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拉贝成了“市长”，城内估计尚留有100万人。这个城正面临投降的前夕，它的主管当局已逃离，国营企业停止生产或者已经关闭，城内的居民担心占领军不受控制地大规模洗劫。日本人对拉贝建立一个安全区的申请报告仍然含糊其词。

    1937年12月13日，日本人进城了，但只是缓慢地挺进。中国的士兵还在城内，他们每遇到日本人，立刻就被缴械，被捆绑着带走去枪杀。

    但是，拉贝和其他一些委员会委员仍驾车巡视全城，凡遇到尚带着武器的中国部队就说服他们放下武器，然后将他们送到空旷无人的机关大楼里去或是安置在安全区内。被丢下的轻武器被排列整齐地摆放在安全区的入口处，表示安全区只对平民百姓开放。可是它并不起作用。安全区里放下武器的中国军人经常被抓、被捆绑着带走。可以看到空地上的集体枪杀。委员会的委员们都感到垂头丧气。

    拉贝在日记中经常提到日本士兵闯进他的房子和院子里来找花姑娘。他面对那些闯入者——尽管他们已拔出刺刀恶狠狠地朝他走去，仍然迫使他们爬过围墙离去。有一次，他亲眼见到在城内抓到的上千名男子在空地上被枪杀。他还记载了从医院的尸体旁或是摆放尸体的地下室里见到的一系列恐怖暴行。他为此多次向日本人进行抗议。这些抗议照会有许多成了战后在东京审判战犯所犯暴行时无可辩驳的证据。

    国际委员会的一位美国人将行动的成绩归功于他的德国同事拉贝、克勒格尔和施佩林。令人印象最深的是他们手无寸铁地同烧杀抢掠的日本士兵作斗争，指给他们看大衣袖子上有纳粹标志的袖章，用德语大声呵斥那些坏蛋。日本人听到后一般都立刻就溜走了。一次，有个日本兵正在准备强奸时，拉贝赶去大声呵斥，他赶忙提起裤子就逃走了。

    拉贝和国际委员会经常向日本大使馆提出抗议，日本士兵对手无寸铁的中国人的行为违反了国际法，尤其是他们私自闯进安全区，使国际委员会无法保证那里的绝对安全。在占领南京的起初那些日子里，失去军官控制的日本士兵一再闯入国际委员会管辖的非军事安全区进行抢劫和强奸。那些抗议对这些事件都有详细描述，列出了姓名和部队番号。

    拉贝和国际委员会继续进行抗议，尽管这些抗议总是收效甚微。南京的权力掌握在日本军司令部手里，日本大使担心转达这些抗议会触怒傲慢无比的军方。何况大部分军官自己也吃惊地发现进城后这些日子里失去了对部队的控制，更不知道怎样才能再恢复纪律。

    西门子中国公司上海总部曾指示拉贝离开南京，到国民政府所在地去代表其公司的利益。因为拉贝没有走，他们最后就撤消了南京的分支机构，拉贝不得不解雇了职员们。

    尽管最恶劣的时间已经过去，却没有人愿意让拉贝离开。妇女们跪在他走的道路上，哭泣着朝地上磕头，劝说他留下来。安全区的中国难民们举行大游行，举着一个巨大的标语牌，牌上的文字将他比作是“菩萨”，请求他留下来。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领导机构请求西门子上海总部让拉贝留在南京。一切都无济于事!

    英国人从上海派出一艘炮艇，经扬子江把拉贝从南京接往上海，拉贝在上海受到了隆重的欢迎。

    上海的报纸和与此有关的英国和美国报刊详细报导了国际委员会和拉贝的情况，德国报刊得到指示不得对此进行报导，因而在德国对他为南京居民作出的无私行动毫无所知。

    约翰·拉贝1938年返回德国后一直在西门子工作，但再没有担任领导职务。1950年1月5日中午，拉贝在柏林的公司里突然中风，晚上就去世了。他被埋葬在威廉皇帝纪念墓园里，他的妻子、孩子们和几位朋友就长眠在他的墓旁。

    根据官方规定的期限，约翰·拉贝和他妻子的坟墓因过期已被废弃，墓碑存放在他柏林外孙女的车库里，中国驻德国大使请求将这块墓碑赠送给南京。

    今天，这块墓碑就存放在南京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里。

    (本文来源：人民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