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12月01日

    走进杨浚的家，屋里十分寂静。钢琴上放着杨浚的遗像，两旁放着两篮鲜花，红艳艳、黄澄澄，像杨浚火红的人生。

    多少次，我曾在这间屋里听杨浚谈实施“星火计划”的意见，惊叹他深刻的见解和非凡的领导才能。这位群众公认的“星火司令”，情况熟，业务精，富有开拓精神，他是不满足于听汇报、说空话、发指示的领导者。他英文、俄文都很好，广泛查阅国内外资料，知识渊博，信息灵通，记忆力超人。向他汇报工作的人，都得再三准备，怕他刨根问底。答不上来，他是不留情面，要当众批评的。他的夫人梁执恕对我说：“连我也不例外。他在吉林化学工业公司工作时，我在他手下的研究院工作。回家前，我都得准备好。他每天要问个够。”

    1990年2月我认识杨浚时，他已经患了脑血栓，导致左侧偏瘫，出门出差极为困难。但他长期以来养成的深入调查研究的工作作风，使他排除一切障碍到工地，到车间，到现场;亲自看，亲耳听，实地考察。我跟在他的轮椅后面，有时扶着他艰难地一步步挪上楼梯，常常被他的精神感动得热泪盈眶……

    由于工作过于劳累，没有很好地养病，他的病越来越重，再不能拄着拐杖、坐着轮椅到基层指导工作时，他的家便成了“星火计划办公室”。他把干部找来，在家里开会讨论;外地同志来京，也爱到他家去向他汇报“星火计划”实施的情况，请求他的帮助。他就坐在那把软椅子上，连讲带算，一下便帮你抓住要领，找出前进的路子和办法。一批接一批的人带着他给的“金钥匙”兴奋地离开了他的家……

    如今，那把软椅子空着，屋子里再也听不到他那精辟的见解……

    今年1月8日，杨浚已经离我们而去，带着他对“星火计划”的满腔热忱，带着他对广大农民的一片爱心，带着一身的才干，带着满腹的遗憾走了……

    一

    “星火计划”实施十周年时，我曾经去采访这位“星火司令”。当时，他已经病得很厉害，连话都说不出来了。但是，一提起“星火”，他是那样激动，面部抽动着，用手指不停地敲击着桌子，一个字一个字艰难地对我说：

    “‘星火计划’，是在改革的年代应运而生的。当时，农村家庭联产承包制搞起来了，农村经济活跃了，农民要求致富，科学技术在农村有了用武之地，所以，‘星火计划’一出台，就受到广大农民的欢迎。”

    要说“星火计划”的出台，还得从科技进山谈起。

    农村实行了联产承包制以后，农民起早贪黑地在自己的土地上拼命干，但劳动生产率依然很低。农民想致富，但怎样才能更快地富起来这个重大的历史命题，牵扰着杨浚的心。

    这时，国家科委在河北省召开一个山区工作会议。杨浚当时是国家科委副主任，分管这一摊工作。他和国家科委在太行山搞试点的攻关局副局长奚惠达一起前往河北参加这个会。

    会前，杨浚和奚惠达深入到太行山区去实地考察。他们来到河北农业大学养兔的试验点。农大的老师向他们介绍说，原来农民养兔，就是在地上打个洞。兔子身上有一种寄生虫，传上了就会患球虫病。这种寄生虫是通过粪便传染的。由于兔子把粪便拉在地上，这种寄生虫很容易就传开，兔子便接二连三地死去。因此，养兔在这里很难推广开，也难以致富。

    农大的老师说：“我们只推广了一项技术，就是给兔子搭个简易的小屋，让兔子住在格子板上，粪便通过格子漏下去，兔子接触不上粪便，就传不上寄生虫，也就不会得球虫病，兔子就能一窝窝顺利地繁殖。”

    杨浚听了非常高兴。他一户户到农民家中去看，与农民交谈。农民告诉他，养兔子成本低，繁殖快，一公一母，三个月下一窝，一窝十几只，不用买饲料，就吃点槐树叶和草，一年可以挣几百元。

    杨浚还上山去考察了饲料资源，只见洋槐树满山都是，树叶随手可摘。农大的老师告诉他，洋槐树叶含有丰富的蛋白质，是很好的饲料。

    “资源加技术就是财富啊!”杨浚感慨万端。

    杨浚又来到河北农大推广修剪果树的试验点，只见满山遍野都是枣树、柿树。板栗树原来要十年左右才挂果，这里经过修剪的板栗树才3年，就已经挂果了。

    农大的老师告诉他，太行山果树资源很丰富，但农民不懂科学，从来不修剪。他们来推广剪枝，开始农民不信，有些农民怕把他的树剪坏了，专门挂上块牌子：“此树不剪”。可是，第二年，看见修剪的果树结得特别好，都抢着让他们给他剪。

