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出生在山西天镇一个小商业主家庭，幼年在家中备受父母宠爱，中学就读于大同女子中学，1945年日本投降后，听说解放军解放了张家口，建立了根据地，就和几个同学一起几经蹍转来到张家口，从此就成了共产党的人。后来在工作中遇到了父亲，在为建立新中国出生入死的战斗中走到了一起，他们忠诚于党的事业，始终以一名共产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并为之而奋斗一生。

战争年代是父母那一代人一生最难忘的岁月，也是他们生命中的骄傲。晚年的母亲在重游那些曾经打过游击的根据地时，还能记得那些曾经工作、居住过的村庄，认得出曾经走过的沟谷和山梁。有一次回到大海坨根据地，在一个村庄停下车和老乡聊天，听说那里还有一位老游击队员健在，就千方百计找到老人家一起追忆起那个战争年代的日日夜夜。听着他们深情的回忆，我能深深感受到母亲对这片土地的眷恋和对那段不平凡战斗生涯的怀念。

解放初期，父亲工作忙，很少顾家。母亲是一边工作，一边不辞辛劳地操持家务，抚养儿女，照顾老人。后来父亲因受到迫害长期住牛棚，全家人都受到连累，母亲更是承受了巨大的压力，在精神和肉体上受尽了磨难。

让我一生最难忘的是文革刚开始，父亲被打成走资派关进了牛棚，没有了工资，也不能和家人见面。母亲在机关每天面对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学习班和批判会，回家还惦记着要照顾我们。那是一个寒冷的冬天，天黑得很早，我和弟弟坐在昏暗的灯下等待着母亲下班，等着母亲带回来一个馒头或者一两块发糕，那就是我们每天的期盼。直到有一天母亲在机关因为饥饿导致营养不良性贫血而昏倒，直到那一天我才知道母亲带回来的是她每天省下了自己的午饭。那个时候我们不知道她为了让我们能多吃到一口而自己忍受着饥饿，我们还不懂母亲为了维持这个家庭每天承受着多少令人难以承受的生活和精神压力。那时我们还太小不懂得为她分担、减轻她的负担。

我们慢慢长大，母亲却老了。我们离开了家，可母亲时时都在惦记着我们。每每想起小时候的一幕幕，看着年迈母亲仍然还在忙碌的身影，心中就忍不住一阵阵抽泣。多少年来，每逢过年过节我都要回到母亲身边，学着为母亲做一顿饭，帮着做一点家务，为的是让她老人家高兴，以此回报母亲一生的养育之恩。

母亲是一个要强的人，工作上严格要求自己，从不肯落后他人。记得在那个最困难的年代，父亲被关进牛棚，十年间很少能够回家。母亲受连累也常年在干校参加劳动。9.13林彪事件后，母亲离开干校，回来后不久又参加工作队，去农村蹲点劳动，抓革命促生产。在工作队她总是要求自己不怕苦，不怕累，和贫下中农打成一片，抢着干重体力劳动，用自己瘦弱的身躯和贫下中农一起在田间春种秋收，兴修水利，经受风吹日晒、酷暑严寒，常常累得筋疲力尽。我记得曾经有好几次因为劳累过度，母亲被送回家休息。长期的劳累和精神压力，使得母亲的身体越来越差。

那些年，极左思潮严重，每逢过年都要号召工作队留在农村“过革命化的春节”。母亲总是最积极地响应号召，好多年的春节都不能回家。记得那年母亲在鸡鸣驿蹲点劳动，春节又留在了农村工作队，我和一个同学大年初一一大早起来，骑了一百多里自行车去看望她。工作队的大多数人都回家过年去了，只剩下母亲和两三个队员留在那里。工作队住在村的生产大队部院子里，院子很大，一整排北房虽然年代久远，却还算敞亮。另有一排破旧的东房被用作仓房。母亲住的是北房最靠旮旯里的一间，白天也很少能见到阳光。

我们到达的时候，母亲刚从老乡家买回一些鸡蛋和白菜，正要为我们准备午饭。见到我们来时，母亲非常高兴，一边招呼我们，一边在空荡荡的大队部院子里忙碌。她没有怨言，没有诉说自己的劳累，而是关心我们在家里年过得好不好，有没有打扫房间、有没有准备好过年的肉和菜。看着母亲那会心情那么好，我也放了心。陪母亲一起过年，虽然没有热热闹闹，却让母亲和我都感到了幸福和满足。

其实，那段时期母亲不仅忍受着身体上的劳累，更承受着巨大的政治压力和精神折磨。她每天除了参加劳动，还要没完没了地写检查，交代那些莫须有的“问题”。每天说话做事都要小心提防被人监视。即使回到家，家里来了什么人串门、说了什么话都可能会有人向组织汇报。母亲只能强压着自己的情感，隐藏起内心对父亲的担心和对孩子们的惦念，熬着她一生中最艰难的岁月。

