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08-12 05:38:00　来源: 云南信息报(昆明)

    这次审判，原告们正是要为死者恢复被剥夺了的“人的尊严”。

    法律的根本是正义和真理。

    这次审判将全面表明细菌战是怎样一种非人道的战争犯罪。

    裁定战争犯罪，实现对受害者的赔偿正是法院的崇高使命。法院必须全面接受原告们的要求，证明历史事实，伸张正义。——王锦悌等人1997年向日本政府递交的诉状中这样写道

    王锦悌其人

    王锦悌是1942年侵华日军崇山细菌战中死里逃生的受害幸存者，为了给成千上万的细菌战罹难同胞伸冤，王锦悌协助王选、王培根等人，于1995年发起成立崇山细菌战村民调查委员会，随后参加组建侵华日军细菌战中国受害诉讼原告团，并于1997年8月，随同王选、王晋华等人代表所有在鼠疫灾难中受害者的亲属，跨海赴日，向日本东京地方法院递交诉讼，状告日本政府，要求日本政府承担细菌战罪责，向受害者谢罪、赔偿。自2004年起，他又协助王培根等人，在义乌稠江街道江湾王氏宗祠，创办了侵华日军细菌战义务展览馆。中新

    8月6日日本广岛，上万民众举行遭受原子弹轰炸64周年纪念日，悼念死难者，祈求和平，控诉战争罪行。

    同日清晨，中国的浙江省义务县崇山村，细菌战受害者王锦悌在孤独中死去。在经过14年的对日细菌战诉讼，在向世界反复控诉日军在战争中使用化学武器罪行之后，王锦悌在生命的最后一刻还是什么也没有得到：正义、道歉、赔偿、抚慰甚至同情，他死得无声无息。

    王锦悌在贫困中死去，享年75岁。他的死使崇山村30名状告日军用鼠疫作为战争武器的原告减少到13人。他们中的17人都在漫长的诉讼和等待中无望地离开了这个世界。而剩下的13人也大多是蹒跚老者，时日不多。当年原告团里的180名成员，现在也已经有一半以上去世。

    他在一个特殊日子里死亡

    细菌武器与原子武器一样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出现的骇人听闻的人类最残酷的杀戮方式，两者的不同仅仅是原子武器是瞬间毁灭，细菌武器是长久的无声无息的毁灭，但是，原子武器的受害，却在日本举国上下的努力下得到了全世界的同情，施暴者得到了应有的谴责，而细菌武器的受害者却鲜为人知，受害者至今讨不回公道。

    中国细菌战受害原告团团长王选有一次在日本广岛的原爆纪念大会上发言说：8月6日是日本民族的受难日，但是你们知不知道对于中国人来说，这一天也是受难日？我的家乡崇山村在这一天受到了细菌武器的攻击！

    1940年日军731部队南下出征，选定位于杭州笕桥的中央航空学校为细菌战基地，开始了对中国的细菌武器攻击。当时日军支那派遣军作战参谋井本雄男作战日记的记载，731部队对浙江省各地进行了至少8次相当规模的细菌武器的攻击，其中中国发现并掌握证据的有3地3次：衢县、宁波、金华，所采用的是飞机散布菌液和空投感染鼠疫的跳蚤。

    1942年11月19日，崇山乡乡长王文格、江湾镇镇长王芝生联名致电流亡永康大平的义乌县县长章松年，报告日军火烧崇山村的情况。1943年3月鼠疫传染才在崇山止住。

    在义务崇山村鼠疫大流行时，王锦悌是一个6岁的孩子，他的父亲平时是为村民办丧事者和抬棺人，由他抬出去的死于鼠疫者达80多人，而王锦悌5岁的弟弟和他的叔叔都死于鼠疫。而他家的邻居，崇山村的唯一一位中医王道生，在救治他人时致使全家10人（王道生夫妻，四个儿子，两个儿媳，一个孙子，一个孙女）全部死亡。只有儿子王旌昌当时不在家，活到80多岁，成为家族灾难的幸存者。而崇山村死于鼠疫者达400人。