    杨浚听着高兴地笑了。

    在山区工作会议上，杨浚又和大家进一步研讨山区技术开发中的问题。回北京后，杨浚于1983年12月15日给万里、方毅同志写了《关于科技进山，振兴山区的报告》，受到国务院的重视。国务院作为参阅文件转发给在京的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及党中央、国务院各部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

    杨浚在报告中提出为什么科学技术成果不能为广大农民所接受的问题。他认为，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适用技术的开发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

    在报告中，杨浚还提出“如何解决农民当前的生计问题”，“什么是技术选择的正确原则”的问题。

    一些怪现象曾经使杨浚十分困扰：国家发给农民良种，一些农民煮了当饭吃了;给他种羊繁殖，他杀了作肉吃了;你封山育林，他砍了当柴烧了……是农民不欢迎科技吗?不，是因为农民没有吃的没有烧的。连眼前的生计都无法解决，他怎么去热爱科学技术呢?

    杨浚通过对山区的深入考察和研究，找出了将科学技术与贫穷落后的中国农民连接起来的桥梁，这就是适用技术。就像太行山区的剪枝、养兔一样，它能很快被农民群众所接受，很快见到经济效益，解决农民当前的生计问题。所以，这样的科学技术，能很快变为亿万农民征服自然、创造财富的武器。

    这条技术路线，正是“星火计划”产生的基础。因为当时正有排球热，对这种技术，群众称它为“短、平、快”。这些短平快项目，商品化周期短，与广大农村技术水平相适应，取得经济效益快。这样，就能提高农业生产水平及乡镇企业的科学技术水平。杨浚主持起草并签发了《关于抓一批“短平快”科技项目促进地方经济振兴的请示》，报送国务院。“星火计划”，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运而生了。

    1985年元旦，国家科委的一些领导没有休假。他们正在科委主任宋健的办公室开党组会议。宋健回忆起这次会议，对我说：

    “就在这次会议上，提出了出台‘星火计划’。我们党组的很多同志都是从农村出来的，他们对农村贫困的生活，古老的自然经济很熟悉，对农民很有感情，都感到农民那么辛苦还那么穷，甚至不得温饱。中国的农民为人民民主革命做出了巨大贡献，多少农民流血牺牲换来了今天的一切，但他们现在仍然还很贫困，说起来大家心里都很难过。会议很快取得了一致意见，动员全国科技界的一批科技人员到农村去，到农民中去，传播科学技术。要把农村的科技工作提到战略高度和战略地位来抓，发起制定一个计划，大家给它取名叫‘星火计划’。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那天，窗外寒风嗖嗖，屋里却是热气腾腾。中国科技界一个伟大的创举——“星火计划”就在这里诞生了。

    “星火计划”受到党中央的重视和支持，1986年中共中央一号文件，便把“星火计划”写进去了，决定在全国实施。

    宋健接着对我说：“杨浚同志曾经是国家科委的副主任，我们请他出来做‘星火司令’，主持这项工作。他很快就带头下去了，到基层去亲自做调查，亲自落实工作，给基层很多指导。‘星火计划’的启动工作主要是杨浚同志做的，搞了几年，起了很大的作用。”

    二

    “星火司令”一上任，马上从国家科委十几个部门里，调兵遣将组成了“司令部”，即后来的“星火计划办公室”。在“司令部”的指挥下，星火科技便在全国点燃了。

    杨浚是一位重视调查研究的领导者。他的思路，他的决策，是建立在深入调查研究基础上的。他很快组织人马，兵分几路，到各省市、到基层去调查研究。他自己亲自到江苏、浙江、广东、广西、河南、河北、山东、山西、内蒙古、福建……深入调查研究，几乎走遍了祖国大地。他一边调查，一边指导基层实施，一边吸取群众中好的经验。

    1986年5月，杨浚带领一行人来到山西，接待他的山西省科委副主任仲济学起先以为，在太原市给他汇报一下，然后请他到五台山玩玩就完事了。没想到，杨浚不去五台山游玩，一定要到星火点去亲自看，亲耳听，实地考察。仲济学只好陪着他一个县一个县、一个点一个点、一家一户地仔细考察。

    汽车来到广灵县的麻地沟，山路太崎岖，汽车开不进去。

    “杨主任，车进不去。咱们别进去了，我们给你汇报吧。”仲济学劝说着。

    “不，车进不去，咱们就走嘛。”杨浚满不在乎地说。

    仲济学为难了。他深知，这里尽是山路，很难走。杨浚当时已是六十花甲的老人了，自己这样接待中央来的领导同志合适吗?

