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家口地区的“反右倾”斗争

张清亮

　　张家口地区1959年的“反右”整风运动，是根据中共八届八中全会《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的决议、“中共中央关于反对右倾思想的指示”和河北省委一届八次全会决议精神进行的。这次运动的特点是：从中央到地方，从党内到党外，从领导到群众，层层发动，揭发批判事实上并不存在的所谓“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反右倾”斗争是在党内而又波及到整个社会的政治运动。从它的性质、范围、结果、危害、影响，都是很大很严重的。为了深刻理解和认真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方针政策，正确认识我国社会主义发展规律，加强党的建设，增强党的团结，很好地研究总结一下我区1959年“反右倾”斗争的历史经验及教训。对进一步端正思想政治路线，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从实际出发，推动我区的经济建设和生产发展，是具有重要借鉴意义的。

     一、以“五风”为标志的“左”倾错误

　　解放后，在党中央、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下，我区经过全面土地改革、消灭土匪、镇压反革命，取得了民主革命的彻底胜利。经过“三反”、“五反”运动，打退了资产阶级的进攻，迅速恢复了国民经济，并展开了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指引下，1956年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工农业生产和文教卫生等各项事业都取得了巨大成绩。为更好地进行经济建设，发展生产力，创造了条件，奠定了较好的基础。
　　在这种形势下，我区的广大干部、党员和人民群众迫切地要求尽快发展生产，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不断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因此，从1957年底到1958年初，酝酿“大跃进”阶段时，我区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是积极拥护的。它反映了广大群众的要求和愿望。
　　1957年冬党中央号召批判右倾保守思想，在生产战线上来一个大跃进的口号时，地委积极响应。于1957年10月22日至26日召开了十三次（扩大）会议，传达贯彻中央三中全会精神和省委指示，并提出了组织生产跃进，实现1958年粮食产量22亿斤的奋斗目标。并于11月13日至30日召开了1278人参加的三级干部会，传达了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学习《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贯彻地委十三次全会决议。会议采取了大鸣、大放，大辩论的方法，批判了所谓“右倾保守思想”，通过了地委关于《深入开展全民整风运动，大力促进生产跃进，为实现1958年全区粮食产量22亿斤而奋斗》的报告。
　　1958年1月11日地委召开县委书记会后，各县在1月底先后召开了1958年农业生产大跃进誓师大会。通过“四大”、狠批了“右倾保守思想”，制定了跃进规划。
　　2月20日地委根据中央南宁会议精神和2月2日人民日报社论精神，向全区发出《关于动员全党力量在全区开展农业生产大跃进宣传运动的指示》。指示中提出的口号是：全民动员，乘风破浪，10年计划5年完成，苦战3年，改变面貌，3年实现“三化”（水利化、高产化、绿化），5年实现“五化” （水利化、高产化、绿化，机械化、电气化）；要越“长城”，跨“黄河”，奔“长江”；实现“四无” （无蚊、蝇、鼠、雀四害）专区。张北、尚义、商都、康保、沽源合并为张北县，万全、怀安并为一县叫怀安县，龙关、赤城并为一县叫赤城县，蔚县、阳原并为一县叫蔚县，怀来、涿鹿并为一县叫怀来县，崇礼、宣化二县划归张家口市。   
　　5月28日至6月1日，地委召开了958人参加的地市委扩大干部会议。（4月28日省一届七次人代会决定张市划归张家口专区领导）会议传达了中共中央5月5日至23日在北京召开的八大二次会议确定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和“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敢想、敢说、敢做”，“七年超英、十五年超美”的口号。要求必须插红旗、拔白旗，反对和批判“观潮派”、“秋后算帐派”、“白专道路”。扩大会议决定立即在全区掀起一个声势浩大，生动活泼，千军万马齐上阵的宣传总路线群众运动。并且在干部中狠批了官僚主义、命令主义、本位主义和官气、骄气、怨气、暮气、娇气、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这就更加促进了“大跃进”发展。总之，从中央1月南宁会议到3月成都会议精神传达贯彻的三、四个月时间内通过大鸣、大放、大辩论、大批判的“四大”方法在全区广泛深入地开展了“反右”整风。经过“反右”整风，各级领导、广大干部、党团员和人民群众的劲头越来越足，在农业“人跃进”的口号下，各条战线很快掀起了一个全面“大跃进”的新高潮，与此同时地委于7月9日发出通知：把全区14个县并为1市5县，由于面积大，不便领导，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领导失控。
　　在全面掀起“大跃进”的同时，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和命令主义的“五风”开始发展起来，特别是贯彻了8月17日至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举行的扩大会议精神后在“生产跃进取决于思想跃进”，“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只有低产思想，没有低产土地”，“让高山低头，河水让路”等口号推动下，指标越订越高，海口越夸越大。地委为实现三年“三化”，五年“五化”的奋斗目标，要求工业产值超农业 （县社），1958年建厂10万个。农业上要求粮食总产量先计划为28亿斤，隔了不到2个月又改为保证34亿斤，争取42亿斤。7月地委扩大会议又提出42亿斤有可能，52亿斤有希望。并将指标分到各县。为实现粮食奋斗目标，要求各县大抓水、土、肥、林、草五个关键，大搞群众运动。在多快和急于求成思想促使下，水利建设贪多求快不讲实效非常严重，1957年冬至1959年春打机井1522眼，能使用的只有399眼，利用效率很低，群众讲：这不是水井是看井。由于集中劳力，短促突击，1958年修建的大小水库和水渠百十多处，有的根本不能蓄水，有的塌方漏水，造成劳民伤财。在“依靠群众，苦战三年，自育、自造、自护，全区实现绿化”的方针指导下，全区掀起了春、秋、冬植树造林的高潮。由于大兵团作战，突击完成，全年号称造林580万亩，（实际造林687400亩）而且成活率相当低。有的完不成积肥任务，就号召群众打狗、杀猫、宰猪、捞蝌蚪、抓哈蟆，煮肉汤用做追肥。有的强迫农民把水缸、淹菜缸作了厕所缸。有的还将麻油、牛奶追在试验田、丰产田、卫星田。八月份在粮食“元帅”升帐，成群“卫星上天，农业生产“大跃进”高潮已经来到的口号推动下，生产指标层层加码，浮夸风越演越烈。到10月21日《张家口日报》共刊出六个《号外》。其中有张北县三号乡中盘道社莜麦亩产3011斤，张北二台公社马铃薯亩产24759斤。还有小麦亩产1176斤，蚕豆亩产2600斤。怀安县红旗公社（柴沟堡镇）高梁亩产3642斤，涿鹿县桑洋河公社（城关镇）玉米亩产4554斤。张北县粮食生产平均亩产412斤（实际111斤。）称为全区元帅县。全区粮食总产量为287000万斤（以后落实总产量165900万斤），并且几天完成了粮食入库，实际上都是虚数。
　　1958年7月2日至3日地委召开钢铁生产会议，贯彻了中央关于大办钢铁的指示和“小、土、群”  （小型、简易、群众化）的方针后，紧接着于13日又召开了地、市委联合（扩大）会议。会议按照省委六次全会精神，要求各级党委的领导重心转移到钢铁生产方面。集中一切人力、物力、财力，为“钢铁元帅升帐”服务。会后，各县、区、乡都成立了以第一书记为首的钢铁生产指挥部。抽调了三分之二的机关干部，动员了全区80%以上的劳力，掀起了全党、全民大搞钢铁运动的高潮。从城市到农村，建立大小高炉，到处大炼钢铁。在“元帅升帐”、干劲冲天，排除万难，炉旁餐，伴炉眠，“钢铁战士钢铁心，炼铁炼钢也炼心”的口号鼓舞下，特别是地委提出完不成日产4千吨的任务不下火线的要求后，白天人山人海，夜间火把通明，全区摆开了几十个大战场。到9月底全区建成各式炼铁炉128590多座，小高炉40座，阳城式高炉136座。从9月下旬开始全区组织了三次大型战役。到11月中旬的“高产卫星周”就生产生铁90万吨，钢2万多吨。（据统计部门统计，1958年全区共生产生铁26.6万吨，钢5765吨。）由于完不成任务，在全区开展了献铁运动，除一户留一口锅外，其余金属用具全部献了出来。由于钢铁大会战正处于秋收之际，人力、物力全部被动员大炼钢铁，除妇女儿童和老、弱、病、残外，农业上劳力很少了，造成全区秋收普遍粗放，大批粮食烂在地里，糟在场里。与此同时，在工业、财贸、文教卫生方面浮夸风也相当严重。工业上普遍要求产值翻番，一厂顶二厂，一顶二五八运动。民办工厂一年建厂10万个，先上马后加鞭。从1958年至1961年先后上马的工程项目1231个，投贷1241万元，实际完工的只有 771个，有的资源用尽，只好下马。1958年到1960年共增加农业机械1364台，有600多台不能使用，排灌机械1274台，半数以上不能使用，至于大搞农具革新的浪费就更难以计算了。1957年全区共有手工业企业491个，从业人员16700人，到1961年手工业只剩下93个，从业人员8990人，整个手工业减少了一半，许多手工业产品很难买到，给人民生产生活带来了很大困难。商业上大购大销，要求一天完成一季的任务。结果积压了大批物资销不出去。1958年在教育大革命的口号下，向省报喜，在教育上实现了无文盲专区。并办起“红专大学”6000多所，校办工厂1000多个，新建中等以上学校270所，相当于1957年总和的3倍多。新建小学898所，新建幼儿园5420所，新建卫生事业单位296处。并且社社有了篮球队、剧团、队队有了俱乐部。实际上大部分是有名无实。全区还实现了四无 （无鼠、雀、蚊、蝇）专区。并且还离奇地说：经检查全区只发现了二只麻雀，一只是从山西飞来的，一只是从内蒙飞来的。