    让王选没有想到的是，和她一起站在日本法庭上的王锦悌的生命竟然也在8月6日这一天结束。王选感觉到自己心脏被什么东西啄了一个洞，又空又痛。

    一个农民的尊严

    王锦悌是一名细菌战受害者，也是对日诉讼的发起人之一。

    早在196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某部在义乌拉练时发现了当地流行的鼠疫与日军投入的细菌有关，王锦悌就给部队带路，参加了日军使用细菌武器的初步调查。而当日本和平运动人士森正孝前来崇山村调查时，王锦悌成为崇山村最初配合调查的成员。崇山村细菌战村民调查委员会成立后，王锦悌成为调查委员会里的骨干，并成为崇山村的第一批原告。

    王锦悌是一个抗美援朝的老兵，一条腿在战争中受了伤，走路总是跛着。每天早上70多岁的他要去田里照顾庄稼，然后回家给老伴和儿子做饭。老伴是残疾，40多岁的儿子是智障，每天呆坐在门口，身后是徒有四壁的家。忙完这些事后，他再跛着脚去忙细菌战调查的事。

    在崇山村从事细菌战调查基础工作的都是些上了年纪的老人，王锦悌在其中算是一个能人，当过兵，有素质，通事理，加上曾经是炮兵的距离测量员，会画图，能测算，崇山村最基本的受害者调查就是他一家一家跑出来的。第一步的统计做完，他把名单贴在村头的墙上，让村民们一家一家来对，之后再修改。最后他再画出来一张受害的图来，这张图被作为崇山村受害的证据递交到日本法院，同时做为永久的纪念立在崇山村村头的山墙上：红色琉璃瓦的牌坊，黑色的碑，被日军烧毁的房子，死难者的名单和死难者的家庭。

    因为是要拿到法庭上去的证据，因此受害者名单要求极其严格，姓名、家庭、证人、证据一样都不能少，因为时间长而模糊了的东西要反复进行核实，从崇山村受害情况再扩大到义乌县的受害情况，王锦悌这样一个70多岁的老人，靠两条腿跑完了整个义乌县几十个村子，搞齐了一份1240人的鼠疫死亡者名单。

    自2004年起，王锦悌又协助王培根等人，在义乌稠江街道江湾王氏宗祠，创办了侵华日军细菌战义务展览馆。江湾王氏宗祠是一个有700年历史的祠堂，并不具备办展览馆的条件，全部的修补工作几乎都是王锦悌绘图、监工完成的。而数千名记者的采访，也都是他领着沿着村里上上下下的石板路到各家各户去采访。

    跑路跑得太多，那条伤腿就更疼。有一次他对王选说，自己跑义乌那份千人名单时腿疼一直不好，“身体跑白稀了（跨了），就是感觉没有力气了”。在送王选走的时候，王锦悌怎么也不肯进屋，要一直看着王选走，看着看着眼泪就流了下来。王选说他的样子，就像一只疲惫的老狗，整个的充满了哀伤。

    1997年8月4日，一切准备就绪，王选带着王锦悌和何英珍、何祺绥、王晋华等4人来到日本，准备起诉日本政府，王锦悌接到通知时，正是农田里双抢双种的忙季，王锦悌从泥水里拔出腿洗了洗就启程了。

    王选记得王锦悌还戴着种田的草帽，穿了一件白色的的确良衬衣和解放鞋，脸上皱纹又黑又深。在日本东京站坐新干线时，很多日本人过来打招呼。“王锦悌的一双手是典型的抓粪的手，是怎样洗也洗不干净的。指甲全部都翻翘，手背上裂开的口子。日本战后就再也没有这样的农民了，每个人都干干净净的。他们看到王锦悌说像是看到了电影里描写的战前的日本农夫”。

    他们被分成3组，前往横滨、大阪、京都、神户、名古屋、静冈等城市进行演讲。

    从来没有上过讲台的王锦悌演讲的时候很害怕，但他必须把他所经历的历史告诉日本的听众。他试着用他并不熟悉的普通话讲，但紧张得根本组织不起语言，王选便在旁边鼓励他用义乌话讲，并想象自己在向日本的农民讲话，王锦悌这才找到了说话的感觉：一个中国的农民向日本的农民说一说在自己的家乡发生的悲惨的事情。

    8月11日上午9点30分，王锦悌、王选等5人在日本律师的陪同下，正式向日本东京地方法院民事诉讼接待处第18部代表中国108名原告（后来原告增加至180人）递交诉状，被告项中填写着：日本国。

