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郝景盛在植物研究所内成立森林植物组，多次参加森林调查(察北绥东森林调查，永定河中下游地区调查，冀西沙荒造林调查等)，并兼任山西省林业顾问，1954年10月，被调任中央林业部总工程师，技术委员会主任，参加筹组中国林业代表团，准备出席世界林业会议。短短几年中，郝景盛得以施展抱负，成为他为人民贡献知识和才华的最愉快时期。

    提出东北红松以人工更新为主，实行合理采伐的科学方案

    东北小兴安岭和长白山等林区曾是我国丰富的木材宝库。由于长期实行大面积采伐，严重威胁这一宝库的生存。郝景盛在1951年和1953年两次应东北森林工业总局的邀请，率领人员深入小兴安岭林区，搜集了森林生长与采伐的历史资料，实地考察了红松生长、结实和更新的情况，以及天然更新过程中针叶密林转化为桦杨和针叶混生林，再退化为榛柴林、小叶椴和灌木丛，终于成为草坡、泥地和裸岩的过程。根据红松结实的树龄和数量、天然和人工发芽率的实际数据，参考德国和朝鲜的营林经验，郝景盛明确提出：“以人工更新为主，天然更新为辅，小面积采伐作业，采造并举，采育结合，永续利用”的经营方针，要求随采伐随更新，并逐渐对老采伐迹地进行更新，“不欠新账，还清老账”。他同时指出森林火灾对于红松林的特别威胁，提出了预防措施。当苏联专家提出“长白山林区施业案”时，郝景盛在会议上发表了自己经营的观点，受到与会者支持，对“施业案”进行了修改。郝景盛总结这一时期科学成果的《东北红松林生长及更新方法的研究》一文，1952年发表在《中国林业》第6期上;1953年又完成《红松林的经营法则》一书(未正式出版)。

    走农林牧全面发展道路的早期规划人和开拓者

    1953年，郝景盛受华北行政委员会和山西省人民政府委托，到平顺县沙底栈村、羊井底村和榆社县南村，先后住在全国农业劳动模范李顺达和武侯梨家中，白天一起上山逐坡逐田调查，晚上共同商议山区发展规划。他一身农村老汉装束，头戴毡帽，用布条子系着肥大的裤腰。他通过和老乡们谈天，对耕地、牧草地、宜林地、荒山、石山、河滩、树林，对牲畜种类、头数，男女劳动力数、粮食产量、副业情况和人均所得，对村中现有果树品种、等待结果年限、逐年产量、销地和售价等，进行了仔细调查。同时对林木、果树、牧草、蜜源植物、河谷、池塘、山坡、土壤、石头等自然资源条件作了全面了解和必要的实验研究。1953年4月15日郝景盛在山西省人民政府行政会议发言指出：“各地农民，多知道耕地，开垦种庄稼，对于林牧不大注意。每到一村我们若问村中老农有多少耕地?他可以马上回答亩数。若问荒山或牧草地有多么大?则摇头摆手表示不知道。这说明了一个问题：农村居民向来没有把荒山或草地看成可以产生财富的土地，他们从来没有想到荒山、草地、石头砬子也能生产东西。这些地方如果利用得当，它的产品价值并不在农田之下。”

    在同农民“算细账，算长账”的基础上，结合农民眼前利益，郝景盛协助西沟村李顺达金星农林牧生产合作社和羊井底村武侯梨农林牧生产合作社，制订出近期和长远的农林牧全面生产计划。这样的规划，不仅有具体可靠的数字，还编成了便于理解、记忆的顺口溜：“高山远山森林山，低山近山花果山，缓坡梯田环山转，平川都是米粮川，兴水利，修水池，蓄水灌溉好浇园，……”。这样的规划，在写到纸上之前，已经印进农民心里。连原来认为“不管上面来多少干部作计划，山上的石头也变不成小米”的人，也觉得“石头能变小米”了。

    平顺县羊井底村坚持实行农林牧全面发展十年，取得显著成绩。1964年《人民日报》记者进山采访，写了题为《重新安排这里的河山》的长篇报道，农民们至今还清楚记得林业部的专家郝景盛的宏亮声音：“山是摇钱树，要向山要钱”。但“耕地面积原则上不宜再扩大，开地越多人越穷，因为违反了自然法则。”(1953年3月在山西省长治专区直属机关干部会议上的讲话)。

    主张靠造林根治河流，消除天灾

    郝景盛年轻时曾经踏勘过黄河源附近地区，此后多年一直留心有关黄河的资料，写过许多篇论述造林与治河、森林与水旱灾害关系的文章。1953年在讨论苏联援建三门峡水利工程时，郝景盛在会议上发言指出，三门峡水库中上游地区必须搞好水土保持，否则水库将会变成“沙库”。1954年，中国科学院为配合三门峡工程，组织黄河中游调查队，郝景盛任队长。临行前检查身体发现病患，未能成行，但在病中仍一直关心黄河流域的水土保持。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内蒙和华北地区的几次雹灾，促使郝景盛搜集有关数据资料。他从分析雷雨冰雹的成因、树木对水份的吸收和蒸发、森林对上升气流的影响等多种因素中得出森林基本上能消灭冰雹的结论。研究论文虽因学术界有不同意见而未能公开发表，但由林业干部训练班印成单行本散发，对促进植树造林起了积极作用。在当时的一次争论中，一位气象学家指出：森林不能消灭海洋冰雹，郝景盛立即反驳说：“什么时候你到海洋上种庄稼，我就去消灭海洋冰雹。”

