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一位老人就好比一座博物馆。著名中医教育家祝谌予的生活经历似乎是个很好的佐征。

    施今墨的第一个徒弟

    祝谌予19岁时，他的母亲病了，病痛使她变得狂躁，甚至不大认识人。当时请到家里来的都是名医，可中医没给看好，西医也诊断不出是什么病，母亲的病还是在施今墨先生的诊治下出现转机，平稳了一段。只因后来施老去了南京，她的病复发，没有能治好，直至故去。

    母亲的死，使祝谌予悲痛至极，他放弃了考大学，发愤要学中医。

    一代名医施今墨开办华北国医学院，弟子盈门。可他正式收徒，祝谌予是第一个。

    祝谌予想方设法托人找到了施今墨。第一次见面，施老问祝谌予：“你为什么想学医?”祝谌予将母亲故去的经过和自己的心情道了出来。施老听后深表同情，他还告诉祝谌予，他自己也是因为母亲的病才学的医。

    徒弟跟学生不一样，祝谌予学医不是去听大课，而是跟在施今墨身边，施老看病，他给抄方。那段生活非常紧张，施老一个上午能看100号，下午还要出诊，中午饭经常在路上吃。一个下午他们要出诊七八家，晚上回施老家吃过饭，施老还请周介人老先生给祝谌予讲金匮、伤寒、内经、本草等中医经典。

    问病“问”出来的媳妇

    施老收了祝谌予这个徒弟后，又收了三个徒弟。他们四人一起抄方，下午轮流跟施老出诊。可施老经常带在身边的还是祝谌予。

    原来，施老非常喜欢祝谌予的勤学好问。施老开方经常两味药一起用，出诊路上祝谌予总是问老师，为什么这么用药?为什么这味药配那味药?施老便把自己的心得讲给他听。 “西安事变”前，杨虎城将军曾请施今墨先生看病。杨将军手下有一个祝家的亲戚，施老问他：“祝谌予是你什么人?”他回答：“是表侄。”施老说：“这孩子挺好，我挺喜欢他。我有一个闺女在‘贝满’上学，我想让她跟祝家结亲。”表叔一听，赶紧告诉了祝谌予的父亲。父亲对祝谌予说：“这可是没敢想的好事，师傅要把闺女嫁给你!”可没想到，祝谌予不同意“父母之命”，他说：“我们必须得认识。”

    于是，每天晚上，在施老家的饭桌旁，又多了施老的两个女儿。他们一起进餐，一起聊天。渐渐地，祝谌予与施老的大女儿施越华相爱了。

    北京第一号“联合诊所”

    到1937年，祝谌予等几位徒弟跟施老学医6年了。一天，施老说：“你们该自己看病了，不要老是跟着我。”开始，施老试着让他们给来信问诊的病人开方子，经施老看后回复病人。后来施老看他们单独出诊没胆子，便出了个主意，四个人开个“联合诊所”。

    京城头一号，“联合诊所”的牌子就这样诞生了。可四个人一起怎么看病呢?施老这样安排：第一个病人来了，由大师兄祝谌予看，其他一个人写方，另两个人“提醒”，以后依次轮流接待病人。如果有回诊的病人，原先是谁看的还是由谁接诊。 “联合诊所”头一天上午看了7个病人。下午出诊时一汇报，施老高兴得直鼓掌，他说：“头一天挂号就看7个病人，不少啦!我刚挂牌看病的时候，半个月没一个人!”说完哈哈大笑起来。

    东渡日本深造医学

    日本占领北平后，祝谌予随施老去了天津。在天津，祝谌予开始挂牌开诊所。他有施老真传，诊病效果好，求治的病人越来越多。可他感到，用施老的套方虽然好，但总有点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譬如咳嗽，老师讲肺气不宣便生痰，生痰为什么会咳嗽?当他向施老请教时，施老让他买两本西医的解剖学、生理学书看看。

    祝谌予看了西医的生理、解剖等书后，感到茅塞顿开。他兴奋地跟施老谈体会，施老便鼓励他，趁年轻到国外去学学西医。

    1939年，祝谌予和夫人施越华一起东渡日本学西医。他们先学了半年日语，以后一个在金泽医科大学学医，一个在东京药专学药。

    战时一切都不正常，金泽大学的学制由5年减为3年半。1943年，祝谌予结束学业，便和妻子一起回到了当时的北平。

    从北平到云南

    在北平开业时，祝谌予接诊了一位病人，他是著名建筑家、武汉长江大桥设计者罗英的儿子。罗英当时任国民党八区公路局长，他的儿子患骨结核，腿上流脓，长期卧床。孩子的病曾在大后方找过好多医生都没有治好，抗战胜利后他们来到北平，听人介绍说祝谌予中西医结合治病，便登门求医。

