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11/18 来源：YNET.com 北青网 北京青年报 蓝英年

    光阴荏苒，转瞬董乐山先生已仙逝六年了。先生的音容笑貌仍时常浮现在我眼前。

    读者与作者或译者通过通信进而见面，通常是读了他们的著作，受到感动或启发，产生结识他们的愿望，才同他们联系。结果或是见面，成为朋友，或作者、译者没有回音，读者失望一阵就过去了。我与乐山先生就是这样成为朋友的，但过程又有些不同。

    “文革”期间，我除读鲁迅著作外，还读过一部内部读物———《第三帝国的兴亡》，记得是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的。这本书是我读过的最好的外国历史读物，使我对法西斯德国的发展和崩溃有了全面和具体的了解。此前对法西斯德国的了解非常肤浅，不过知道德国法西斯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侵略苏联，总之，法西斯“非常坏”而已。译文简洁流畅，也令我佩服不已。但书上没印译者的名字，不知道是谁译的。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我买到三联出版的《第三帝国的兴亡》，上面印着四位译者，排在第一位的是董乐山。一个我并不熟悉的名字。我接触的人很少，都是一起工作过的俄语教师，不知道董乐山是何许人。八十年代初，我为花城出版社翻译俄国作家库普林的小说《亚玛街》，同出版社有了联系。花城出版社邀请我到深圳参加外国文学讨论会。一次在电梯上遇见一位身着黄夹克、慈眉善目的先生，他朝我微笑，可我不知道他是谁。走出电梯遇见梅绍武夫妻，他们同他打招呼，我才知道一起上电梯的人就是我心仪已久的董乐山先生，算同他认识了。他是研究美国问题的，在翻译界和学术界有不少熟人，我不认识他们，插不上话，所以同他并没有接触。不久，我译的《亚玛街》和他译的奥威尔的《一九八四》共同获得花城首届翻译奖，出版社请我们去领奖。董先生不想去，请我代领。我领回来两尊铜铸的神像，肩上长着翅膀，双手捧着书，我至今仍不知道是什么神。我把铜像送到他家去，他很高兴，我们谈起来。有很多看法相同或近似，可以说一谈倾心，相见恨晚。他把他的译著《西行漫记》、《一九八四》、《中午的黑暗》和《苏格拉底的审判》送给我。不少人说董先生狷介，不好接近，我却没有这种感觉。连年龄的差异都感觉不到了，我差点称呼他老董。以后到他家去，看见他屋角里摆着一尊与我屋角里摆的完全一样的神像。

    1989年我到苏联教汉语，1991年回国。董先生为我洗尘，邀请了英美文学界的专家。自此我们交往更多了。我上大学的时候，学的是季莫菲耶夫写的《苏联文学史》。这本文学史是苏联十年制中学课本，1950年由叶水夫先生译成中文，是新中国成立初期非常流行的一本书。我的苏联文学知识都来自这本书。1989年我在苏联教书期间，在报刊上看到不少解密材料，与我从苏联文学史中学到的东西不同，有的完全对立。比如对潘非洛夫和巴巴耶夫斯基的评价。苏联文学史把他们树立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优秀代表，而报刊上的材料则认为他们是粉饰现实的作家，只会一味吹捧体制和斯大林，作品结构混乱，语言蹩脚，毫无艺术性可言。我又重读《磨刀石农庄》和《金星英雄》，读后觉得报刊上说得不错，确实是两本坏书。特别是《旅顺口》，是一本宣扬俄国大国沙文主义和污蔑中国的书，1946年竟荣获年斯大林文学一等奖。我开始收集报刊上的材料，反思苏联文学史。这是我回国后同董先生谈话的主要内容。董先生听我讲，有时现出会心的微笑，向我提几个他早年关心的问题。

    一天在他家，他说你应当把你反思的结果发表出来，一定会有读者。后来他又多次劝过我。他在《寻墓者说》的序言写道：“……我竭力劝说蓝英年把他所掌握的材料写出来供诸同好。但是蓝英年在书斋里做学术研究惯了，踌躇良久，不肯贸然动笔。而我则认为，做学术研究，写学术专著是一回事，可以慢慢进行。而根据现已掌握的材料，写一些感想性的随笔又是另一回事。在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样做更有迫切意义，因为可以让我这样的一般读者及时了解在官样文章中所无从知晓的真实情况，对于长期受正统框框束缚的中国读者来说是大有裨益的。这样，在我再三劝说之下，蓝英年才勉为其难，动手写了起来……”董先生多次劝我写随笔是事实，但他说我不写是为了“在书斋里做学术研究”却是他的想象了。

    我对当时俄苏文学界的情况比他了解，知道写这类文章在圈子里未必受到欢迎，也许还会遭到所在单位领导的批评，甚至制止。这才是我“踌躇良久”的原因，所以提前办理离休手续。离休后领导管不着我，才开始动笔。我写好第一篇文章《冷月葬诗魂》，送给董先生，看这样写行不行。两个星期后我到他家去听意见。他告我看完已转给《读书》杂志，叫我去找《读书》的编辑赵丽雅。我与这家杂志从未打过交道，贸然找编辑有些轻率。董先生又说服了我，还告诉我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后，上到三楼，从一条楼梯上四楼，《读书》编辑部就在那里。我找到赵丽雅，她说文章下期用，并建议我写个专栏。我想取个什么名字呢?我写的都是苏联死去的作家，有不少死于非命，为纪念他们，就用“扫墓者说”吧。我把想法告诉董先生。他说他们当初惨遭迫害，或病死狱中，或一枪毙命，尸骨不知下落，到哪儿去扫墓，改为“寻墓者说”吧。我觉得改得好，可称一字师。董先生对我的“劝说”并非到此为止。他表弟金成基兄被任命为《博览群书》主编，他又向金成基推荐我为《博览群书》写专栏“邻里相望”。我在苏联虽收集了一些资料，但同时为两家刊物写专栏，人已年过耳顺，还是非常辛苦的。这也是他在序言说我对他的“抱怨”。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翻译家蒋路先生把我引入译苑，九十年代初翻译家兼散文家董乐山先生把我逼入文苑。他们都是我的引路人，想起他们我心里永远充满感激之情。如今这样无私扶掖晚辈的人已不多见，两位先生都已驾鹤西去。我在人生旅途上遇见这两位先生，是我的福气。这篇文章怀念董先生，我还要写一篇文章怀念蒋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