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太雷烈士的女儿张西蕾回忆
发布时间：2010-02-04 17:1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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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行天下
记忆中的父亲
1920年10月，李大钊在北京成立了北京共产主义小组，22岁的父亲加入。从此，父亲踏上了为民族解放而奋斗的革命道路。
父亲参加革命后很少回家，母亲和祖母也不知道他在外面从事的是什么职业。只是有时父亲会突然在晚上回到家中，住上几天又从屋后的小河边乘船悄然离去。这条小河与京杭大运河相通。在我降生前，父亲还成就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两个“第一”。
1921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决定组建远东书记处，地点设在伊尔库茨克。父亲作为中国共产主义小组第一次派出的代表，离京赴伊尔库茨克参加远东书记处的工作。同年五六月间，共产国际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父亲代表中共起草大会书面报告，这是中共历史上第一次向共产国际作的介绍中国国内全面情况的报告。
父亲投身革命后，虽然终年在外奔忙，但他非常惦记家人，非常爱我们，只要有空就给家里写信，询问我们的情况，安排家中的生活，语言中洋溢着浓浓的亲情。1921年年初，父亲第一次赴苏联，启程之前，曾给母亲写过一封长信，谈了他投身革命的决心和对家人的希望，信中写道：
“求学问是一种最快乐的事。所以我决计到外国去游学求一点学问，将来可以享真正的幸福，你也可以享真正的幸福，母亲也可以享真正的幸福。
“你可以趁这个时期中用一点功。你一定要进学堂的，所费亦不算多。你第一要选择你所最善（擅）长的功课，学习了可以使你独立。我你学刺绣及图画一定是好的。刺绣要学那新式的刺绣，如绣花卉人物山水之类。图画学了是最有乐趣的。再者图画与刺绣是有极大关系的。因为刺绣配颜色等一定要会图画的，才会配得好。我相信你与这两种课都很善（擅）长的，并且很欢喜的。这两样东西很有用处，你学好了这两样，你很可以自立了。那时你是一个独立的女子了，比较那种女子只做男子的附属品，要荣耀得多呵。
“除掉学习刺绣图画之外，你还要学一点普通常识，尤其对于如何教育子女，是要研究的。历史地理理科，是你应当懂一点的，国文只要多读新的白话文，可以多看小说如《水浒》、《西游记》、《红楼梦》等等。还要多看杂志与报纸……你不要拿我的话忘记了，我希望我回来的时候，我学得很好，你也学得很好，那时我们多快活呵，那时我们应大家互相庆祝了。我希望能如此！”
这封信是父亲许多家书中惟一幸存的一封，是用毛笔写在一张普通的信纸上的，书法流畅，它后来成为研究我父亲的生平、思想以及对于家庭、婚姻、妇女观点的重要文献。我参加革命时将这封信随身携带出来，当时为了安全，我把信的开头和结尾处的落款都剪掉了。战争年代，我把这封信一直带在身边，皖南事变之前，我随部队转移，为防不测，我特地托付薛暮桥同志，请他从安全的路线将信带到了苏北。解放后，我把信作为革命历史文物交给了国家，现存中国革博物馆。
我出生于1922年11月30日（阴历十月十二日）。这段时间，父亲在青年共产国际三大上当选为执委会委员，不久被孙中山任命为国民党本部宣传部干事。
