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春天，为征集纪念抗战胜利和长治解放50周年的史料，我们赴京访问了原中顾委委员、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王谦，原财政部顾问、中国财政学会会长戎子和，原农牧渔业部副部长孟宪德，原五机部副部长杨绍曾。几位老同志在抗战时期和长治解放初期，都曾在我们长治地区任过要职。王谦同志抗战时期曾任太行四地委组织部部长，长治解放初期曾任长治地委书记兼长治市委书记；戎老抗战时期曾任山西省第五专员公署专员、冀太联办副主任、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副主席；孟宪德同志抗战时期和长治解放初期曾任太行四地委秘书长、长治城工委书记、长治市委秘书长；杨绍曾同志是长治市第一任市长。他们虽然年事已高，尤其是戎老，已有88岁高龄，还是欣然接受了我们的采访，并饶有兴致地向我们讲述了许多重要的史实。现将我们根据当时的录音整理的几位老同志(杨绍曾同志另撰有稿，故未对其谈话录音进行整理)的片断、零星的回忆(未经本人审阅)刊载如下：
 
戎子和同志的回忆
统战座谈会
    抗战初期，在晋东南地区，国民党中的一部分人，我们的主观看法，就是军统和中统分子，经常和我们闹磨擦。他们表面上是和五专署在政治上闹别扭，实际上是针对共产党和决死队的。他们对牺盟会、决死队根本不赞成，叫“牺盟会”是“稀松会”，还诬蔑说：“八路军、决死队，不打仗，光开会”。这给当时五专署的抗日工作造成了很大困难。为了扭转这种局面，我向朱总司令作了反映，并请朱总司令以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名义，来长治开一次会议，解决一下“磨擦”问题。朱总司令同意了我的意见。
　　1938年8月间，我以五专署专员名义召集长治市国民党机关单位的负责人和一部分国民党军队中负责政治工作的人，还有晋东南的中统头子李毓才，在长治府坡街黄镇同志的驻地，也就是当时的县高等法院，开了一个各界人士统一战线座谈会。朱总司令参加了这个座谈会。座谈会先征求他们对决死队、八路军、共产党的意见。他们讲了以后，总司令给他们讲了话。总司令根据党中央的统战政策，讲得很宽大，很全面。大部分人听了以后表示赞成，也有一部分人心里虽然不同意，但对着总司令也不敢说什么，只是说回去研究研究，考虑考虑。这次会议，可以说是一次成功的会议。因为统一战线基本上是团结国民党中比较进步、抗战的、好点的人，对于那些顽固分子，很反动的分子，你团结他也很困难。开过这次会后，情况明显好转了，当然，磨擦不是没有了，但是大大减少了。
 
招待鹿钟鳞
    38年秋的一天，八路军总部的一位领导(记不清是谁了)给我来了个电话，说鹿钟鳞要经长治返河北，并说鹿是冯玉祥的人，是抗战的，让欢迎他。根据总部的指示，鹿钟鳞到长治时，五专署组织群众放鞭炮欢迎了他，我还以五专署专员的名义招待了他一顿饭。
　　记得招待鹿的地方是在长治北郊的一个村子里，饭是由长治城内的长春园饭店准备好送到村里的。当时，我们以为冯玉祥的军队是吃苦的，所以准备的饭菜比较朴素，上了点肉，没有什么海味。但很快发现，我们的估计错了。鹿对我们的伙食虽未说什么不满意的话，但兴趣并不大，这使我感觉到旧军队军官的生活不艰苦。随同鹿钟鳞来长治的还有孙良臣。吃饭时，鹿不知因为什么，当着我们的面骂起了孙良臣，很严厉，象训儿似的，使在座的人十分尴尬。鹿对我们请他吃饭欢迎他，表示感谢，但他那时地位很高，对我这个专员，态度上很有些傲气，流露出看不起的样子。记得他带着一支小手枪，吃饭时始终没有卸下来。事后，彭老总闲话中和我说，我们当时对鹿钟鳞估计过高了，不该放鞭炮欢迎他。
   
关于上党银号的问题
    上党银号是1939年l0月撤销的。事前，彭老总曾到联办和我商量过这件事。因为那时是以三、五两专署的名义办的上党银号，我有资格过问这个事情。另外，通过我做薄一波同志的工作比较好一些。在太岳区党史中，一波同志回忆说，上党银号是三专署办的。这个不对。实际上是，一波同志办成功后，叫我集资，用的都是一波同志的人。经过我都知道。上党票的流通也是在三、五两专署。
   