　　在“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和“一大二公”的口号下，地委于1958年8月21日至28日召开了市、县委书记会议。会议决定立即动员并社并乡，建立人民公社。到本月28日全区实现了人民公社化，由原来的2234个农业高级社并为109个工农兵学商相结合的人民公社，2064个大队，9589个小队，每个小队100到150户。由于社队规模太大，村与村经济条件相差悬殊，并在一起穷富拉平，助长了穷村吃“便宜饭”的依懒思想，打击了富村的生产积极性。在“一大二公”的思想指导下，大办公共食堂，托儿所，幼儿园，敬老院，幸福院，推行半供给制及半工资加奖励制度，农村食堂全部实行了吃饭不要钱，大锅饭，群众不满意地说：“干不干三顿饭，过去懒汉是坐着吃，现在是躺着吃”，由于分配上的平均土义，农村普遍出现了“你推我靠，谁也不向前”的状况，草垛倒了，牛喂瘦了。过几年人们都成了穷光棍。由于实行了吃饭不要钱的半供给制度，都到食堂吃饭。失掉了评工记分，定额管理小包工和按劳分配的原则，1958年供给制占社员分配50%。由于分配上的平均主义，高级社每个劳动日值1元左右，1958年公社化后下降到6角、2角、1角。评工记分取消了， （男的老八分十分，女的老八分六分），做多做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一年到头拉了旱船，积极的不积极了，不积极的等待吃现成的了，食堂化后，不仅浪费粮食，浪费柴煤，浪费劳动力，而且吃不好，喝不好，家中又不能取暖，群众更加不满地说：“公社优越性就是吃不好，睡不暖”。
　　为了给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筹积资金，根据省委现场会议精神全区广泛开展了“储蓄百元化”，“死宝变活财”运动。把埋在地下的金银首饰和房子、被褥、衣服、布料、锅、箱、柜、农具以及生活用品等都列入“死宝”范围。这次运动5个月就收回黄金12800多两，银元654000多块，废钢铁294万斤，还有大批实物储蓄。至于大办工业、大办水利、大办养猪场、大办交通、大办文教、大办体育、大办幸福院、大办托儿所、大办食堂等等，所用资金、土地、材料、劳力、房子、工具等都是从生产队和社员手里无偿调拨的。“一平二调”大刮共产风违背了群众自愿的原则，侵犯了群众利益，以行政命令代替了政策。对说真话，说实话的干部视作“白旗”、“保守”，先批判，后拔掉。给有不满情绪的社员办集训班，甚至挂黑牌子游街。这样不仅打击了广大干部群众的积极性，而且造成了广大群众极大的不满。群众中流传着“大办水利不记报酬、自带干粮还贴料”，“死宝变活财，变成国家的活财”。“大积肥杀了群众的狗，搬走了群众的缸”。“食堂化大锅饭，还让群众搬了家”。“大炼钢铁，丢掉了粮食砸了群众的锅，砍了群众的树”。“厂社挂勾，干部占光，群众吃亏”。“大跃进”真正好，就是粮食越打越少。“一大二公真优越，好人吃亏、懒人占光”。“食堂呱呱叫，好人做了饭，好驴磨了面，好车拉了炭，就是农活没人干”。“一铺一盖、一碗一筷，其余的东西全是祸害”等等。
　　由于勤俭建国、勤俭办社、勤俭办一切事业的方针丢掉了，干什么都不讲经济核算，不计成本，不惜开支，讲排场、比阔气，大吃大喝，挥霍浪费非常严重，象过节一样，几乎天天锣鼓喧天，鞭炮齐鸣，四处报喜，锦旗奖状满天飞，只讲形式不讲效果，仅行政费就超过1957年 1.3倍。
　　在早日进入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大协作”的口号下，县、社、队普遍采取了大兵团作战的方法，全区组织了9个民兵师，95万人。实行了“生产军事化”、“生活集体化”、“吃饭食堂化”一切行动听指挥，服从命令，除星期日允许民兵回家外，都是集体食宿，使群众生活失去了自由。并在大批“右倾保守派”、“观潮派”、“秋后算帐派”、“唯条件论”和畏难情绪的压力下，到处设“打擂台”、“点将台”、“光荣榜”、“比决心、比干劲、比成绩”批“落后”。把完不成任务、不敢说假话的人视为黑旗、予以拔掉。甚至还要给予组织纪律处分。特别是把一些敢提意见，敢说实话的人和不满意这种做法的人，还要集训，甚至挂牌游街，总之，“大跃进”的错误，总的看，是在“左”的思想指导下，主要是在经济建设和生产发展上急躁冒进，急于求成，盲目追求高指标，高速度，高产量；在生产关系上急于求成，追求“一大二公”，刮“共产风”，“一平二调”，剥夺农民，在分配上搞平均主义，吃大锅饭；在经营管理上过度集中，统的过死，瞎指挥、强迫命令。所以，“大跃进”中的错误，是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这些错误给国民经济、人民生活造成了严重的损失。

    二、纠正“左”倾错误的英明决策

　　正当“大跃进”、“共产风”继续发展的时候，毛泽东主席视察了河北、河南等省的一些农村，发现在人民公社问题上存在许多混乱现象后，于1958年11月2日至10日毛主席在郑州召开工作会议（即第一次郑州会议），会议上，毛泽东主席着重讲了必须划清两种所有制（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两个阶段（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界限，以及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商品生产和等价交换等问题。11月28日至12月10日在武昌召开了八届六中全会。会议主要讨论和通过了《关于人民公社的若干问题的决议》。1959年2月27日至3月5日，中共中央在郑州举行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即第二次郑州会议）。会议的主题是人民公社问题。4月2日至5日，中共八届七中全会在上海举行。全会检查了人民公社整顿工作，通过了《关于人民公社的十八个问题》。4月29日毛泽东针对当时农业生产方面存在的不实事求是的作风，给省、地、县、公社、生产队、小队六级干部写了一篇《党内通讯》讲了六个问题。总之，在几次会议上，党中央、毛泽东同志对迅速纠正1958年“左”的错误提出了一个又一个的方针、政策和措施，对纠正“左”的错误是个有力的指导。主要是：
　　第一，在发展生产力方面，强调提出要“压缩空气”，反对浮夸，降低高指标；做计划要接近实际，留有余地，按农、轻、重次序搞好综合平衡，特别是工农业之间的平衡，调整计划指标。积极生产安排日用品和副食品；大力压缩社会购买力，控制粮油销量；加强企业管理，清理财政借贷。
　　第二，在调整生产关系和体制上，要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以生产队（相当于原来高级社）为基本核算单位。第二次郑州会议确定公社体制下放，生产关系基本上恢复到1956年高级社的水平，接近当时农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和农民的觉悟程度。
　　第三，在理论上，主要划清了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集体所有制与全民所有制这两个界限，明确规定现阶段社会主义，由人民公社集体所有制到全民所有制过渡，都需要有一个发展过程。在社会主义现阶段，还必须坚持按劳分配，多劳多得原则，大力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
　　第四，在政策上，规定人民公社权力下放，在人民公社内部实行等价交换，按劳分配的原则，生产小队是包产单位，有部分所有制和管理权限。恢复社员自留地，允许社员养猪、鸡、鹅、鸭，鼓励社员利用闲散地多种粮食、树木，谁种谁收，不征公粮，不统销。明确指出，这种大集体当中的小私有，在一个长时期内是必要的，允许这种小私有，是保护社员在集体劳动以外的劳动果实，并不是发展资本主义。对“共产风”和一平二调的错误，要认真清理。无偿调用生产大队、生产队和社员的人力、物力、财力，应当结算清楚，如数归还。银行从公社收回贷款，原则上谁欠谁还，已从公社统一扣除的，都应当退回。
　　第五，在领导作风上，针对当时农业生产方面存在的不实事求是的作风，特别强调了要讲真话的问题，“包产能包多少就包多少，收多少就讲多少”，各项增产措施，实行八字宪法，每项都不可讲假话。“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许多假话是上面压下来的。上面一吹二压三许愿，使下面很难办”等。
　　根据中央和省委的指示精神，以贯彻落实中央各项方针政策为内容，于1959年初在全区普遍开展了整社工作。
