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纯从家世来看，董乐山无疑具备了做一个无产阶级革命者的充分条件。

    1924年出生在一个逐渐没落的中产商人家庭，从小接受良好教育;排行老三，自比《家》中的觉慧;才华横溢，具有强烈的爱国热情……

    如果有人硬要从履历寻找什么先兆的话，那就只有他的学历了：圣约翰大学的英国文学系，对多年后他翻译来自英国的《1984》而言，也许只是个神秘的巧合。[2]

    1940年，在上海读中学的董乐山参加了中共地下党组织，对沦陷区学校去汪伪政权登记注册并悬挂汪伪国旗发起激烈抗议，因此被开除。他并未气馁，更把弟弟发展为交通员，到民间传播抗日思想。不到20岁的他，便以“麦耶”为笔名，蜚声上海戏剧评论界。

    抗战结束后，在圣约翰大学英国文学系就读的董乐山等人又不断去剧院散发左翼传单，发动工人“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直到他单线联系的直接领导被捕，与党组织失掉联系为止。

    1949来了。许多朋友劝董乐山去香港，他拒绝了，留在了大陆。他并非职业革命者，但从当时他手不释卷的两本书《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来看，至少心向社会主义，拥护中国共产党追求民主、自由，是毫无疑问的。

    这一年的6月8日，《1984》在伦敦出版，大获成功。但董乐山并不知道它，就算知道了也不会有心思翻译。他正忙着引导全家，投入对这个新政权的服务中。

    1950年他考上新华社外文部，马上一封信把五妹董木兰从上海叫到北京：“只有参加革命才是出路”。董木兰向来都为这个额头宽宽戴副眼镜、一身书生气的三哥对她的关爱，而感觉自豪和温暖。

    过了两年，四弟董名山从解放前三哥推荐他报考的“共产党活动中心”——浙江大学毕业，也分到北京。80岁的时候他还对哥哥当年的话刻骨铭心：“一旦你入了党，就要一辈子为共产主义理想服务。”

    几年后，董木兰以“革命干部”身份，给在美国的二哥董鼎山写了一封信：“你现在还在我们伟大祖国的头号敌人美帝国主义那儿工作，不回来参加祖国的建设，我要坚决和你划清界线，从今以后我和你断绝关系，你再也不是我的亲阿哥了。”

    从这封信后，兄妹二人一直未通信。直到60年代节粮度荒岁月时，二哥托人从香港给董木兰一家几次寄来奶粉、猪油、白糖等食品，保证了她一家人的生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