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心中的乐山叔
我心中的乐山叔
董森林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一度以他的许多译作引领国内翻译界潮流的董乐山先生是我的三叔。二零零九年一月十六日是乐山叔去世十周年纪念日，他的文字创作和独立人格影响了我的一生，相信经历过那个时代的许多读者会与我有同感。
说到乐山叔必然会联想到鼎山叔，他们弟兄俩数十年的水乳交融和根本的分岐。
时光倒流回到五十几年前，也许象鼎山二叔的文章《碧亚的小阁楼》文中所述那样，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现实或梦幻中的小阁楼。从十岁左右时起，我常常一个人爬到家中三楼的小房间去，关起门来，在一张二叔和三叔几年前使用过的老式书桌的抽屉里翻阅偶然发现的各式宝贝。那时二叔去国已有数年，.三叔也去了北京，我自以为成了这张书桌的合法继承人，可以随意翻阅。
厚厚的一本圣约翰大学一九四七年度毕业生年鉴，图文并茂，也吸引了我的目光，我找到了头戴学土帽的乐山叔，教会背景的校史，充满西洋风格的校园，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上了初中后，我的兴趣是翻阅兄弟俩发表在各种报刊、杂志上的文章，它们都被小心翼翼地裁剪下来保存着。我得坦白地承认，对三叔署名麦耶的剧评，只是让我知道不少名导演和名演员的大名，对文章内容并未留下什么印象。倒是二叔描写少男少女朦朦胧胧的感情故事以及令狐彗这个怪异的笔名，却让我记忆深刻，以致于五十年后鼓励二叔把它们都收在《最后的浪漫史》这本集子中，但书名却是当年的《幻想的地土》更贴切些。
最有兴趣的是许多四十年代的期刊杂志：《幸福》杂志以及《西风》、《万象》等。从文章中熟悉了沈寂、张爱玲、
说我对二位叔叔的感性论识，源自一张老旧的书桌一点也不为过。通过他们的文章，我已能了解二叔游离于现实世界的浪漫风格，三叔则是严肃的现实的评论文章，.即使他有限的几篇小说也显得远较他当时的年令成熟。不同的性格造就了不同的文风和不同的人生道路，这一点当年就已有所显示。
我对文学艺术和现代史的兴趣，同样来自这张老旧的书桌，它使我对同龄人热衷的童话神话故事毫无兴趣，提前进入了求知欲旺盛的少年期。.还记得第一本令我着迷的美国作品是杰克·伦敦的《荒野的呼唤》。
一九七八年十月，鼎山叔经过几年努力终于获准全家首度回国探亲。这是三十年后的首次兄弟见面，父亲和乐山叔等几个弟妹沉默寡言，唯恐万一失言招来麻烦。一九七八年时，人们尚未从长久的恐惧中苏醒过来。我当时的感觉是，我们的嘴丧失了说真话的功能，而脸部肌肉则丧失了笑的功能。
一九七八年，出版界受“读书无禁区”这句话的鼓舞，
一九八０年，有感于所谓伤痕文学悲悲戚戚，平铺直叙的写实风格的平庸。我以对亲身经历的体会写了一篇风格迥异，现在看来结构、技巧显得粗糙，同样是伤痕题材的短篇小说寄三叔，得到他的首肯。并称巳与他的一短篇小说同寄上海新创刊的《小说界》杂志，有望在创刊号上发表。不惑之年等来生平第一篇小说可能发表的好消息，虽然有点残酷，但对经历过中年的黑暗的我，也不失为是一个安慰。
但是不久传来作家白桦因《苦恋》挨批、西单民主墙遭封、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消息。三叔把与我的二篇文章同时撤回。此后三叔虽再三鼓励我：你有生活，有写作的能力，不管发表与否，要写下去。但我未听他的忠告，没有他那惊人的毅力。我单纯地想，读书可以无禁区，写作怎可有禁区？ 写作既然不能自由表达个人思想与情感，不如不写。从此不再提笔，兴趣转向历史，特别是近现代史。以阅读解闷，也从中探索当代国内政治走向的历史根源。 没有听从三叔的劝告，我至今后悔不己，他当时一定对我也很失望。
三叔为人并非如他的文章那样严肃，在不经意中往往有幽默的言谈。一九八一年，父亲偕我去京。一日在三叔家中闲聊，他突然告诉我，幼时偶然发现一间平日房门紧锁的房间内，放满了他从没见过的大堆玩具，有当时罕见的玩具汽车、脚踏车等，大吃一惊，原来是只供我父亲作为长子长孙一人玩耍的特权。.五十年前的妒嫉溢于言表，这是我首次见到三叔童心未泯的一面。
八十年代后期，我每年出差去京，必去见三叔。他与三婶各居一室，各自埋头写作，桌上堆满书稿。但他会起身亲自沏茶，我知他虽久居京城，但仍喜饮龙井，每年新茶上市，总带些孝敬他。有次恰遇另一位堂弟也来拜访三叔，那位堂弟寄希望于大批干部子弟自欧美学成归来，自会推动民主进程。三叔称他们是这个社会的既得利益者，岂肯舍弃特权推动民主。只怕引进的是欧美的享乐主义，而非民主精粹。一九八九年的风波过后，某位政治元老“.还是交权给自家子弟最放心”的一番心里话，倒是印证了三叔的理论。