    “走吧，走吧!”杨浚是那样坚决。

    仲济学陪着杨浚爬了半个多钟头的山路才进了麻地沟。一进村，杨浚不歇也不坐，就直奔水井。他在井边看了半天，问道：“这井怎么这么深?水够不够吃?”

    老乡告诉他，水很少，一掏就干了，全村人轮着打水吃，只够做饭，连洗碗的水都没有。杨浚听了非常难过。

    杨浚跑得又干又渴，老乡倒了一碗水给他。因为没有水洗碗，水碗很脏。仲济学看见老乡拿出一块布擦碗，那布又脏又黑，仲济学担心，这样黑的擦碗布，这水，杨副主任能喝吗?没想到，杨浚接过来就喝了。他感情深重地对仲济学说：“要集中力量，先帮老乡解决吃水问题。不要以为与科技无关、与星火无关就不管。科技是靠人来搞的，首先得解决人的生存问题。”

    杨浚对农民的深厚感情，深深打动了仲济学的心。正是这种对农民的爱心，才能把“星火计划”搞好啊!

    山西省科委后来拨了8万元，帮助麻地沟打井，解决了群众吃水难的问题。

    在麻地沟，杨浚亲自到地里看，直接和老乡交谈，了解到这里非常贫困。他对仲济学说：“咱们科委要用星火科技，给群众雪中送炭，首先帮助农民摆脱贫困。”

    这次，杨浚从太原直走到大同，看完了山西的北半部。这一年9月间，杨浚又来到山西，从太原直走到陕西边境，看遍了山西南半部。

    “我原以为，杨浚是搞化工的，只对化工熟，没想到他对农业也这么熟悉，看得这么准。他肯定的项目，后来都被实践证明搞对了。”

    杨浚在祁县看了窑洞苹果保鲜项目，认为这个项目还可以加大力度。山西省科委对这个项目加大了投资，果然，这个项目成了县里的支柱产业，又成了全国星火项目。

    杨浚在洪洞县看了甲鱼养殖项目后说，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保健食品要受到欢迎，甲鱼身价也会很快提高。当时，甲鱼才几块钱一斤，现在已涨到一百多近二百元一斤了。山西省科委按杨浚的意见推广了这个星火项目，太原以南都搞了甲鱼养殖。这个项目已在全国推开。如今，甲鱼身价百倍，远销香港，出口国外。杨浚的话被实践证实了。

    杨浚一边考察，一边结合实际项目，和仲济学交谈着。他告诉仲济学，不要搞科技含量不高的项目，要搞先进适用技术，要结合本地的资源，形成商品优势，才能收到明显的效益。老百姓看不到明显的效益，是不会干的。

    山西省科委根据杨浚实地考察的意见，将省里的星火项目重新作了调整。仲济学对我说：“我们原来摊子铺得大了些，跟他走了一趟，对怎样实施‘星火计划’弄明白了。我们把一些技术含量低的项目筛掉了，对一些好项目加大了投资，有的上规模。杨浚这两次来，对我们山西科委的工作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可以说，‘星火计划’是科委干得最辉煌的一件事。”

    杨浚是一个不辞辛劳，不知疲倦的领导者。到基层去调查研究，无论刮风、下雨、下冰雹，都挡不住他;年轻人都累得吃不消了，他照样干劲冲天地在工作。1986年3月，杨浚从安徽调研完，坐汽车赶到浙江常山时，已是晚上九点多，他不顾休息，也不顾吃饭，边吃点心边听汇报，连夜还到常山食用菌研究所去看项目。深夜11点多，他又马不停蹄，坚决赶路到巨县考察。在山东临沂考察时，当晚又是风又是雨，县科委主任一再劝阻，他坚持上路，半夜12点多才赶到枣庄。在河北张家口考察时，途中碰上百年不遇的大冰雹，马被打得直蹦，汽车顶上叮当乱响，眼看山洪就要下来了，形势十分危险。杨浚临危不惧，晚上赶到张家口后，照样开座谈会调查。杨浚就是这样风风雨雨地跑遍了祖国大地。