    林业的热情宣传者和诲人不倦的林学教育家

    郝景盛在从事林业教育之余，挥笔著文，大声疾呼，以期唤起人们对造林的重视。据不完全统计，自1939年回国后的8年间，他在各种报刊杂志上发表宣传造林和森林利用的文章40多篇。在他旅居北碚期间，曾为《嘉陵江日报》撰写多篇关于植树造林的宣传报道，并到四乡指导种树，促进了这一风景区的林业建设。在此时期，他以《森林万能论》为书题，陈述森林与木材对国家之重要性。“万能”一词，直至80年代，有的学者仍对此持有异议，但随着环境科学的形成与发展，一些学者对森林的多种效益已进行了重新的评价。人们对森林重要性的认识和郝景盛著书的年代相比，已不可同日而语。用“万能”喻森林效益之多是否过分?作为一种振聋发聩的呐喊，见仁见智，将留待历史评说。在1952年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中，郝景盛“自我批评”说：“我幻想着通过自己写的森林书籍和文章对社会能发生进步作用。我写书不只为个人出名和稿费的收入。我主要想着推动中国林业向前发展，因为我看到中国的荒山最多，总觉着这是应当解决的一个大问题，唯一的办法即是写几本书，呐喊呐喊，以便引起国人的注意。以往是如此看法，现在还是这样看法，将来在水旱风沙冰雹灾害未减少之前，我还是不能变更我的看法。”他对发展中国林业的热忱和执著的追求溢于言表。

    郝景盛多年从事林业教育，曾执教于中山大学、中央大学、东北大学、北京林学院和林业部林业干部学校。他对学生既严格要求，又热情鼓励，同不少青年结成忘年之交。许多受过郝景盛教导的青年，后来成为我国林业科研、教育和生产的骨干。郝景盛多次对他的学生们讲：“你是学林的，必须深入林区，深入山区调查研究，因为林学本身就是一门生产实践的应用科学;我国林业比较落后，希望你们不仅成为林业科技工作者，而且还要成为林业科普工作者，这样才能符合社会的需要。”郝景盛为宣传林业、普及林业知识，做了大量工作。他在多种场合都不失时机地向各阶层人士进行宣传，大讲森林在国计民生中的重要地位和振兴林业的迫切性。或写文章，或作报告，或与人促膝谈心，郝景盛都能结合实际，切中要害，既有条理清楚、富于哲理的科学论说，也有通俗易懂、群众乐于接受的顺口溜。如50年代在山西贫穷山区提出的口号：“山区要想富，发展农林牧”;“抓住光水土，自然不受苦”。这两句口号既明确指出了发展方向，又提出了解决问题的科学原则。1950年，察北绥东森林调查团在张家口进行总结，原察哈尔省人民政府主席决定省、市机关干部停止办公一天，请郝景盛做报告。报告会后大家普遍反映，生平第一次听到这样好的专家报告，林业的作用太大了。

    1954年9月，郝景盛因病未能率队考察黄河，但身在北京，心在黄河。他到北京图书馆等单位收集和查阅大量有关黄河的资料，准备提供给黄河考察队。这时，郝景盛病情加重，但他决定去山西，组织上劝他不要去，他说：“一批青年在那里等着我，他们需要我，我不能不去。”就这样郝景盛到了山西，准备率领植物所和山西省林业局的一批青年人去管涔山林区研究云杉生长过程。在由太原转车到达宁武车站之后，郝景盛开始发烧。由于没有医院，临时请附近一所畜牧兽医学校的校长带校医前来看病。恰巧这位校长曾是1950年察北绥东森林调查团的成员，深知郝景盛的为人，抓紧机会请郝先生为全校师生作报告。郝景盛在打针吃药后，立即到校作了两个多小时热情洋溢的报告。这是他一生中最后一次对青年讲话。第二天，全体人员牵着5头骆驼向林区进发，60里山路走了14个小时，到达管涔山森林经营局驻地—东寨。这时郝景盛的病情愈益严重，组织决定由陈介(后来是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所研究员)护送回北京，立即住院。1955年4月25日，这位毕生为中国林业奋斗的科学工作者，终因肾癌逝世，年仅52岁。

    郝景盛从事林业科技工作二十年，著作之多，范围之广，堪称林业界的榜首。理论密切联系实际是他的学术思想;深入林区、基层，调查研究，解决实际问题是他的工作方法;和群众打成一片，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是他的工作作风;不怕困难、勇于创新是他的献身精神。他将国外先进的林业理论与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经过调查研究和自己的实践，编写出的《造林学》一书，具有理论上的先进性、技术上的实用性，成为当时国内第一部最新的造林学的专著和大学教材，对推动中国造林技术水平的提高与发展有很大作用。他提出的“以人工更新为主，采育结合，永续利用”的经营方针，对东北林区的开发利用起着重大的指导作用。他提出山区建设要统一规划、合理利用土地，农林牧全面发展的理论，至今仍有它的指导作用和现实意义。