。

    收藏靠眼力、财力与魄力

    记者：您在文博单位工作多年，对收藏有很多经验，您能给收藏爱好者介绍一下经验吗?

    孙轶青：收藏家搞收藏可以参考专家的意见，但最终要靠自己。我到一个地方，喜欢逛古玩市场，特别喜欢逛地摊，许多老收藏家都有这个习惯，比如徐邦达先生。地摊是古玩市场的最初级形式，有时倒可能有真品，慧眼识宝的机会有一些，我对地摊比较感兴趣。我个人收藏砚台，已经半个多世纪了，这次来滨州路过济南，我就在古玩市场的地摊上淘到一块砚台，是清代画家高士奇用过的。就砚台收藏而言，我认为社会上还有相当存量，中国有几千年使用砚台的历史，文人、官吏等等都用砚台，海不枯，石不烂，留下来的东西非常多。后来不用砚台了，有些人把砚台当磨刀石，就是这样还存下来很多。砚台的文化品位很高，把玩砚台需要多方面的学识，就砚铭来讲，就很有意趣。我一方砚台上刻有“安贫忘岁月”的砚铭，就很雅致，让人有许多回味与联想，比“福如东海，寿比南山”那样的俗语要好得多，符合文人的心境。

    记者：您的书法在济南经常能见到，雄健潇洒，格调高古，这与您喜欢砚铭有无关系?

    孙轶青：判断一个砚台的真伪优劣，砚铭是很重要的判断依据，作为书法家当然会对书法非常挑剔。我常常看砚铭的书法水平，有些造假者常常在这个环节过不了关。我6岁就开始练书法，写大仿下了很多功夫，我小时的老师长于指导作文与书法，对我们要求也非常严格，蝇头小楷与榜书都要求我们写。我至今写核桃大小的字还是悬腕悬肘，一点也不吃力。

    记者：对于收藏，要想取得成功关键在何处?

    孙轶青：收藏要有重点，有目标，要仔细学习研究，不能随便去碰。收一件藏品就要设法弄懂一件，搞清楚其中的来龙去脉，这样就能成为某一项目的专家。收藏要靠眼力、财力与魄力，一样都不能少。眼力是在收藏过程中炼就的，有了财力的时候就必须增强魄力，遇到好东西就应该下决心买到手，不要让好东西擦肩而过，那样会很遗憾。

    记者：对于收藏家来说，各种修养都很重要。

    孙轶青：学养重要，道德修养更重要。收藏是为什么?最终是要为文物事业作贡献。我收藏砚台，最终要捐献给国家。过去许多大收藏家都这样做了，中国文博事业就是靠许多收藏家支撑起来的。

    责任编辑:刘家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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