    由于进行了深入的调查研究，“星火计划”一出台，对计划目标、规模、步骤、方法就都制定得比较切合实际。比如，对实施项目，一开始便准确地定了10个技术开发重点：水产养殖、水禽家禽、草食家畜等的优良品种、快速繁殖;水果的保鲜及加工;山区土特产资源的综合开发利用和加工;油脂棉麻经济作物的深度加工和综合开发利用;生物技术在农业、食品、饮料及医药生产中的应用以及林产品、建筑材料等的开发，等等。这些星火项目如雨后春笋，迅速在广大农村和乡镇企业搞起来。由于这些项目选得准，见效快，经济效益好，一炮打响，使农民享受到了科学技术的恩惠，农民看到了科学技术的威力，科技意识萌发了。

    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杨浚又和大家一起规定了10条选择、使用、开发新技术的原则：先进适用的技术;充分运用现有的科技成果;小型化、专业化、现代化、高效益;尽量利用现有企业或科研单位的基础来组织实施;产品要有广阔的市场和可靠的资源;防止污染，少用能源;不与大企业争原料等等。这些规定，都是针对在“星火计划”实施中普遍存在的问题，由于调查得深入，抓得准，保证了“星火计划”一开始便沿着正确的轨道健康发展。

    杨浚对我说：“‘星火计划’是在改革的年代应运而生的，‘星火计划’也是以改革的精神搞起来的。国家拨给‘星火计划’的经费很少，但是，‘星火’以改革的精神，解决了资金、技术、人才等问题。”

    在实行计划经济的年代，人们习惯于等待国家拨给资金实施计划。但是，“星火计划”一上马，在资金问题上，便提出匹配投资，即由国家出1/3，地方出1/3，实施项目的企业、事业出1/3。杨浚认为，这三个1/3，不仅可以使国家以少量的投资办更多的事，而且可以调动地方和企业的积极性，这是改革机制、市场机制。实践证明，这个办法是成功的。后来其他科技开发计划都仿效这个办法。

    实施“星火计划”第二年，各地报上来的项目一下翻了好几倍，靠国家拨款和匹配投资都不行了。开发项目没有资金。钱，钱从哪里来

    “钱从哪里来?来钱的渠道多得很。”杨浚总是这样对大家说。在一次会上，他列举了十多个渠道的钱可以利用。他常常说：“‘星火计划’要长期坚持下去，就要不断增强自我发展能力，不能躺在国家身上光靠国家喂养。仅仅依靠国家拨款总是有限的，应该着眼于从多方面获得支持，其中，主要是金融单位的支持。”他主张，以贷款为主，自筹为主，集资为主，国家适当引导的原则。

    “贷款?”开始，许多人想不通。搞科技项目从来都是靠国家拨款。“贷了还不上怎么办?”

    杨浚说：“贷款是有一定风险的。但是，星火项目不是基础研究，它是商品化周期比较短、取得经济效益比较快的技术开发项目。如果搞项目的人自己对这么点利息都没有把握没有信心还上，说明他这个项目没效益，不是好项目，不能上。”

    一炮击中要害，谁也不敢再说“贷了还不上怎么办”了。

    开辟一条新路是艰巨的。过去，科委很少使用贷款，一些干部也不知道怎么去贷。“老星火”王勇回忆起当年的艰辛对我说：“开始，贷款怎么贷，我们根本不懂，不知渠道怎么打开。我到银行去，人家一听什么‘星火计划’，不知道是什么，不要说贷给你钱，连见都不愿见我们，出来个小办事员对付你一下。”

    “但是，杨浚同志很坚决，让我们去闯，去摸索，去向他们宣传‘星火计划’。经过非常艰巨的工作，渠道才慢慢打开。当时，杨浚如果没点魄力，不敢担风险，是打不开这条路的。”

    贷款，把“星火计划”推上了市场经济的管理水平。星火项目还款都非常好。后来，银行对星火项目非常支持。农业银行不仅将人民银行分给“星火”的这块规模贷给“星火”，而且将农业银行其他的规模也切一部分贷给星火项目。“星火计划”开创了科技与金融结合的先河。截至1995年底，用于星火项目的银行贷款为321.9亿元，占总投资的34.3%。杨浚还提出在国家、省、地、市、县建立四级星火发展基金。后来的实践证明，凡是建立了星火发展基金的地方，“星火计划”实施得都比较好。