然而母亲终究没有经受住那样长期被监视，以及家人受牵连迫害带给她的精神折磨，在那个十年结束的时候，在人们开始欢庆胜利的时候，母亲病倒了。也许是因为精神被压抑、被折磨得太久，已经过去了的那些情景和记忆，仍然长久地折磨着她，让她久久不能得到解脱。当我得知母亲生病被送进了医院的时候，我感到那是一个难以让人接受的现实，我的心如同被撕裂般地疼痛。

后来母亲又犯过几次病。有一次母亲因为犯病不肯吃药，她总是把送到手里的药藏起来或者扔掉，家里人没办法，所以又打算要送她去医院。那次正赶上我在家里，我当时心痛难忍，坚决不让他们送医院。我知道母亲害怕进那个医院，害怕医院给开的那些药，因为每次吃过那些药都让她好几天昏睡不醒，醒来还会头痛欲裂，浑身无力，呕吐不止。我最能体会母亲的感受，知道她体质虚弱，对药物反应敏感，所以我一连几天寸步不离地守在母亲身边，一点点地调剂药量，尽可能地减轻药物副作用带给她的痛苦，也许只有我才能让母亲一点点地把药吃下去，使病情慢慢好起来。从那以后，母亲就再也没有去过医院。在母亲生病时能够守在母亲的病床前，看着她的病情好转，慢慢恢复健康，是我一生最大的欣慰。

那个年代终于过去了，经历过的磨难虽然摧毁了她的健康，却丝毫不能动摇她对党的忠诚、对毛主席的热爱。也许这就是他们那一代人的信仰，正是因为有了他们那样的共产党员，才使得我们的党能够战胜任何艰难险阻，经受住任何挫折和失败而最终走向成熟，成就辉煌。

母亲一生辛苦操劳，生活简朴，我们长大离开了家，母亲却老了，记忆中留下的总是母亲那些永远也忘不掉的身影。

母亲是个漂亮的女人，有着爱美的天性，有一头令人羡慕的长头发。在我很小的时候，就记得常常坐在母亲身边，看着她梳理一头乌黑的长发，我能够清楚地记得母亲让我帮着拔掉发间偶尔发现的一两根白头发的情景。后来，母亲的白发似乎总也拔不完，慢慢地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母亲的白发变得越来越多，拔也拔不完，最后满头黑发都变成了雪白。一头白发的母亲仍然是那么地漂亮，永远是那么地美丽。

母亲抚养了我们姊妹五个，尤其疼爱我和弟弟。记得小时候每次吃鱼母亲总是先把鱼眼睛放在我的碗里，因为我听大人说小孩吃了鱼眼睛，自己的眼睛就会变得更亮。母亲也总是记得弟弟生病，只要吃一块西瓜，病就会好起来。直到我们长大以后，当弟弟身体不适时，母亲还是记得要赶快去买个西瓜回来给他吃。

小时候每年腊月年前和来年入夏前，我们都要帮着母亲在家里打扫房子，一起擦玻璃、糊窗缝、清扫房间、晾晒被褥。我们长大以后离开了家，帮助母亲的机会越来越少。而母亲却年年如此，直到晚年，仍然不停歇地一点一点地擦着玻璃、整理房间，期盼着我们能回家团聚。

母亲喜欢干净、整洁，自己的床铺永远都收拾得整整齐齐。然而干净整齐的床单上却总还要铺上一小块贴身的旧床单。晚年时，母亲的床单更是一层层打着补丁，床上被褥一遍遍拆洗，十几年也不肯换新的，但是却给弟弟准备了里外全新的结婚被褥，一直保存了十几年都不肯给别人使用。  

母亲在娘家排行最小，她还有一个哥哥和一个姐姐。母亲对她的家人有很深的感情，几十年间，月月给舅舅寄生活费从未间断过。舅舅去世后，她仍然继续接济舅妈一家的生活。甚至对舅舅的儿女们，她也时时记挂在心上，就像记挂自己的儿女一样，每逢过年过节也要给他们寄些钱，希望他们的生活能过得更好一些。

母亲的姐姐晚年身体多病，母亲更是一次次寄去住院费、营养费，千叮咛、万嘱咐要子女们找好照顾他们的母亲。每次母亲去看望她的姐姐，老姐俩坐在一起总是互相牵挂，有着说不完的话。在母亲最后病重在床的时候，心中最放心不下的也还是自己的老姐姐。