1924年秋至1925年春，父亲在上海从事革命工作。这一段正逢国共合作相对稳定的时期，我们全家在上海住了大约半年，这是我们和父亲在一起生活最长的一段时光。在这段时间里，母亲对父亲的工作有了初步的了解。
父亲在广州起义中牺牲，那时我才5岁，于是我们姐弟三人的抚养及照顾奶奶的生活重担都落到妈妈一个人身上，母亲常常教育我们要继承父亲未竞的革命事业。特殊“难民”
1938年春，我告别了家人，一个人从常州到上海寻找党组织。当时南京已经沦陷，京沪铁路只有军车通过。我找到了一列日本商人开的货车，买了一张票挤了上去。我调动起一个15岁女孩所有的勇气和“心眼儿”，跻身在又挤又闷的车箱里，义无反顾地踏上了寻找革命的道路。到了上海进入租界后，我先住到一位苏州女师的同学家，后又联系上了几位进步同学，得知将有机会通过赵朴初先生领导的“慈联会”以遣送难民的名义去参加刚成立不久的新四军。我就和同学一起，先到河南路的安养收容所当临时教员，教难民学习文化。1938年8月初，在赵朴初先生与上海地下党精心安排下，我成为革命队伍中的一员，继承了父亲的事业。
可以这样说，是父亲的光辉吸引我，是赵朴初先生把我送上革命之路。1938年9月23日，我们一行到达了新四军军部——安徽泾县云岭村，掀开了我人生历程新的一页。
我们没来之前，这里只有一个教导队，我们到达以后，一下子增加了800来人，于是在原来教导队的基础上扩建为13个队。我们几十个女同志，成为新四军中远近闻名的全部由女生组成的学员队，毕业后，成为新四军培养的第一批女干部。周恩来接见了我
1939年2月15日，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的公开身份，由叶挺军长陪同，从重庆出发，绕道桂林、江西，专程来到皖南云岭新四军军部视察工作。1939年3月6日，当时的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周恩来接见了我！
3月6日，我们教导总队接到通知，到军部大会堂——陈氏宗祠听报告。坐下没多久，前面传话过来，说领导让我去台前。我走进讲台旁的一个房间，看见许多新四军的领导都在屋里，我忽然认出，中间坐着的就是周恩来副主席，他正微笑地看着我。
我脑子还没转过来，就听见他亲切地问我：“你叫什么名字呀？”我说：“我叫张西蕾。”他回过头去向旁边的领导们说：“她的模样还真像她的父亲。”他又关切地问起父亲牺牲后，家里和党组织失去了联系，这十多年是如何度过的。我作了简要的回答。他听得很认真，然后向站在身后的陈毅司令员嘱咐，你派人去一趟常州，把张太雷家里的人都接出来，送到延安去。陈毅同志当时担任新四军一支队的司令员，常州地区是一支队的活动范围，但城里还是日军占领。陈毅当场答应，立即派人进城去办。
我向周恩来同志汇报，我今年16岁，已经是一名预备党员了。他听了微微点点头，用勉励的口气对我说：“好好锻炼，继承父亲的遗志，作一个合格的共产党员。”
我心中突然涌起了许多话，一下子不知从何说起。这时报告就要开始了，我只好恋恋不舍地离开。我从小就没有父亲，没体验过多少父爱，见到周恩来副主席，听到他对我们全家的关心和对我的鼓励，仿佛见到了我的父亲。
英勇的一阳弟弟
云岭接见后大约过了一年左右，一天，弟弟张一阳突然出现在我的面前。他长高了，快有一米八零了，只是看上去比较瘦弱。我一下子抓住他的胳膊，高兴得差点跳起来，泪水在眼睛里直打转。
原来，陈毅遵照周恩来的指示，在云岭讲话后派了一名叫刘思猛的交通员到敌占区的常州去接我们全家。交通员的到来让母亲激动万分，一是得知我已经安全找到党组织；二是得知周恩来仍关心着我们一家。交通员向母亲转达了组织的安排，可是祖母得了中风，偏瘫在床，刘思猛看我们家转移困难，答应回去后向组织上反映。