    不仅要使用国内银行的贷款，“星火计划”还使用了世界银行的贷款。杨浚在“星火计划使用世界银行贷款座谈会”上说，实施“星火计划”需要从国外引进一些先进适用技术和小型装备，需要引进一些国际上先进的成人培训技术和设备，还需要派出和引进一些人才，等等，都需要外汇，而国家外汇又很紧张，因此，通过世界银行贷款是很必要的;“星火计划”是一些商品化周期短、经济效益好的项目，还款也是有把握的。在国家科委党组织的领导下，宋健、杨浚等作了很大努力，终于争取到世界银行给“星火计划”贷款1.143亿美元，开创了世界银行给科技项目贷款的先河。用世界银行的这些贷款，支持了108个星火工业项目，4个先进的星火人才培训基地，3个省市科技信息系统及国家、省市星火计划管理信息系统。

    在组织领导“星火计划”实施过程中，我们的“星火司令”，不仅有改革精神，而且有系统思想，注意抓配套。他不仅定准总目标和每个阶段的目标，而且从资金、装备、人才培训、管理、奖励办法、国际合作等各个方面组织落实，逐步形成一套比较完整的体系。

    我们的“星火司令”有思路，有步骤，有章法。从1985年在扬州召开第一次全国星火工作会议开始，紧接着，1986年开成都会议，1988年开广州会议，1989年开兰州会议，1990年开潍坊、绍兴会议，1994年开德阳会议。一次会议留下一个里程碑，一次会议跨上一个新台阶。

    在国家科委的领导下，全国各地科委和广大的“星火”战士，使“星火计划”取得了“有目共睹、有口皆碑”的效果，截至1997年，共组织实施8.5万个星火项目，建立了127个星火密集区，217个支柱产业，建立了60多个国家级星火人才培训基地，累计培训技术、管理人才4773万人次，对推动农村经济的全面发展和现代化进程，起到了重要作用。

    三

    1988年5月，杨浚带团在东欧考察适合引进的星火技术和装备，紧张地从一个国家前往另一个国家。21日晚，杨浚正在波兰考察。深夜，他想起来上厕所。突然，他发现自己左边身子不能动弹了。

    “天哪?我瘫痪了吗?我瘫痪了吗?”他震惊了。

    杨浚急切地翻身滚到地毯上，连滚带爬地拿起电话，打开房门呼救。

    经华沙的医院诊断，他患了脑血栓。

    瘫痪!瘫痪!!瘫痪!!!

    “我还能走吗?我还能工作吗?我还能回到星火前线吗……星火刚刚点燃，千头万绪的工作正需要去做，我就这样倒下了吗?……不，不!!!”

    杨浚的心被撕裂了。他天天晚上失眠，天天服用安眠药。

    6月6日，妻子梁执恕从北京赶到华沙。杨浚一看到妻子，满腔的悲痛化成点点热泪。这个刚烈的汉子，痛哭失声……

    梁执恕是多么后悔啊临出国前，杨浚已经感到走路不得劲儿，手脚有些麻木。梁执恕劝他向组织上反映一下，别出去了。但是，杨浚这个把工作看得高于一切的人，怎么能因为自己有点不舒服就影响工作呢妻子劝不住，只好到医院给他取了些药带上。万万没想到，他竟然会病成这样……

    “大夫，我的病还能不能好?我好了以后还能不能工作?”杨浚急切地问大夫。这是他最大的心病。失去了工作的能力，比得了什么病都更痛苦啊!

    大夫鼓励他，只要好好配合治疗，坚持锻炼，还是有希望继续工作的。

    从此，杨浚开始拼命刻苦地锻炼。无论是在波兰还是回国内治疗，无论是在医院还是在家休养，他都严格地按医生的要求刻苦锻炼着。渐渐地，他说话清楚了，能坐起来了，能拄着棍儿下地走路了。妻子搀扶着他，一步、两步、三步……每天，不知要绕着楼走多少圈;上楼下楼，一天不知要走多少趟;跌倒了，爬起来再走，用点点汗珠和顽强的毅力，朝他的目标走去。

    1989年5月，杨浚又回到了自己的办公室，开始上班了。他是多么高兴啊!