　　地委根据中央和省委指示精神，在纠决“五风”错误中思想是明确的，态度是坚决的，工作是积极认真的。1958年11月22日至23日，地委召开市、县委书记会议，传达党的郑州会议精神 （第一次郑州会议）和11月28日至12月10日在武昌召开的中共八届六中全会精神。会议着重讨论了整顿、巩固、提高人民公社问题和搞好人民生活问题，并强调：“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界限一定要划清。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都需要相当长的时间。那种想立即宣布全民所有制，三、五年内搞成共产主义，谁不赞成就说谁右倾保守的观点和作法是非常错误的。会议还着重传达了毛主席关于在“两种所有制并存的条件下发展商品生产，实行等价交换极端重要的”讲话，批评了人民公社以来出现的“平调”风和对农民其他形式的剥夺。同时，地委第一书记葛启同志亲自撰写了《张家口日报》1959年元旦社论《跃进再跃进》。《社论》指出：要认真贯彻中央第一次郑州会议和八届六中全会精神。在肯定了1958年工农业生产成绩的基础上，着重批评了过分强调主观能动作用，忽视客观条件，想过早地过渡到共产主义，忽视有计划按比例法则。使工农业生产比例失调和忽视人民生活等问题。要求各级领导接受1958年的经验教训，贯彻群众路线，提倡实事求是，反对虚报浮夸作风，以实观1959年的更大跃进。
　　接着1月8日，地委召开电话会议，传达地委《关于迅速掀起学习六中全会文件高潮的决定》。《决定》指出，党的八届六中全会作出的《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定》不仅对解决公社所有制问题规定了方针、政策，而且对于公社如何由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指出了方向，批判了企图超越社会主义阶段跨入共产主义的空想。《决定》要求各级党委领会文件的精神实质，澄清模糊认识，提高思想水平，认真贯彻执行中央各项方针、政策，改变领导作风，把人民公社办好。
　　葛启同志对纠正1958年工作中“左”的错误，为了引起省委领导的高度重视，曾在1959年1月8日省第一届第二次会议，4月13日省委书记处扩大会议，5月11日省委常委扩大会议以及与《东风》编辑部总编的谈话时，都本着从实际出发，对党对人民负责的精神，讲了自己的看法和意见，如“应当肯定成绩的同时要正视问题，各级领导头脑要清醒、要冷静地科学地分析问题，计划要实际，不能脱离了客观根据，要实事求是，反对盲目虚夸、假报，要走群众路线，反对强迫命令，要有计划，按比例，不能什么都大上。要保持真干劲，克服光爱听好话的主观主义等等。
　　2月28日，地委为了在全区掀起一个宣传教育高潮，发出了《关于开展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教育运动的指示》，要求各市、县委，厂矿、企业、机关、学校党委紧密结合生产整社，以《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定》为纲，在全区范围内立即掀起一个大张旗鼓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教育的新高潮。为了在组织上加强人民公社的领导，在3月15日前，有龙关、张北、蔚县、怀来4个县从县直机关抽调了449名干部到公社和管理区担任正副书记、正副主任、其中有一般干部、科局级干部，县委书记处书记和正副县长。
　　从1月份开始的这段工作，在纠正“左”的错误中虽有所进展，但进展还比较慢。为了把纠正“左”的错误进展加快，搞的更加认真，地委根据省委召开的六级干部会议精神，地委分工，主要领导分赴各县亲自帮助，于3月19日至26日，市县分别召开了有生产队、生产大队、管理区、公社和市县干部参加的五级干部会议，出席人员16700多人。会议传达了2月27日至3月5日、中共中央在郑州举行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即第二次郑州会议）精神和省委六级干部会议精神，学习了中央《关于人民公社管理体制的若干规定》，部署了坚决地纠正“一平、二调、三收款”的工作。要求解决公社中的贫富拉平、平均分配和无代价上调生产队的财产。经过充分的讨论，会议对人民公社管理体制，生产资料所有制范围，产品分配，劳力的使用安排和1958年平调帐目的清理，分别作了补充规定和重新规定。会议确定在人民公社管理体制上，实行统一领导，队为基础，分级管理，权力下放，两级或三级核算，各计盈亏，物资劳动等价交换，分配计划由社决定，适当积累，合理调剂，按劳分配，承认差别。会上，市、县、领导向基层干部检讨了公社化中出现的“一平、二调、三收款”，“共产风”和平均主义等问题。会后，人民公社普遍由公社所有制改为三级管理，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贯彻了等价交换和按劳分配原则。供给制大部分由原来的40%降为30%以下。在部分社队中，群众自动解散了食堂。一些犯有强迫命令和侵占群众财物错误的干部受到了批评教育，向群众进行了检讨和退赔。
　　4月20日至24日地委召开了市、县（区、镇）委第一书记会议，地委第一书记葛启同志传达了毛主席在八届七中全会上关于工作方法问题的讲话和省委关于当前整社工作的指示，与会同志用毛主席讲话的精神对照自己的思想作风和领导方法作了自我检查。与此同时，有的县主要领导还作了调整。并派负责同志到最大的县张北去贯彻落实中央第二次郑州会议精神。解决平调、浮夸、强迫命令和干部违法乱纪等问题。对犯错误的干部进行处理和集训。地委主要领导还分两批到坝下各县贯彻落实精神，纠正1958年工作中出现的“左”倾错误。
　　1959年4月30日，省委批准张家口专区和张家口市合并为张家口市，辖蔚县、怀安、张北、龙关、怀来五个大县和宣化、崇礼、下花园、庞家堡、桥西、桥东、茶坊七个区。市委委员63人，常委21人，并由9人组成书记处。葛启任第一书记，刘一鸣任第二书记。
　　5月13日，市委召开县委第一书记会议，传达省委召开的市委第一书记会议精神。会议总结检查了1958年秋前在“开展储蓄百元化”和“死宝变活财”运动中侵占群众利益的错误行为，批评了公社化以后“一平、二调、三收款”的“共产风”和一律实行吃饭不要钱的作法，要求各级党委提高认识，加强领导，结合整社算帐，召开退赔兑现大会，搞好经济退赔工作。会议决定，平调的原物还在的退还原物，使用坏的，修好后归还原主，实物不在的要和群众商量，妥善解决，达到群众满意，以密切党群关系，调动群众积极性。5月30日市委从市直抽调了300多名干部，由书记处书记带队分赴各县、区落实会议精神，传达贯彻毛主席关于农业生产的六条指示，中央关于农业问题的紧急指示，具体落实市委关于把闲散土地给社员经营，谁种谁收，不征、不购，不顶口粮，恢复社员自留地，解决口粮和饲料问题的决定，6月21日，市人委又发出布告，宣布了恢复社员自留地，允许私人饲养家畜家禽，把闲散土地分配到户补植，允许社员在宅前、宅后和院内种植树木和给社员经营自留地、家庭付业等六项规定。7月1日，全市大部分人民公社的生产队推行了包工、包产、包投资，超产奖励的“三包一奖励”政策。《张家口日报》为此发表了题为《全面实行三包一奖制》的社论，从而进一步调动了社员生产积极性。以市委第一书记葛启同志为首的张家口市委，为了千方百计地尽快解决1958年工作中出现的“五风”，更好地把群众积极性调动起来，搞好1959年的农业生产做了大量积极有益的工作。葛启同志在纠正1958年工作中“左”倾错误发挥了重要的领导作用。
　　为了贯彻党的八届六中全会和中央两次郑州会议精神，总结1958年我区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更好地指导整社工作的开展，葛启同志从三月份开始即深入蔚县城关、暧泉、白乐，西合营和张北县几个公社、生产队以及市郊召开各种座谈会进行调查研究，发现问题，提出意见，总结经验，指出方向。同时针对一些领导和干部中存在的模糊认识、错误思想、总是以马列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学说原理和中央几次会议精神，联系实际，观点明确，立场坚定，旗帜鲜明，予以耐心讲解、开导，帮助他们提高思想认识和理论水平，并对存在的问题限时予以解决。如在2月22日在张北召开的全区电话会议上的讲话，23日在张北五级干部会议上的讲话，5月26日在张北县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6月初在蔚县暖泉和城关公社党代会上的讲话，6月23日在全区电话会议上的讲话，6月24日在第二期中级干部自修班结业会上的讲话，7月1日给“大海陀”月刊撰写的：“坚持社会主义原则，认真改进工作作风”一文，七月八日在张北县委书记处会议上的讲话、7月23日在市委书记处会议上的发言以及几次县委第一书记会议上的讲话，结论，都反复宣传了中央郑州会议精神和上海会议精神。并根据我区具体情况提出纠正和改进意见。在肯定1958年成绩的基础上，指出了1958年工作中发生的主要问题是：①在执行总路线和大跃进问题上有严重的片面性，强调了多快，忽视了好省，急躁冒进、盲目追求高指标、高计划，超越了客观实际，欲速则不达，造成了浮夸、假报。特别是这也大办，那也大办，一个大办连着一个大办。都是全力以赴，齐头并进，形成天天突击，日日紧张，卫星越放越大，越放越假，实际上是自欺欺人。②在生产关系变革问题上，盲目追求过大、过高、过快，三天实现公社化，一步登天，几年就想进入共产主义。违背客观实际，大大超越现实水平。特别是供给制，吃饭不要钱。“死宝变活财”、“一平二调”“三收款”，（公，社一级平调队里的款物就达733万）违背了按劳分配，等价交换原则，侵犯和剥夺了社员生活资料私人所有制。