    孩子的病被祝谌予中西医结合治好了。从此，祝谌予几乎成了罗英家的“御医”，大病小病都找他。之后，祝谌予又帮罗英组建了公路局医务室。

    1947年罗英调云南。他管辖的公路沿线有几个诊疗所，还有一家医院，可局里没有管理人才。于是他又想到了祝谌予。

    祝谌予接到电报后考虑再三，虽说云南是边疆，又是超级疟疾区，但对医疗需求更迫切，不如去那里闯一闯。

    于是，祝谌予携妻带子去了云南。他在罗英的公路局当起了“官员”，管六七个诊疗所，兼医院院长。

    周总理的“调令”

    1956年，在施今墨等老先生的呼吁下，中国中医研究院和北京中医学院开始筹办。一天，周恩来总理问施老：“你有没有既懂中医又懂西医的人，我们需要这样一个人来做教务长。”施老自然想到了祝谌予。周总理指示卫生部调人。

    情况由施老写信告诉了祝谌予。可几个月过去了，祝谌予在云南方面没有听到任何消息，他便写信问施老是怎么回事。一次施老为周总理看病，总理征求他对政府工作有何意见，施老不客气地说：“还提意见，连个人你都调不来。”周总理记忆力非常好，马上说，“你说的是不是祝谌予?我已经让卫生部调人了。”施老便将写信的情况告诉了总理。总理当即叫来秘书，批示给云南拍电报，调祝谌予来京。紧接着又追加一句：“给云南再打个长途电话。”祝谌予回到北京，选择去了中国中医研究所，教第一班西医学习中医。半年后，卫生部调他去北京中医学院任教务长。该学院刚刚成立，究竟如何教学没有人懂。学院的老师都是开业的老大夫，他们大多只带过徒弟，没有教中医大学的经验。祝谌予上任后，在卫生部教育司的支持帮助下，与广州、上海、成都中医学院的教务长聚首，研究制订中医学院的培养目标、教学大纲、教学计划、课程设置等。其中培养目标经周总理亲自审定。这套完整的教学体系，在周总理领导下奠定了我国中医教学的基础。祝谌予是我国中医教学的奠基人之一。

    对病人来者不拒

    祝谌予继承了施老的医技，并兼采各家及中西医理，活用古方、时方，治病不拘一格，从医60年来，救治了无以计数的病人。无论在从事教学还是管理工作期间，他始终没有离开病人，坚持接待患者。

    祝谌予在北京中医学院工作时，就住在学院的宿舍内。有些同事、老干部经常晚上来找他看病，一些工人和领导们知道了，也来找他看病，每晚患者盈门。为了满足病人需要，祝谌予自定，每周一、三、五晚上义务看病，分文不取。结果每晚都要看30多人。他这样坚持了10多年，直到乔迁新居。

    “文革”后，祝谌予出任协和医院中医科主任。他在继承了施老擅长治疗肠胃病和妇科病的基础上，又选择了发病率不断上升的糖尿病和妇科痛经病作为科研题目。在我国，糖尿病虽然在1000多年前就有记载，但都混杂在其它科之中，从未有过糖尿病的专科门诊，所以不可能对此病进行系统的观察和研究。针对中医在这方面的缺陷，祝谌予开设了糖尿病专科门诊，并为此倾注了大量的精力和心血。他在长期临床工作中，科学地归纳出气血两虚和血瘀的辩证分型，为祖国的医学宝库增添了新纪录。近20年来，专程找祝老医治糖尿病的患者络绎不绝。他处理的外地病人来信就有几千封。

    尽管祝老已经是80多岁的老人了。他除了担任北京市政协副主席，还担任农工民主党市委会主任工作，社会活动很多。但为了方便工作和病人，他每星期仍坚持出门诊。祝老曾说：“只要我能动弹，对病人就来者不拒。每当我看到病人解除了痛苦，由苦脸变成笑脸的时候，不管我自己是多么劳累，可心里比病人还高兴，这是惟有大夫才能享受到的乐趣啊!”

    孙瑛

    《大教育时代》 2000年11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