    诉状的封面上写着这样的一段话：

    这次审判，原告们正是要为死者恢复被剥夺了的“人的尊严”。

    法律的根本是正义和真理。

    这次审判将全面表明细菌战是怎样一种非人道的战争犯罪。

    裁定战争犯罪，实现对受害者的赔偿正是法院的崇高使命。法院必须全面接受原告们的要求，证明历史事实，伸张正义。

    8月10日，日本朝日电视台在黄金时间，用一个多小时播出专题片《隐秘在黑暗中的731大屠杀——731细菌战》。这是朝日电视台的著名记者近藤昭二到中国细菌战受害地拍摄的片子，让人震惊的是，这些残酷的事实，很多日本人竟然是第一次听说，而中国人在片中表现出来的对暴行的愤怒和仇恨让很多日本人感到不安。

    对于王锦悌来说，他不懂得人权这个词的含义，但他懂得用鼠疫杀死普通的民众是一种极恶，几十年来他的家乡崇山村一直是一个人口不旺的地方，村民的恐怖记忆从来没有地方诉说。

    2001年日本东京地方法院就细菌战诉讼进行第二十七次开庭，也是一审最后一次开庭，王锦悌作为原告站在法庭上向法官陈情，现在他已经完全不害怕了，他说他感到的是愤怒，他要把那愤怒吐出来，为了崇山村死去的400多死于鼠疫的人们。

    一个中国的农民就这样借着细菌战受害原告的身份被推上了国际舞台。

    记者手记

    一个人死了，一段历史也死了

    从1997年提起诉讼到2005年，细菌战诉讼共进行了9年时间，这场比抗日战争还要长的诉讼，消耗掉了王锦悌生命中的最后一点精气。

    从腿疼不好，到一只手不会动，再到查出癌细胞扩散到脑部，只有5个半月，王锦悌便撒手而去。

    2004年记者到崇山村采访的时候，在村头遇上的他，记得一个满脸皱纹黑瘦的老人迎上来，递上来一张皱巴巴的名片，然后端着一张充满笑意的谦卑的脸，随时准备回答记者的任何提问。收到一个农民的名片还是第一次，所以深刻到记着那上面写着：侵华日军细菌战受害诉讼团原告王锦悌。

    在村庄的最高位置，一片青黑色的飞檐下，刷出鲜红的一块，上面写着九个黑色的大字：没有正义，就没有和平。这些字是王锦悌刷上去的，那么高，不知道那么大年纪的他是怎样爬上去的。

    2005年7月，日本东京地方法院在经过41次开庭审理后承认了全部在中国进行细菌战的事实，但同时宣告中国的原告们败诉。细菌战诉讼走入了僵局，在日本通过法律途径伸张正义的道路走到了尽头。

    “战争索赔洞开了一扇门，通过这扇门将日本侵华战争后许多遗留问题都显露了出来”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徐勇认为，“中国近代史的学者们因此有了现实感。大家才发现在战争时期竟然发生过那么悲惨的事，而它们一直遗留到今天，使历史问题成为一个社会现实问题。”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王锦悌只是战争受害的一个代表，在他背后是劳工、慰安妇、南京大屠杀、重庆大轰炸、731部队人体实验、毒气弹的受害者们，他们的个人权力直到战争结束半个世纪后才被关注和提及，而他们中的所有人都没有得到他们想要的道歉和赔偿。

    王锦悌的生活状态也代表了他们中的很多人：衰老而贫困。王锦悌发现患有癌症后并没有得到很好的治疗，因为他的家庭无力承担治疗费用。和王锦悌一样，许多战争亲历者将带着内心的战争创伤和身体的战争伤痛死去。

    “我可以带着他们打官司，但改变不了他们的贫困。抚慰战争创伤，让他们安享晚年应该是全社会的事。”王选说。

    而王锦悌的死，又预示着一段鲜活的历史的渐渐消亡。“修补战争历史黑洞，抢救战争记忆”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徐勇说这是必须在10年之内快速进行的一件大事，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责任。

    细菌战诉讼结束，细菌战原告团的使命也宣告结束。为了不让这股民间力量散去，王培根、王锦悌等人想成立一个细菌战受害者协会，以民间组织的名誉谋求解决战争遗留问题的途径并继续进行受害调查，仅细菌战中国有多少地方受到了攻击，有多少人受害仍是一个远远没有搞清楚的问题，更不用说其它。但是这个民间组织申请了数年仍然没有得以批准。

    在这个一直悬而得不到批准的细菌战受害者协会里，王锦悌是常务委员，可惜的是直到最后，他也没有等到一个正式的结果。

    (本文来源：云南信息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