③在大搞群众运动的问题上，普遍实行组织军事化，生活集体化，行动战斗化，吃饭食堂化，甚至行不通就拔白旗，插红旗。集训反“右”是违背群众自愿的，是强迫命令的作法，结果破坏了社员家庭生活秩序，妨碍了社员自由生活，严重地脱离了群众。④在统一计划，综合平衡的问题上，忽视了国民经济各部门的相互关系，放松了综合平衡，比例不当。特别是大炼钢铁大办工业，成本高，质量低，什么也不搞经济核算，违背勤俭建国，勤俭办一切事业的方针。不顾大局，不算大帐，不计成本，不惜开支，违犯财政纪律。比阔气，讲排场，挥霍浪费也很严重，实际上伤了元气。打了一年消耗仗，而且还挤了农业。⑤在国家、集体和个人之间的关系上，主要是伤害了群众利益，实际上是对农民的剥夺，严重的脱离了群众，打击了群众积极性。⑥在领导作风和领导方法上，违背了民主集中制原则和群众路线，光靠大帽子压人，行政手段，强迫命令是不行的，是违背党的实事求是原则和民主作风的。出现这些问题的原因很多，但总的一条就是胜利冲昏了头脑，左倾冒险主义；夸大主观意志作用，只讲主观能动作用不讲客观条件，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光看风头、胡思乱想，盲目蛮干乱干，助长了“五风”蔓延，给工作造成严重损失，教训是沉痛的。应该吸取的教训是①必须明确生活资料永远归个人所有，任何理由都不得侵犯；②生产队所有制向公社所有制过渡只有在经济条件完全具备时才能实现；③必须实行按劳分配原则，这是社会主义分配制度，承认差别，反对平均主义。要划清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界限；④什么时候也要坚持等价交换的原则，不能侵犯群众的利益，⑤经济工作要坚持社会主义有计划按比例的法则，绝不能盲目乱干；⑥在群众生活上一定要保证群众自由，不能干涉过多，不要违背民意；⑦在领导上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要认真贯彻群众路线，加强党的领导，坚持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同时，葛启同志要求各级领导要认真学习，理清思想、提高理论、政策和思想水平，一定要很好总结经验，接受教训，搞好整社，纠正错误，抓好农业，完成1959年继续跃进任务。
　　在7月23日的市人民代表大会上和7月23日的市委宣传工作会议上，葛启同志又分别作了报告，运用具体事实，进一步分析了1958年“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中出现的问题，他指出：主要问题是不从实际出发，违背了客观规律，违背了革命干劲与科学分析相结合的原则，共产主义因素越多越好，社会主主建设（包括公社规模）越大越快越好。他说，有急性病就要犯平均主义，就要浮夸，有的人虚夸，是在那里沽名钓誉。并批评了生产上光强调多快，不计成本，不讲质量，不看效益的蛮干，把群众生活好一点当作资本主义批判的错误观点；强调了农、轻、重比例关系和兼顾的观点，提出了在工厂实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在农村树立生产指标责任制的管理制度；克服以党代政的观念；并提出公社所有制可以划小一点，比较一下哪个好。同时，要求各级领导要充分估计形势，不要被困难吓倒，要接受教训，正视缺点，认真纠正，进一步改进领导作风和方法，把各项工作搞好。
　　据8月份统计，全市1958年建起的24700多个食堂自行解散了90%以上，入食堂总农户由98%降至2.6%。
　　分管农业的书记史万修同志在纠正“五风”中，也是最明确、最积极的，在不同场合，特别是在张北、蔚县，在肯定成绩的基础上讲了很多正确意见和看法。他多次强调：①我们一定要实事求是，不要看风向办事。1958年农业生产上放那么多卫星，有几个是真的?明知达不到还要一个接一个报，我看是有意假造，浮报虚夸的，那是吹牛，是根本实现不了的；在水利上也是大搞乱上，不讲实效，结果打了不少的看井，花钱不少，作用不大，②对人民公社实行半供给制，我认为根据我区经济条件是不具备的，这种平均主义是一部分人侵占了另一部分人的利益，社员是不满意这种作法的。⑧大炼钢铁，搞人海战术，挤了农业，造成巨大损失。由于大炼钢铁，丢了粮食数亿斤，还弄得社员砸锅卖铁，真是劳民伤财，得不偿失，伤了元气，伤了农民感情。④社办工厂、队办工厂，不看原料，不讲成本，不讲技术，盲目大上，结果占人很多，浪费很大，最后还得下马，我是不赞成这种做法的。⑤在发展畜牧上，我赞成分户喂养，对猪的发展也应强调户养，这样既可节省草料，又可养的膘肥体壮，也有利于畜牧业发展。⑥在大搞群众运动上，苦战、夜战是不能持久的，我看经常搞人海战术浪费劳力，应当等价交换。军事化助长了干部强迫命令；“死宝变活财”，百元化强迫储蓄是破坏财富，影响了农村民主气氛。⑦在领导作风和领导方法上应当深入群众，多做扎实工作，我对只讲形式，不讲效果，只搞轰轰烈烈，不做细致的具体工作，天天开广播大会、现场会，是不满意的，那不是官僚主义是什么?以后凡是不必要的会议，谁开会，谁出钱，同时，除四害、办食堂是违背群众自愿的，用强迫命令是不行的。有些事办的简直是胡闹。我们不改就会严重地脱离群众。
　　总之，从1958年11月第一次郑州会议到1959年7月庐山会议前期的9个月中，在党中央、毛主席和省委的领导下，全区各级领导着重点都在积极、认真地纠正1958年“大跃进”中出现的“左”倾错误。并取得了很大成绩。使“左”的错误有所收敛，党内外的紧张气氛有所缓和，群众情绪逐步高涨，总的形势在逐步好转。

    三、纠“左”转向大反“右倾”

　　全党正在纠正1958年“大跃进”、人民公社出现的“左”倾错误的时候，中共中央于1959年7月2日至8月16日，在庐山先后举行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八中全会，由纠“左”958转向反右。8月7日发出《中共中央关于反对右倾思想的指示》，全会通过了《为了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和《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错误的决定》。“反右倾”指示指出：“现在右倾思想，已经成为工作中的主要危险”。这种“右倾思想”正在“动摇军心、瓦解士气，妨碍人民公社的巩固和顺利发展，妨碍建设事业的跃进，妨碍总路线的贯彻执行”。要求“立即在干部在各级党的组织中，对右倾思想和右倾情绪加以检查和克服。”8月上旬，省委召开了一届八次全会。会上，省委点名批判了葛启同志，印发了所谓《葛启右倾言论集》，组织与会人员对葛启同志进行批判斗争，并于17日作出《关于葛启同志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决议》，决议指责葛启同志从今年1月开始，对党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和省委直到中央，进行了连续地、越来越猖狂的进攻。“这种攻击连续到7月葛启同志在《大海陀》公开发表文章和市人民代表大会上的讲话达到顶点”。“葛启同志反党，反总路线的右倾机会主义活动，对党和人民的社会主义事业是一种危险”。“河北全党必须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领导下，高举总路线的红旗，坚决贯彻党的八届八中全会决议，彻底粉碎葛启同志的右倾机会主义的罪恶活动，彻底清除葛启同志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在工作中所造成的恶劣影响，特别是在张家口地区党组织内部所散布的反动影响。”省委决定“先行解除葛启同志张家口市委第一书记职务。令其继续向党进行彻底交待和检查。并责成张家口市委对葛启同志的错误召开适当会议进行彻底的揭发和批判”。会后，于9月19日，省委发出通知：根据葛启所犯错误（即所谓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决定撤销其市委第一书记职务，史万修因犯有同葛启同志同一性质的错误，决定撤销其市委书记处书记职务，市委第一书记由刘一鸣同志暂时代理。省委对全省如何进行“反右倾”进行了部署。
　　8月26日，张家口市委组织全市工、农、商、学、兵和机关干部一万多人收听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送的党的八届八中全会公报和《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决议》，这些文件和公报，27日人民日报全文发表。《人民日报》还发表了社论，社论强调：“目前有一种右倾思想、右倾情绪出现在地平线上，一小批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他们附合着国内外敌对分子的诽谤运动，利用早巳克服了和正在克服中的缺点，同群众和干部泼冷水，散布松劲、泄气、埋怨、悲观的情绪，全面制造思想上和政治上的混乱。这种悲观主义的思潮，右倾机会主义思潮，是资产阶级反社会主义思潮在党内的反映，是当前的主要危险。”《人民日报》还连续发表了《人民公社万岁》、《“得不尝失论”可以休矣》等社沦，强调要“反右倾、鼓干劲”。对所谓右倾机会主义言论彻底进行批判。9月8日中央决定将八届八中全会通过的《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决议》和《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主义而斗争》的两个决议提前在党员干部中传达，一个星期后普遍传达到了城、乡党支部。在这种形势下，一场“反右倾”的政治斗争在我区速迅展开。省委一届八次全会后，于9月18日至28日，各县、区委先后分别召开了县，区委扩大会议，或三级书记会议，参加会议1890人。会议传达贯彻了省委一届八次全会精神，以“反右倾”鼓干劲的精神，安排了当前工作，推动增产节约运动，在讨论中，各县、区委还初步检查了“右倾情绪”和“右倾思想”，并根据省委一届八次全会关于批判葛启同志所定的调子对葛启同志所谓“右倾机会主义言行及其影响”进行了揭发和批判。