三叔家中新书成堆，都是各家出版社送的。他知我嗜书成癖，凡有重复，每次必慷慨送我几本还未上市的。不过，若他只有一本，不会轻易送我，但他每有新作必定送我。纵观他在译余所写各篇杂文，涉及面广而杂，无一不是针砭时弊，有感而发。而且他并非如某些海外学者那样，一味推崇西方民主政治，他对西方民主制度的批评，诸如美国社会的司法制度、种族歧视、崇尚武力、甚至枪支泛滥等等社会现象，都是从对美国历史形成中的特点着手研究，立论有根有据，批判同样犀利有力，因此更有说服力，而非留于皮毛。我对于美国社会的了解，多半来自他的真知灼见。依我之见，他倒是一位真正的民主社会主义者。所以在封建社会主义者或者社会修正主义者的眼中，他反而成了另类、异端。
对于三叔来说，最难能可贵的是二十余年的艰难岁月，非但未使他沉沦消极。反而激励他更深层次的思考极权主义的产生根源和滋生环境，他的译作自《第三帝国的兴亡》到奥威尔的《一九八四》、库斯勒的《中午的黑暗》、阿伦·布洛克的《西方人文主义传统》，都环绕着这样的思考范围。我始终认为他首先是一个思想超前、极具独到眼光的学者，然后才是一个优秀的翻释家。
我至今想不明白《第三帝国的兴亡》这部译作是怎样逃过当局的检查得以出版发行的。虽然是内部发行，但许多读者通过各种渠道，读了此书才得以反思正在进行的“文革”，并为文革思潮的彻底垮台，奠定了思想基础。
九十年代，鼎山叔差不多每年回国一次，大多只到上海。我成了他的秘书和向导，出书签名、应酬会友、接爱采访都由我安排日程，每次回国一周或十天的时间都排得满满的。
但要让出身殷实家庭，毕业于教会大学，留美五十年的鼎山叔，真正了解今日中国的真实面目几乎是不可能也是不现实的事。
他知道三叔以及他所有留在大陆五十余年的亲友，都有一段坎坷辛酸的往事。比如当他知道名演员石挥因不堪承受迫害、投海身亡时，不禁为之动容。但他对亲历其中、永世难忘的切肤之痛是难以有体会的。因为中国人的性格羞于向外人倾诉不堪回首的往事，而美国人的性格又不愿意去触及别人的隐私，这使彼此之间不可能有真正的沟通。
鼎山叔虽然经常回国、但每次不过一周，也只能就所见所闻作一些表象的报道。他看不到也不会了解住在破旧里弄里下岗职工的艰难生活，他也不能想像拿着微薄养老金的退休职工看不起病的无奈。他感兴趣的是文化方面的消息，他的身份也使他对国内政治置身度外而不作追问。
一九九八年，.三叔病重，我去京探视。当晚我与三婶外出就餐，.匆匆吃完，给三叔炒了二个菜回耒。看他吃得津津有味，我暗自高兴，问他还想吃什么，他说建国饭店的西菜。 那天他精神尚好，对我说，二十世纪是黑暗、恐怖、杀人、专制的世纪。他一生追求社会公正、公平的理想已付之东流。我感觉到他心中的无奈，我也知道他还有许多想做而未做的事，这些话说得太令人伤感，我赶紧岔开了话题。
一九八九年后，他本有机会留在海外教书。但他没有留在海外大唱高调，而是毅然回国。脚踏实地，用自已的译著间接地表达了他的学术思想及人生价值观。这才是真正的知识份子，也是知识份子这个名词原来意义上的含意：智者。我是异常敬佩他的学问和人品的。
.三叔十六岁即投身抗日救亡运动，做了许多工作。一九四七年初，他大学毕业，找不到合适的工作。直到一九四八年经冯亦代先生介绍去美国新闻处上海分处，接替冯先生太太郑安娜的工作。郑安娜在美国新闻处工作多年，为乔冠华、龚澎起了某种程度的联络作用。她当时要去中国福利会当宋庆龄的秘书，不愿把美新处的职位轻易让给信不过的人，才找了三叔去工作。
谁知在美国新闻处的半年，在一九四九年后成为他说不清楚的历史问题。一度找不到工作，即使是老前辈
但悲剧并来到此结束，因学运时期的原领导不愿为他作证，三叔不能算离休，而只能作退休。在等级森严的社会中，意味着他病后无法进好的高干医院，得不到最好的及时的治疗，因此耽搁了病情，失去了最佳的冶疗机会，中国失去了一位优秀的美国问题专家。
三叔去世后，为出他的文集我曾去上海收集资料。见过几次那位三叔的原领导，此公虽热情帮助联系市图书馆予以便利，令我感谢。他开口闭口称曾是董乐山的领导，但对不作证明一事则推说不知当时实情。
二叔知三叔病危，不久就回国，先去北京看他。那天四叔也在，我因有上次经验，打了个电话到三叔家请二叔听，我告诫二叔，三叔病中火气大，切勿与他争执。
第三天二叔飞到上诲，我去机场接他。一见面，二叔的第一句话就说：森林，你那天的电话太及时了，十分钟后你三叔就为一篇文章观点不同对我大骂。我记着你的经验，默不作声，一句都没争辨。看得出来二叔是强制着心中的无奈和痛苦，说完后默默无语。
这是兄弟俩的最后一晤。
他和三叔年青时是相知相投最贴心的兄弟。但是命运使然，.五十年来他们生活在截然不同的政治、文化、生活背景中，双方的经历差异实在太大，又身份各异，无法沟通、观点分歧势所必然。
十年前曾有出版商计划让他们各自写回忆录后再合成一书，后因故搁浅。我想若此事当时成功，则兄弟俩必互相增进对对方思想进程的了解，有更深入的理解和体谅，不至于造成今日之遗憾。
今年是三叔
二００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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