    尽管医生一再叮嘱他不要累着，尽管医生只允许他上半天班，但是，发条一拧上，他就停不住摆。

    梁执恕拿出一摞笔记本让我看，这就是杨浚只上半天班的那一段时间里做的记录，这就是他当时为“星火”思考的种种问题。

    我翻阅着这些笔记本，只见那密密麻麻、歪歪扭扭的字迹，可以想象，杨浚是怎样用他那瘫痪的身躯读着、写着。你看，那上面摘录着上海、山东、安徽、浙江……22个省市实施“星火计划”的情况，阅读各种文件报刊的摘录和思考。从这些笔记中我看出，这位“星火司令”，当时已经在为“星火计划”上台阶上档次准备材料。

    杨浚提出，要创建星火产业开发集团，建立产前、产中、产后全程服务体系;建立全国性支柱产业，形成强大的商品基地;要开拓国际市场。5年内，发展100项产值上千万元，10项产值上亿元的重点产业。他的这些思考后来成为“星火计划”进一步发展的蓝图，写进了“星火计划”“八五”发展纲要。

    从1990年下半年起，杨浚便开始出差。这时，他已是寸步难行，上下车、大小便都非常困难。但是，他坚持坐着轮椅、拄着拐杖，到车间、到工地、到现场实地考察，白天跑一天，晚上还要召集会议讨论。为了出行减少麻烦，他常常不敢喝水。有时会议时间太长，他甚至尿湿了裤子……

    就是在这样艰难的情况下，他到淄博、潍坊、绍兴、吉林、福建等地，帮助发展支柱产业、规划星火密集区，促进“星火”上档次上台阶。他如饥似渴地工作着，考察项目，参加会议，实地指导。在淄博和绍兴出差时，我一直跟随着他。看着他那忘我的精神，看着他那艰难的行动，看着他由于过度劳累而越来越坏的身体，我才真正懂得了什么叫“奋不顾身”。

    他想着“星火”，恋着“星火”，他多么想再到“星火”第一线去看看那些项目发展得怎么样了……后期，他连靠人扶着都站不起来，话也说不出来了。但是，他还满怀着希望，想回到“星火”第一线去。他躺在床上，妻子梁执恕帮他按摩，锻炼;买了小学生识字的字块，让他练习说话发音。

    “一、二、三……”

    “一……二……三……”

    他那微弱的牙牙学语似的声音里，传出的是希望，是追求，是一个不倒的战士要求重返前线的呼声。

    病重的时候，小女儿毛毛到医院去看他。这时，他已经说不出话了，总是含着泪目不转睛地盯着她。这孩子从小就放在别人家，放在托儿所全托。夫妻俩整天忙着工作，没时间照顾她。搞30万吨乙烯时，杨浚连家都不回。毛毛考大学时，杨浚想给她补习化学、补习数学、补习英语，都没顾上，结果，孩子没考上大学，只上了大专。……毛毛，爸爸最不放心的就是你……爸爸对不起你啊，爸爸不是个好父亲……

    最后的日子，杨浚总是深情地看着妻子，两眼饱含着泪水，却说不出一句话……这个梳着短发、穿着背带裤的大姑娘，怎么一下就变成白发苍苍的老太太了……过去，自己只顾着询问她工作上的情况，与她争论技术上的问题，却没来得及多看她几眼……如今，她也老了……

    梁执恕感触万端地对我说：“人们只知道杨浚是个不知疲倦工作的人，有人说他简直是个工作狂。其实，杨浚是个感情丰富，非常热爱生活的人。他爱花、爱音乐、爱读书、爱孩子、爱我们这个家……”

    “他病重时，朋友们送来很多花，每束好花，他都要我用照相机拍下来……”

    梁执恕指着屋里那架钢琴说：“杨浚特别喜欢音乐，他钢琴弹得很好，歌儿也唱得好，还会指挥……”

    书房里，四个大书柜装满了书，梁执恕充满感情地说：“杨浚最爱书，看见好书就买。他不光爱看专业方面的书，对外国文学也非常爱好。他还能用俄语背普希金的诗哩他说，等退休以后有时间了，咱们好好读读书……”

    “可是，为了工作，为了事业，这些，他都顾不上了……”

    1999年1月8日上午8时，杨浚离开我们，走了……

    梁执恕哭泣着对我说：“我真后悔啊，当初知道他身体不好，就不应该让他出国，不出国，也不会得这场病……得了病，不应该让他那么累地工作……”

    “天津有位老中医说，他如果病后好好休息，也不会越来越重。我有好几个朋友都得了这种病，人家休养得好，都康复了……我，我怎么就没阻止住他呢?别人病了都能好，他怎么就不能好呢……”

    “都怪我啊，我没尽到责任，都怪我。想起这些，我就一夜夜睡不着，我的心在流血……”

    我们的“星火司令”杨浚，为“星火”而病，为“星火”而死，为“星火”熬尽了最后一滴心血，为“星火”鞠躬尽瘁……

    来源：《人物》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