　　8月20日至29日，市委召开了有市直单位党员负责干部参加的常委扩大会议，会议是在省委工作组的直接指导下进行的。传达了省委一届八次全会（扩大）精神，组织了对葛启同志所谓“右倾错误”的进一步揭发批判。这次会议完全是按照省委一届八次全会作出的《关于葛启同志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决定》定的调子进行的。该《决议》把葛启同志对大跃进运动中出现的以共产风、浮夸风为主要标志的“五风”的批判指责为诬蔑大跃进的成就是怀疑、否定、攻击人民公社；把葛启同志对大跃进运动中出现的违反客观规律的高指标、高速度，从而造成各方面比例失调，生产力遭到破坏问题的分析批评，指责为反对工农业生产的高速发展，把葛启同志对大跃进中领导上的主观主义和夸大主观能动性作用问题的批评意见，指责为诬蔑党的领导，诬蔑省委，把社员自行解散食堂，指责为砍掉了社会主义阵地。并把这些都说成是“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在25、26日两天时间有16名同志在大会上对葛启同志进行了揭发批判。28日、29日两天时间有20名同志在大会上，对史万修同志进行了揭发批判，说史万修同志反对公共食堂，反对人民公社发工资；反对大炼钢铁，否定大跃进成绩。还把史万修同志对虚报浮夸，强迫命令的批评说成是压制群众的冲天干劲，把他不同意省委分配给张家口8亿斤增产指标的意见，说成是对抗省委；把他在张北县整社期间的工作，说成是凌驾于地委之上，刮右倾风，整干部，搞阴谋。这就为葛启，史万修同志的错误定了调子，做出了错误结论。市委常委扩大会后，于10月8日至18日，召开了市委全会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人员除了市委委员外，还有县、区委第一书记，书记、公社党委第一书记，市直属厂 （场）矿和中等以上学校党委（支部）书记，市直部委党组织负责干部，共281人，会议传达贯彻了党的八届八中全会和省委一届八次全会决议精神，进一步发动全体与会人员进一步揭发，批判了葛启同志所谓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为了使大家深刻认识和有力批判葛启同志的“错误”，会议还集印了葛启同志多次讲话言论和在《大海陀》发表的文章以及《关于葛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综合材料》。同时，“揭发批判和清算”了史万修同志所谓的右倾机会主义和反党罪行，说史万修同志出身于地主家庭（实际是中农成分，父亲是革命烈士）钻进党内的阶级异已分子，阴谋、反党等。葛启、史万修同志被迫在大会上做了长篇检查。会议由大会发动，小组揭批，到大会揭批，最后作出了撤销葛启同志市委第一书记，市委常务委员职务，保留市委委员职务，戴上“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帽子的决议，撤销书记处书记史万修党内外一切职务，戴上“阶级异已分子”帽子，开除党籍，建议省委送其到农村进行长期改造的决议。从此，给全区各级党委（支部）和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带来了一场严重灾难，也使葛启、史万修同志身心受到了摧残和打击。
　　10月下旬，“反右”斗争”，在市直和县区级机关，厂矿企业、大中学校全面展开。93%的党员干部参加了“反右”整风运动。这次“反右”整风大体分三个阶段进行；第一个阶段是学习文件，提高认识，发动群众，揭发问题，讨论酝酿，准备斗争；第二个阶段是大鸣、大放、大揭发，党员干部普遍进行了自我检查，向党交心，确定重点，进行批判。重点解决领导核心问题，形成“横扫”右倾思想和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声势浩大的群众整风运动，这是运动的主体和高潮阶段；第三阶段是深入学习，专题讨论，系统提高，立案处理，主要专题有正确认识1958年大跃进的形势，正确认识和坚决保卫“三面红旗”；正确认识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斗争；正确对待革命群众运动，正确认识阶级、政党和领袖的关系等等。在向党交心中，许多同志思想不通，跟不上形势，甚至还有抵触情绪。如宣化磁厂领导提出：“我们现在不是右倾问题，而应考虑是否冒进”。宣化矿机厂领导说：“去年大搞群众运动，造成了混乱、浪费、虚报浮夸，不管怎么反右也反不出原材料”。市政协领导说：“我对原来的四大指标，早有怀疑，应当实事求是的说真话，不要说假话。”有的同志说：“既然五八年大跃进了，为什么现在要什么没什么。搞的这么处处紧张”，有的同志说，“去年是高指标，大冒进，不是右而是‘左’，为什么不反‘左’而反右呢?”有的同志说；“去年大跃进带来了大紧张，带来了‘共产风’，我看夜战，苦战、连着干，你的也是我的，我的也是你的大紧张，共产风又快刮起来了”。不少农村干部和社员讲：“毛主席老人家纠正‘五风’搞的多好，我们从心眼里拥护和高兴，为什么一个庐山会议，彭德怀提了点意见就一下变了，又要‘反右’，真难理解。”也有的干部说：“葛启同志是在按照两次郑州会议和上海会议精神和毛主席的讲话在总结经验，纠正“五风”，怎么一下就又错了?闹的我们真糊涂。”等等。但是，经过鸣放，辩论，批判，联系葛启、史万修同志的所谓错误言论，很快转为深刻检查，互相批判。到12月底，对572人进行了重点批判。市直“反右”斗争告一段后，胡开明同志接任了市委第一书记职务。
　　1959年11月上旬，农村整党整社开始。农村整党整社是以两条路线斗争为中心，以保卫“三面红旗”为主要内容，联系思想，联系实际，进行对照，开展“反右”运动。进行社会主义再教育，肃清葛启同志所谓的“右倾机会主义流毒”。运动开始前，市委把全市2060个生产队，排为三类队有261个，把3830个农村支部，排为三类支部248个。通过揭发在公社干部中确定了10133个批判对象。农村整党整风运动一开始，各县区首先召开了三级干部会，传达文件，进行鸣放，批判基层干部中的“右倾思想”，进一步解决过好社会主义关的问题。三干会后在农村按照整党整社部署分阶段进行。在干部党员、群众中集中的批判了“右倾思想”和富裕中农思想，并重点把所谓“错误严重”影响极大、“作风恶劣”、“蜕化变质”、“坏分子”等做为重点对象进行了批判和组织处理。最后调整了一大批基层干部。
　　在工矿企业，“反右倾”运动的矛头主要指向基层干部，凡是主张厂长负责制，依靠工程技术人员管理生产，反对大呼隆，凡是主张党政分开，都被扣上“右倾机会主义”而受到打击。在学校主要是批判了“党员专家”“白专道路”。总之各个系统都联系本系统、本单位的工作，进行了重点批判和系统提高。
　　整个“反右倾”斗争从时间上有先有后，除个别单位外，一般在1960年2月基本结束。

    四、“反右倾”造成的严重后果

　　1959年我区的“反右倾”斗争，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工作上、生产上、人民生活上造成的后果是非常严重的。
　　第一、经过“反右倾”斗争，在党内伤害了一大批敢于讲真话、实事求是的好干部，使一些善于讲假话，投机钻营、盲目蛮干的干部得到提拔重用。这次“反右”，重点主要指向所谓攻击“三面红旗”的各级领导干部。相当一部分深入群众，善于调查研究，群众观点强，能体察民情，注重研究实际问题的同志，都被列为批判重点，有的被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等等，受到了政治上的打击和组织上的处分。
　　全市20465名脱产的党员干部有20034人参加了运动，占党员干部总数的97.8%”在斗争中重点批判对象占党员干部总数的2.07%，加上重点帮助对象占总数4%。运动中把党员干部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14名，严重右倾194名，严重个人主义173名，反党反领导16名，阶级异已分子8名，蜕化变质分子、坏分子6名，其它严重错误13名。其中市级干部占同级干部总数4.55%，市直局处长占同级干部6%，县、区委级干部占同级干部7.45%，公社正副书记、正副社长占同级干部7.12%，管理区正副书记、正副主任和生产队支部书记占干部总数的 3.05%，并分别给予开除党籍、留党察看、撤销职务、警告或严重警告处分，少数免予处分等不同形式的处理。其中部分同志被下放基层劳动改造；第一书记葛启同志调离张家口，到保定电影胶片厂筹备处任副主任。书记处书记史万修同志被下放崇礼县和平林场劳动改造，并对张北、蔚县、宣化等县的领导核心进行了重点解决，连团市委书记张强、副书记张清亮在纠“左”整社中说了些看法，反映了些实际情况，也被做为重点进行了批判。由此可见各级党政主要领导同志多数在数难逃。所以，这次“反右”运动涉及人数之多，范围之广，都是令人吃惊的。农村整党整社中也把相当一批农村基层干部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反党分子，阶级异已分子，蜕化变质分子，严重右倾错误和严重个人主义等，进行了处理，严重打击了干部积极性。基层普遍出现了不愿当干部的思想，以免“春天是贵人，秋天是罪人”，严重地伤害了同志间感情，破坏了党内民主作风。