谁知一阳弟弟人小心大，悄悄上船，要求到新四军根据地去。第二天早上，母亲发现弟弟躲在船上，知道劝说弟弟也是没用的，便跑回家，收拾了几件衣服（我们家离运河很近，大约一百米）。这时船已经离岸，母亲使劲把衣服扔到了船上，喊了一句“当心身体——听二姐的话……”眼泪便止不住地往下淌。弟弟抱起母亲扔到船上的衣服，面对母亲跪下，磕了一个头，向母亲告别。
弟弟来到新四军后，新四军副军长项英接见了我们。他对我们说，现在去延安的路不好走，等有机会就送我们去延安。这样，一阳弟弟就留在教导队七队学习。那时我在八队当政治教育干事，把自己的一支新华钢笔送给他学习时使用。
一阳弟弟到了新四军后，各项表现都很好，半年的学习期还没结束，就入了党。
1940年年底，按中央部署，新四军军部及所属部队陆续撤离皖南，渡江去苏北，我想到一阳弟弟年小体弱，就向组织请示，让他和我们一起先走。弟弟接到通知后，立即到军部找到我说，我已经长大了，已经是一名共产党员了，不能因为是张太雷的儿子就搞特殊化。我看他十分坚决，只好同意。万万没有想到，这竟是我们的最后一次见面。
1941年1月份，一阳弟弟在皖南事变中不幸被俘，被关进上饶集中营。当国民党特务从一个叛徒嘴里得知张一阳是张太雷的儿子，便对他软硬兼施。劝降不成，他们就不给重病的弟弟治疗，也不给水喝，让弟弟在病饿交加中走向生命的终点！他的遗体是如何下葬的，葬在何处，谁都不知道，连他是哪月哪日牺牲的，也没人能说得清楚，只知道是1941年秋。这时，他还不满18岁。
在生命垂危的几天里，弟弟让战友徐一非帮助他剪下指甲，然后把指甲和我送他的新华钢笔的笔尖包在一起，嘱托徐一非说，如果你能越狱出去，务必找到我的二姐张西蕾，交给她。
一阳弟弟是我们家的第二代烈士，他用不到18岁的年华，续写了父亲的遗篇，在父亲辉煌的生命册页中又增添了一道彩虹。
父亲张太雷牺牲75年了，他的思想和精神是我心中永不熄灭的烛光。值得欣慰的是，他追求高尚、朴实、严谨、自强不息的家风在子女们身上得以延续。
（张西蕾／口述 郭海鹏／整理）
1920年10月，李大钊在北京成立了北京共产主义小组，22岁的父亲加入。从此，父亲踏上了为民族解放而奋斗的革命道路。
父亲参加革命后很少回家，母亲和祖母也不知道他在外面从事的是什么职业。只是有时父亲会突然在晚上回到家中，住上几天又从屋后的小河边乘船悄然离去。这条小河与京杭大运河相通。在我降生前，父亲还成就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两个“第一”。
1921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决定组建远东书记处，地点设在伊尔库茨克。父亲作为中国共产主义小组第一次派出的代表，离京赴伊尔库茨克参加远东书记处的工作。同年五六月间，共产国际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父亲代表中共起草大会书面报告，这是中共历史上第一次向共产国际作的介绍中国国内全面情况的报告。
父亲投身革命后，虽然终年在外奔忙，但他非常惦记家人，非常爱我们，只要有空就给家里写信，询问我们的情况，安排家中的生活，语言中洋溢着浓浓的亲情。1921年年初，父亲第一次赴苏联，启程之前，曾给母亲写过一封长信，谈了他投身革命的决心和对家人的希望，信中写道：
“求学问是一种最快乐的事。所以我决计到外国去游学求一点学问，将来可以享真正的幸福，你也可以享真正的幸福，母亲也可以享真正的幸福。