随着国家给予离休干部的待遇不断提高，晚年的母亲感到十分地满足，那会儿她经常会对人说自己的“工资高了，儿女孝顺，钱都花不完了 ”。2007年，她想用自己的离休工资给家乡做点事，于是通过家乡有关部门寄去5000元人民币，打算为家乡教育事业尽一份老共产党员的心意。当地部门收到老人的信和汇款非常感动，经研究，决定按照老人的意愿，用这不多的一点钱，在县里一所中学置办了一个班的全套课桌椅，并以此作为对孩子们的革命传统教育，感谢老一辈革命家对教育事业和后代成长的关心。当母亲接到学校和孩子们送来的感谢信时，她感到非常高兴，觉得自己在离休以后，终于又为家乡做了一点点事情。以后她还想以这种方式为家乡捐款，我们以不给当地有关部门增添麻烦为由，几经劝阻，才打消了她的念头。

2008年汶川大地震，母亲在电视上看到地震灾区受到的破坏和全国人民为灾区捐款赈灾的场面，她也积极响应党的号召，以一名老共产党员的名义要为灾区人民献一份爱心。她几番向组织提出要求为灾区捐款，领导们考虑母亲重病在身，每月的离休工资其实并不富裕，就劝他可以不用捐款，或少捐一些。可是母亲说自己是共产党员，坚持要尽自己的能力，将一个月的工资作为特殊党费捐给灾区，还不断急切地催促我们给抓紧办理。当第二次为灾区捐款后，机关领导来家里慰问母亲，让母亲感到了极大的宽慰。

2009年12月母亲病重，终于离开了我们。临终留下最后的遗嘱，将她与父亲身后的唯一遗产——他们的住房，作为两位老共产党员最后的党费上交组织，用于支持贫困地区的教育事业。

我的父亲性格耿直，一生光明磊落，是一名忠诚的共产党员。父亲对待工作大公无私、刚正不阿，在广大干部群众中享有很高的威望，虽然长期遭受迫害，却仍然坚持真理，立场坚定。

母亲一生平凡，没有做过多少轰轰烈烈的事业，几十年不为名，不为利，不贪图享乐、不追求荣华富贵，始终默默支持着父亲的工作。文革前，母亲就曾经两次在父亲的干预下放弃了自己的提级，而把机会让给了别人，后来直到离休时她才第一次得到了这个提一级工资的机会。文革中，父亲受迫害，母亲也受到连累，但他们却始终都坚定地站在一起，坚守着他们共同的信念。党的三中全会以后，拨乱反正，直到1980年，父亲长达21年的冤案才最终得到彻底平反，恢复名誉，重新走上工作岗位。而母亲仍然是那样不求名利，默默地奉献着自己。

父亲、母亲都是忠诚的共产党员，他们为了党和人民的事业奉献了毕生精力。面对人生、面对党旗，他们用自己的一生实践了自己曾经的誓言，他们最大的骄傲是今生无愧。

母亲一生经历坎坷，却仍然热爱生活。1988年离休以后，母亲的生活逐渐回到了家里。那些年，虽然身体不好，却还是亲手带大了两个孙子。晚年时，她常常回想起自己的离休生活，说每天“看看报纸，含饴弄孙”就是她最大的快乐。

母亲的离休生活是安逸、幸福的。离休后，她在老年大学学了七年绘画，学完了山水、花鸟水墨画和水彩画。母亲学习绘画很认真，也有些天赋，也许是得益于写得一手漂亮的钢笔字和毛笔蝇头小楷吧。她的许多习作和临摹都画得不错，经常得到老师好同学们的赞扬，也曾多次被干休所举办的老年画展选去展览并获奖。母亲不仅学习画画，还学会了装裱。很多老朋友、老同事来看过她的画都喜欢，母亲就热心地为他们题字、装裱，并引以为豪。

2003年父亲去世，让母亲陷入极大的悲痛当中。为了让母亲早日从悲痛中走出来，我把母亲接来一起生活。我们一起买菜、做饭、包饺子，母子情深、互相照顾，安详天伦之乐。母亲和邻里们相处得很好，白天我去上班，母亲就和邻里们一起去公园散步、聊天、练太极剑，每天都心情愉快。

然而这只是短暂的七年，七年间，我能够陪伴母亲最后安度晚年，是我最大的幸福。这最后的七年，母亲虽然已经身患重病，却心情愉快，是我最大的安慰。这最后的七年，能够守候在母亲的病床前，也是我能够带给母亲的安慰，是我对母亲一生养育的报答。

这最后的七年如此地短暂，多想让这短暂的七年延长、延长，无限地延长到永远。。。

亲爱的母亲，我们永远怀念您！

                                      儿：三敏于2012年清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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