　　在“反右倾”斗争中被处分的干部，到1962年中央八届十中全会前，基本上得到了解决。葛启同志于1962年4月，省委给予了平反后，6月恢复了张家口地委第一书记职务。史万修同志的冤案直到1981年10月，地委给予彻底平反，恢复党籍，恢复级别，恢复地委副书记职务。   
　　第二、经过“反右倾”斗争，“左”的思想更加发展起来，并且有了系统的“左”的思想理论指导。这就造成了长期的普遍的思想混乱。本来“大跃进”中形成的“左”的思想、“左”的政策，在纠正“五风”错误中，已经受到群众批评。1959年8月份“反右”斗争的开展，使“左”的思想迅速恢复、滋长、蔓延起来，错误地认为阶级斗争已经转向党内，不但错误地把党内的思想斗争，党内不同意见的争论和阶级斗争联系起来，而且还提出了要同党内“民主派”、党的“同路人”彻底决裂的问题，这种“左”的论点给党内带来了无穷后患；同时，把对待“三面红旗”的态度作为辨别是非、划分敌我的绝对标准，这就把人民内部矛盾扩大为敌我矛盾；并提倡个人崇拜，助长了个人专断，否定经济核算，迷信群众运动，这就造成了“左”是方法问题，右是立场问题，在整个社会主义时期，主要危险是右倾，必须不断反右，不能反“左”；以“左”为正，以正为右，这就混淆了是非，严重地破坏了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灵魂和党的传统作风。因此，当1959年反“右”斗争结束不久，在1960年冬至1961年春遇到困难时，又错误地估计了形势，把主要问题是粮食问题看做是坏人问题，以“反坏夺权”藉口清理“司令部”、“抓麻雀”为内容进行整风整社，使2296名社队干部受到批判和处理。特别是在渡过三年困难中所采取的各种生产责任制的探索视为走资本主义道路，在1964年又进行了—场规模更大的反“右”斗争，把地委胡葛打成“反革命修正主义阴谋反党集团”，使全区几千名党员干部戴上了“严重右倾”、“右倾机会主义”、“阴谋反党集团”，“推行单干的黑干将”等帽子而受到批判，撤职检查等不同的处理，严重地伤害了大批好干部，损害了党的团结。特别是在“文革”中，使大批同志遭到残酷的斗争、无情的打击，甚至含冤而死。这的确是一个沉痛的教训。
　　第三，经过“反右倾”斗争，再次发动了“大跃进”运动，使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国民经济陷入严重困境。1959年下半年到1960年上半年，在“高举三面红旗、反右倾、鼓干劲、继续大跃进”的基本口号下，继续采取1958年发动大跃进的办法，大造舆论、大造声势，大搞群众运动。特别是通过人批特批“右倾”机会主义思想，造成一种强大的政治压力，强制推行继续大跃进的方针，谁反对大跃进谁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谁就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在这种高压的形势下，又把1960年上半年，以高指标、浮夸风、瞎指挥、“共产风”为内容的新的“大跃进”推进到一个新高峰。为此，在工业上重新大搞“小、洋、群”，“小、土、群”，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突现机械化、半机械化、自动化、半自动化滚珠轴承化和强化器，造成很大浪费。大办城市人民公社；在农业上为追求高指标1959年将计划粮食总产量定为90亿斤，经四次修定后仍为25亿斤（实际完成 13亿6千万斤）。1960年计划15亿斤 （实际完成107661万斤）。为了实现这个总目标，除强调几个大办一齐抓外，又推行了“万亩方”、“万猪场”，除林、牧、副互争劳力，挤出64000多名劳力外，1960年春又上马10个大中渠、库，投入劳力30多万，加之外流到内蒙劳力6万多人，公社新建剧团、文工团、体育队，大部分成了专业队伍，因而用于农业上的劳力大大减少，严重地影响了农业的发展。特别是在1960年夏锄大忙季节，全区112万劳力下降为84万，大面积荒地锄不过来。同时日用工业品更加紧缺，群众连炊事用具、小农具、牛马掌等都买不到，不少牲畜拐着腿干活。由于不顾一切地盲目蛮干，其结果使国民经济、社会生产力遭到严重地破坏，人民群众生活陷入严重困境，积极性受到严重挫伤。人为地造成了连年减产。1959年至1960年减产9%，1960年至1961年减产17%，1961至1962年减产40%。全区粮食总产量，由1957年的155538万斤，到1959年至1960年下降为136045万斤。1961下降为107645万斤。但是城镇人口就增加20多万，由于城镇商品粮增加，出现了高指标、低消费，使农业生产和 群众生活消费粮大大减少，加上大办食堂，收回自留地、小片荒，“五风”、平调、高征购、社员收入一年比一年少，1958年人均收入80元，1959年下降为61元，1960年下降为50元，结果到1960年后半年，“左”倾错误造成的严重形势很快暴露出来，比例失调，生产下降，（工农业产值下降70%）市场紧张、粮食告急，群众生活极度困难，全区城乡出现了紧张形势，城镇人口每月口粮压到27斤，农村口粮压到了日均6两、5两和4两（包括牲畜饲料），由于群众吃不饱，牲畜缺草缺料，使役过度，蔬菜、副食严重缺乏，很快出现了人瘦、地瘦、牲口瘦和人、畜死亡严重局面。农村形势越来越紧张。人民生活越来越困难。人民生活最困难的地方，发生了人口外流，逃荒要饭，遗弃子女，离婚、早婚，在山区和坝上最严重的地方，几个人轮穿一条裤，全家使用一条被。1960年冬到1961年春，尽管搞了些瓜、菜、代，但是冻、饿、肿、死亡和外流情况日愈严重。有的地方非正常死亡人口一直延续到1962年底才转入正常。牲畜死亡和宰杀（救命肉），也大大减少。1957年全区大牲畜495000多头，到1961年减少到47万头。1961年普遍出现了春天种不上地，夏天锄不过苗的严重灾荒。使国民经济大伤元气，许多企业陷入瘫痪，全区人民承受着一场严重灾难。这是我们连续发动“大跃进”，大“反右倾”受到无情惩罚的结果，使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的结果。
　　第四：经过“反右倾”斗争，第二次“共产风”又大刮起来，1958年下半年第一次“共产风”，主要是因为急于由高级社向人民公社过渡引起的。1959年冬和1960年初刮起的“共产风”，主要是急于由队基本所有制向社基本所有过渡而引起的。风源来自急于过渡，急于扩大和提高集体所有制的成份，改变生产关系。如何实现过渡，中央提出的三个条件，一是社员每人平均收入200元左右，公社总产值每人平均600到800元。二是社有经济发展，社有经济比重达到50%以上。三是穷队赶上了富队，时间大约三年至五年。为了创造向基本社有制过渡的条件，一是大力发展社有经济。二是大力帮助穷队，使穷队和富队拉平。全市计划实行部分供给制的生产队由20%上升为80.7%。为了发展社有经济，又掀起五个大办浪潮（即大办社有工业，大办养猪场，大办水利，大办交通，大办文教）。还盲目推行了“万亩方”、“万猪场”还要大办托儿所、幸福院、敬老院、食堂很快恢复起来等。发展这些事业，并不靠自力更生，发展生产，等价交换的办法，而是仍然凭借政社合一的权力，都是由生产队无偿调拨，大搞“一平二调”，大刮“共产风”搞起来的，每大办一次，就刮一次”共产风”。美其名为“白手起家”，实际上是对农民的掠夺。所谓穷队赶富队，实际上是穷队共富队的产，大搞平均主义，收回了自留地，直接对农民实行掠夺。我区刮起的共产风一是时间长：从1958年7月到年底，1959年9月到年底，1960年1月到6月，几乎年年刮；二是范围广，土地、粮食、房屋、生产资料、生活用具等等都刮进去了；三是单位多，县、社、队直接到专区都在刮；四是方法多样，手段恶劣，见啥要啥。需要什么就刮什么，也不管同意不同意；五是后果严重，三级所有被打乱了，社员变穷了，集体变穷了，国家也变穷了。正如社员讲：“一铺一盖、一碗一筷，其余都是祸害”。毛泽东1961年3月在郑州会议上说：“共产风”刮的最严重，最利害的时间是1959年冬至1960年春。第二次共产风比第一次“共产风还要严重”。
　　第五、“反右倾”斗争，给党的建设造成了极大危害。人民公社和基层组织实行政社合一，党委（支部）一揽子领导，什么都管，形成了党不管党，严重地消弱了党的战斗力和领导作用，进一步助长了党的干部强迫命令，脱离群众，什么都是书记挂帅，包揽一切，更助长了官僚主义，个人专断，一人说了算，严重地破坏了党内民主，破坏了民主集中制原则。光听顺耳之言，不闻逆耳之语，民主空气闭塞，民主生活不全，造成了同志与同志之间，上级与下级之间，领导与被领导之间的隔阂，群众中的正确意见反映不上来，严重地影响了党群关系、干部关系和党员、干部积极性的发挥。由于党不管党，党的战斗力遭到严重消弱，使党的组织，团的组织、民兵、妇女组织除30%左右的基层组织能发挥作用外，70%的二类和三类支部都处于瘫痪和半瘫痪状态。在广大干部中不敢讲真话，不敢讲意见，思想消沉，包袱沉重，积极性不高，看风向，恐右病更加严重起来，严重地消弱了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团员模范带头作用的发挥。严重地影响了群众积极性。给党的建设造成了严重的损伤。
　　总之，“大跃进”的“左”倾错误是逐步发展起来的，经历了由局部到全局，“大跃进”的结果，给国民经济带来了极大的破坏和混乱，加上自然灾害，使我区遭到了建国以来空前未有的严重困难。对大跃进运动的危害，必须充分估计，吸取教训，决不能重犯过去的错误。但是，对于广大人民群众在大跃进时期所表现出来的冲天干劲和奋发图强、艰苦创业的革命精神和取得一些成绩，也是应当肯定的，要把领导上的“左”倾错误和广大群众社会主义积极性区别开来，以便更好地吸取教训。

五、历史的教训值得借鉴