“你可以趁这个时期中用一点功。你一定要进学堂的，所费亦不算多。你第一要选择你所最善（擅）长的功课，学习了可以使你独立。我你学刺绣及图画一定是好的。刺绣要学那新式的刺绣，如绣花卉人物山水之类。图画学了是最有乐趣的。再者图画与刺绣是有极大关系的。因为刺绣配颜色等一定要会图画的，才会配得好。我相信你与这两种课都很善（擅）长的，并且很欢喜的。这两样东西很有用处，你学好了这两样，你很可以自立了。那时你是一个独立的女子了，比较那种女子只做男子的附属品，要荣耀得多呵。
“除掉学习刺绣图画之外，你还要学一点普通常识，尤其对于如何教育子女，是要研究的。历史地理理科，是你应当懂一点的，国文只要多读新的白话文，可以多看小说如《水浒》、《西游记》、《红楼梦》等等。还要多看杂志与报纸……你不要拿我的话忘记了，我希望我回来的时候，我学得很好，你也学得很好，那时我们多快活呵，那时我们应大家互相庆祝了。我希望能如此！”
这封信是父亲许多家书中惟一幸存的一封，是用毛笔写在一张普通的信纸上的，书法流畅，它后来成为研究我父亲的生平、思想以及对于家庭、婚姻、妇女观点的重要文献。我参加革命时将这封信随身携带出来，当时为了安全，我把信的开头和结尾处的落款都剪掉了。战争年代，我把这封信一直带在身边，皖南事变之前，我随部队转移，为防不测，我特地托付薛暮桥同志，请他从安全的路线将信带到了苏北。解放后，我把信作为革命历史文物交给了国家，现存中国革博物馆。
我出生于1922年11月30日（阴历十月十二日）。这段时间，父亲在青年共产国际三大上当选为执委会委员，不久被孙中山任命为国民党本部宣传部干事。
1924年秋至1925年春，父亲在上海从事革命工作。这一段正逢国共合作相对稳定的时期，我们全家在上海住了大约半年，这是我们和父亲在一起生活最长的一段时光。在这段时间里，母亲对父亲的工作有了初步的了解。
父亲在广州起义中牺牲，那时我才5岁，于是我们姐弟三人的抚养及照顾奶奶的生活重担都落到妈妈一个人身上，母亲常常教育我们要继承父亲未竞的革命事业。特殊“难民”
1938年春，我告别了家人，一个人从常州到上海寻找党组织。当时南京已经沦陷，京沪铁路只有军车通过。我找到了一列日本商人开的货车，买了一张票挤了上去。我调动起一个15岁女孩所有的勇气和“心眼儿”，跻身在又挤又闷的车箱里，义无反顾地踏上了寻找革命的道路。到了上海进入租界后，我先住到一位苏州女师的同学家，后又联系上了几位进步同学，得知将有机会通过赵朴初先生领导的“慈联会”以遣送难民的名义去参加刚成立不久的新四军。我就和同学一起，先到河南路的安养收容所当临时教员，教难民学习文化。1938年8月初，在赵朴初先生与上海地下党精心安排下，我成为革命队伍中的一员，继承了父亲的事业。
可以这样说，是父亲的光辉吸引我，是赵朴初先生把我送上革命之路。1938年9月23日，我们一行到达了新四军军部——安徽泾县云岭村，掀开了我人生历程新的一页。
我们没来之前，这里只有一个教导队，我们到达以后，一下子增加了800来人，于是在原来教导队的基础上扩建为13个队。我们几十个女同志，成为新四军中远近闻名的全部由女生组成的学员队，毕业后，成为新四军培养的第一批女干部。周恩来接见了我
1939年2月15日，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的公开身份，由叶挺军长陪同，从重庆出发，绕道桂林、江西，专程来到皖南云岭新四军军部视察工作。1939年3月6日，当时的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周恩来接见了我！
3月6日，我们教导总队接到通知，到军部大会堂——陈氏宗祠听报告。坐下没多久，前面传话过来，说领导让我去台前。我走进讲台旁的一个房间，看见许多新四军的领导都在屋里，我忽然认出，中间坐着的就是周恩来副主席，他正微笑地看着我。