孟宪德同志的回忆
    1939年日军第二次九路围攻后，控制了白晋路北段和邯长、平辽等路。从此，晋冀豫区以白晋路为界，被分割为太行、太岳两个区域。太行又以邯长路为界，分割为太北、太南两个区域。在太南地区，国民党庞柄勋、孙殿英、高树勋的军队集中在陵川、高平、壶关南部；日军占据着长治、潞城和高平、晋城的北边；我们驻在平顺和壶关北部。形成了一个三足鼎立的局面。那时，我们的斗争环境最为艰难，又要和日本人斗争，又要和国民党斗争。1943年，日军扫荡太南、豫北地区后，庞炳勋、孙殿英部队被摧垮了。这样，就改变了过去三足鼎立的局面，在太南地区只剩下我们和日本人斗争了。这对我们十分有利，我们的
势力一下子扩展到了原来国民党统治的地方，并在焦作成立了第八专员公署，活动也由地下转向了公开。
    到44年、45年，随着抗战形势的好转，党中央确定开展敌占区和大城市的工作，许多城市成立了“城市工作委员会”。1944年12月，长治也组建成立了“城市工作委员会”，区党委派我去任书记。长治城工委主要是由长治一区区干队组成，住在平顺五泉，任务主要是开展长治城内敌伪的争取工作和地下党的工作。记得那时我们经常在晚上跑到长治近郊的捉马村去进行活动。由于形势好转了，所以我们的工作也比较顺手，争取过来不少敌伪人员。长治上党道伪军总司令张隆华也让我们给争取了过来，还有伪公安局的一些人。记得伪公安局的一个处长(科长)，河北人，争取过来后，为我们做了不少工作。可是解放后，我们一走，把他斗得很厉害。
    日军投降后，我们准备把长治拿下来，但闫锡山派史泽波为首的13个半旅抢先占领了长治、潞城、高平、壶关、长子等地。当时，刘伯承、邓小平同志正回延安开会去了。刘、邓回到太行后，就考虑怎样打史泽波，怎样把长治拿下来。刘伯承同志还亲自到长治周围调查研究，了解情况。我那时是城工委书记，刘伯承同志到长治后，我带着他围着长治城转了一圈，他看了后，认为是完全可以打下来的。当时，我们已在发动群众搞云梯、担架，为部队解决吃的，用的，准备登城。史泽波被围在长治城内，感到孤立无援，处境危险，就给闫锡山打电话，希望派援军。闫立即派彭毓斌赶往上党。刘邓得知闫锡山派出援军后，就决定围城打援，展开了上党战役。最后，我们消灭了闫军3.8万人，并活捉了史泽波。长治随即解放。
    长治解放那一天，我和于一川同志进了城。由于不清楚有无潜伏的敌人，就先跑到我家(孟家花园)。后来搞清楚敌人完全跑了，我们才来到街头上。我们到伪政府机关转了一圈，看到里面乱七八糟的，在街上，我们看到进了城的一些地方游击队、民兵也不够守秩序，有的游击队员将自己的衣服、裤子脱掉，换上伪军的衣服走在街上，很不象样子。   
   
王谦同志的回忆
    1945年8月15日日本人投降，19日，我八路军和地方部队就收复了潞城。我们进入潞城城后，就组织老百姓往出运盐、粮食。记得在日本人搞的一个合作社里，存着三间房的海盐。那时，咱们也不知有多少吨，堆得有两米多高。老百姓把盐装到麻袋、口袋里，用大马车来往外运。有些老百姓、村干部，借机往自己村里拉，我们也不管，拉出来就算。总共大概有10来万斤。
    上党战役中，我的任务是组织后勤。我们动员老百姓碾麦、烧烙饼、蒸馍馍、割棺材、做担架、做鞋。当时正值秋天，地里的庄稼都成熟了。我们的战士到地里摘老百姓南瓜、豆角。老百姓对咱们八路军支持得很，要啥给啥，只要是八路军，摘谁家的都行，都不在乎。
    上党战役结束后，我回潞城布署锄奸和整顿社会秩序工作。这时，刘、邓首长从老爷山回来，到潞城看炮楼怎么样。我带着他们看了后，刘伯承同志对我说；“你想办法去埋一下死人行不行？”我说，“在哪儿?”他说：“老爷山。”又说：“你设法动员些民兵，指派一个人带队。国民党兵的尸体，集体掩埋了就可以，发现咱们的死亡战士，每人做一个棺材。”我说：“可以，我带些人去。”他问“计划带多少?”我说：“带两千民兵。”他说：“可以。”
    老爷山，是上党战役的主战场，战斗非常激烈，双方伤亡都很惨重。在屯留和襄垣的交界上，死得人一片一片，一沟一沟，一梁一梁的。民兵们去了以后，也顾不上辨认，把死人往土沟里一推，从上面将两边的土往下一拢，就那样给埋住了。那一带狼很多。有的尸体由于埋得不深，后来都被狼狗给拖了出来。埋得深一些的，第二年一下雨，不少被水冲到了漳河里。
    在潞城也是这样，把敌人的尸体推到城壕里，然后把城墙推倒掩埋20110329《长治文史资料》第十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