　　总的看：“大跃进”导致了我区农村大灾难，它完全是“左”倾指导思想的产物。但是“大跃进”的“左”倾错误，是在历史特定的客观条件发生的，具有特定的内容和形式。随着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取得了决定性胜利以后，我国开始进入大规模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时朝。党的工作重心开始向经济建设转移。它的主要任务就是集中发展社会生产力，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在我国这样一个贫穷、落后、人多、地少、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的大国，要建设社会主义，就必须寻求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符合客观经济规律要求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大跃进”实际上就是我们党在没有经验的情况下，领导全国人民寻求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艰苦探索的一种尝试。“大跃进”由“左”的错误，就是在探索中的最大失误。经验是丰富的，教训是深刻的，但是“大跃进”中的经验教训，却为我们以后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起到了借鉴作用，在“大跃进”中的主要经验教训是：
　　第一、一定要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原则，理论联系实际，因地制宜地确定我们的工作计划，提出切实可行的措施，要严防头脑发热。
　　实事求是是我们的思想路线，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根本点，是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是我们党制定政治路线和各项方针政策的基础，也是正确理解和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保证，它是我们党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形成的优良传统。实践证明，当我们能坚持实事求是原则的时候，就能够准确地反映客观事物的本来面目，做到客观实际与主观认识相统一的时候，党的事业就能顺利前进，工作上就会取得重大成绩，当我们背离了实事求是的原则，主客观不一致的时候，就必然犯错误，使革命遭受损失。如在社会主义改造中，我们是符合实际的。因此社会主义改造在1956年顺利的、稳健的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在“大跃进”中，由于急躁冒进，违背了客观实际，在我区十年九旱，人多、地少（水地更少），七霜期短，气温变化大，产量低（平均亩产八、九十斤）、耕作粗放的情况下，1958年一跃亩产平均三、四百斤，卫星一放几千斤。真是睁着眼睛说瞎话，自欺欺人，结果“大跃进”带来了大紧张，教训很深。所以，“大跃进”从反面教训我们，必须要端正思想路线，永远记住“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九个大字，从思想上检查，犯错误都是出在不实事求是上，吃到的苦头深深地教育了我们。
　　坚持实事求是，就必须时刻保持头脑清醒，敢于从实际出发，敢于坚持原则，严防头脑发热，1958年的错误，就是由我们胜利冲昏了头脑，脑子一热，心血来潮，独断专行，离开了实事求是的作风，“报喜得喜，报忧得忧”，所以对当时的客观实际的形势，做了过高的估计，做了错误的分析、判断。这就更助长了一些人只唯上、只唯书、不唯实、说假话、大话，而不讲实话，同实际情况的距离越来越远。特别是形势好的时候，更容易头脑发热，1958年的头脑发热，几乎把实事求是的传统作风丢尽。但是，当错误和挫折使人们头脑冷静下来，重新按照实事求是的原则办事，从实际出发，从群众需要出发，我们找到了克服困难的办法。因此、无论顺利的时候，还是困难的时候，我们都不要忘记实事求是这个原则。葛启同志在主持这段地委工作期间，能和许多领导干部，在错综复杂的客观事物面前，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如实地反映群众的意愿，敢于实事求是地解决问题，敢于在实践中探索创新，敢于坚持原则，勇于纠正错误。史万修同志敢于针对实际情况，反映问题，提出意见，都是难能可贵的。在九十年代新的形势下，为了避免工作中的失误，在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中，就更应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密切联系本地区实际，发现新情况，研究新问题，总结新经验，力求使主观认识符合客观实际，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扎扎实实的做好工作。但是要做到实事求是，就必须严防头脑发热，“大跃进”在这方面的教训，是极为深刻的。
　　第二、发展国民经济，一定要以农业为基础，有计划、按比例，做好经济综合平衡。这种平衡有农业内部的平衡，工业内部的平衡。工农业之间的平衡，国民经济的比例关系，是在这些基础上的平衡。“大跃进”的重要教训之一，就是没有综合平衡。脱离了实际情况，违背了经济规律和自然规律，主观上急于求成、指导思想上，只想高速度，忽视按比例；只要多快，不求好省，只管需要，不顾可能，只注意积累，不重视消费，只注意突出重点，不注意综合平衡；片面强调发挥人的主观能动作用，不尊重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盲目蛮干、乱干。这个错误，在“大跃进”中发展到了十分严重的地步，高指标的愿望、幻想，只能造成浮夸、混乱和失望。于现实的改变，没有任何助益。追求高指标片面发展工业的结果是欲速不达，“超高速”带来了“超低速”，导致国民经济比例全面失调和三年严重困难。客观规律的惩罚是严酷无情的。毛泽东同志在1961年6月12日中央工作会议上讲：客观规律你违犯了它，就一定要受惩罚，我们就是受了惩罚。最近三年受了大惩罚。然而我们面对现实，坚决调整政策，从实际出发，组织生产，就战胜了困难，恢复和发展了经济，使整个社会生活重新呈现欣欣向荣的景象。这也说明了只有尊重客观规律，有计划按比例地稳步前进，经济的发展才有高的速度。
　　第三、一定要坚持群众路线，马克思主义认为，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中国共产党是人民群众利益的代表者。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根本路线。要一心一意为人民服务，就必须把群众看做是我们的主人。党的领导机关、领导干部必须随时听取群众的呼声，尊重群众意愿，相信群众，善于集中群众的智慧，组织群众去完成任务。党的一切工作出发点和归宿点都是为了人民群众。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放下架子，深入群众，与群众同呼吸，共命运，通过各种座谈会，促膝谈心、交流思想，交流感情，调查研究，顺耳之言，逆耳之话都要听，各个层次的要求意见都要听，只有这样，才能全面地了解情况，做出正确的分析、判断和结论，更好地完成各项任务。葛启同志在1959年和1964年两次被“反右”的事实，充分说明了以葛启同志为首的张家口地委及各级领导干部正是在情况复杂，形势紧张，群众最困难的关键时候，挺身而出，深入群众调查研究，依靠群众，想人民之所想，急人民之所急，领导群众纠正错误，领导群众战胜困难，渡过难关，充分体现了党与群众血肉联系的关系和领导干部必备的优良作风。各级党委，领导干部和广大党员干部，在领导社会主义建设中，应当继承、发扬党的优良传统，认真坚持群众路线、密切联系群众，以党的方针、政策教育群众，动员群众，组织群众，鼓舞群众，为建设社会主义，团结起来，努力奋斗，我们的一切言行，都必须以符合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