我脑子还没转过来，就听见他亲切地问我：“你叫什么名字呀？”我说：“我叫张西蕾。”他回过头去向旁边的领导们说：“她的模样还真像她的父亲。”他又关切地问起父亲牺牲后，家里和党组织失去了联系，这十多年是如何度过的。我作了简要的回答。他听得很认真，然后向站在身后的陈毅司令员嘱咐，你派人去一趟常州，把张太雷家里的人都接出来，送到延安去。陈毅同志当时担任新四军一支队的司令员，常州地区是一支队的活动范围，但城里还是日军占领。陈毅当场答应，立即派人进城去办。
我向周恩来同志汇报，我今年16岁，已经是一名预备党员了。他听了微微点点头，用勉励的口气对我说：“好好锻炼，继承父亲的遗志，作一个合格的共产党员。”
我心中突然涌起了许多话，一下子不知从何说起。这时报告就要开始了，我只好恋恋不舍地离开。我从小就没有父亲，没体验过多少父爱，见到周恩来副主席，听到他对我们全家的关心和对我的鼓励，仿佛见到了我的父亲。
英勇的一阳弟弟
云岭接见后大约过了一年左右，一天，弟弟张一阳突然出现在我的面前。他长高了，快有一米八零了，只是看上去比较瘦弱。我一下子抓住他的胳膊，高兴得差点跳起来，泪水在眼睛里直打转。
原来，陈毅遵照周恩来的指示，在云岭讲话后派了一名叫刘思猛的交通员到敌占区的常州去接我们全家。交通员的到来让母亲激动万分，一是得知我已经安全找到党组织；二是得知周恩来仍关心着我们一家。交通员向母亲转达了组织的安排，可是祖母得了中风，偏瘫在床，刘思猛看我们家转移困难，答应回去后向组织上反映。
谁知一阳弟弟人小心大，悄悄上船，要求到新四军根据地去。第二天早上，母亲发现弟弟躲在船上，知道劝说弟弟也是没用的，便跑回家，收拾了几件衣服（我们家离运河很近，大约一百米）。这时船已经离岸，母亲使劲把衣服扔到了船上，喊了一句“当心身体——听二姐的话……”眼泪便止不住地往下淌。弟弟抱起母亲扔到船上的衣服，面对母亲跪下，磕了一个头，向母亲告别。
弟弟来到新四军后，新四军副军长项英接见了我们。他对我们说，现在去延安的路不好走，等有机会就送我们去延安。这样，一阳弟弟就留在教导队七队学习。那时我在八队当政治教育干事，把自己的一支新华钢笔送给他学习时使用。
一阳弟弟到了新四军后，各项表现都很好，半年的学习期还没结束，就入了党。
1940年年底，按中央部署，新四军军部及所属部队陆续撤离皖南，渡江去苏北，我想到一阳弟弟年小体弱，就向组织请示，让他和我们一起先走。弟弟接到通知后，立即到军部找到我说，我已经长大了，已经是一名共产党员了，不能因为是张太雷的儿子就搞特殊化。我看他十分坚决，只好同意。万万没有想到，这竟是我们的最后一次见面。
1941年1月份，一阳弟弟在皖南事变中不幸被俘，被关进上饶集中营。当国民党特务从一个叛徒嘴里得知张一阳是张太雷的儿子，便对他软硬兼施。劝降不成，他们就不给重病的弟弟治疗，也不给水喝，让弟弟在病饿交加中走向生命的终点！他的遗体是如何下葬的，葬在何处，谁都不知道，连他是哪月哪日牺牲的，也没人能说得清楚，只知道是1941年秋。这时，他还不满18岁。
在生命垂危的几天里，弟弟让战友徐一非帮助他剪下指甲，然后把指甲和我送他的新华钢笔的笔尖包在一起，嘱托徐一非说，如果你能越狱出去，务必找到我的二姐张西蕾，交给她。
一阳弟弟是我们家的第二代烈士，他用不到18岁的年华，续写了父亲的遗篇，在父亲辉煌的生命册页中又增添了一道彩虹。
父亲张太雷牺牲75年了，他的思想和精神是我心中永不熄灭的烛光。值得欣慰的是，他追求高尚、朴实、严谨、自强不息的家风在子女们身上得以延续。
（张西蕾／口述 郭海鹏／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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