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从发黄的历史相册上，人们已很难寻觅到一个真切的瞿秋白。但从他女儿瞿独伊的讲述中，我们依稀找回了那个生就一副铮铮铁骨的瞿秋白。

　　“鲜花献佛”

　　瞿秋白一生有两次爱情。第一个爱人王剑虹，是著名作家丁玲在上海大学的挚友，一位聪慧的时代女性。1923年瞿秋白与她相识、相爱，不到半年即结合。遗憾的是，结婚仅7个月，王剑虹就因患肺结核去世。

　　杨之华1900年出生于浙江萧山，是家道中落的绅士门第小姐，当地出名的美人。20岁时，她和浙江有名的开明士绅沈玄庐的儿子沈剑龙相爱成婚。沈剑龙喜欢诗词、音乐，但他和朋友一起到上海后，经不起灯红酒绿的生活引诱，堕落了。此时，杨之华已生下一女，便是“独伊”。

　　1922年，杨之华只身跑到上海，参加妇女运动，认识了向警予、王剑虹等人，并于1923年底被上海大学社会学系录取。

　　瞿秋白当时是社会学系的系主任，他风度翩翩、知识渊博，在师生中声望很高。杨之华第一次听瞿秋白的课，就对他留下了难以忘怀的印象。

　　杨之华学习努力，又是社会活动的积极分子，瞿秋白与她渐渐熟悉起来。瞿秋白还做了她的入党介绍人。然而，当杨之华感觉到两人互有好感时，内心充满矛盾。她选择回避，跑回了萧山母亲家。面对人生的重大抉择，瞿秋白也苦苦地思索：既然沈剑龙已经背叛了杨之华，为什么我不能去爱？既然我真心地爱她，为什么不敢表示！于是趁放暑假的机会，瞿秋白大胆来到了萧山杨家。

　　当时沈剑龙也在杨家。不曾想，沈剑龙竟然和瞿秋白一见如故，对瞿秋白的人品与才华十分尊敬、仰慕。面对复杂的感情问题，三个人开始了一场奇特的“谈判”。谈判结果是在上海《民国日报》上同时刊登三条启事：一是沈剑龙与杨之华离婚启事，二是瞿秋白与杨之华结婚启事，三是瞿秋白与沈剑龙结为好友启事。

　　1924年11月7日，瞿、杨在上海举行了结婚仪式，沈剑龙亲临祝贺。从此，瞿秋白和沈剑龙也成了好友，经常书信来往。更有意思的是，沈剑龙送给瞿秋白一张六寸照片——他剃光了头，身穿袈裟，手棒一束鲜花，照片上写着“鲜花献佛”四个字，意即他不配杨之华，他把她献给瞿秋白。

　　有一次刻图章，瞿秋白对杨之华说：“我一定要把‘秋白之华’、‘秋之白华’和‘白华之秋’刻成3枚图章，以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无你无我，永不分离。”瞿独伊说：“为了纪念他们的结合，父亲在一枚金别针上亲自刻上‘赠我生命的伴侣’7个字，送给母亲。这一爱情信物，后来伴随母亲度过了几十年风风雨雨。”

　　曾有人问杨之华，为何瞿秋白牺牲后不再婚，她回答：“再没有人比秋白对我更好了。”1955年，经过20年的努力寻找，杨之华终于在福建长汀找到了瞿秋白的骸骨，并运回北京，安葬在八宝山革命公墓。周恩来总理亲笔题写了“瞿秋白之墓”的碑铭。

　　不是生父胜似生父

　　瞿独伊说自己从未感到瞿秋白不是自己的亲爸爸，相反，她得到了比普通的生父还要贴心、周到的爱。

　　“母亲忙于工运，无暇照料我。父亲对我十分慈爱，不管多忙，只要有一点空就到幼儿园接送我。在家时，他手把手地教我写字、画画。”关于生父，瞿独伊说：“对生父没有一点印象，也没有一张他的照片。在我的心中，我的父亲就是瞿秋白。”

　　瞿秋白知道独伊喜欢吃牛奶渣，每隔一周，他总不忘记买一些给独伊吃。夏天，他们在树林里采蘑菇；冬天，他把独伊放在雪车里，自己拉着车跑。

　　“我永远忘不了，一次爸爸妈妈来莫斯科儿童院看我，带我到河里划木筏玩，爸爸卷起裤管，露出细瘦的小腿，站在木筏上，拿着长竿用力地撑，我和母亲坐在一旁。后来，父亲引吭高歌起来，我和母亲也应和着唱，一家人其乐融融。”

　　1930年，瞿秋白夫妇途经欧洲秘密回国，不料这次分别竟是女儿和父亲的永诀。瞿独伊回忆说：“1935年的一天，儿童院的孩子们围着一张报纸惊讶地议论着，还时不时看我。我很好奇，也争着要看。当我看到报纸上报道着父亲于6月18日牺牲的消息时，我惊呆了，随即失声痛哭起来，晕倒在地。”

　　和枪决父亲者面对面

　　苏德战争爆发后，瞿独伊结束了13年旅居异国的生活。1941年，她随母亲回国，在新疆被地方军阀盛世才“无端”逮捕。抗战胜利后，她们才重获自由。

　　瞿独伊在狱中意外收获了爱情，她与同在监狱的李何结了婚。出狱后，瞿独伊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不久，她和丈夫一道被分配到新华社工作。开国大典时，瞿独伊为苏联文化友好代表团团长法捷耶夫一行当翻译。当时，她还用俄文广播了毛主席宣读的中央人民政府公告。解放初期，瞿独伊和丈夫再度前往苏联，筹建新华社莫斯科分社。

　　1957年瞿独伊回国，被分配在中国农业科学院工作。1964年，李何因病去世；半年后，读大学的儿子竟也因病英年早逝，接连的打击使瞿独伊深受刺激。直到1978年，瞿独伊才回到了新华社，在国际部俄文组从事翻译和编辑工作，直至1982年离休。

　　瞿独伊说：“说实话，我不爱回忆往事，因为内心的伤痛实在太深。”谈及父亲的英勇就义，她老泪纵横，“‘文革’时，‘四人帮’为了改写整部党史，不顾事实，硬把我父亲打成‘叛徒’。”

　　“文革”后，瞿独伊向中纪委进行了申诉，为此，中纪委成立了“瞿秋白复查组”，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外调与核查。

　　“而我呢，带着女儿，直接去找了对我父亲执行枪决的原国民党36师师长宋希濂——他是个获赦战犯。宋希濂见到我，也是浑身不自在，一脸难堪。”“那天，我和女儿是一边流着热泪，一边记录证明材料的。而中纪委复查组则以更大量的材料，有力证明了‘四人帮’强加给我父亲的‘叛徒’帽子，完全没有一点根据！”瞿独伊感叹，“今天，父亲如有知，可以含笑九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