　　第四、一定要把发展生产力作为最主要的任务，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物质和文化水平，使人民群众逐步富裕起来，革命就是解放生产力，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党和国家应当把发展生产力，集中精力进行经济建设作为最主要的任务。只有迅速发展生产力，才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巩固社会主义制度。但是我们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和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最大盲目性，就是长期忽视了这个主要任务。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我区广大干部和群众在调整生产关系方面的探索，正是在党的“八大”路线指引下，保护和发展了生产力。但时隔不久，在反右派斗争后，就逐渐偏离了正确轨道，把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做为主要矛盾，突出了阶级斗争，经济建设受到政治运动的冲击，并把生产关系的变革当作是可以脱离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决定因素，在急于过渡的思想指导下，盲目迫求“一大二公”搞穷过渡，不断割所谓“资本主义尾巴”，否定个体经济；在生产关系上不断“升级”，并用批判“右倾”大搞群众运动和行政手段来变革生产关系，三天实现“人民公社”化，在管理体制上高度集中。“人民公社”就是这种“左”倾理论的产物。它严重地束缚了广大农民的积极性，窒息了农村经济发展的活力，严重地破坏了生产力的发展。这种忽视的结果，就是广大农村普遍贫穷的面貌没有得到改善，这是一大教训。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使我们深刻地认识到了这一点，坚定不移地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使大部分地区人民群众解决了温饱问题。这种再实践，再认识，使越来越多的人们觉悟到：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如何在中国做到比资本主义更高的速度发展生产力，改变落后面貌，消灭贫穷，走向富裕。为了把我区经济建设搞得更好，生产力发展的更快，就必须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理论，学习外地先进经验，开阔视野，不断提高理论、政策和思想水平，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全面地研究自己地区的特点，发挥自己地区的优势，探索自己地区的发展方针，制定自己地区的发展规划，研究具体的实施措施，扬长避短，使生产关系适合生产力的水平，使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的需要，使人民生活水平尽快富裕起来。
　　第五，一定要靠科学，靠政策，靠党的正确领导发展生产，搞好社会主义建设。只有正确的政策才能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只有先进技术，才能建设社会主义，只有在党的正确领导下才能由胜利走向胜利。所以必须在党中央领导下，一定要与党中央保持政治上的一致，培养人才，尊重人才，爱护人才，尊重科学知识，充分发挥他们的技术才能。要防止片面提倡那种所谓“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敢想敢干”。1958年的那种胡思乱干，给革命事业造成了很大危害。同时，在领导生产上，要严防采取发动政治运动的办法来推动社会主义建设，1958年大搞群众运动的办法，实际上是沿袭了党和国家用了过去战争年代领导人民推翻三座大山和以后搞阶级斗争的经验来搞建设，既损害了党和国家民主和团结，也影响了社会生产和生活秩序的稳定，极大地影响了经济建设工作的正常发展。
　　第六、必须彻底肃清“左”的流毒，坚持从实际出发，正确认识和处理党内矛盾，实事求是地开展党内斗争。
　　我们党是在两条路线的斗争中成长壮大起来的。六十多年来，曾对右的或“左”的错误进行过不断的斗争，当进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以后，毛泽东同志根据阶级斗争的新变化，在1957年提出了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这是十分重要的方针但是随着历史进程的发展变化，逐渐离开了这个轨道，越来越深地陷入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迷雾。片面地强调反右，使“左”的思想在党内流行并逐步升级。1958年的“大跃进”，就是在不断地批判所谓右倾保守思想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结果是越批越“左”，使许多同志在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道路和政策上，都把“左”的一套当成正统的东西接受下来，“左”比右好，“左”是方法，右是立场，宁“左”勿右，逐渐养成习惯。并且把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当作马克思主义的新创造，新发展，把对待“三面红旗”的态度做为真革命、假革命、不革命和衡量一个人政治立场的绝对标准。由于对党内矛盾的主要倾向作了错误的估计，对党内矛盾性质做了错误的判断，把对“大跃进”、人民公社不同的思想认识问题提高到阶级斗争问题。对“三面红旗”的不同言论看做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是代表阶级敌人和垂死的资产阶级利益的，就是一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在这种“左”的指导下，1959年8月庐山会议后在当时应继续纠“左”而根本不存在所谓严重“右倾”问题，根本不存在“反右倾”的客观根据的情况下，在党内和广大群众中，错误地进行了一场“反右倾”斗争，而且葛启同志是省委做为全省“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重点，在省委八次全会上揭发、批斗后撤职的。史万修同志是点名批判撤职的。这是原省委对葛启、史万修同志做了错误判断、结论的结果。也是“左”的指导思想的具体反映。教训是深刻的。但是在总结“大跃进”错误中，这个问题不仅没解决，而且从理论上逐渐发展的越来越系统，在搞法上越来越严重。并且是反反复复、曲曲折折、恶性循环，从葛启同志被打倒起来，再打倒再起来的发展过程看就是这种“左”倾错误恶性发展的具体反映。葛启同志在这种反复斗争，充分体现了他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革命事业，坚定地为人民服务的思想；认真走群众路线，从实际出发，胸怀坦荡、诚恳直爽，勇于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维护党的团结，爱护干部，主动承担责任的优良作风；以及在胜利面前不骄不躁，在困难面前不悲观，不气馁，高度对党、对人民负责，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无私无畏的革命精神，他是我们学习的典范。
　　第七、一定要坚持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和集体领导的原则。民主集中制是我们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根本制度，集体领导是党的基本原则。也是我们党内生活的一贯原则和长期斗争中形成的优良传统。历史的经验证明；没有充分的民主，就没有正确的集中，也就不能实施正确的领导。过去我们所以犯错误，往往是党内缺乏民主，个人专断的情况下发生的。特别是封建主义的残余，小生产者的观念和习惯势力，在党内有广泛的基础，长期侵蚀我们党的队伍和党内生活。加上执政党地位容易使党的领导干部在胜利面前产生骄傲情绪，容易产生家长式的领导，容易搞一言堂。所以，做为领导机关，特别是领导干部一定要注意充分发扬民主，虚心听取不同的意见，严防光听顺耳之言，恭维之言，反感逆耳之言和批评之言，“兼听则明，偏听则暗”这是一条真理。几次对张家口地区问题为什么看得那样严重，就是有的领导以主观唯心主义的思想，做了片面的、错误的分析、判断的结果。三中全会以后为什么张家口地区胡葛解这个重大冤案迟迟不能彻底平反，就是某些主要领导人自以为“一贯正确”，把自己凌架于组织之上，破坏了党内民主集中制组织原则，—言堂、家长制，造成严重后果。我们一定要记取这个教训。要健全党内民主生活，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认真开展党内批评和自我批评，敢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勇于接受历史的检验。推翻三座大山走的道路是复杂的，曲折的，不是平坦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也是曲折的，不是平坦的，特别是在生产关系还很不完善，人们对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客观规律还存在很大盲目性的时候，由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更要经过一个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多次反复探索过程。但是，只要我们充分发扬民主，坚持集体领导，失误肯定是会少的。但是受点挫折和委曲也是难免的，只要我们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在党的正确领导下，就会由胜利走向胜利。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这些经验教训，应当成为我区全体干部党员和人民群众的精神财富和思想财富。让我们共同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总结经验和教训，作为在今后指导工作的借鉴，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更大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